虎嗅注：本文系陈彩虹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所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默里·罗斯巴德所著《美国大萧条》所撰写的书评。原载《读书》2016年第3期，由“读书杂志”（微信ID：dushu_magazine）授权虎嗅发布。
作者简介：陈彩虹，195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祖籍湘乡市。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高级经济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经济人”的理性》《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世界大转折》等十多部著作或文集。
两种“大萧条药方”
将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一八六七至一九六〇）》，和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起阅读，是件富于挑战性的事情。两部著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问题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解说，更有大相径庭的治疗药方，让人十足地体味了思想的奇异。
挑战在于，两者之间，你似乎只能选择站队，要么是货币主义者，要么是奥地利学派中人——两者大有水火之意，你能站立在水火交融处么？
弗里德曼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美联储真正开始有权操作货币政策。虽然是探索前行，但除了二十年代之初货币紧缩小伤了经济，多数年头，货币供应得当，美国经济平稳健康，享有了一个繁荣期。直到一九二八年，美联储担心股市过度繁荣，开始紧缩货币，带来了经济下滑。要命的是，本当由此宽松货币，却是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货币紧缩成为大萧条的直接原因。结论就是：如果当时货币放松，大萧条就可以避免；如果未来再出现类似灾难，货币宽松就是唯一选择；如果货币政策操控自如，我们就不会出现萧条。
与弗里德曼看法完全相反，罗斯巴德认定那次大萧条，就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货币过度扩张带来的。在这个繁荣期内，货币供应增加了61.8%，平均每年增长 7.7%，这是非常大的增幅。奥地利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里，只存在商业波动，不存在商业周期。因为面对不同时间、地点、行业、产品，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会在市场里一致性地行动。
例如夏季人们只会更多生产和消费西瓜，不会更多生产和消费棉衣，如果没有“外力”，西瓜和棉衣的季节性波动，不可能“共振”为同一周期。但若货币过度扩张，钱来得容易，便会导致信贷和投资“不当”，人们扭曲生产和消费行为，季节等因素消失，西瓜和棉衣就可能“共振”到一起了。二十年代那个繁荣期，就是货币过量的“外力”制造的“共振”时期。
结果，人造的大萧条在年代之末如期而至。
罗斯巴德并未停止在一九二九年，他对随后美联储在萧条中的对策解说，更是惊世骇俗。他认为，二十年代早中期的繁荣引致出来的大萧条，一定会在货币自动紧缩中较快地结束。不幸的是，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并多次降低利率水平，这加深了萧条深度。所幸的是，由于民众对银行危机担忧，手持现金大大增加；而商业银行对经济状况害怕，不愿意贷款。结果，基础货币虽然增加，部分则回到了银行，部分握在民众之手，并没有带来货币供应实际的大增长，让这次大萧条还不至于旷日持久。
罗斯巴德的结论是这样的：假若没有二十年代早中期的人造繁荣，就没有后来的大萧条；假若萧条出现之后，美联储听之任之，任由货币自动紧缩而不是再扩张，萧条就会迅速解除；假若不通过货币扩张去制造繁荣，市场经济里根本就没有萧条存在。
说不清是有幸还是不幸，那次巨大的经济灾难之后，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扩张性的。特别是，当经济或金融危机到来时，“大放水”宽松货币基本是不二选择，以至于，当今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已经是货币存量巨大，利率水平则接近于零。由此来看，货币主义的理论是在实践中占了上风的。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里对“大萧条”总结的只是一段货币历史，张扬的只是一种货币学说，却似乎宣告了所有其他货币理论的终结。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斯巴德对于大萧条的惊世之论，并未演化成为实际的货币政策。然而，它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繁荣—衰退”商业周期中，得到了某种印证。尤其是二〇〇八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联想之前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出来的信息技术繁荣、房地产繁荣和金融衍生业繁荣，大有落到了罗斯巴德“周期陷阱”之中的意味。虽然没有成为或进入主流，虽然不要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建议未能成为现实，但这么多年的“冷落”，让其萧条理论只用来评价货币主义政策的对错，却没有进入实际生活的是非，独自享有了理论和逻辑的熠熠光辉。
这，也说不清是有幸还是不幸。
一个是主流理论和政策依据，经历了历史检验，不只是带来了繁荣，或许还带来了灾难，又试图战胜灾难，一个是检验学说和评判工具，未曾进入历史现实，不知能够带给历史什么，或繁荣，或平庸，或灾难；一个极力推崇货币领域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一个彻底反对货币当局的干预，主张让市场那个真正“看不见的手”来运作——对这两者，我们其实无法简单认同或是反对。
以“现实社会不可能完美 ”的绝对性来判断，货币主义的实践没有带来完美，并不意味实施奥地利学派的建议就一定能够带来完美；换言之，货币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的政策运用则可能带来那样的问题。实际上，弗里德曼的“如果”也好，罗斯巴德的“假若”也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全证实或证伪。
有趣的是，不论是弗里德曼，还是罗斯巴德，他们都认为，二十年代的早中期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期”；而且，他们也都认为，这种繁荣，就是货币扩张带来的。两者的严重分歧在于，弗里德曼坚持要这种繁荣，并希望未来通过货币扩张持续这种繁荣；罗斯巴德则坚持要放弃这种繁荣，且告诫社会未来不要通过货币扩张人为地再造如此繁荣。
由此，我们便从简单的站队选择，转向了如此之问：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的繁荣？进一步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繁荣？
波动性繁荣，还是萧条性繁荣
说到繁荣，一般地认为是好事。但如果将繁荣与关联的因素挂钩，人们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
关联时间，繁荣可以分为短期繁荣和长期繁荣；关联程度，繁荣则有适度和过度之说；当关联人、自然和社会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内心和谐的繁荣是一种，不和谐或是矛盾、对立甚至于冲突的是另一种。毫无疑问，社会普遍的期望，是长期、适度与和谐的繁荣。
然而，从历史来看，人们很难把控繁荣在关联时间、程度和人、自然与社会关系上的“度”。见仁见智者，多多是也，各不退让，以至于学派林立、理论缤纷，政策主张更是南辕北辙。如果没有对于某种学派或理论的坚定信仰，我们很容易陷入迷茫，分不大清楚对错，也断不明是非。在上面的繁荣问题提出后，若只就问题本身去寻找答案，其难度不亚于普通人攀登珠峰。
好在弗里德曼和罗斯巴德，他们尚有共性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痛恨萧条或经济危机，并都试图解决萧条问题。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区别，是手段上的，而不是目标上的。如果说，某种繁荣会引发、助推和加深萧条，那么，这种繁荣就是必须抛弃的。相应地，制造出这种繁荣的手段，也是必须加以管控或是丢弃的。在寻找繁荣答案的路上，我们有了一种选择的标准。
由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活动等多种客观性原因，经济或商业的波动是种天然的存在，前面谈及的棉花、西瓜的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季节之间的波动，就是经典案例。在这样的波动之中，若经济总量增加较多，市场交易活跃，生产和消费两旺，就业较为充分，那么，如此之繁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为的干预在内，我们称之为“波动性繁荣”。其中“波动性”，既表明繁荣本质上的客观性，也表明繁荣形式上的丰富性——它并非直线形态，也有上下起伏。这是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繁荣，也是货币主义理论等主流学说不存在异议的状态。
当这样的波动，加入了某些外力，有了“共振”，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经济或商业大起大落时，那个“大落”的阶段，就是萧条或危机；相应地，引起“大落”而来的“大起”式繁荣，就一定是“萧条性繁荣”了。这如同钟摆，向一边摆动的幅度越大，回位到另一边的幅度也就相应的大。
通常而言，“大起”时的繁荣，人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商品和劳务市场活跃空前，资本市场持续暴涨，生产能力大幅增加，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等等，但人们很少会在这样的繁荣期，预想“大落”时的萧条到来——尽情地享受高度的繁荣而不忧虑未来，叠加性地助推了繁荣的高度，更是预埋下了萧条的深度。从这个视角看，“萧条性繁荣 ”是对“波动性繁荣”的一种强力扭曲。
奥地利学派是坚决反对这种繁荣的，更是反对造成这种繁荣的“外力”。货币主义虽然认为，萧条并不一定与前期的繁荣相关，但对于“萧条—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的认可，以及对过度繁荣时必须“紧缩货币”的政策主张，都暗含了萧条与前期繁荣的关联。因此，两种不同的理论，实质上都有“萧条性繁荣”的判定，也都有对这种繁荣管控的对策建议。只不过，一个明朗，一个隐蔽；一个除草务尽，一个有所保留罢了。
由“萧条性繁荣 ”回溯过去，制造“繁荣”的货币扩张“外力”，就逻辑十足地走到了我们面前。货币扩张可以带来繁荣，什么样的货币扩张又会带来繁荣后的萧条呢？为了避免萧条，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应当坚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又应当放弃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任何的货币扩张带来的繁荣，都会引致出萧条，其政策建议，就是货币当局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货币扩张。在现实格局之下，唯一能够控制货币当局行为的货币制度，就是金本位制。因受制于黄金的数量，货币当局无法自行决定发行超过黄金数量限制的“信用货币”，货币的扩张就被天然地管控了。结果必定是，“萧条性繁荣”没有生成的“外力”；而一旦此等“繁荣”不在，萧条自然就不会有。可见，在罗斯巴德们的眼里，自然边界的限制，永远要强于人类的自我管控，哪怕人有自造的规则，也哪怕人有信誓旦旦的信仰。
货币主义一般地认为，货币扩张不是带来“萧条性繁荣”的力量，但对于过度的货币扩张，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弗里德曼曾经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关联性研究，并且设置了两者之间的数字比率关系，确立了“繁荣”的边界。按其观点，凡是在这样边界之内的货币扩张，就是合理的；相反，则为不合理。
相应地，弗里德曼是明确反对货币金本位制度的，认为此制度与现代经济体系无法契合，黄金数量的限制，决定了它作为货币，会掣肘经济的发展。在这里，弗里德曼试图完成一项人类社会的巨大工程—建造一个货币供应适度、永远没有萧条的“繁荣”世界。
人类社会的悲情常常在于，理论和逻辑上的完美，要么没有或是无法演化到现实生活中去；要么演化进去了，却是不那么完美，甚至于很不完美。
在“繁荣”问题上，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联手，又一次上演了这种悲情之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未能付诸实际，金本位早已成为历史，回归金本位之声也弱不禁风，现在的货币制度完全没有了自然限制，各国中央银行实际上都是“印钞机器”；货币主义的理论，虽然活跃在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之中，但我们没有看到弗里德曼的理想成为现实，货币扩张带来了一些繁荣，与此同时，危机也一直伴随我们，或许还将与我们共赴未来。
就是，结合不同的学派、理论观点，对照现实的经济生活，综合出某种相对合理的社会生活指导理念来。
既然奥地利学派相信自然边界胜过人之管控，而自然边界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续（金本位制），既然货币主义相信人的管控能力，而现实生活则告诉我们，人设置的“边界”其实没有边界，从而时常失控（现代货币制度），那么，综合两者来看，我们较容易衍生出这样的结论来：
一是超过一般“商业波动”的“商业周期 ”，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现实总会有人为的因素存在，货币总会有不当的扩张，进而扭动出商业活动的“共振”来；
二是“商业周期”的起伏幅度，也一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情形出现，因为人为的货币“外力”难以为人自身管控，“萧条性繁荣 ”不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消失；
三是自然边界虽然不能实在地存活于经济生活之中，但它是一种绝对的、终极性的、合理的准则，至少应当存活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重要的参照标准，辅助人们改善对现代货币制度的管控。
说到这里，“波动性繁荣 ”只可能是一种理论的存在，一种近似于乌托邦的境界，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其不可实现的理论和逻辑完美，提示、警醒并引导现实生活中“萧条性繁荣”向某种“度”靠近。而这个“度”的形成，应当以金本位的自然限制为基本底线或理想边界，结合弗里德曼的货币管控制度理念，赋予现代货币制度一种自然与历史结合起来的“锚”，以形成相对合理的货币供应，让每次的“繁荣”不至于过度，避免带来后续巨幅的坠落，形成久久不能自拔的大萧条。
因此，我们需要的“繁荣”，或说现实可能的“繁荣”，应当是介于“波动性繁荣”和“萧条性繁荣”之间的状态；而造就这种“繁荣”的货币扩张制度或政策，则应当是有金本位制的“影子边界”参照，又根基于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的。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明确却不精确的货币政策选择，它仍然无法避免“萧条性繁荣”和萧条的到来，但它有助于减少波动的频度和每次波动的幅度，让人类社会在现实的历史阶段里，不至于遭受自我管控过弱而来的巨大灾难。
必须看到的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奥地利学派“波动性繁荣”的世界，也找不到弗里德曼理想中人控合理的状况。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人希望可以控制，却又时常难以控制的，若能够尽量地减少波动次数特别是每次波动的幅度，就是现实最佳的选择了。
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繁荣”和后来的大萧条，我们仍然不好清楚地明辨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争论的是是非非。然而，那个大萧条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能说，它与萧条之前期的“繁荣”和造就“繁荣”的货币扩张，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能说，在萧条时，“看得见的手”进行货币扩张就完全不对；我们还不能说，“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身就一定会自动调节得完善到位。我们只能说，从两者的争论里，我们获取了多元的理论和逻辑，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我们自己。当然，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这个世界里生存和发展。
如果将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看成一根线的两极，最好或最后的理论倾向和政策选择，应当就落在两端之间——或许偏向某端，但不是在任何一极的端点上。
繁荣的选择和选择的繁荣
在弗里德曼和罗斯巴德的理论学说里，繁荣是可以选择的。这如同两种不同物品的选择，择其一，便要放弃他者。货币主义的选择，就是通过货币扩张和管控去制造繁荣；奥地利学派的选择，则是不要货币的人为扩张和管控，让自由市场体系自我运行去衍生繁荣。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如此的么？
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中，这种繁荣的选择，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纯粹、清晰和完整的演示。从金本位制，到它的基本退位，再到现代中央银行货币制度的完全替代，以及相伴随的经济繁荣、萧条或商业周期起伏，里面有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也有其他理论学说（如凯恩斯主义）的成分。即使是没有“入流”的奥地利学派，也并非在繁荣和萧条的历史里无影无踪，它的思想是时隐时现的，有其功用，尽管那是碎片式的。
从这个视角来看，繁荣也好，萧条也罢，还有与此关联的货币政策，与其说它们是人类社会根据某种思想或理论主动选择而来，不如说，是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各种政策主张，以及各种自然、社会和经济运动，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和相互平衡共同作用导致出来的。只不过，各种因素的分量有大有小，影响时间有长有短，形成效果有轻有重而已。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只是由某种理论和政策唯一地、绝对地、终极地统辖，毫无疑问，人们就将不用选择、不愿选择或是不能选择，进而形成整个社会人们经济行为的高度一致。
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生活实践都表明，“高度一致”的行为，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它要么极端性地助推经济上升的幅度，制造惊天动地的“经济奇迹”；要么绝对性地坠落经济下行的深渊，砸出深不见底的“经济黑洞”。由此而来，一般性的经济周期便会为巨大无比的起伏震荡“共振”所替代。人类社会就将在这样的“共振”之中，失去和谐、失去平稳，最终失去管控。那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
我们是幸运的。虽然说，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主流 ”却从未完全彻底地消灭过“非主流”，它们共同造就了市场经济体系里相对多元和丰富的经济行为。这些不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了社会整体经济行为的高度一致性，繁荣不可能是极端性的，萧条也不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人类在市场经济里的行为越是多元和丰富，“高度一致”就越是难以形成，我们离那种“极端性繁荣”和“毁灭性萧条”就越发远些。
因此，在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关于繁荣与萧条的问题上，更有价值的，不是断然决然地选定谁、丢弃谁，而是去发现历史过程中，两者各自的优势成分或真理元素，将其充分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让人类社会形成更为多元和丰富的选择空间，让人类更多的行为选择相互补充、相互掣肘、相互平抑甚至于相互抵冲，进而引致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轨迹。
在这个意义上讲，选择的繁荣，才能赢得现实的繁荣，才能赢得可持续的繁荣，才能赢得真正理性的繁荣。在这里，选择的繁荣，比繁荣的选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