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怪物：图中橙色浮标的作用，是让探测器在水中保持静止，这也是探测器长相怪异的原因之一。背景中的冰上营地，就处在水下探测器的正上方。每年的2月到4月，科学家都住在其中，研究暗物质。
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深蓝色的湖面一望无际，上面铺着一层刚刚落下的白雪。
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先要坐六小时的航班，从莫斯科飞抵伊尔库茨克，继而行车三小时，最后坐上一种名为“Matanya”的火车，沿着单线铁路，以脚踏车的车速，在无敌湖景中前行四个小时。火车制造于1905年，只要时速超过二三十公里，就会转弯不力，一头扎进湖中。
拜尔·谢波诺夫（Bair Shaybonov）的目的地是湖边的一座孤房。房子不通自来水。屋外一个窝棚，就算是厕所了。
谢波诺夫是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的妻子是名牙医，两个女儿分别十岁和四岁。14年来，几乎每一年的春天，他都要抛下家人，来到贝加尔湖，与冰天雪地作伴。长时间的离家造成了很多问题，女儿们想念他，妻子也一度受到抑郁症的折磨。
但在贝加尔湖，他有机会去钻研当今物理学界一些最大的难题。每年的2月到4月期间，十几名像他一样的科学家汇集于此，从湖水深处拉起一个奇异的装置——外形活像章鱼，外加金鱼眼和水母一般的腿。这是一部水下探测器，旨在猎寻宇宙中最神秘的粒子之一：高能中微子。有朝一日，它还有望找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暗物质的身份至今未被确认，但可能构成了可观测宇宙的约27%。
这些探测器极其敏感，任何背景噪音或辐射，都可能让数月的工作彻底泡汤。因此，谢波诺夫等研究人员需要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待上几周，乃至几个月。这一切代价高昂：很多人都饱受孤独的煎熬，婚姻关系紧张，错过孩子的成长。但他们不能一走了之。
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满足着他们的求知欲。置身超凡美景中，开展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对一些科学家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难以放过。于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与潜心钻研这两种互斥的生活形式之间，频繁地来回切换，满足着两者的不同需求，交替体验着喜悦与挫败。
2010年2月27日凌晨3点34分，智利中部发生8.8级地震，导致该国93%的人口供电中断，525人死亡。但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天文学家保罗·C. 科尔特斯（Paulo C. Cortes）竟浑然不觉。
在巨型射电望远镜ALMA（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的控制室内，他和其他5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毫不知情，直到发现所有的通信线路都中断了——就连附近小村圣佩德罗的电话也打不通了——才知道出事了。
高处不胜寒：茕茕孑立的控制中心。ALMA的办公室、实验室和望远镜控制室都在其中。不远处是雷勘克博火山的雪峰。
两天之后，从ALMA下来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才抵达圣地亚哥。很多人都“揪心不已”，因为家人生死未卜，科尔特斯说。人们愤怒、沮丧，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立无援。”他回忆起当时的感受。
但孤独、与世隔绝的感受是他生活的常态。每隔三周，他都要坐两小时的飞机，从圣地亚哥飞到卡拉马，随后驱车两小时，来到ALMA，展开为期八天的工作。经常性地外出，外加其他的科研和会议出差，使他很难享受到家庭生活。
在ALMA，不少人的婚姻都出现了裂缝。一名工程师不得不辞职，因为妻子让他做出选择：是要她，还是要观测站的工作。另有几人私下坦言，自己的家庭也出现了问题。在不远处的帕瑞纳天文台——世界最先进的光学望远镜VLT和VST所在地——有一名天文学家向我们吐露，妻子与他离婚，就是因为受够了他频繁出差。
所幸，科尔特斯的婚姻依然完好。“让人头疼的不是妻子，而是女儿卡特琳娜。”科尔特斯说。卡特琳娜快六岁了，能敏锐地意识到父亲不在身边。
有时科尔特斯打电话回家，她会拒绝和他说话，因为父亲总是出差让她感到很不满。每次得知父亲要回家，她都会兴奋得不得了。但等到父亲进了家门、对她微笑的时候，她却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屑一顾的样子，然后躲进自己的房间。要过好一阵子，父女俩才能重新熟络起来。
你可能想当然地以为，孤身在外能让科学家专心工作，但事实也许恰恰相反。有时候，科尔特斯沉浸在对女儿的思念中不能自拔，得好好调整一番，才能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科尔特斯还是有很多理由坚守这份工作。在智利，天文学家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相对于智利高校的水平，”他在ALMA的工作“报酬很高”。
他有机会出国，参与国际性的科学会议，每年可休一个月的科研假，用于开展独立研究，还有最多34天的年假。
但最重要的是，他得以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对于从事实地研究的天文学家而言，很少有比ALMA更好的地方：阳光明媚的高原上，天线像一个个巨型蘑菇，扫描着宇宙。
他希望卡特琳娜能体谅他的苦衷。“我跟她解释说，我喜欢我的工作。有些事情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就比如幸福。”他说。但他追寻梦想的同时，也担心有朝一日，女儿会选择类似的工作，并面临相同的取舍。
有无法陪伴家人的，也有找不到女友的，就比如马克·范·罗森姆（Mack van Rossem）。他是粒子物理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驻扎在“冰立方”（IceCube）——南极广袤冰原上的一座实验室，旨在寻找神秘的中微子。
不过，比起实验室，它更像是《007》电影中大反派的老巢。这样的实地考察也能催生恋情。其中有大约50名工作人员，有的来时还是单身，临走就已经成双成对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幸运。范·罗森姆作为后备人员，被派往IceCube工作一年，因而比其他人晚到两个月。一去他就发现，想谈恋爱已经太晚：“大多数女性都已经有伴儿了。”这让范·罗森姆颇为头疼。他说，他“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女朋友。
他认为，自己的选择谈不上牺牲，更像是一种交换。他中断了社交生活，换来了磨练科研技能和享受自然美景的机会。但若再选一次，他还会愿意吗？
“我觉得，交换一次还挺划算。”他说。“至于第二次，还得再想想。”
为了打发闲暇时间，范·罗森姆和同事们会通过聊天软件和电子邮件寻找慰藉。每天，两颗上传数据用的卫星从头顶经过，可以为他们提供七个小时的互联网连接。基本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这里都有。范·罗森姆说，他们会安排放电影、打排球和日语课，以免“疯掉”。
这一切都是为了疏解孤独。而每年的4至8月，当漫无边际的极地冰原堕入永夜时，这种孤独感就更加剧烈了。
范·罗森姆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鲁格（Christian Krüger）抱怨说，永夜期间，他的情绪常常波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还留在这儿。越是处在无尽的黑夜之中，他越是渴望绿树和青草，公园和城市，乃至雨水。不过他最想念的，也许还是跟各种不同的人接触时的奇妙体验，比如在杂货店里，和陌生人聊上一两句。
孤独的科学家：马克·范·罗森姆说，他暂停了自己的社交生活，换取去南极研究的机会。
在谢波诺夫工作的贝加尔湖，科学家们也会组成小型团队，尽管如此，孤独还是在所难免。由于资源短缺，团队往往不是精心构建的，而是胡乱凑成而成。因此，同事中总有一些“惹不起的人，谁都不愿跟他们合作，我们一般都避开他们。”谢波诺夫说。
晚上，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会喝喝伏特加，弹弹吉他。但这些科考任务中从来没有女性，主要原因是设施太过简陋。科学家们住在小屋子里，每个屋子两组上下铺，加一个小小的取暖器。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所以谢波诺夫的妻子和女儿们也从未前来探访。随着女儿们一天天长大、懂事，她们对父亲的想念也在一点点增加。
“我知道爸爸的工作很重要，但我希望他能多待在家里。”谢波诺夫十岁的大女儿说。
谢波诺夫的妻子也是如此，丈夫不在家时，她的日子特别难过。两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她带两个女儿出去散步，不小心滑倒，摔断了腿。虽然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她勉强能照顾两个女儿，但由于行动不便，又没有丈夫在身边，当时的她陷入了抑郁。
“我在吃抗抑郁药的时候，他没有在我身边。”她回忆说。
谢波诺夫也想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也想帮忙照顾孩子。但除了视频聊天，他什么忙都帮不上。离开贝加尔湖，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不管你愿不愿意，现实就是如此。”他说。
有的科学家更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两难处境。
“长期在外是一项苛刻的条件，愿意接受的科学家并不多。”哈佛大学教授阿维·勒布（Avi Loeb）说。虽然勒布也在寻找暗物质，但他极少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对于背井离乡的实验物理学家，他表示钦佩，但就自己而言，只有跟家人待在一起，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
他说，“社交生活不仅仅是交换信息这么简单，它还涉及肢体上的接触，涉及一种体验。”
但谢波诺夫之所以坚持这份工作，除了迫不得已之外，也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求。他离不开贝加尔湖，他说。对他而言，住在距离文明一两百公里以外的冰面上，能给予他“情感上的放松”，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他说，“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休憩。”
翻译丨雁行，校对丨其奇，来源丨nauti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