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海对岸的晚清政客们“忽焉帝党，忽焉后党，忽焉康党，又忽焉主战，忽焉主降，忽焉主和，他们要么西化，要么复古，一会儿要开放，一会儿要收束，却最终均无法跳脱体制的束缚和利害的苑囿”。本文反顾近代，揆诸历史的关键事件与人物本身，思考中日两国国运陟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国兴衰，除了历史节点的抉择，更重要的是文化内核是否提供了进化与变革的可能性。
本文由《读书》杂志2018年8月刊首发，授权虎嗅转载，原标题《东亚的近代》。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头图：《辛亥革命》（2011）剧照。
一开始，中国与东亚诸国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拖入“近代”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西方语境中是一个词（modernization）。它虽然有无数个定义，但在欧美人眼中，所谓近代化，应该是由他们主导的西方文明对与之不同者，特别是东亚传统文明所进行的否定和改造过程。冯友兰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美国人说，“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中国“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
冯氏对现代化的理性认可，显然已不止于工业化层面：
“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二章）
除了将空间问题时间化的解读手法外，在中国，亦不乏把时间问题空间化者。
在前近代，中国民众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一般只能寄望于中华内部的两个时间维度，即回望“三代”或指望“来世”。可当近代“道出于二”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时，包括钱穆等大学者在内的知识人都注意到，与古代王朝大乱后遁入空门以寄望于未来者的人生态度不同，近代同样大乱，环境、生活亦复皆差，但人们却“觉得有外国人可靠，还像有办法”，于是竟一转而发生“从前希望在来世，现在希望在国外”之类的时空置换面向，仿佛从前的一切烦恼都可以在一个被唤作“西方”的“地方”悉数化解（参见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
这种心情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在遭逢西方势力前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自身更强势，也更文明的对手。而接下来的变化表明，东亚各国内部在对外迎拒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对立甚至内战，以及各国间因近代化迟速落差而导致彼此戒备甚至敌对战争状态，也就不再有什么悬念可言。
中国的近代人物，常常被教科书描绘成单细胞式的存在。于是，林则徐好像只知道开眼“看”世界，李鸿章则不过是一台只会干“洋务”的机器，而梁启超似更像川剧中的“变脸”。可当我们看到以《华事夷言》为底本的《海国图志》，曾经给日本的明治维新带去过重大启示，慈禧侧近李鸿章在忍看官场糜烂时竟自称“臣实是康党”，以及梁启超也声言要与“革命”派孙文联合等一幕幕真实画面时，始知历史并不是可率性简写的脚本和任意摆放的积木。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法，直率地道出了中国不改变自身将自陷于死地的空前危笃，而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国际法》，竟比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于一八六四年的《万国公法》要早二十年。
然而清政府自身的判断是，如此按照西方的规则来不断调适自己的步法，势必要威胁到中国沿用了千百年的价值理念、权力结构、秩序体系，一言以蔽之曰“祖宗之法”，唯此，他们须先行确立能保全国体、政体的“本末”“体用”大端，认为只要“本”和“体”不出问题，去动一些不伤筋骨的外科手术，是没有大碍的。
于是，举凡“幼童留美”“洋务运动”“小站练兵”“废弃科举”甚至“预备立宪”等，起初都还未出清廷所能容忍的范围。可正如“三千年”譬况所暗示的那样，这一复杂的混编剧目也同时造成了罕见的利益争执、内部对立和派系斗争。政客们忽焉帝党，忽焉后党，忽焉康党，又忽焉主战，忽焉主降，忽焉主和，他们要么西化，要么复古，一会儿要开放，一会儿要收束，却最终均无法跳脱体制的束缚和利害的苑囿；而平衡牵扯之术和“家天下”的政治本质，又在宿命般地催生着你争我夺、彼此倾轧、相互背叛甚至突发暴举等窝内事端。
结果，清廷最担心的价值崩解、秩序坍塌、权力再分和中原逐鹿局面，竟反而纷至沓来。袁世凯身后的军阀混战和中国分裂居然能使他博得“最死不起的恶人”等酷评，还进一步为人们推出了一连串扭曲的历史画面。这组画面显示，清廷和北洋政府通过多穿衣服来适应外界气候变化的结果，使中国人在最需要迎来符合时代潮流之新制度的关键时刻，却只能欣赏到皇帝的新装，且以为如此便已大功告成。孙中山晚年的悲叹或许符合实际，说共和国都成立十三年了，可“兵权大的就争皇帝”（《民权主义第一讲》）。
这意味着，在“体用不一”的原则下，家国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离，将宿命般地成为中国进步人士的悲情式选择。原本，为了“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李鸿章语），清廷曾想到要培养一批与政府同心同德的“国家栋梁”，即人才问题。于是从一八七二年八月起，总理衙门共派出三批总计一百二十名的幼童到美国留学，原计划的整个留学过程需要二十年时间，是即所谓“晚清幼童留美计划”。
然而仅仅过去八九年，李鸿章便因扛不住朝野非议，特别是来自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所谓“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之弹劾（《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遂建议撤回留美幼童，并于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照会在美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师生尽速返华。对此有人撰文称：
“该事件主要是因为容闳出于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理念，干扰了清政府规定的留学教育之正常秩序所引起的，其本人应对这一事件负主要责任。”（潘向明：《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
然而，撤回决定与其说是容闳对传统文化之态度使然，不如说是清廷的人才擢用标准和自掘坟墓之担忧使然。庚子赔款后，留学政策已由李鸿章时代的不得已转向发展成张之洞阶段的理直气壮。时总揽全国教育大权的张之洞为表明他对幼童留美“失败”教训的汲取，遂明确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认为幼童留美学生年纪太小，尚不能把握住中学为本之根要，而国家所急需的，似乎只应是单纯的技术人才。
可是，在幼童们被撤回的当年容闳就注意到：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比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
后来的事实果然不出清廷所料，幼童们在美国，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参见谌旭彬：《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武昌起义爆发后，有过留美幼童经历的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正是他，才最终促成南北联合并推翻了清廷。一九一二年三月，由袁提名，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但仅仅三个月后，唐绍仪因对袁大总统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遂愤然割席，辞职而去。然而，这似乎并未妨碍唐氏的以下行动：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不但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且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被认为是自“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方面“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宋臻：《留美幼童中的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
两种“认同”的分离倾向，在留日学人身上似表现得更加明显。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亦官派了多批青年人赴日留学。可这支队伍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鲁迅却与同为官派留学生的钱玄同在每每密议如何能“毁坏这铁屋”，以为如此才能看到国家的新“希望”（《呐喊·自序》）；而由张之洞亲自派往日本学习的黄兴，却名副其实地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这里需重描一笔的，是留日出身的宋教仁。一九〇七年，宋教仁到东三省组织革命时，意外地发现了日本欲利用合并朝鲜之机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他于是发挥了其国际法和东亚历史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一决中朝边境问题的六万余字鸿篇——《间岛问题》。
间岛，是当年日本人和朝鲜人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中国延边领土的单向称谓，包括今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在《间岛问题》中，宋教仁首先厘清了所谓“间岛”的领土主权历史。他通过大量的文献，尤其是朝方文献证实：
“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
其次，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向为中朝两国天然边界，古往今来，早有定谳，毋庸置喙。第三，必须尊重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中朝划界的历史事实。他精心选用了两种朝方文献—《通文馆志》和《东国文献备考》，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两国官员曾在长白山共立石碑并镌刻“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字样于石碑之上的历史事实。
宋教仁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所做的这番艰苦工作，显然不是因为他喜欢中国的当朝政治，于是有后人记录曰：
“（宋教仁）精舆地学，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一九〇九）。清政府欲请先生任外交，先生不为动。”
于右任复谓：
“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
宋教仁只“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
吊诡的是，深谙“体”“用”大义并力排“幼童出洋”的张之洞，为了把自己的孙子送进日本“中央幼年学校”留学，竟不惜向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请托送礼——如此政治与人心、言论与行为的内在分裂，刚好给背其道而行之的日本带去了足够的反向激励，也为它觊觎和侵越中国乃至东亚，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和富国强兵，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当世界看到这个崛起于东亚的新帝国时，或许只注意到这浩大工程的落成速度，却不太关注掩蔽于其速度背后的核心动能—“体用不二”的制度设计和“家国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合一。换言之，与西力冲击下的中国内部分裂不同，日本的近代社会，似乎颇能让人读出团结。
用“买椟还珠”来形容中国近代化初期的知行特征，虽有些言过，但日本迅速掌握了欧美世界的本末精要，却并非过言。中国的难局，符验了严复的哲学质疑—“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而日本的顺利，亦不违康有为的事实陈述：
“夫日本所以盛强者，为其兵之练欤？为其炮械之精欤？昧昧我思之，其有不然欤？其有本原者存焉。”
他的解释是：
“尝考欧洲所以强者，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穷物理而知化也……昔吾中人之至德国也，必问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国也，必问格致……呜呼，吾其宜为日弱哉！”
或许，在决定被动近代化国家生死存灭的出发点—新兴政治制度的迎拒选择上，中日两国一开始就走向了彼此背反的道路而不是“中体西用”即“和魂洋才”等式的似是而非；而康有为的事先预言和事后感慨亦显然十分骇人，也空前悲怆：
“光绪二十年甲午，先师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会试，寓盛昱家。昱，肃邸从弟也。时有贵人问先师曰：‘国祚能几何年？’先师答曰：‘祸在眉睫。’某贵人大骇，而心以为非。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已而朝鲜变起，日本乘之，与我构兵，有甲午之败。”（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
“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跞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康有为：《日本书目志》）
“体用不二”的制度设计，曾让日本在近代化起步阶段躲开了知行乖离、表里不一甚至人格分裂的陷阱。这有助于理解，何以日本也发生过类似于“戊辰战争”等内部争端，但其人才凝聚战略反而会获得巨大成功。
明治维新迄今已过去了一百五十年，有关它的各种解释和观点，也早已汗牛充栋。不过有学者最近指出，这场改变日本国运的所谓“革新”，其最突出的一点乃体现在人才凝聚战略上。饱受阶级地位与家世限制的江户时代已成为过去，人们迎来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明治时代。正因为新政府在成立宣言中就表明了以大力选拔人才、积极起用有才能者为第一要务的方针，而这一转变又看似不革命其实是真革命，所以，称明治维新是“人才起用的革命”，似乎更符合实际。
这种观点，显然十分看重原敬、后藤新平、涩泽荣一、平田东助这些曾经作为“叛军”并与新政府处于对立面的强大的政治家们的转化与配合作用——原敬曾于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九月组建了内阁，竟成为从叛军之地产生的第一位首相。
与此同时，留学生们在新政府人才登用中的走向，亦发挥了重要的风向标作用。早年乘“咸临丸号”赴美国和荷兰留学的赤松则良，本出身于戊辰战争时的叛军阵营，然而，他的杰出能力被明治政府所看中，后来竟升任为海军中将，并成为日本的造船之父；高桥是清的人生也是由他自己开拓的。这位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就任大藏大臣的人物，曾经是赴美留学生，当然也是首位生于叛军之地的藏相即财务大臣（清水唯一朗：《复古、革命还是革新：胜者的侥幸与败者的奋斗》，《东京人》二〇一八年二月号）。
只是，把这些“叛军”的转向统统归功于明治政府的宽容豁达和不计前嫌态度，又显然忽略了埋藏于事物背后的更根本原因。庆应四年（一八六八）三月十四日新政府颁布的“五条御誓文”称：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四、破旧有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在那个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导入先进制度文明并能够引导日本走出困境、给国家带来前途的宣言。其中，人们多熟知表明其政治体制的第一条，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后面几条。这些条目宣称，只要是关心国家命运者，便无论其以往政治态度如何，都有着远大的前程和光明的未来。
宣言无疑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和同心同德，那些曾经是明治政权敌对势力的幕府臣僚，也在这种感召下疾速转向：就在政府颁布“五条御誓文”的同一天，开明幕臣胜海舟也刚好与西乡隆盛在江户进行着无血开城的会谈。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人才战略：
“满足法律或命令所规定资格的国民，享有平等的从事文官、武官或其他公职的权利。”（第十九条）
该宪法起草者之一的伊藤博文曾对此盛赞说，这才是“维新改革结出的美丽果实”。仿佛是人才世界的核裂变，那些凝聚于明治麾下的众多人物，不但将日本牵引到足以比肩欧美的水准，还掀动了整个东亚，当然也祸及了整个东亚。
在比较中日近代化的转型速度时，学界有一句形象的譬喻，说日本是小船调头易，而中国则大船调头难。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多表现为“不及”，那么日本的问题，则往往出在“过犹不及”上。仅仅就早期明治史而言，无论是“文明开化”还是“国民国家”，也无论是“联亚拒欧”还是“反帝反殖”，日本所欲实现的每个单一指标，在那个时代的原则和文脉上似乎均不失历史和逻辑的真实性甚至正当性。
可是，事情的走向并没有遵循其内容单纯的线性设计。由于日本政要难以违拗其前近代潜之弥深的周缘扩张惯性，唯此亦无法真正接受近现代平等的国际关系原则，加之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身的整体运作能力，结果，近代以来由日本所提出的全部个案式构想，便只好以自身难以驾驭的善恶混杂式格局被立体推出。正是在运转、应对和调整这部包括自身在内的高度复杂的“世界机器”的过程中，日本原本微弱的“正面意义”逐渐被“负面惯性”所淹没，伊始的善恶交织亦次第滑向罪恶的单极。
当日本的疾速调头使举国上下完全滑向“强则必霸”的帝国主义逻辑时，它也只能在同性相斥的逻辑下把自身放置于与老牌帝国主义的恶性缠斗中。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霍尔曾矛盾地表达过他的感受：
“在十九世纪中叶，当欧美的旅行者注意到日本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个神秘的‘帝王之邦’将把自己变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工业国，而且曾经试图搞军事扩张，结果把自己的城市变成核战争的最早目标。”（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
相比之下，中国的近代化“调头”或曰“转型”，要比日本迟滞得多，也艰难得多。即便在物质意义上的“近代化”领域两国已相当接近，可在社会整体的“近代性”层面，中国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然而，调头难并不意味着不调头，而在于如何才能保证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稳健地完成近代转型工程。
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糅古今中西进化论于一体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等所谓“公羊三世”阶段论，似乎更方便于人们去理解，何以日后中国会提出“三步走”的缓进式发展战略，以及中国的行进节奏为什么会发生从“赶英超美”到“小康社会”、从“共产主义”到“初级阶段”的悄然变化。虽尚难确定“大同之世”与“民主共和”的中西熔接，可以改变近现代资本世界的走向和进程并给全球的现代化发展贡献出璧合中西的新模式，但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从复兴的中国身上看到了这一变化和趋势。
当年竹内好在对比日中两国接受和借鉴西方价值和制度的不同表现时，曾提出过“转向”与“转换”的概念：
“转向，是发生在没有抵抗处的现象，它缺乏化外物为自身的欲求……转换（回心）则不同。它看上去像是转向，但方向却相反。如果说，转向是向外的动作，那么转换就是向内的归趋；转换以保持自身来体现，而转向则以放弃自我为特征；转换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则无需媒介；转换发生的地方不会出现转向，而转向出现的场所也不会有转换发生。转向法则支配下的文化与转换法则支配下的文化，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
简言之，“日本文化就类型学而言是转向型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转换型文化”（竹内好：《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
这似乎在说，“转向”是“外化而内不化”，而“转换”则意味着“内化而外不化”。然而，“内化”与“外化”、“化”与“不化”的关键，取决于该国的文化是否给它提供了相应的条件和可能性。有一点应该是真实的，即近代以来遭受过过度苦难的中华民族，已学会了在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中前行，哪怕其行进速度很慢，又哪怕前途荆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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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史学理论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思想史、东亚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