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press），作者： 卢小波。
我曾经是一个癌症病人，结肠癌Ⅲ期B。手术之后，做过半年化疗。
写下这个内容，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道理容后再叙。
治疗期间，不断查阅各种文献，屡屡看到“癌症幸存者”的字眼。这个词，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上帝筛子中颠簸的一粒沙子，随时不能幸免。偏偏美国佬的各种统计资料，又特别爱用这个词儿。没法子，美国的肿瘤医学是全球最发达的，你就是避不开它。
前些日子，太太偶遇5年多前的一位护士，说是同期病友中，只剩下我一人了。这两年，熟人圈子里，只要有亲友得了癌症，就会辗转向我打听治疗细节。甚至我太太，也隔三差五接受咨询。
似乎满世界都是癌症病人，坏消息不断。“癌症幸存者”一词，诚不我欺。
上一周，刚刚啃完了美国医学家写的《众病之王：癌症传》，526页，医学家们长达百余年的杀戮史，让我理性认识到，我确实是现代医学背景下的癌症幸存者。而且，这个词语上的引号可以拿掉。
美国电影《抗癌的我》剧照
01
癌与所有病症的不同特点，在于它可以准确分期，给你从容的时间思考死亡。苏珊·桑塔格说，在癌症中，“濒死”要比“死亡”更能体现疾病的本质。
还记得在治疗中，我的指标忽上忽下。科主任对我说，你的病是3期B，45%的复发率，什么时候复发，为什么会复发，在什么部位复发，通通不知道，只能看运气。我回去立即查了资料，不对呀，文献上说是55%复发率。
这种情形，就是“让你的脸紧贴在无法逃避的死亡的玻璃上”。
病人的最后一搏，给了医生最大规模的世纪试验场。比如，上世纪初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渐渐变得“特别根治性”，到了50年代发展到顶峰，成了“超级根治性”。这是一种异常病态的毁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科医生一般要切除乳房、胸部肌肉、腋窝淋巴结、胸壁，偶尔还包括肋骨、部分胸骨、锁骨及胸内淋巴结。
仍然不能降低死亡率，于是有了化疗、放疗。这个过程有多惨烈？《癌症传》中有两节，写到了化疗研究，题目分别是“屠宰场”“微笑的肿瘤学家”。有一位记者在接受放疗后说：“你会记住，自己就是一只烤龙虾，身上有虫子在爬。”
每一种毒可能都是化了妆的药，化疗药物就是毒药。病人和医生都知道下毒的副作用，但求生更重要。房子都快塌了，瓦片、门窗、家具算个毛！
英国BBC纪录片《青少年对抗癌症用户指南》
手术之后，我的化疗计划是8期。第一期的第一天，主治医生说，化疗药物剂量标准是美国人制定的，中国人的体质不同，你酌减吧？我斩钉截铁：“不不不，按外国标准来，我没有问题！”
结果，问题如期出现。吊瓶当夜，我坐在马桶上，怀里再抱着个桶，边狂泻边狂吐，呕到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次日，医生又问，药量减一点吧？我雄心不再，想要点头如捣蒜，可惜力度小，点不动头，也捣不了蒜。事后再看，这是一个好医生，他跟病人的沟通方式，平等而且巧妙。
副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我而言，最严重的是神经末梢的损害。
先是手指像个极佳的导热体，任何金属物都会迅速带走指尖的热量，只要一两秒，指尖就会刺痛。这在公交上尤其尴尬，如果拥挤没有坐位，又没有塑料吊环，手握在不锈钢扶杆上，是一个小小的刑罚。如果坐在位子上，我这大个子见了妇孺不让座，也很不像话。
刺痛变成麻木，并逐步蔓延到手指、脚趾、鼻尖、舌尖。连裤裆里的老二，也一毫米一毫米向上麻木。而且，这支麻木部队，还一点一点向深处进攻，从手指脚趾慢慢升至臂膀和大腿。麻木甚至从舌尖延伸至喉咙，以至不敢吃鱼。舌头和喉咙，是感受不到鱼刺的。
大冬天光脚踩地板上，会以为依然穿着鞋子。在室内穿没穿拖鞋，得先低头看看脚才知道。医学上对此有一个描述，叫“套袜感”。化疗中间的休息周期，我有时需要开车，但脚掌没有感觉，完全依靠大腿控制油门。当然，我极度小心，一次刮蹭也没有发生。但这肯定不对，提醒交警应该特别警惕我这类人。在此深刻检讨。
我化疗的那种药物，必须严格避光。药瓶与输液管，得用黑色布罩裹起来。一瓶化疗药水当时价格万元，每看到布罩没裹严会透光，或是药液差一点没有滴完，内心都无比纠结心疼。
5年多了，神经末梢的麻木刺痛感，已退回指尖足尖，时有时无。这让我很困扰，曾经特意致电瑞金医院，专家回答说，这种不适感，很多人终身存在。
记得化疗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在空调中，爱人清凉的身体，屡屡让我的手指突然刺痛。我在微博上叹惜：“别人是爱你爱到心疼，我是爱你爱到手疼。”估计没人会看懂，还误以为我是家暴分子。
癌症谱的地区差异，出自《2018年中国癌症数据报告》（来自网络）
现代医学让化疗成了对付癌症的杀手锏。这个研究过程，病人尸骸累累，但医学家也代价不菲。
《癌症传》记述，在上世纪50年代，被称为“一日八剂”的试验中，脑瘤患儿在一天要服用八种药物。不出所料，可怕的并发症随之而来……一日八剂试验中的很多儿童不久后就死了，化学治疗收效甚微。
1956年，有一位叫李敏求的医生，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一个垂危女患者进行了四轮化疗，救了她一命。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算治愈，但李医生痴迷于一项化验数据。他非要把这个数据降下来，不断用药，但那个数据，微不足道，永不消失。他一轮又一轮用药，几乎是在治疗数字，最后把它降到了零。
对“痊愈”的病人如此治疗，激怒了专家委员会。大咖们在召见时，当场开除了他。几年后人们才发现，只有他治疗那个病人再未复发。李敏求以职业代价，催生了首个成人以化疗治愈的病例。他发现了一个深刻而基础的肿瘤学原理：癌症在一切可见迹象消失后，仍必须保持系统治疗。
请记住这个李敏求医生，华裔，毕业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盛京医科大学，该校后来改名为辽宁医科大学。
很多人的化疗只做两三期，就因痛苦而放弃。我的8期化疗，坚持到了第7期。副作用已影响到脑子、心跳、呼吸，腿脚麻木让我平路也跌倒。医生叹气说：“好吧，就让你毕业吧。”回头看，是这个医生救了我，也是当年的李敏求医生救了我。“额外的化疗”，必不可少。
02
苏珊·桑塔格曾感叹：“死，是抽象的；我，是具体的。”也模仿她造个句：“癌，是抽象的；我，是具体的。”
对普通人来说，癌症只是一种抽象概念，是遥远天际的一朵乌云。也许任何一种食品，只要有权威证明它可以防癌，便身价倍增；也许有一百个专家，介绍一百种癌症病因，你都会选择相信。癌症病因之多，是在所有疾病中绝无仅有的。但只要你得了癌，病因就不再重要，只有活下来才最重要。
桑塔格一生得过两次癌症。1980年她曾经这样写：“我的身体微微闪烁着幸存的光芒。”这个句子，确乎应该属于她。1975年她患上乳腺癌，治愈之后她写下了名著《疾病的隐喻》。只是命运戏弄了她，2004年她再次患癌后去世。
1978年她在《疾病的隐喻》中，论述说，“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三十年代，德国人把犹太人比喻成癌症组织；六七十年代起，阿拉伯人把以色列人比喻成癌瘤。她预言，未来有关癌症的话语会发生变化。当治愈率大幅升高，癌症隐喻就必定发生重大改变。
可惜40年了，癌症的隐喻还是隐喻。比方在中国，当人们大骂直男癌、懒癌，自称尴尬癌时，并没有考虑我们癌症病人的感受。
比如在应酬时，往往会有人推脱：哎呀，我脂肪肝不能喝酒啊。或者，哎呀呀，我血压太高，不敢喝不敢喝。你可曾听见有人敢说，“哎呀，我曾得过癌，不能喝酒”吗？癌症病人，就是这么一个自我隔绝的群体。
即使是癌症病人本身，也把自己视为不吉利的象征。
化疗期间，有个好朋友喜得贵子。我跟太太前去道喜，到楼下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就你进去送个红包吧。我打了个电话给朋友：“我个倒霉蛋，就不上楼啦。老婆全权代表我。” 对方似乎也接受了这种忌讳。天气入秋，寒风吹来。我站在车边，想到新生命就在这幢楼里，自己像旧世界的麻疯病人，着实有点悲凉。
记得生病那一年，我要出一本新书。朋友和出版商，都知道我认识一位超级大咖，而此人又以难说话著称。大家轮番怂恿劝说，让我恳求对方写序：“你这种情况，就说说吧，他肯定答应。”却不过大家美意，也担心新书滞销，连累朋友，我发了邮件，当然未提生病之事，对方也当然拒绝。
此事现在看来像一场幽默剧。对话其实是：“你都快死掉啦，赶快告诉人家，他一定破例写的。”我的回答应该是：“既然都要死了，你们就给我留点面子，别让我对人家以死相逼。”真实情况是，这场公关戏里，谁都想到了死，谁也没说那个死。
《癌症传》里提到，有一个治愈的女病人，每当回忆起病情，她都厌恶得全身发抖。癌症病人的心理，虚弱脆弱至极。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没有无意义的行为。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或一种预兆。
我家餐桌的天花板上，一字形挂着三盏灯。中间那盏，灯罩里接触不好，总是闪烁不定，或者干脆熄灭。有时伸手一弄，就亮了。生病化疗时，中间这盏灯泡，被当成了我自己的象征。有时候，折腾很久也不亮，我就无比沮丧和紧张，认为自己就要完蛋了。尽管过去多年了，那盏灯还是我的痛点。我也不敢换掉那一排灯，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掌控感。
化疗之父法伯认为，癌症是一个“总体性疾病”。这种病不仅从身体上，还从精神上、社会上、情绪上紧紧咬住病人。他的理念是 “全面照料”。
图色显示，在美国，大于等于55岁的居民中，每10万人所对应的肿瘤学家数量（出自《2015年美国癌症护理报告》）
如今在美国，一名癌症患者，往往有一个团队在他周围工作，包括护士、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疼痛和姑息治疗专家。而我们，还停留在各学科分治的状态，经常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心理学家？也许精神病院会有，犯罪鉴定时会有。癌症治疗，还请心理学家，你以为你是谁啊？！
对于中国患者与家属来说，能上升到心理层面的，就是默契的忌讳而已。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提癌字，让它在所有话语中，彻底消失，不留痕迹。
就是我写这个选题，也有朋友反对：“难道你不是应该忘了它吗？你就不怕家人和自己难受吗？”我心中的理由是，一战四年，二战五年，有无数人写下回忆。癌症治疗，也是一场惨烈的个人抗战，同样有战争创伤后遗症，我写个十篇八篇，也是自我疗伤。
03
昨天家里的晚餐，是一只武夷山烧鹅。5年多前的一个夏夜，我在武夷山公路边的大排档上，吃的也是它，而且连吃了3盘炒田螺。山高月小，路边车灯不时闪过。喝的是大瓶装啤酒，我比平时更响亮地碰杯。
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当时自知大事不好。就像一个清醒的囚犯，在入监那个时刻，或接到生死判决时，他会自动记得当时的所有细节。《癌症传》里，病友们不断使用“医疗监狱”“医疗劳改营”“癌症集中营”的说法，想来都是共同的感受。
美国电影《抗癌的我》剧照
从那一天开始，癌症改变了我和所有人的关系，改变了我和世界的关系。它把我和家人，把身边的所有事，都拖入了癌症轨道。整个家庭的运转，所有社会资源的动用，夫妻之间的一切互助，都以癌症治疗为中心。
术后化疗期间，那几项关键指标一直大起大落。问医生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哎，这种情况太罕见，我们也没有遇到过。太太按照常情，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巴结医生，也变造了各种正常数值的检验报告。她后来开玩笑说，你就没有发现吗，那些单子统统都没有盖印？
治疗依旧毫无起色，各种检查化验又尤其频繁。她特别不愿意去拿那些报告单。她后来回忆，每次取报告时都站在楼外，犹豫拖延很久。她一再幻想，如果这个城市里，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可以帮助先取一下单子，让她的恐惧有一个缓冲。
可是，病人往往比家属更敏感。记得有一夜在家里，我刚用过化疗药，熟悉的寒意正慢慢从脚趾处开始。忽然听到手机响起，太太说，电梯坏了，她被关在里面。我颤抖着站在电梯门外，无助感升到了顶点。突然觉得，在电梯里的她，是故意把自己关在里面的，就是为了躲开这乱七八糟的麻烦。
病后5年多，我一直带着别致的“护身符”：上班的背包里，始终插着一本“输液港维护手册”，那是当年化疗时用过的。把遭遇癌症的证据留着，似乎是个免疫式的安慰。
癌症，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天生缺陷，实质就是一种基因疾病。癌症就缝在我们的基因组上。每人的基因组里，都有一个原癌基因，一个抑癌基因。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让基因发生突变。原癌基因，开关突然被打开。而抑癌基因又突然死去。于是，癌细胞开始了无休止地生长。
癌细胞有多强大？《肿瘤传》的作者，在实验室里研究白血病细胞，已经30年了。这些癌细胞，一直在疯狂地分裂、复制，增殖从不停顿。要知道，这些细胞的源头取自30年前，那些病人已经死去30年了。这就是癌症的骇人力量。
从技术上看，这些癌细胞是永生的。不死的癌细胞，是生命的最佳样本。
癌细胞正在分裂中。《癌症：众疾之王》剧照
为什么古代几乎没有听说癌症？医学家说，古人才活到三四十岁就死去了，癌症还来不及发生呢。癌症实际是一种“现代病”，你寿命越长，患癌几率越大。随着细胞分裂和身体衰老，突变基因一层又一层无情累积，癌症很可能是我们作为生物发展的终点。
所以，癌症学者普遍认为，癌细胞永生不朽的追求，正反映了我们自己的追求。癌细胞的分子核心所具有的超活跃性、生存力、好斗性、增殖力以及创造性，都是我们自身的翻版。
癌症究竟可不可以战胜，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百年抗癌史，让科学家们感到悲观。
要知道，仅仅是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科学家就花了13年时间，才完成了全部测序。而50种最常见的癌症类型，DNA数量就相当于10000个“人类基因组计划”。更不要说，每一位病人的癌症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个癌症的基因组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癌症，没有简单通用或明确的疗法，也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是癌症学者的共识。
大半年前，我第5次做了全面检查。在做肠镜之前，麻药尚未起效，我听到那位端庄的中年女医生，突然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说：“已经 5 年了，今天没有发现问题，他就算治好了。”声音依然冰冷，但我听出了一丝欢愉。
《癌症传》里，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患癌经历时说，“如果这是一场搏斗，那么我必须用尽我所有的一切——知识和计谋，秘密的手段和公开的手段。”
我很庆幸，自己有一点知识和计谋，从来只相信现代医学，相信外科手术，相信化学疗法。那是我成为癌症幸存者，最重要的原因。
抗癌战争还在继续，癌症发病率还在增长。对于中晚期患者来说，你的幸存率依然很低。
医学家的建议，值得认真参考：“我们应该专心于延长寿命，而不是消灭死亡。赢得这场抗癌战争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
身为癌症患者，你每多活一天，都是一个胜利。
英国BBC纪录片《青少年对抗癌症用户指南》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press），作者： 卢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