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存款几十万，晚年生活却为何不幸福？

一

奶奶和爷爷在2023年相继去世，奶奶是在2023年5月初走的，爷爷是在2024年1月初走的。奶奶去世比较突然，她原本并没有什么大病，身体一直比爷爷好，但在4月份不小心感冒之后导致肺部发炎，一下子身体就垮了，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且几天不能进食，最后安然地走了。爷爷身体有多种慢性病，近几年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家里人原本都期待爷爷能够挺过农历新年，但遗憾的是，爷爷终究还是没有挺过去。

相对于一般农村老年人而言，爷爷奶奶的养老状况应该是很好的，四个子女都很孝顺，且爷爷奶奶在经济上有足够的保障。他们有将近50万存款（其中20多万是前几年的拆迁安置款，还有20多万是他们自己积攒的养老钱），并且我们村在拆迁之后政府为老年人都购买了社保，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领到1000多元的养老金，随着年龄的增加，养老金也逐渐上涨，爷爷奶奶在去世时都是80岁，去世之前每月可以领到2000多元的养老金。

此外，每逢过年过节，孙辈还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爷爷奶奶有四个子女（三男一女），我父亲是老大，我有两个叔叔，还有一个姑妈。在村里没有拆迁之前，爷爷奶奶是单独吃住。拆迁之后，爷爷奶奶轮流归四个子女照顾，一家一年，轮到我父母照顾那一年他们是和我父母住在一起，轮到其他三个子女时由于家里住房有限，则是给爷爷奶奶单独租房住。

因此，从物质条件来看，爷爷奶奶应该是足够富足的，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爷爷奶奶在晚年过得却似乎并不幸福。尤其是爷爷，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我几乎很难看到他的笑容，每次回家看到他都是很愁苦的表情。

爷爷是一个风水先生，在我们当地也是远近有名，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有人来家里找他，有的是家里建房找他看风水，有的是家里有人去世请他帮忙选墓地位置，有的是患了疑难杂症慕名来找他“化水”喝，还有一些经商办厂的来找他看日子等等，印象中爷爷似乎无所不能，并且似乎效果都很不错，不然怎么会有一波波的人慕名前来找他呢？

以前过年回家时，爷爷也经常会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他又帮某个人看好了某种疑难杂症，以及他又帮哪一家看了一个好位置等等，我们晚辈虽然听不懂，也对他所谓的效果半信半疑，但仍然在一旁点头附和。因此，我印象中的爷爷是非常能干的，也是非常自信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爷爷和村里其他老人都有所不同，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特别是秋冬季节，他总是喜欢穿一件长款黑色大衣，围上围巾，给人感觉非常干练。

但前几年过年回家时，我发现爷爷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变得话越来越少，表情总是很凝重，我们和他聊天，他也不太爱说话。后来，由于爷爷经常心情不好，喜欢想东想西，家里人带他到医院去看过，被诊断出患有轻度抑郁，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诧异。我难以想象以前那么自信洒脱的爷爷居然会抑郁。

二

这次寒假回乡，和家里人在聊天过程中了解到更多爷爷生前的生活，我逐渐理解了为何爷爷在最后几年过得不开心，为何手里有几十万存款但却难以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

首先是闲来无事。以前在村里时，爷爷每天都几乎没有闲着，平常在家种地养鱼，有人找时就去帮别人看风水，前面提到爷爷奶奶自己攒了将近30万的存款，基本就来源于爷爷养鱼和看风水的收入。大约七八年前，我们村及周边村庄因为市里建大学城而被整体拆迁，爷爷奶奶也随之开启进城生活。

进城之后，一方面是无地可种，另一方面爷爷身体也有越来越多的慢性病，且随着年龄增长他也不再想出去帮别人看风水，担心给别人看错了影响不好，因此，爷爷开始变得闲了起来。忙惯了的爷爷闲下来很不习惯，但由于身体原因和年龄限制也不可能再在城里找工作，每天的生活就只剩下吃喝，这让爷爷很不习惯，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快速变差。如果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农村，或许他们的晚年生活会更加幸福。

其次是个人性格原因。在村里时，或许是由于职业原因（风水先生），爷爷和村里其他老人日常交流并不多，我一直觉得爷爷性格里有一点孤傲。或许是他认为自己比一般老人懂得更多，又或许是他担心自己和别人交流风水方面的话题别人不感兴趣，因此爷爷在村里时就没有玩得特别好的老伙伴。在村里时每天有事可做，因此对日常交往的需求相对低一些，但在进入城市之后，闲下来的爷爷发现自己没有老伙伴可以聊天，也一时难以在城里建构新的社交圈，这使得爷爷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爱说话。

这两年，我偶尔听到父母提起，奶奶经常都会让几个子女去陪着爷爷玩，或者带爷爷出去走走，这让几个子女很为难，因为父母和几个叔叔婶婶要么是还在工作，要么是要照顾孙辈，很难经常抽身去专门陪爷爷玩。因此父母一辈也经常会唠叨，“你看谁谁谁（某个老人），人家都是自己天天出去转，哪个天天要儿女陪着？”我能理解父母一辈的为难，也能理解爷爷在缺乏社交的情况下多么需要家人的陪伴。

第三是比较生硬的代际关系，使得爷爷奶奶难以从子女那里获得情感满足。应该说，父母一辈对爷爷奶奶总体是很孝顺的，在养老上没有谁推卸自己的责任。尤其是我父亲，作为长子的他觉得自己要带头，因此总是心甘情愿承担更多，比如在爷爷奶奶生病住院时，父亲在医院陪伴的时间往往最长，当然其他两个叔叔和姑妈也都履行了自己应该尽到的责任。爷爷奶奶轮到父母赡养时，父母在饮食上也会尽量考虑爷爷奶奶的喜好。因此，如果从“养”的角度来看，父母一辈应该是做得很不错的。

但是，除了物质上的“养”之外，老年人还有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尤其是对于我爷爷而言，当他的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难以从与外界的交往中获得时，他对于子女的情感需求就更为强烈。但是，爷爷和父母这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整体是不顺畅的。这种不顺畅有两个原因：

一是没时间交流。正如我在上文所言，父母一辈大多还处于支持子代家庭再生产的关键时期，他们要么还在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要么在帮助子女带小孩或料理家务，因此对老年人大多只能尽到基本的养的层面，对老年人的其他需求则相对忽视。

二是不知道该怎么交流。虽然爷爷奶奶对子女有情感需求，但是爷爷奶奶和父母一辈似乎又总是说不到一块去，例如，爷爷经常和小叔叔说不到几句话就会吵起来。这两代人之间难以达到有效的情感交流，既有双方性格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原因，即爷爷奶奶仍然是秉持着传统大家长的作风，希望在任何事情上子女都要听自己的，而父母一辈就很看不惯爷爷奶奶这种作风，因此经常就会说着说着就吵起来。

因此，这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是比较生硬的，生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情感的润滑。相较而言，爷爷奶奶和孙辈之间的情感交流则更为顺畅，他们在孙辈面前不会展现出太强的大家长作风，但是，年轻的孙辈大多忙于工作，平常也很少有时间陪伴爷爷奶奶。

三

爷爷的晚年生活状态有其特殊性，但也反映了农村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诸多共性。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而言，物质层面的“养”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如何回应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如何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确实是一个共性的社会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结合笔者在家乡的观察以及在其余农村的调研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应老年人的上述需求。

一是在村庄社会中提供一个可供老年人交往的空间，延缓老年人社会性死亡的时间。社会性死亡主要是指老年人逐渐从村庄公共空间以及社会交往中退出，村庄里似乎已经没有这个人存在了。在乡村社会中，老年人往往是“社会性死亡”早于“生理性死亡”，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可能较长，也可能较短，这主要取决于村庄社会的尊老氛围。村庄内部的尊老氛围越浓，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就越短，也即老年人社会性死亡的时间越迟；村庄内部的尊老氛围越差，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就越短，老年人社会性死亡的时间就越早。

整体来看，当前乡村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性死亡时间在提前，这体现在老年人日益被压缩的社会交往空间。乡村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很多时候都是受排斥的，比如去别人家串门不受欢迎，被年轻人嫌弃。老年人大多也非常“自觉”，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一般就不再外出，以免给别人添乱。一般来说，在社会性死亡之后，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就不太好，他们不是在积极地过日子，而更多地是在混日子。

因此，社会交往对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有社会交往的老年人和没有社会交往的老年人，其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这一点从我二爷爷与爷爷的对比可以看出，二爷爷给人的感觉是神采奕奕，而爷爷给人的感觉则是愁眉苦脸。我二爷爷是一个“社牛”，喜欢交朋友，因此即使搬到城里之后也很快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每天都精神状态饱满，戴着渔夫帽，提着保温杯，吃完饭就出去玩，去茶馆或者公园散步，找老伙计聊天。

因此，要积极去回应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有社会交往，老年人的情感才有可以释放的空间，其精神状态也必然会更好。在乡村社会中，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应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一是营造尊老敬老的村庄文化氛围，在村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中不排斥老年人。二是建设可供老年人闲暇和交往的物理空间，让老年人有一个可以随时聚集的地方，聊聊天，拉拉家常，讲讲心里话，这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无比重要。例如，在村庄里建老年人协会就非常有意义。

二是要让老年人有事可做。让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事可做，而不是完全闲下来，这对于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也非常重要。老年人其实最怕闲下来，闲下来一是无聊，二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容易胡思乱想，如果加上社会交往受限，精神状态就容易出问题。在乡村社会中，让老年人有事可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和土地结合起来，只要可以有一点土地可种，生活就有节奏感，也有价值感。在此意义上，不剥夺农村老年人的种地权利就非常重要。因此，农业相关的政策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土地对于农村老年人的意义，要让农村老年人有地可种。

三是家庭对老年人情感需求的积极回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在养老中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仍然要依托家庭养老。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家庭对老年人的物质供养层面基本不存在问题，但在情感反馈层面仍然不足。

实际上，当前农民家庭对老年人情感反馈不足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中的青壮年被高度卷入家庭发展的压力之中，家庭资源和家庭成员的时间精力都主要是向下聚焦，由此导致对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忽视；二是与中国的家庭文化有关，中国的家庭文化中“情感”是相对隐秘的，尤其是对于当前的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来说，相互之间的情感沟通并不顺畅，或者说，这两代人之间仍然不习惯于情感交流。

基于此，如何从政策上释放农民家庭发展压力，引导家庭成员之间积极交流，让家庭积极回应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让家庭成为老年人的情感港湾，是一个仍然值得探索的话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作者：李永萍（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