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作者：肖扬，编辑：曹芳。
金庸的武侠江湖仿若一部尘世的秘笈宝典，他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庞大的、栩栩如生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超越凡间，却发生着我们熟悉的故事，它看似不可思议，却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心灵。
金庸先生的书页中夹着几代人的青春过往，是侠义中国的旷野田园，每每读之，拍案叫绝、心神往之。
他笔下的大侠铁骨柔情、快意恩仇，郭靖、令狐冲、萧峰、杨过弃俗而立，但是内心却包容着人间的苦乐真谛；而小龙女、王语嫣的冰清玉洁、绰约风姿又在无数少年的心中埋下了江湖梦影、深深情愫。
读金庸的小说，只见一排排的文字在纸上默然而立，但读起来却仿佛能听闻到侠客的长啸、江山的呜咽、古道上的蹄音，让人不禁想去东海会一会神秘的黄药师，想去林间寻一寻醉卧的洪七公。
武侠世界是如此生动，一旦开启书页，百千人物便如同被施了魔法，冲入读者心门，让人再也无暇顾及真假虚实，只盼着去邂逅英雄，施展刀剑，痛杀恶人，铲尽不平。
与其说金庸写活了武侠世界，不如说他是替万千中国人发现了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浪漫之地：这是一个远避官府权势、被放大的市井空间，这里重情义、轻生死、一诺千金、嫉恶如仇，用武功与正义去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武林江湖与现实社会并未隔绝，有同样的悲喜善恶，读者与书中的人物仿佛并肩走在汴梁城下，一同呼吸裹着尘土的燥热空气，寻觅着酒旗飘摇之处。所以，金庸的作品才能成为中国人心灵的集体投射，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正如北大教授陈平原所说，“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金庸笔下人物的精彩，正是因为那里面有现世之人的“以梦为马”，而细细揣摩，更会发现这些故事和人物中，寄托了金庸的心怀理想与无边往事。读者在绝世武功之间，读出了人之常情，金庸的作品才是一部秘笈宝典，道出了中国人心中藏匿的千言万语、千秋之泪。
友情之贵
侠肝义胆、兄弟情深，是金庸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书剑恩仇录》里有红花会众弟兄的同生共死；《射雕英雄传》中有郭靖与托雷的念念不忘；《雪山飞狐》中有胡斐和苗人凤两个仇敌之间的惺惺相惜；《倚天屠龙记》中有七个师兄弟的同仇敌忾；《鹿鼎记》中有皇帝和韦小宝的两小无猜；《天龙八部》中有萧峰与段誉的生死可托。对此，金庸甚至笑道：“一般来说，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理想化了。”
在金庸看来，友情是他生命中一种重要至极的宝贵之物，所以，他笔下的侠客，必然要有男儿情义，开怀畅饮、不醉不归，一旦患难，以命相救。
所以，《天龙八部》中，少室山上，段誉见各路英雄数逾千人，竟各个要杀义兄乔峰时，说的是“今日大哥有难，兄弟焉能苟且偷生？”而虚竹见三弟都能如此豪迈，登时将什么安危生死、清规戒律统统抛到脑后了。三兄弟于是爽朗大笑，乔峰提起酒袋道：“我兄弟三人同心对敌，即便天下负我，有此二位换命的兄弟，也倍感畅快。”
金庸能够描画出豪杰之间的多情多义、生死之交，与自己身边的诸多知己有关，这些朋友在他遭受生命的艰难时，会倾尽全力相助，让人感受到兄弟情深。
沈宝新是金庸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两人1938年认识，1959年一起创办《明报》。提起这段友情，金庸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1995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
“《明报》三十余年的旧同事叶运兄因病双目失明，得讯后摸索来到病房，要摸住我的手，听到我说几句话，这才放心离去。”金庸回忆。
好友蔡澜则在金庸这次重病时，每日早晨四时半起身，沐浴更衣后，焚香恭书《心经》一篇，于七时过海送来医院，盼金庸静心领悟《心经》中世法本空之旨，有助康复，日日如是，直至他脱险出院。
正如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所写：“这部书的重点不是男女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友情。”
重于恩义
“重于恩义”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主旋律”，不仅有同门之间的相互扶助，更要念及长者师恩，有着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心意。所以，《射雕英雄传》中，在陈玄风和梅超风夫妇偷走《九阴真经》，性格乖戾的黄老邪，一怒之下将剩下的六个徒弟都打残并逐出师门，可是这些徒弟却没有一个人对他心生怨恨，甚至曲灵风在残疾的情况下，还要甘冒生命危险去皇宫偷东西，试图博得黄老邪开心，能重返师门，结果被大内高手所杀，留有一女为傻姑。
在金庸看来，“父母之恩”“师父之教”是当然之义，而他的一生，也是在众多恩师的帮助之下才得以成就。就像郭靖一样，自己肯一门心思地用功，才能理解未知的博大精深，才能体会师恩可贵。因此，每天向师父学习，就可能有新的发现，然后，才会令自己痛感本身的无知，而想获得更深、更坚定的求道之心。
70岁时，金庸见到自己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东，仍能清晰地记得对方，尽管两人已经有60年没见面。金庸仍记得陈老师当年为他改正作文错字，“我提到这些时，陈老师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情为何物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虽然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但他笔下的侠侣与琼瑶塑造的痴男怨女相比，却是毫不逊色。
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故事，无不千回百转，让人钦羡。这些小说中的爱情描写都成为了经典，而能够埋下如此至深的爱情，与金庸本人对演员夏梦的痴情相关。就连三毛都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落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2017年3月1日上午，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常设展馆“金庸馆”开馆第一天，不少金庸迷纷纷前来，到这个已筹备数年的“武侠宝地”一探究竟，重温那些年的“侠胆豪情”和“刀光剑影”，领略金庸大师的风采。
众所周知，夏梦是金庸的梦中情人。金庸曾说：“西施长什么样不知道，不过她至少要有夏梦之姿，才算名不虚传。”为了可以经常见到夏梦，已是名满香江的金庸，却委屈自己加盟长城影片公司做编剧。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夏梦当时已经订婚。
后来，金庸离开了长城影片公司，办了《明报》，心里却对夏梦一直无法忘情。他在自己的报纸上为夏梦开了游记专栏，追踪她的脚步。夏梦移民国外时，金庸一连十多天在自己的报纸上刊发关于夏梦移民的消息。据说金庸小说中的王语嫣、小龙女等美人的原型都来自夏梦。还有人说金庸小说之所以频频出现香香公主、华筝公主等人物，皆因夏梦的外号是“长城大公主”。
在《天龙八部》中，阿紫有些嫉妒萧峰对阿朱至死不渝的感情。她问萧峰：“她有什么好，我哪里及不上她，你老是想着她，老是忘不了她？”萧峰回答：“你样样都好，样样比她强，你只有一个缺点，你不是她……”而周芷若因为张无忌成魔；郭襄在风陵渡口一见杨过误终生等让人黯然伤神的情节，也与金庸心底的这份感情伤口不无关联。
但是，金庸武侠小说并没有沉浸在那种惨惨戚戚、自怨自艾之中难于自拔，而是对于失去自我的爱有一种警省。最典型的便是阿紫与游坦之的故事。为了阿紫，游坦之可以不要本来面目，戴上铁头；甘愿以身试毒，练习邪功；可以不计道义只为红颜一笑；甚至愿意挖了自己的眼睛给她；他卑微到可以被践踏，然而阿紫却并不感动，剜目还珠抛在泥地的那一幕让这位昔日聚贤庄的少庄主剧痛焚心，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谢幕。
游坦之可谓是金庸笔下最为悲惨的人物，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也没有一个人为他着想，无兄弟、无朋友，受尽天下凌辱，最后还背负骂名。因为游坦之在这段痴恋中完全迷失了自己，变成了行尸走肉。可以说，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很正向，一个人可以勇敢地去追求爱情，但切不可做爱情的奴隶。
翻阅金庸先生的作品，还会发现另有“用情”线索。《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他解释过，因为自己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在故乡每每都能听到。幼时做童子军，曾在海宁经乾隆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闻见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但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
说来有趣，陈家洛这个名字也与夏梦有关。当年夏梦拍写真的时候，她的摄影师就叫陈家洛。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夏梦的写真，金庸就跟陈家洛套近乎。陈家洛也很痛快，每次都把照片给他一份。所以，为了“报恩”，金庸就让这位几乎完美的大侠叫陈家洛了。
作为自己创作的第一个主人公，金庸在陈家洛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也多少露出了一些自己的“本色”：“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2016年10月30日夏梦去世，享年83岁。两年后的同一天，金庸溘然长逝，这种巧合，让不少“金庸迷”感慨“不求同月同日生，但求同月同日死”，两人之间，还是有些缘分的吧。
善恶交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道理金庸先生在1961年时感触格外之深。他认为在人间，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所以在创作《倚天屠龙记》时，他想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这种看法，就是普遍而言，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不是能楚汉河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复杂，命运确是千变万化的。
金庸笔下最为典型的反派就是《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恶贯满盈”段延庆、“无恶不做”叶二娘、“凶神恶煞”南海鳄神、“穷凶极恶”云中鹤。但这些恶人也都是悲剧推动下的牺牲品，他们的“恶”中有着对于命运不公的无处化解的愤怒，于是选择了堕入深渊、同归于尽的决绝。
在读者看来，气愤之余心底更是哀叹和怜悯。比如，其中的叶二娘本是一个绝色佳人，只是因为爱上了不该爱的男人，而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而这个男人竟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少林寺方丈：玄慈。
叶二娘为了爱情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维护着玄慈的声名，但是刚生下的儿子被人抢走，她却不敢公诸于众，慢慢思子成狂，心态扭曲。
叶二娘的欲望并不多，她至生盼望的只是一个正常的家庭，能够在阳光下相夫教子。只是迫于社会压力，而只能选择自我退缩和压抑，这样的“恶”有无奈的因素，有社会的推动。与道貌岸然的“玄慈”相比，叶二娘更为勇敢、真诚，让读者知道了她内心的苦楚。最终，玄慈以死来致歉，叶二娘仿佛重新回到了幸福的时光，以死相伴而一同长眠， 这种悲情的绽放，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凄美，而不是恶毒。
善与恶的交织让人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生而为人的局限与无限，金庸正是以自己悲悯细腻的情怀，才能够这样不妄做批判地把一个人完整地塑造出来。
2017年5月18日，太极拳爱好者身穿我国传统武侠古装，扮演“全真七子”在江西省婺源县大鄣山卧龙谷对剑练功。
侠者本心
金庸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可以把自己身边的故事、细节换成“古装”而不失其味。在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谈时，金庸曾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同学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学校里。因为天气炎热无法出去，只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我读的是《资治通鉴》和《世界史纲》，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一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在梦中掉下过。我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自此而来。”
《连城诀》中的剑侠狄云也不是凭空而造，金庸称是受儿时家中的长工和生的触动。和生的身世很惨，家里开了间小豆腐店，原本要娶一位美貌的姑娘，但却被财主诬陷为贼，抓入监狱。父母都被气死了，和生从牢里出来时，未婚妻已被财主少爷娶去做了继室。知道是被财主少爷陷害，和生想去复仇，但他只是把财主少爷刺伤了，自己却又入狱，财主家贿赂县官、师爷、狱卒，想将和生害死在牢里。幸好，和生在牢里不到一年，金庸的祖父来这里做官，将和生放了出来。和生的故事一直藏在金庸心里，最终被他写成了《连城诀》。
《连城诀》最初的名字叫《素心剑》，连城剑谱即素心剑法，也就是后来的唐诗剑法。素心的意思是人的纯真本心。然而小说描绘的又是最黑暗的人性，人们为了争抢“素心剑”，无所不用其极，展现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以至于狄云的人生悲惨得不堪入目，他被关入大牢，并被削断右手五指、穿透琵琶骨。金庸用素心剑作为核心，恰恰就是为了讽刺小说中恶劣的人性。
江湖恩怨少不了复仇的情节，但是金庸却认为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快于一时，但如是千方百计图谋复仇而在大仇得报时，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仇人，则更加令人感动。也因此他的《雪山飞狐》故意不写确定的结果，“胡斐的这一刀是否砍下去，我并不写出，让读者多有一番悬疑，多有一番想象而自行判断的乐趣。”
热爱历史的金庸最喜欢的古希腊人就是伯里克里斯，伯里克里斯重病将死时的故事更是让金庸感动：“亲友和下属聚在他病榻之旁，低声赞扬他的丰功伟绩和造福于国家人民的大贡献。伯里克里斯在昏迷中听到了，接口说，这些胜利和成就，别的将军和领袖如果运气好，也可以做到，他自己真正最伟大的成就，大家都没有提到。他说自己一生最卓越的了不起的成就是‘没有一个雅典人曾为了我的缘故，而不必要地为亲人服丧’。就是说，他在雅典执政数十年，没有妄杀过一个人，没有错误的挑衅发动战争，而在无可避免的战争时，他也从来没有因为指挥错误或强求胜利而多牺牲一名雅典军人的性命。”
伯里克里斯无疑是金庸心中的“大侠”，因此，在金庸的笔下，大侠绝不是武功高强就可以肆意决定别人生死的莽夫，而是那些心怀仁义、懂得宽恕、知道报恩，甚至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勇于牺牲自己的人。
了悟生死
金庸的武侠小说帝国中，融合了历史、文学、文化、武术、中医、饮食、数学、易经、佛经等元素，就像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看来平淡无奇，却是让人越看越痴迷，平淡的一招背后却蕴藏着丰厚的力量，一招之中孕育着更多招数。
由此，金庸小说便产生了“金学”，人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从各自的角度研究阐述金庸作品，解读的方式有上千种，但是，金庸个人的经历才是了解其创作的关键线索。
金庸小说中有不少佛教含义，最典型的就是《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即来自佛经，而金庸为人的中正与思想的智慧，与其对佛经的了解有很大关系。
金庸对少林寺可谓偏爱有加，笔下的高僧更是有许许多多。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少林派四大神僧以“见闻智性”来命名，其四大之首的空见大师为人大智大慧、慈悲为怀，修成了古今五大神功之一的金刚不坏体，任由谢逊打了十三拳而毫发无损，但却为了感化谢逊，苦己度人，以德报怨，甘愿就死。
《倚天屠龙记》最被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人便是“扫地僧”了。扫地僧常年隐居在藏经阁内，无名而普通，却是《天龙八部》中碾压众超一流高手的存在。以一人之武功兼佛法，轻描淡写便化解了慕容氏与萧家的两世恩怨、国恨家仇，是一个具有大智慧、集武功与佛学为一身的人。而反过来说，他拥有这么高深的武功，但却一直甘愿当一个扫地的僧人，其境界已经超越了凡俗，真正达到了“平常”的境界了。所有的一切对他也只不过是一句“阿弥陀佛”，一件平常事而已。
金庸曾经讲述自己钻研过佛经，原因是长子査传侠的自杀。1979年，金庸19岁的长子査传侠在美国自杀，让金庸如遭遇晴天霹雳，伤心得几乎想跟着自杀。儿子自杀的事情让金庸产生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金庸说：“我想到阴世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问题。”此后一年，他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其中有汤恩比博士写的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虽然精彩，但依旧不能解答金庸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他只有到宗教中去寻求答案。
在高中时，金庸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
“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经过了一年半时间，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内心充满喜悦，‘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之后了解了‘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两年。虽然从小就听祖母颂念《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但到60年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
儿子去世，让金庸痛彻心扉。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而另一方面，儿子离去，又让金庸了悟通达了很多，所以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看透世事，以“妙法”观人，才能不为双眼所蒙蔽，不被众人的思维所左右，才能看到人性的更深处。正如金庸笔下悲壮雄浑的金毛狮王谢逊，曾为报仇而负下血海深仇，携屠龙刀远赴冰火岛隐匿数十年。在谢逊的身上，有着最为深切的惨痛，涕泪纵横的生命体验，他对人生曾经炽热地爱过，但又无比地失望，这种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虽然让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折磨，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生命的一种全然体验。
最终，他重归中土，被囚于少林三僧树前，日日听三僧诵经点化，立悟佛家精义，自此归于佛门。这种因痛至极点而出离，感觉到世间所有爱恨情仇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而不再执着的心境，让人体会到金庸作品的深意和智慧，藏着“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的点拨，但这些梵音佛语对于金庸本人而言又何尝不是痛的领悟？
有书迷说金庸小说是成人童话，外媒则将金庸与写了《指环王》系列的托尔·金相媲美，形容他是“中国的托尔·金”，两人都为读者构造了一个庞大的栩栩如生的虚拟王国，这个王国超越凡间，但却发生着我们熟悉的故事，看似不可思议，但却被我们的心灵所深深理解。
在20世纪末时，金庸曾说作为一个真正的21世纪的人，“首先必须胸襟开放，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不存歧视之心，再在交往中相互沟通，培养出一股类似于慈悲之心的爱心，常常为对方着想，则社会中的和谐可期，世界的持久和平可期。”而这大概也是金庸先生倾其一生书写的秘笈宝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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