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欲望社会”有害吗?
2018-11-30 10:15

“低欲望社会”有害吗?

虎嗅注:“低欲望社会”是近年来的流行词汇,但实际上,这又是个“中国古已有之”的现象。 “低欲望”的生活方式对个人而言无所谓,但对国家发展来说,“低欲望”乃至有意“控制欲望”,会带来灾难式的后果。

 

本文首发于《读书》杂志2018年11月刊,原标题《舍身饲蚊及其他》,虎嗅获授权编辑转载发布。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头图©视觉中国

 

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卷四《立言篇》上有一段有趣的文字:

 

白鸟,蚊也。齐桓公卧于柏寝(台名),谓仲父(管仲)曰:“吾国富民殷,无余忧矣。一物失所,寡人犹为之悒悒。今白鸟营营,饥而未饱,寡人忧之。”因开翠纱之帱(帐子),进蚊子焉。其蚊有知礼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觜(咬)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长嘘短吸而食之,及其饱也,腹肠为之破溃。公曰:“嗟乎!民生亦犹是。”乃宣下齐国修止足之鉴,节民玉食,节民锦衣,齐国大化。

 

这个故事真假难考,从“其蚊有知礼者”这种用语看,自然是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不过这不重要,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所包含的思想观念。齐桓公从以身饲蚊中得到启示:民生(此处核心是民心)不同,犹如蚊子,有的人知礼,有的人容易满足,有的人极不知足。齐桓公因而下令,给齐国人修一个何谓满足的标准,节制人民的吃穿,不让吃得太好,穿得太好。齐国民风因而大化了。

 

虽说齐桓公舍身饲蚊的故事有些可笑,但他如果真有为齐国人的知足定个标准这种想法或做法倒也不奇怪。比齐桓公稍晚的老子、孔子实际上都有提倡节制的想法。

 

老子《道德经》说:“我无欲,而民自朴。”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眼睛),故去彼取此。”

 

《论语·季氏》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老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追求身体基本需求以外的东西,过多的享受,会惑乱人的心性。孔子认为各人各国的拥有应该平均一点,大家差不多,社会就会安定。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均见《论语·述而》)他不完全排斥富贵,但希望平均一点,并且来路要正,符合道义。他还特别表扬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精神。《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认为只要寡欲,人的善性就会存在,若多欲,即使尚存善性,这样的人也是很少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足寡欲观念是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治世理念、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权力、财富、名利都是世间稀罕物,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引出形形色色的争斗。对于统治者来说,劝导民众降低欲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奢侈的人,有节俭的人,但秦汉到中唐这段时间,中国文化中还是充满着欲望的扩张,所以阿房宫、上林苑都规模宏大,西汉有“汉帝金茎云外直”,东汉有“梁家画阁中天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们以奢华相尚,西晋石崇王恺斗富,以蜡为柴,锦步障五十里(《晋书·石苞传》),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谢安“每游赏必有妓女从”,“肴馔亦屡费百金”(《晋书·谢安传》),隋诸葛昂、高瓒蒸男童、蒸小妾以争宴席之胜(《说郛》卷三十二上)。盛唐气象,亦离不开“金樽清酒斗十千”“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支撑。

 

但中唐以后,文人的观念开始转变,以李翱的《复性书》、白居易的闲适为标志,中国文化发生了转向。受佛道思想影响,《复性书》发掘出孟子的性情理论,同时发掘出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大学》《中庸》及其中的思想,把人的性与情对立起来,提倡尊性黜情,认为“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又说“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把欲望、好恶、感情看作人本性的遮蔽物。

 

白居易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诗中充满着知足心理的表达。如其《知足吟》(和崔十八未贫作)说:“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株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白当时官太子宾客)。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寄张十八》说:“饥止一箪饭,渴止一壶浆。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反复说自己该知足了。因为很知足,所以更加懒惰放松。

 

这种转向,到宋代就演变成了主张克制人欲的理学。范仲淹的《帝王好尚论》就说:“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希望帝王以老子思想来节制欲望。“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六个一”,除了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需要费一些钱外,“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都是简单的精神生活。邵雍《暮春吟》:“自问心源何所有,答云疏懒味偏长。”《书事吟》:“饱食高眠外,率是皆虚名。”他的“安乐窝中四长”也就是诗一编、一部书、一炷香、酒一樽,都喜欢简单生活加懒散状态。

 

黄庭坚《山谷集》卷八有一组《四休居士诗》,其序曰:“太医孙君昉,字景初,为士大夫发药多不受谢,自号四休居士。山谷问其说,四休笑曰:‘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乐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三平二满:古人论日凶吉有平日、满日,是过得去或比较好的日子)

 

司马光的节俭更出名,他专门写了一篇《训俭示康》教育他儿子,文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又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他与一批老朋友轮流做东办“真率会”,约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唯菜(蔬菜)无限。


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记述不少有关节俭的故事,如“老瓦盆”条说:“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同一醉也,何尚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富贵贫贱可以一视也。”

 

“俭约”条记述,仇泰然当四明太守,问他平时很喜欢的一个幕僚说你家一天用多少钱,对方回答我家十口人,一天用一千个钱。仇问为何用这么多,答曰早上稍吃一点肉,晚上吃蔬菜羹。仇惊道:“某为太守,居家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从此就疏远了这个幕僚。

 

虽然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中也写到许多宋代的奢侈现象,但总体上来说,是这些文人士大夫、理学家在引导这个时代的文化。宋代的这种存天理节人欲的立身处世观念,文人士大夫的内圣之求,使宋代出现了许多廉洁高尚之士,但也导致了士风的柔弱。在唐代,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白《少年行》说:“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所以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在对外关系上较能使用实力。而宋朝的程颢《秋日偶成》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黄庭坚《答龙门潘秀才见寄》说“男儿四十未全老,便入林泉真自豪”。

 

同样是论男儿,标准很不一样,相对而言,唐朝人外向进取,有欲望;宋朝人则追寻安贫乐道的“孔颜乐处”,男子汉应该早入林泉。所以宋朝对外孱弱,没有战斗力。即使像文天祥这样的,也只是有一颗忠节之心而已。所以直到清代乾隆时期,诗人蒋士铨还在感慨:“宋明兵戈际,用人尤可怜。一将当八面,调遣如循环。人才一何少,庸竖虱其间。”(《忠雅堂诗集校笺》卷十三《读史》),打仗时没人可用,能用的个别将领被调来调去到各处救急。尊性黜情、克己节欲、重清尚廉、以为内圣便可致天下太平的治世理念,在太平时代的内政方面似乎起到了改良社会风气、安定天下的作用。然而战争一来,问题立即暴露,士大夫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只能一死报君王,除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外,其他无能为力。

 

节欲戒奢有助于民风变朴,但如其他措施不配套,对国际竞争却是不利了。

 

中国传统的节欲思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齐桓公的故事,不禁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那时农民家里可以种几丛韭菜、可以养几只鸡是有规定的,超过部分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无论城乡,女人头发扎绸带、烫发、平时穿得好,属于“忘掉劳动人民本色”,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于是在那个时代,一眼望去,除了高干外,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工资差不多,生活用品凭票供应,也不容易有太大差距。总体上来说,人们之间的攀比较少,心态大致算平衡,或者说生活上也不想那么多。这种状况不知道是否也算“民风大化”。

 

只是与齐桓公时代比,那时已“国富民殷”,用桓公的话说是只剩蚊子没吃饱,让其忧心。而七十年代前期还是非常艰苦的,很多人常感饥饿,面有菜色,衣服补丁累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个时候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是纯净的,禽畜是自然生长肉质鲜美的。而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已近崩溃的边缘。

 

由宋代的历史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不难看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控制了民众的欲望,民众普遍过着低标准的生活时,如果这个国家周边没有敌人,则可能是过得去的、稳定的。但如果有国际竞争,有敌人,则就危险了。就像宋朝,虽然今天很多人赞美那个时代,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它拥有很大的地盘、很多的人口,却先败于金,再灭于元。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摒弃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的欲望的禁锢,转而重视人性人欲的实现。相应地,在经济领域,就重视了生产力发展,进入了尊重私产、尊重人性人欲、重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工业化社会,诞生了现代经济学,后来还有了“拉动消费”“扩大内需”这些与节俭节欲南辕北辙的概念与学说。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那些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既曾经在本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如英国伦敦的雾都时代),又对外开展殖民掠夺,到处攻城略地,杀戮他国人民。

 

如今,在国际规则的约束下,殖民侵略少了,发达国家的环保意识总体上也提高了。但交通、通信便利、地球成村以后,新的问题又来了。首先是国与国的攀比、人与人的攀比,使落后国家不得不拼命追赶发达国家,穷人努力致富;其次是国与国的竞争、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事实使落后国家不得不拼命求发展;其三是政府、政党为了其执政地位,不得不承诺民众各种好处,诱导、满足人民的欲望。于是发展生产、增长财富成为每个国家必须重视的事。

 

国家增长财富必须靠税收,增加税收必须扩大生产和消费,过去我们都提倡节约用电,现在很少提了,各地城市都在布置灯饰,夜间都霓虹闪烁,灯火通明,以夜间卫星照片亮度来衡量各地的发达程度。现代科技又使生产力大幅提升,各种产品很容易过剩,移山填海、改天换地的能力也空前增强。于是生态遭破坏,环境受污染,地球暖化、厄尔尼诺现象肆虐。今年在北极圈内都出现了三十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美国加州与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上,有一片两个得克萨斯州大的垃圾场,大部分垃圾是塑料制品。这些塑料制品在太阳和海水的作用下变成碎片,破坏海洋生态,被鱼吞食后,还危害人类。一次地震,让来自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污染至今犹存。然而,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让各个国家有意无意地放松环保或以邻为壑。

 

人类欲望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只能寄望于人类调整生存哲学,形成适度节制欲望的观念,减少过度的消费,减少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但“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如果只是一个国家为少耗地球资源而过俭朴生活,到头来可能就把自己搞落后了。只有人类形成共识才有可能,然而,知易行难,“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不过,希望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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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金浩,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江苏吴江人。中共党员,博士,硕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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