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io
审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监督机制，但它与中国足球的交集时间却少得可怜。
不过即便要想讨论明白中国足球薄薄纸片一般的审计历史，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另外一段故事----“管办分离”。
“管办分离”，最早来源于我国公共卫生体制改革。
“对公立医院的举办政策和对其他医院的监管政策分开，不同类型的医院承担不同的职责，赋予不同的政策要求，采取不同的监管手段。对于公立医院，要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相结合，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相结合；对于其他医院，主要采取行业管理和外部治理的办法。”
在该领域取得一定成功后，一些优势经验被部分市场化较高的体育项目借鉴。
中国足球最早提出“管办分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04年末的“G7联盟”。而“G7联盟”的开端，一般被认为是北京国安在当年联赛的“罢赛事件”。
2004年中超联赛第14轮，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沈阳金德，而当值主裁判周伟新屡次做出有争议的不利于客队的判罚。在一次疑似犯规被最终判罚点球后，北京国安旋即宣布退出当场比赛。
这场极富争议的比赛赛后，周伟新被停止执法当年剩余比赛，并在后来的“足坛打黑除恶”行动中，被证实收受贿赂后被捕。
随后不久，由北京国安和大连实德牵头，中超7家俱乐部投资人组成“G7联盟”。俱乐部把矛头对准当时负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理的中国足协，他们认为职业联赛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行政干涉，并建立由当时投资人主导的“中超公司”来进行联赛运营的方案，形成“自我监管、自我主导、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职业体系。
但最后，这场运动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其实不难预测，这场“革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肯定不可能获取成功。因为它尝试着在现有的执政管理体系中，试图通过资本的方式，取代国家行政监管，获得对国家级体育赛事的主导权。这东西放四五十年前够枪毙了。
不过这件事情还是对中国足球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掌权者不断进行着妥协。
首先，中超公司在2005年宣布成立，并在一年后逐步开始接手中超联赛的运营业务。而中超公司的管理层，也是由足协官员与职业俱乐部负责人共同组成。
其次，2012年2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正式推出，确立了将联赛的办赛职能从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的概念。
最后，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这几年得到了最终的解决。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被正式裁撤，中国足协虽仍保有领导职能，但从行政编制上转为国有非营利性组织，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实行财务公开。
经历了这些过程，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算是正式开展了。
不过为什么要讲上面那些内容？这些跟审计又有什么关系？
答案很简单，官方机构审计那是国家机器的事儿，不过审计一些个民间组织和公司，找“四大”就足够了。
上位者的算盘
有了进行审计的理论依据，下一步就是选取一个好的时间点了。
上文我们看到，体育总局在2015年8月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具体如下：
“方案中指出，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改革完成后，不再作为中央预算单位，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同时，足协要实行财务公开，上一年度财务报告与下一年度财务计划和预算须向协会会员大会报告、接受审议。由独立的审计机构负责对协会定期进行财务审计，审计结果接受会员大会及社会监督。”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进行审计，这里面可是有些讲究。
1.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国家近些年的核心政策。对于声望与口碑均差到极点的中国足球来说，任何一点顺应民心的改革总是有利的。
2. 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十分之差，各大势力的利益盘根错节，要想各个击破，首先当然就要从最核心的部分开始下手。
3. 无论是掌权者还是赞助商，近十年来入局的最核心的动力自然是传言中核心的喜好问题。离2035年还有不到20年，正好是两三波球员的成熟时间。如果一切顺利，成长在积极环境中的少年还是大有希望的。
所以说，为了顺民意，做功绩，讨欢心。这常规审计到了不得不做的地步了。
2016年是足协独立财务核算的第一年。2017年1月，中国足协在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首次公布了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
“根据报告，2016年中国足协（含福特宝公司）总体收入预算目标7.8亿元，各项费用、税金及附加预算支出6.7亿元，较去年增长45%，其中各级国家队费用预算1.86亿元，青少年培养及赛事发展费用预算1.21亿元，女足赛事及发展费用预算6400万元。”
这并不是中国足协第一次接受审计，2004年闫世铎与2008年谢亚龙调离足协主席岗位时，国家审计署均对其做了离任审计。
结果这两位老师，一个传言审计结果被体育总局隐藏，再加上在任时混日子导致口碑大降，至今仍未翻身；一个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被查贪腐，锒铛入狱。
所以说，有审计监督，着实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上位者的算盘，谁又能看得清呢？
熬不住的俱乐部
无论是顺民意，还是讨欢心，那都是结果导向。如果中国足球能有个好成绩，这些自然都成为了掌权者在位时的功绩。
如何让男女国足都有个好成绩？
做完了足协内部的改革，下一步自然轮到职业俱乐部了。
2016年，体育总局某位局长正式履新，自此，中超联赛就展开了多项“改革措施”。
比如差评如潮的“U23上场”政策；比如受业内赞许的“严控海外回流”政策；比如褒贬不一的“调解费”政策；再比如让人啼笑皆非的“整体军训”政策。
但这些政策最多只能解决球员的更新换代与精神面貌，但对于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些政策却并无法解决，那就是球员的上进心。
众所周知，我国的职业联赛水平相对低下，如果球员想要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或突破自身瓶颈，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去更富有竞争性的足球发达地区联赛中不断磨砺和提升自己。
本世纪初，我们有孙继海、郑智、李铁、杨晨等曾在五大联赛中展现过自己的骄傲。
但现在，我们在五大联赛中一无所有。
是球员没有上进心吗？我们从国内职业球队中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广州恒大淘宝队的公开财务信息中可见一二。
注：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2018年员工情况
根据统计，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总计员工335人，一线队球员约30人左右。
这些人一年要拿多少钱？
答案是账本上写的接近1.8个亿，这还不算可能出现在其他应付款科目里的高达近17亿公司借款。也就是说，纯粹运营这个俱乐部，一年花费就有接近20亿。
不过即使只是把这1.8亿均摊到每个人头上，每个人也能拿50多万人民币。
注：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2018年半年报薪酬情况
据江湖传言，目前打上中超主力的球员年薪普遍在500万元以上，部分甚至超过千万元。即使从最极端情况来看，换算成欧元，国内球员的薪水普遍在周薪1万元至2万元。这已经超过德甲近三分之一球员及绝大部分德乙联赛球员的收入水平。
要知道邵佳一当年贵为国足主力前腰也不过是德乙主力轮换的水准。
薪酬问题不但是球员“留洋不畅”的一大因素，它也成为了近年来中超军备竞赛之后，给职业俱乐部带来的一个巨大累赘。
11月23日，上海媒体报道，中国足协拟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关于新赛季所有球员合同都要重新签订。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大合同的球员，这样的规定无异于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有人指出，这样的做法违背《劳动法》，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和可执行性。
此前，中国足协也曾经推出过限薪措施，但是最后各个俱乐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阴阳合同”作为解决方案，不仅让市场更加混乱，也让足协的“限薪令”成为了一纸空文。
但是这一次不同的是，俱乐部老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反转。
事实上，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持续烧钱后，各俱乐部都已经逐渐退去了刚刚进入足球圈时的热情，老板们也都希望能够控制支出，让市场降温，重新回到理性的发展轨道上。
前一阵降级的贵州恒丰俱乐部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他们抱怨今年投入了近6亿人民币，却换来一个降级的结果。
在目前俱乐部缺乏明确盈利模式的情况下，如果长期大手笔烧钱，是否有好的结果暂且不论，这对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俱乐部不仅需要审计，更需要有一个严谨的财政监管政策，保证职业联赛长期稳定发展。
11月27日至29日，中国足协在香河国家训练基地召开财务公平大会，并同步举行职业联赛会议。中国足协宣布将参考欧足联FFP财政公平法案，师徒制定严谨的财务监管政策，并聘请专业的第三方财务公司进驻各俱乐部，进行财务审计和管理。
至此，职业俱乐部的审计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后记
有开心的自然就有不开心的。
官员期望着获取政绩，商人渴望着降低成本，那不高兴的自然只有薪水可能受到大幅影响的职业球员了。
在中超颁奖典礼上，徐根宝对着国足队员说：“你们刚打完联赛，太累了。你们最近有点烦。”
不过不破不立，这也许是中国球员留洋潮的又一次开端。就如同这日常审计的有序进行，也许代表着中国足球新的希望。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