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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暹罗”改名“泰国”

当“暹罗”改名“泰国”

虎嗅注:本文首发于《读书》杂志2018年11月刊,原标题《当“暹罗”改名“泰国”——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虎嗅获授权转载发布。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头图©视觉中国


文 | 葛兆光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銮披汶·颂堪,1938年出任暹罗王国总理后,将“暹罗”改名“泰国”,对内推行民族主义经济与文化政策,对外要求收复法国占领的领土(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


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


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引起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特别是,这一波风潮与当时汪精卫之叛变、日本南进策略、国内苗族复兴倾向相互呼应,是否会掀起一股分裂中国的波澜?



最早察觉这一趋向的历史学者中,可能第一个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时暹罗还没有宣布改名——他给顾颉刚讨论边疆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顾颉刚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致顾颉刚[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遗札》,954页)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罗宣布更改国名之后,国内气氛紧张,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国日报》上,就以“顾铭坚”笔名发表《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一文。在文章开头他就问:“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改国名是其自由,为什么改为‘泰国’便和我国发生关系了呢?”


顾颉刚,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史家顾颉刚,对通过历史学论述捍卫国家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他强调说,暹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又得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不止靠中国人救回来,也是靠中国人充实起来,……中国确实是暹罗的母国,暹罗的种族、文化、经济诸端,无一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孕育长养起来的”。可是,现在的暹罗傍上了现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抢夺我们的国土”。


为什么顾颉刚说是“抢夺我们的国土”?他说,因为他们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掸”,《后汉书》有“掸国”,这个国家原本在缅甸(在今缅甸掸邦),但日本学者怀着“独霸东亚”的野心“杜造历史”,说自古掸国等就是一族,他们都是泰族。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包抄拉拢的局势,让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暹罗改名的日本阴影,也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政治意图。因此他指出,暹罗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义”的人,就宣称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好些非汉民族,尤其是云南西南的摆夷,都是泰族。由于暹罗把它当作自己的来源,并且在建立大泰族国家的口号下,宣称:“凡是泰族人都应当属于这个国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诸国的土地都应当还给这个国家。”


顾颉刚非常愤怒,他说:“暹罗改国号的一事,和我国西南边防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民族主义向来是一柄双刃剑。


在面临外敌侵略和国族危机的时代,正义的民族主义常常是国族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来源,在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贸易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往往造成人类之间的敌意。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一方面当然有唤起民族认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促成世界意识的作用。可是,当民族主义的正义和热情影响到历史学,甚至干预了对是非真伪的判断时,它也会导致历史判断偏离甚至走向极端。


暹罗更改国名的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原本纯粹历史学的判断,即暹罗或泰族,是起源于中国云南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吗?他们是因为汉代和元代的压迫被迫南迁的吗?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主要是欧洲东方学界,对于“泰族”或“暹罗”的历史,往往支持一种说法,即:


(一)泰族起源于云南(甚至起源于中国内地),被汉族(如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迁;


(二)古代的哀牢夷(汉代)、孟获(三国)就是泰族;


(三)南诏(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


这些说法,得到很多西洋、东洋学者的研究支持。中国学者陈吕范曾列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汉族压迫泰族南迁”,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在《掸族发源地》〔The Crable of the Shan Race,这篇论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汉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才从中亚进入中国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掸族的祖先,发源于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张,南诏就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的《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连线》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Yangtze,Cambridge,1909)更认为,掸族发源于广东。


这个说法得到德国克勒纳(W. Credner)的赞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勒纳在《南诏故都考察记》Cultural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说掸族是从华南热带地区迁徙过来的;而美国传教士杜德(W. 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1923)则认为,泰族属于蒙古血统,是比希伯来人和汉人更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国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由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又从中国中部迁入南部,再从南部迁入印支半岛(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


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第一个运用西方历史学研究法研究暹罗历史的人,他编著有《曼谷王朝拉玛二世编年史》《曼谷王朝拉玛五世编年史》以及《暹罗佛塔志》(en.wikipedia.org)


被誉为“暹罗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DamrongRajanubhab,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关于暹罗历史的系列演讲,后来被编辑为《暹罗古代史》一书,大致就是这样叙述暹罗的历史的(丹隆:《暹罗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译本,一九三〇年。由于此书中译本错误很多,曾被许云樵等人严厉批评)


而集大成的英国学者吴迪(W. A. R. Wood)所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这些说法,认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东周简王元年)以前,中华帝国只是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都是蛮夷,“其中泰半殆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罗人、老挝人,与乎掸(Shan)诸民族之鼻祖也”。他们是在耶稣纪年一世纪,才“相率南移,达今之掸国北部一带之地”。他强调,南诏就是泰族所建王国,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诏(或大理)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迁”(《暹罗史》第一章,陈礼颂中译本,一九四七年)



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却坚持另外一种立场。


站在中国立场上,历史学家们的解释是:


(一)泰族确实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起源的,它本来就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族群;


(二)如果追溯早期历史,它们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 “掸国”,即《后汉书》中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记载的“永昌儌外蛮夷及掸国”。他们曾向汉朝进贡,汉朝授以金印紫绶。特别是史料记载,永宁元年掸国国王雍由调曾经遣使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当时,汉安帝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说明它很早就纳入了汉朝的朝贡圈。


(三)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和各种遗物,说明掸国是“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延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即古代掸人之地”;


(四)讲泰语的古代掸人,在与讲高棉语的扶南和真腊,讲越语的安南,讲缅语的骠国,讲彝语的南诏,在互相联系和冲突中,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泰族的族群和疆域(如方国瑜、陈吕范等,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泰族是永宁元年来朝贡的掸国之后裔,自汉代就是“汉大都尉”,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境内族群之一;如果泰族作为一个整体族群,是在十八世纪才逐渐成型,那么,南诏、大理就不可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泰族也就谈不上被汉人或蒙古人压迫而南迁;如果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发生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中国境内各族应当是整个的中华民族,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大理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疆域的形成。


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国瑜就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伯希和有关泰族为南诏国之说法提出反驳,指出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暹罗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国瑜更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一节,驳斥伯希和南诏通用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着意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强调南诏、大理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收入《方国瑜文集》第四辑,377页)


在方国瑜的论文中除了学术批评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险恶用心”“无中生有”“谎言无耻”以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等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词(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367~369页)。顺便可以一提的是,直到现在国内学者仍基本主张,南诏、大理是由彝族、白族的先民,即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而忽必烈灭大理,是“铲除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19世纪中叶,普鲁士特使所绘泰国曼谷风景版画(Ansichten aus Japan China und Siam: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1864. 来源:书格)


但是,日本在“二战”时出于某种侵略野心,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支持大泰国形成,怂恿暹罗鼓吹“泛泰主义”,而且在学术上支持泰族起源于云南,南诏、大理为泰族,以及元世祖征服后泰族南迁说。面对异国侵略和国土分裂,学者立场为针锋相对而往往偏向一侧。


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在讨论暹罗和泰族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暹罗接受多少中国的好处,泰族受到多少汉文化的影响,就像前引顾颉刚所说的那样。著名学者陈序经甚至在《暹罗华化考》一文中,引用《大明一统志》卷九十《暹罗国》的话说“暹乃汉赤眉种”,还说,如果这个话可靠,那么暹罗人本来“就是中国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国文化”。(《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二十一号)


陈序经当然注意到“暹罗人的大汰主义”和日本人的“大陆政策”一样,“都是侵略的口号”(陈序经:《暹罗与日本》),但是把暹罗人说成中国人甚至“汉赤眉种”,这个说法也太过偏颇,史料依据也实在缺乏。所以,当时专门研究过暹罗史的许云樵,就在《读暹罗华化考》一文中,针对这些说法在史料、文化、语言方面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并说:“暹罗的染濡华化,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较之印度化,相差犹远,这是稍加研究暹罗文化的人所公认的事实。”


“立场”使得有关南诏大理国家与族群问题的历史学研究,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和时势的意味,有人干脆在论文中,把“泰国”的“泰”,写成“埋汰”的“汰”。



当民族主义或政治意图支配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很难超越“立场”。


最后讲一个有意思的旧事。在暹罗改名泰国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民国政府评“蚁光炎奖”。蚁光炎(一八七九至一九三九)是泰国华侨,也是支持暹罗抵抗日本的领袖,后被暗杀。当时,中国政府用他的名义设奖,显然是在表彰东南亚抗日华侨的精神。然而,当评审委员会把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评为第三名时,傅斯年却非常警惕。


他说他偶然看到这一消息,“顿觉此事大有毛病”,便立即给朱家骅、翁文灏、叶企孙写信,指出这部书是调查“芒市那木寨的宗教活动”,与评奖原则中“专给予研究泰国、越南、马来亚之历史、地理、文化、经济而有重要成绩之中国人”一条不合。它不仅“不在本奖金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这部书研究的是“摆夷”,而摆夷就是泰族。


傅斯年说,“全中南半岛之泰族多矣”,“全中国说泰语者,恐有二千万人,皆中国人也”,可是由于暹罗近年来“不知自量,要玩大泰主义”,“以云南、广西为其失地”。他强调,属于中国的云南西南部包括芒市,本来“以受南支佛教影响,颇有离心力”,如果政府再把本来专给外国研究的奖金,给了研究云南芒市中国人摆夷的田汝康,那么就等于“将云南划归中南半岛,且显示泰国研究课包括云南一部之人,与暹罗政府之妄言吻合”。所以,傅斯年强力主张删去这个第三名。


傅斯年(来源:pnn.pts.org.tw)


傅斯年曾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可问题是,什么是纯粹的学问?什么是无聊之学问呢?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民族情绪充斥之时,这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

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两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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