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改革开放史
2018-12-18 09:18

极简改革开放史

来源:千字文华(公号:qzwh2015)

作者:先知书店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后,中国开启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天因此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


201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面临十字路口的当下,对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全人类而言,这四十年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重回现场,拨开历史的迷雾。


改革开放前夜:挣脱历史的枷锁


南京化工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1978.5)


1978年,中国走出极端年代已经两年,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经济崩溃、民生凋敝,人均GDP仅225美元;大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参与社会生活;“阶级斗争”“计划思维”“两个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


中国仍然被束缚在历史的枷锁中。


大逃港: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1978年,广东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 ,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1.3万元港币。为了“吃上饱饭”,当年就有7千多人冒险越过边境,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仅宝安县就有300多干部出逃。大规模的逃港潮,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改革的艰难突破


凤阳小岗村的“生死状”(国家博物馆)


1978年11月24夜,18名“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村民,冒死秘密签下土地承包责任书 ,率先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当年就取得大丰收。安徽、四川成功后,全国纷纷效仿——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吃饱饭。


想吃米,找万里


万里、邓小平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其正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回避了土地所有权等“姓资姓社”的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短短几年内,中国的粮食、棉花产量跃居世界第一。


思想解放: 打破观念的枷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的主张遭受广泛质疑,破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实用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上风。


1978年10月,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陈云和邓小平(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家庭联产承包作为农村的基本制度,以市场机制发展解放城市生产力;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发展与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自此,“改革”和“开放”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


中美建交:走向开放的关键一步



三中全会刚结束的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立即访问美国。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在飞机上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答:“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中国以变革、开放的姿态赢得了世界信任和尊重。除了资本、技术和商品的涌入,西方的制度、思想和文化,也为国人带来新的启示。


纠正历史错误,彰显改革决心


“拨乱反正立丰碑:胡耀邦”(《人民日报》1989.6.1)


拨乱反正与知青回城


云南知青事件


1979年初,各地爆发激烈的知青请愿事件。长达25年的时间里,知青们在农村饱尝艰辛、错过发展机会,改革启动后,他们极力要求回城。1980年开始,一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并获得工龄补偿。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十年浩劫的错误和责任做了明确的评判,同时决定对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平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受牵连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对制度与文化的反思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专访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角度,深刻反思了政治体制的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


邓小平说:“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发生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极有可能重新出现。”


改革开放的80年代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左二),平反后在武汉大学


当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人们迫切想要追回失去的光阴。长期遭受贫困和动荡折磨的中国人,改革的新鲜空气,让他们身上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如脱缰野马;受尽风霜的知识精英,长期积聚的喷薄力量,终于转化为变革的势能。


 “我们真是穷怕了”


与香港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


邓小平曾说 “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 然而,贫穷不是因为资源匮乏,更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勤奋和冒险,而是这些精神长期被束缚在制度和文化的藩篱中。因此,经济改革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底层突破,顶层确认,再转为政策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因雇佣超过100人,合资经营等问题被当作“资本家复辟”;


1982年,因政府一则“紧急通知”,八位温州企业家变成了“投机倒把罪犯”,史称“八大王事件”……



最后因邓小平等人干涉,他们才得以脱身,陈朽的政策法律,也被修改或废除。乡镇企业、个体户、国营企业改制,无不如此。


顶层设计,单点突破,再以点带面


为减小改革阻力,中央决定在偏远的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在深圳,市场化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资本和劳动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侧目。



1982年,特区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经推出,引发“姓资姓社”的轩然大波。直到1984年邓小平亲自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该口号被誉为“改开时期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口号”,标志着“竞争、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财富的精神”再度兴起,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中。


深圳的成功,辐射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张名片。


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1979年春,持续20多年的书禁初开,《读书》杂志的发刊词《读书无禁区》,仿佛一粒石子,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崇尚文化、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新启蒙的1980年代”,也因此与“百家争鸣的春秋”“中西合流的民国”,并称为中国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三大时代。



西学东渐:触碰人类思想的边界


80年代起,官方和民间共同发起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出现了“思想热”“文化热”的盛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翻译奇迹。


迄今,该丛书共译介700种,共826册人类思想经典书籍。时任总编陈原说:“这些著作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们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世界。”(1982《人民日报》)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由甘阳、刘小枫、赵越胜、徐友渔等人主编,译介了马克思·韦伯等20世纪西方人文经典,成为此后各学科的必读经典。


(左起)甘阳、刘小枫、徐友渔、赵越胜


“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主编,致力于“为年轻一代介绍在科学、人文领域的最新发展”,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集中了官方到民间的一批知识精英,代表了80年代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成果。


(左起)刘青峰与金观涛、丁学良、朱嘉明


除了“西学东渐”的三套丛书,由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等学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旨在复兴被严重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成果颇丰。


被遗忘的珞珈山奇迹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1980年代的学术风气自由、开放、活跃。


在那个短暂、激越的时代,刘道玉的武汉大学、罗征启的深圳大学,锐意革新,成果最为辉煌,引发世界震动。


刘道玉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武大所取得成就被誉为“珞珈山奇迹”。他们开创性的改革措施被争相模仿,有的被沿用至今。从武汉大学走出的杨小凯、邹恒甫、易中天、野夫、田源、陈东升、毛振华、雷军等青年才俊,成为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中坚力量。


莫干山会议:青年改革派崭露头角



当改革由农村推进到中心城市,从理论到现实,分歧和冲突越来越多。


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以中青年为主,来自政商学界共300多人,围绕价格、外贸、金融、城市化等经济议题展开激烈争论,形成朝野共商、左右派和平对话的空前盛况。


除了“朱黄翁王”等“改革四君子”外,冯仑、华生、李剑阁、楼继伟、田源、韦森、张维迎、周其仁、周小川等人都曾深度参与其中。会议结束后,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直接进入政府体改部门,成为日后改革派的重要力量。


据参会者回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讨论和争论昼夜不休,以致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病倒了——这正是那个年代的改革画卷——为了让被耽搁太久的祖国尽快改变,一代青年精英们,将自己的才华和家国情怀融而为一,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



然而,政治是一门残酷的学问,社会有自身演变的规律和节奏,绝不会因为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迫切要求而改变——80年代后期的历史,再次验证了这个基本常识。


价格闯关失败,改革受挫


1984年5月,为使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务院出台“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规定:同一商品的价格,在计划指标内实行固定价格,计划指标外由市场自由调节。


这一举措使市场机制逐渐确立,也带来诸多副作用。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被管控,计划内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于是不法分子倒卖物资赚取差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


1984年末,中国经济增速过快、信贷发放猛增,物价高涨。而计划管控、价格双轨造成的失控,导致人们对改革抱怨和失望。为解决困局,政府决定,“测算出未来价格的走势,争取在两三年内将价格一步涨到位,实现市场自由调节”。


1988年抢购潮


然而,靠人的理性能力设计未来、改造未来的试验,很少有成功的案例。1988年初,物价依然暴涨不止,CPI指数飙升至28.4%,全国范围爆发了挤兑、抢购狂潮。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很快传递到校园,传导到政治领域……改革在80年代末严重受挫。


经济社会巨变的三十年


90年代初的艰难突破


改革受挫,开放也受到限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1990年GDP增长仅2.4%。在邓小平的斡旋下,日本率先结束封锁,向中国无偿援助50亿日元,又持续提供大量医疗、技术支持。


1990年的“治理整顿”使个体户锐减360万


1991年底,各国陆续解除贸易封锁,中国经济重新恢复10%以上的增长。然而,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市场开局时,就曾引发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


九二南方谈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1992年初,邓小平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南方多个城市,展示深化改革的决心:“我们真的穷怕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改革要大胆一些,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谁不改革谁下台!”当年的改革宣言,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在当年的十四大报告中,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姓资姓社”的争论终归沉寂。


“下海潮”:私营经济的勃发


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和潘石屹


南方谈话后,海内外慢慢又恢复了对改革的信心,大量的外资和新技术涌入中国,体制内精英争相下海经商。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温州的个人企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成为民企翘楚。


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盲流”到农民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神话


90年代的春运


私营企业的勃发,出现大量的用工缺口,这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撕开了一道口子。1984年,中央废除《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允许农民自理资金和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当年就有二千万人进城。从90年代起,进城务工、经商的人群连年攀升。如今,这一数字已高达2.8亿。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吃饱了饭,那么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开始让数亿家庭摆脱贫困,也为底层打开一个上升通道,中国社会缓慢的向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经济保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他们功不可没。


国企大改革与下岗潮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一直是应有之义。从80年代“增强国企自主经营”,到90年代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部分国企仍长期亏损,国企改革缓慢前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时任总理铁腕推进国企改革:除少数垄断行业,大批中小型国企都被清算破产、出售改制。


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但被下岗的大约7000万国企职工,却为之付出代价。他们大部分已过中年,缺乏其他技能,短时间内再就业困难,在医疗 、教育 、住房改革的多重冲击下,生活艰辛,与农民工一起成为“弱势群体”。


加入WTO,分享全球化红利


令世界“闻风丧胆”的中国制造


2001年,中国加入WTO,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制造”很快横扫全球市场。


此后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速领先世界,私营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GDP份额和就业岗位;能源、通讯、金融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成为世界级巨无霸;房地产投资猛增,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加快。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房地产时代



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地产开始走向市场化。


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购房置产的传统、房地产对上下游经济与就业的拉动,以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高度依赖,让房地产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然而,由于“一级市场上土地所有权归地方政府,二级市场上又采取招拍挂、价高者得”的运行规则,导致房价只涨不跌。飙涨的房价,像一个无底黑洞,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金吸入。房地产变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蓄水池,虽然它全身布满泡沫,但却不能戳破。


互联网兴起:商业新生态和多元社会


微信支付传到了日本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网民已高达8亿。


美国人最早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却走在了最前面。从门户网站时代的新浪、搜狐、网易,到今天BAT巨头,互联网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王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的兴起,让互联网成为了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


互联网专业的技术、复杂的分工和快速的反应机制,为中国政商博弈的经济死循环,引入了一束亮光。


互联网链接、开放、协作、共享的天然属性,在改变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国人获取资讯和信息的方式,拓展了言论空间。互联网让生活、思想越来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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