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拉开。整个中国，所有人的生命和生活，尽皆因此而改变。
如今，整整40年过去了。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在这样一个宏大叙事面前，那么些微小而微弱的个人，究竟在这样的宏大之中，如何被改变、塑造、生长和推动？冰川思想库的系列文章《改革开放40年私人史》，试图从60、70、80和90年代四个不同的代际，去观看和体察，这40年来的家国巨变，究竟如何影响了这些个体的命运。毕竟，私人史就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而每一位国民私人史背后都是最真实的国家史。
今天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出自冰川思想库研究员陈季冰，一位60年代生人，一位“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他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回到40年前出发那一刻的原点，再次思索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cereview），作者：陈季冰，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原文标题：《改革开放40年私人史 | 那些人们脸上充满紧张、兴奋和神秘表情的日子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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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27日，虽然春节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但天气还是相当寒冷。
那时候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第二学位，已经是最后一个学期了。不过，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文汇报实习。
这天傍晚下班，我所在的这一层电梯门一开，我看到里面站着总编辑，还有好几个副总编辑、部门主任。他们都和蔼地冲着我微笑，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电梯。
我知道，按惯例他们刚开完当天的编前会。但那一天有些独特，我分明察觉到，所有人脸上都闪烁着一抹紧张、兴奋而又神秘的神色，与平常很不相同。这股奇怪的气氛弥漫在狭小的电梯空间里良久。
但我那时候实在太年轻了，也不注意学习，所以当我走出报社大门，走进暮色中，刚才的气氛也就散尽了。第二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把头天晚上电梯里的那一幕忘记得一干二净。
到了第三天，当我踏进办公室，看见当天的《文汇报》头版整版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时，很是吃惊。
再仔细一看，是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叫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
▲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后来听我们主任跟部门里的记者聊天时说，其实报社领导在3月26日当天下午就注意到了《深圳特区报》的这篇报道，当时就有人提出本报第二天应该全文转载，后经当天编前会的慎重讨论，领导们达成一致：先观望一天，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响，再决定要不要转载……
在我印象中，文汇报的转载算是比较早的。到了第四天，也就是3月29日，新华社也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
再往后的事情，想必读者朋友们都比较清楚了。这就是决定改革开放命运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或“南巡讲话”），这也是我人生头一回切身感受到政治离我的生活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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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这么说是有点不准确的，在我的人生记忆中，还有另一个时刻也和1992年3月一样，有着相同的紧张神秘气氛。只是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那是1978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后，父亲照例拧开放在五斗橱上的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夜新闻。
突然间，我看见他站起身来，身体靠着五斗橱，神情十分诡异地盯着收音机，生怕漏掉里面传出来的任何一个字。这种情形很罕见，只有在两年前（1976年）发生过一两次。
那个晚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女播音员的声音似乎也格外激动和雄壮。
长大以后我自己查过，当时收音机里播报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新闻，以及这次会议的公报。就是在那一刻，当代中国的命运彻底改变了；而且现在看来，世界的命运也改变了。
当然，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当年我只有11岁，上小学3年级。
所以，如今经常听到一些人轻松潇洒地声称，“我不关心政治，只想开开心心过好自己每一天的小日子”云云，我总是暗地里感到好笑。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是的，你当然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并不会因为你不关心它，就也不来关心你。
如果没有1978年底和1992年初的那两个历史性时刻，你今天或许连公开说一句“我不关心政治”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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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83年秋天或1984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反正我记得那时天气还挺凉的），姐姐带我在上海华亭路小商品市场上买了一条牛仔裤。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条牛仔裤，那时我上高中一年级。
说起华亭路，年纪稍大的上海人几乎无人不知——那差不多就是上海改革开放和个体经济的第一张名片。
如今的华亭路是一条幽静、洋气的小巷子，即便在大白天，这条小路上也撞不见几辆汽车和几个行人，路边的花园洋房里偶尔会飘出几声英文对话……
30多年前的华亭路可不是这样，两边摆满了小商品摊位，人声鼎沸就像一个菜市场。
顺便介绍一下，当年那个大名鼎鼎的华亭路市场在90年代后搬去了淮海路襄阳路口，改名为“襄阳路小商品市场”。再后来，那里就变成流光溢彩的环贸中心（IAPM），相信它应该是80后、90后们非常熟悉的。
接着说我人生的第一条牛仔裤。
当天下午，姐姐和我惴惴不安地回家后，果然我父亲满脸的不高兴。我依稀记得他好像是责备我们年纪轻轻不该把心思花在衣着打扮上，而应该好好学习；另外，他好像还说牛仔裤“穿在身上像什么样子！”
偏偏那时候的牛仔裤和现在的还不一样，大多是喇叭裤式样，看起来确实有些流里流气。不过不知为何，我爸爸只是埋怨了几句，却并没有禁止我穿它。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没有和他说起过，到现在也不明白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过了几天，我第一次穿着这条牛仔裤去上学，心里更加惴惴。我当时是班上的“好学生”，还是团支部书记，我担心这身穿着会遭到班主任和校领导的批评。况且，不久前好像还刚刚有过一场反“精神污染”的运动。
然而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了，一直到我平生这第一条牛仔裤穿破的那一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特意多看过它一眼。
▲历史上，中国各地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粮票（赵周贤/图）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生活里充满了各种新奇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长达近40年的“票证时代”。那时，大到家用电器，小到酱油毛巾……没有什么不是凭票供应的。
1993年，随着粮票的停止使用，最后一种票证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到中央正式宣布废止粮票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太关心这件事情了，因为粮票在绝大多数地方实际上早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变化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仔细回想起来，其实是很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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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个周末，一群同龄朋友到我家来做客。他们都是媒体界的，其中有上海的，有央媒的，还有南方报业出来的。聊及过去40年，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大家取得了高度的一致，我们都感叹：我们这代人是十分幸运的，赶上过好时光。
我说，40年前，我大概连做梦都不敢想一下，我这辈子居然能够买得起汽车，还有机会出国旅行。当时我那被贫穷限制了的想象力所能够达到的极限，应该不会超过拥有一台私人电话。而像我这种事业如此失败的人尚且有这样的感受，那些成功的“人生赢家”们就更不要说了。
只不过，我们之后的几代人大概不会再有我们这种幸运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让我感慨：
3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上海有两个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智商、情商、家庭背景、运气……相同，一个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另一个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
4年后，前者被分配到了上海最大的几家报社之一，后者被分配到了上海最大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假设他俩的智商、情商、机遇……完全相同，而且都没有遇到十分特殊的境况，也就是说都既平平凡凡、又顺顺利利。
那么现在，前者的收入最多只有后者的五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
……
我一直宣称自己是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我愿意尽我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维护改革开放。
但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许多曾经牢不可破的共识日渐模糊的今天，我更想说，我还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原教旨主义分子”。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重新回到40年前出发那一刻的原点，去再次思索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
为何要改革开放？
何为改革开放？
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目标？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cereview），作者：陈季冰，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曾任《东方早报》副总编辑，《上海商报》副总编辑。著有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