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往事: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2019-01-21 21:51

中国人口往事: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港股那点事(ID:hkstocks),作者:三个火枪手,数据支持:勾股大数据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全年出生人口数据:1523万人。在放开二胎的背景下,出生人口数仍义无反顾地“跳水”,创下了自1961年以来的新低。



看着断崖的人口出生数,心里不免感到迷惘,甚至惶恐,用“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仍有约9亿人”来佐证“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资源被高度集中、板结、固化的环境中,在家国、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于任何个体而言,能动的空间是微乎其微的。回顾中国过往69年的经济史,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国企分流、供给侧改革……永远是一场又一场没有尽头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多少次经济改革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赌注巨大。即使这样,我们今日仍怀揣着信心、希望和勇气在探索中前行,在实践中检验所谓的真理。


“身处瞬息万变的21世纪,我们还能有多少试错的机会?”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计划生育这场重大“试验”,现在终于也到了验证结果的时候。


01 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


1882年(清光绪八年)的一天,在浙江嵊州,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婴儿将影响了中国大半世纪的人口走向,甚至是整个国运。他就是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首的马寅初。


马寅初的父亲善于酿酒,自设酒坊,营业颇盛。出身富贵人家的马寅初,自小就在家乡私塾接受教育,十三岁进入绍兴县学堂,十七岁到上海中西书院求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攻读冶矿专业。因学校内部争斗,马寅初阴差阳错地被派赴美留学,到美国后进入了耶鲁大学,又因无机械设备专业,改学了经济学。


1915年初,马寅初婉辞在美任教之聘,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后,马寅初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后随蔡元培离京到杭州参加浙江省政府工作。


1949年8月,马寅初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9月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历任一二届人大代表和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6月,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发布,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已有解放前的4亿7千万发展到6亿多,人口逐年增长态势十分明显,引起马寅初的高度重视,1954年-1955年他多次走访农村,掌握大量基层资料,并在1955年第一届人代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控制人口的问题。


1957年6月,在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将人口材料整理成一项正式提案,7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指出“我国人口增长过速,将影响生产建设、资金积累、劳动就业、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提高,必须加以控制,实施计划生育”。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并转为反右,有人拟将其划为右派。1958年《光明日报》发表两篇大字报,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其新人口也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截至1958年11月份,各报刊公开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1960年1月,对马寅初的批判进入了高潮,3月马寅初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64年底到1965年初,两会召开,马寅初卸任全国人大常委,改任全国政协常委。


1978年,改革开放,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获得再评价。1979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马寅初家中称“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9月,马寅初再次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2月,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马寅初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市病逝。


回顾马寅初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那是个对人不对事的时代,其人口论随其的生命而浮沉。


应当说,在限制人的能动性的时代背景下,人口多,负担也多。马寅初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可厚非。在万物皆可调控的思维下,当时物质匮乏,财政紧张的背景下,必然会有控制人口政策出台,或早或晚罢了。


只是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如果一开始接受了马寅初的观点,是不是不会出现后来的人口膨胀,进而不会出现激进的人口政策。


历史没有如果,一步错,后面,往往步步都错了。


02 我国生育制度复盘


1、人定胜天


生育政策的第一阶段在1949-1953年,鼓励生育,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在“人定胜天”的理念下,大家相信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发布,1953年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而此时的社会生产力未能匹配人口的高速增长,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就业等多方面均出现不足。



2、反复无常


生育政策的第二阶段在1954-1977年,也是与马寅初的个人史最为相关的一个阶段,我国的生育政策反反复复,计划生育走走停停,但整体宽松。1954年12月27日,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召开,会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这几年是马寅初的想法被中央认可的几年。


然而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在“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下,节制人口的声音被淹没。大跃进失败,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人,节制生育再受重视,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进入了文革,计划生育工作被停滞,直至1971年,国发〔1971〕51号文要求“在“四五”计划期内,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同时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


然而历史的车轮却并不由我们摆布,54年-78年期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净增了3.5亿左右的人口,由于存在超生漏报等现象,真实的数据远不止于此。


十年动乱刚结束,急剧增加的人口让高层惊讶不已,并反思,“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3、紧急刹车


生育政策的第三阶段在1978年-2013年,“独生子女”政策阶段。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效率常年低下,粮食供给不足,78年文革停止后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外汇储备又非常少,有限的外汇在当时难以解决城乡人民吃饭与引进先进装备之间的矛盾。



为应对这一问题,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然而政策并未在一时间得到很好的响应,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这一数字可吓坏了政府,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至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12月落实到宪法。




“独生子女政策”在城镇地区掀起了腥风血雨,尤其在公职人员队伍被彻底的贯彻执行,但突入其来的计划生育并未能打断农村人民的生育热情,《超生游击队》或许是那个时候的农村最真实的写照。由于阻力很大,国家决定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生育政策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



2001后政策相对放松、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再生一个子女。


在一定时期内,“独生子女”政策取得的成果获得了认可。人口普查显示,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从1973年的4.54快速降至1990年的2.3、2000年的1.22。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四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4、过犹不及


生育政策的第四阶段就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独生子女政策”为我国的人口增速踩了一脚急刹车,但是这个刹车踩得时间有点久,直接导致了我国第四波婴儿潮的消失。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逐年降低,对计划生育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放开二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但是2012年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每年将出生4700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5.35亿人;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将反弹到2.4。


于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可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看,15年,我国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政策效果不达预期。



2015年国家卫计委组织专家组进行反复测算,预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将达到1.63、1.97、2.09,2030年总人口将达14.50亿。然而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7》公布的2016年的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远远未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期。


2017年是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根据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16年减少了63万。1月3日社科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人口负增长将提前至2027年出现。


但真实情况却更不乐观,而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初步数据,2018年人口或出现负增长,总和生育率将降至1.5以下。人口红利的消失带动了经济的全面下滑。



5、第四波婴儿潮的消失


新中国成立至今,受政策影响,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波“婴儿潮”。


第一波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鼓励生育,1957年新出生婴儿达到2138万的高点。


第二波在1962-1973年,大跃进和文革贡献了平均每年2700万的婴儿;


第三波在1982-1992年,虽然实施了计划生育,但第二代“婴儿潮”开始生娃,平均每年仍有2200万左右新生儿。


如果按照法定婚龄推算,第四波“婴儿潮”应该出现在2004年以后的10年里出现,然而,时至今日第四波“婴儿潮”却未能如期“赴约”……


在横跨两个世纪,经历美苏巨变、中国恢复高考、中国经济腾飞、几轮世界经济危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大事,都刺激不了这根下滑的曲线,哪怕一点反弹,除了2016年放开二胎。



03 结语


1978——2018这40年的经济奇迹,这其中演绎和遮蔽了多少普通个体的悲欢离合?


我们太多人的思维被惯性锚定在了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中,想当然地以为未来也一定如此,极少有人想过4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是多么的短暂,短暂到根本不足以呈作一个有参照意义的样本。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种短期的辉煌案例比比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64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绝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


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三个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但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战术问题不是问题,错了也死不了人,但战略错了,则极可能一去不复回——于个人、于公司如是,于国家更如是。国家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站在个体生育权、还是经济发展角度,都应该对人口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纠偏了。


愿我们不再折腾,愿我们永远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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