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原标题《农村注定娶妻难》，作者：张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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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娶妻难，西部的农村地区更难。
这个现象早已有之，但长期以来都在主流话语圈子的视野之外。记得第一次看到媒体上热议这事儿，还是几年前因为贾平凹的一番言论。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西部农村娶妻难现象中最极端的一种情况——从人贩子手里买来媳妇，然后意味复杂地来了一句“如果村子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毫无疑问，此言一出，引得无数人口诛笔伐。把这话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单独批评，对贾平凹也许不足够公允；但那次讨论一方面让主流圈子正视了农村地区娶妻难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乡土情结和现代城市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当然，农村地区娶妻难已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相关的讨论不会因为大家批判了一次贾平凹就结束。每逢春节，大量平日在城市谋生的农村人（或者更应当被称作是“新城市人”）返乡过年。再次近距离感受过故乡后，这些第一代城市人中的知识精英总难免要再次议论到婚嫁，这个“农村最大的政治”。当然，他们的某些未脱乡土情结的议论又必然再次刺激到另一些人，特别是城市价值观更加鲜明的都市女性。
2019的春节期间，一篇题为《一个西北五线小城的城乡风貌》（点击可阅读）在微信上获得超过“10万+”的阅读量。在谈及故乡（甘肃平凉）的社会风风貌时，该文作者明确指出“娶妻难成了农村最大的问题”，并且以解决（至少缓解）该问题为目标提出了一些建议。虽然该文作者显然已经通过高考彻底改变命运，成为进城扎根的第一代，但是其行文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对故乡男青年的同情。基于该文作者的这种男性视角，本文以下姑且将其简称为“男文”。
仔细梳理一下男文的脉络，我们会发现下面几步：
首先，承认需求正当，即落后地区农村男青年娶妻的需求正当，应当予以满足。如果细读原文，不难发现男文并不否认农村存在重男轻女等种种问题，但坚持这都没有人口的不均衡流动那么致命。因为农村进城务工的男青年大多最终会返乡扎根，而女青年则更多选择留在城市，客观上使得农村本已失调的性别比例（男多女少）进一步扩大。
其次，认为“政府出面撮合”这一类外部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需求。基于这个前提，具体的解决方案是：劳动力接纳地的政府在农民工培训和婚姻撮合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帮助姑娘们挑选能在城市落脚的打工男。
最后，对于方案的损益比计算，男文自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在其方案中，公民迁徙自由，个人择偶意愿得到了尊重，此为不损；“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变成大龄剩男，进而变成真正的光棍”这个社会问题会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是缓解，此为有益，何乐而不为？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变成光棍 | 图源：网络
有趣的是，一周之内，一篇题为《现在，农村最大的政治就是娶媳妇》的文章以反驳男文观点开篇，以截然对立的立场同样刷爆“10万+”的阅读量。其实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讨论如何解决农村男性娶妻难的问题，而是对一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按作者对自己专栏的描述，文章是“一位高知女性对世界的解读”。
然而文章不仅在某些批判环节措辞尖锐，而且很可能还漏读、误读了男文的一些关键观点，想必是行文时有按捺不住的激愤。因此，本文以下将这篇与“男文”针锋相对的文章称为“女文”应该也不算失当。
我们同样有必要梳理一下女文的具体脉络：
首先，女文否定男文建立的“需求”的正当性——通过举例统计数据说明“本来女人就很少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男文建立的需求客观不成立；通过讨论“女人吃饭能不能上桌”这个热议话题，用极为尖锐的措辞突出了农村女性所处的低人权状况，因此男文建立的需求主观不正义。
其次，反驳男文所谓某种形式的外部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男性娶妻）需求的观点——女性的绝对数量“不够用”的客观前提下（统计数据说明即便撮合到所有的女人都嫁人的程度，大约每6个男人中还是有1个会打光棍），一切靠“撮合”解决问题的愿望都是幻想。
接下来，女文明确表示，由于这根本就不是外部干预能解决的问题，包括男文设计的方案在内的任何方案，除非违背女性的自由意愿，都必然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论述在细节上存在对男文的误读和漏读，但论述逻辑成立）。
最后，在损益比上，女文暗示，如果施行男文的建议，受益的只有那些“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吸食着其他女性的血肉成长起来”的男性；受损的就是那些原本已经逃离了低人权待遇的女性。岂不是坏人快意，好人痛心，何来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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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读罢女文，不得不感叹，如此不拘泥于文化人之间情面的全面反驳，从需求痛批到损益，甚是精彩，也甚是难得。但笔者发现，整份痛快也正好掩盖了一个其实非常关键的问题：男文提出动议，女全面反驳，但只反驳而不提替代性方案，那么女文的初衷真的是维持现状吗？
具体来说，在农村男性娶妻难问题上，男文对现状不满，提出劳务接收地政府出面撮合的政策动议。女文表示反对，并且从需求性、方案的对需求的可满足性、方案设计本身，和方案的损益比四个层次进行了全面反驳。好吧，我们权且接受，认为男文被全面驳倒。那么按说男文的动议也该就此被放弃，即不对现状做改变。但这真的是女文想要的吗？
女文在末尾痛心疾首地指出，那些娶不到老婆的男性，“他们也是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吸食着其他女性的血肉成长起来的” ，农村地区娶媳妇难是“大自然的反噬”。对此，有两种揣测：
一种可能，女文要的就是反噬的效果，那些“吸食着其他女性的血肉成长起来的”男性都被大自然反噬消灭了最好，这就是解决方案。当然，我们一向不以最大的恶意揣摩自己的同胞，所以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女文真正想要主张的，应该是让农村地区摒弃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才对。
我更愿意相信女文的真实用意是后者，但相应的，女文着墨的重点也就应该是关于在农村地区实现男女平等的方案设计。然而，这恰巧是女文忙于批判男文而无暇顾及的部分。可见，过于激烈的情绪会让我们忘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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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一点耐心就会发现，我们距离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未必那么遥远。当然，这需要再次梳理问题的归因，以便公允地评价解决的方案。
回到两篇文章，女文着重批判了男文两个关键点：问题归因和解决方案。但这里也许正好隐藏着问题的出路。
首先，问题归因方面：在女文看来，男文作者不承认农村娶妻难与“重男轻女”或“计划生育”有关，而是归咎于“农村女孩都去城里打工，不回来了，所以村里没有女孩”。
但只要稍加耐心，多阅读几行原文，就会看到男文明确承认“计划生育和重男轻女的意识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这是事实”，只是男文作者认为“这个事实根本不足以造成农村适婚女青年的断崖式下跌”。然后男文作者提出了他认为“足以造成断崖式下跌”的原因，即农村女孩进城打工，都不回来了。这是因为“在这个服务业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在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中，年轻女性相比于年轻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也更容易在城市立足。”
没错，男文作者最后还是将农村娶妻难的问题主要归因于人口流动，而不是“重男轻女”或者“计划生育”。但是，直接据此而将男文的观点代换成不承认农村娶妻难与“重男轻女”或“计划生育”有关，确实误读和漏读了男文的重要信息，很可能是女文作者激愤之下的一种武断。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计划生育”“重男轻女”“人口流动”都认定为农村娶妻难的重要原因，暂时搁置哪一种原因最重要的争执呢？也许当解决方案设计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解决方案。
女文批判了男文提出的，在她看来是“头痛医脚”的解决方案，即“要建立专门的组织负责促进和撮合打工男女缔结婚姻，要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和相应的帮助，要乘着青年男女们还保有幻想没有被现实绑架的时候，适当地撮合和推动”。可能怕如果仅仅如此，对于男文“直男癌”形象的刻画还不够鲜明，于是女文在此基础上又发挥了一下。
文章指出男文代表着“很多拒不承认中国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的人的想法”，即“他们认为，男人娶不上老婆，都是因为女人‘拜金’，想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愿留在农村跟当地贫穷的男人结婚。而且就算结婚，也要收很高的彩礼。政府要做的是，想办法让女人不‘拜金’，尽量跟穷男人结婚，‘趁男女还有幻想之前’赶紧把婚结了。”话说到这步，自然是足够点燃很多读者的情绪了。
就算结婚，也要收很高的彩礼 | 图源：网络
但原文中，男文作者设计的具体方案其实是：接纳他们打工的城市的政府在农民工培训和婚姻撮合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最终的目的是帮助姑娘们挑选有能力在城市落脚的打工男（这点很重要，切勿漏读或误读）。也就是说，男文的解决方案中，不包括让这些已经外出打工的女性再嫁回农村地区去。用作者的原话说，就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然后不想回农村的年轻姑娘也迷茫和苦闷，她们见识了城市的繁华，她们想过更好的生活，不愿意回农村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他也客观地指出“没有多少农村姑娘有机会嫁给城市土著”，所以进一步提出“有潜力有能力在城市落脚的打工男”是符合农村姑娘的需求的，于是这也才认为“接纳他们打工的城市的政府在农民工培训和婚姻撮合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
总而言之，男文的意思是促进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女青年在务工地婚配。在其作者看来，来自农村的男青年竞争力固然弱于城市土著，但是只要有在城市扎根的潜力和能力，他们就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女青年应当可以接受的，也是最现实的选择。这番主张被女文说成了是想办法让女人尽量跟穷男人结婚，男文作者心里一定是一百个的不爽快。
当然，纵使如此，本文依然能够理解女文作者的情绪，也不认为她对男文的误读和漏读是出于恶意。但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硬是把男文竖立成脸谱化的靶子，这就显得太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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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不着急的情况下评议一下，促进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女青年，在务工地婚配是否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本文觉得是，虽然具体的方案设计还有很多细节要商榷。
本文认为，虽然男文和女文看似从头对立到尾，但若退一步，其实也有基础共识。首先，大家都同意农村娶妻难这个现象客观存在。其次，这个现象不好。然后，如果能够消除，或者至少是缓解这个现象，肯定更好。最后，要是有既不冲突女文价值观又能满足男文需求的方案，相信大家都是欢迎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认同女文价值观的同时，也部分同意男文需求呢？有人说这是矛盾的，是，有矛盾。但解决实际问题，往往就需要在大脑中同时拥有两种相反的思路，而行动上保持自洽。自洽在哪里？就在于上一段指出的两文的四个共识。尤其第四个，大家都欢迎既不冲突女文价值观又能满足男文需求的方案。
带着这种思路，重塑一下方案设计：
首先，就是暂且有保留地接受男文的需求。
其次，关于外部干预是不是能够满足需求，可以分类讨论。一类是试图在农村当地满足需求，那行不通，因为农村地区存在的女性低人权状况会冲突到女文的价值观；另一类是转移到务工地来满足需求，那么一定程度上可行，离开了农村，女文的价值坚持就得以保全。
然后，关于具体方案，就是鼓励和帮助农村男性离开故乡，去大城市打拼。而且打拼的目标不是赚点钱回家娶老婆，而是在城找一个一同打拼的人，一同待下去。而这实际上与男文的主张出入不大。只是本文强调，公权力不宜直接介入，政府“撮合”无异于当年的“组织出面解决脱单”，会导致不愿接受“撮合”的女青年受到各种隐型压力，可能导致新的社会问题。此事还是交由我国正在飞速成长的社会组织去做更恰当。
这样的设计，基于三个理由：
第一，城市机会多，大城市机会更多。适婚人口也是资源，人力资源。那就符合“哪里资源多，就该去哪里”这个常识。越大城市，总体来说，女性绝对数量越多，相对比例约协调，男性机会越多。
第二，大城市选择面广，不仅有老乡，还有其他省份的女青年。
第三，只要婚后不回老家，就避免了很多问题，大大增加了婚配成功的可能。女文反对的不就是老家农村里女性被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吗？只要不回去，在大城市生活下去，作为新一代的城市人，受到城市价值观的感染，女文批判的不平等问题自然也会得到解决。
最后，就损益比上而言，正面的预期是以上解决方案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地区娶妻难的问题，但是有望部分解决，至少是部分缓解问题。而且，关键是没有牺牲女性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利益，没有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个方案也必然存在着可以挑剔的地方。
首先，大城市扎根，谈何容易。这需要高收入来跨越绑缚在户口上的各种衍生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养老。如果是大学生，也许还多一点机会，但是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务工者，非常不容易。
其次，愿意一同在城市打拼的打工女青年也不么容易找。嫁给城市土著好于嫁给其他更富裕省份来打工者；好于嫁给老家来的务工者；好于比自己更穷省份来的务工者。因此，如果是甘肃平凉这种地区的男青年，几乎处于鄙视链底端，在老乡那里都不占优，更谈何外省的，乃城市的女青年。
最后，这个方案本质上只促进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带来资源增量。于是客观上“女人本来就不够”的情况下，即便绝大多数农村男青年都扎根城市了，也始终有一部分人的问题解决不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性别比例失调（这也是女所所坚持的，且绝对有道理的一点）。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的的回应是：
首先，扎根城市难，找到愿意一同打拼的女青年也难。难，但不是没机会。难是比较问题。到底是在变成城市人难（哪怕暂时只是城市边缘人，甚至自己这代人始终只是城市边缘人），还是在女性正在逃离的故乡找到老婆难？依大趋势来说，城市是女性涌入地，老家是女性流出地。再难，也该选前者。
其次，除非国家大批量开放移民，短期内平衡性别比例确实难以指望。这是人口结构决定的，个人无力改变，但只要想娶媳妇，个人的算盘还是要打的。城市资源的优势，农村外出务工的就业模式，都对落后地区男性尤其不友好。但是这就是城市化在这个阶段的大环境。借用“知识服务圈子”里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大环境是必须忍受的，小趋势才是个人可以作为的，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博得个人的人生逆袭。
最后，有一种担心是说如果大家都以这种办法谋求逆袭，那最后就没有人能获得比较优势，解决方案会失效。对此，本文作者想说：放心，没那么多人会读到这篇文章，读到的，也不是都会采信这套方案。
对于认真思考这个方案的朋友，我想再次强调，娶妻难是人口结构决定的大趋势，努力扎根城市并拥抱那里的价值观才是个人可以努力的解决之道。2019就着手，这样的男青年，已经把很多人甩在后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