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朋友,从没拿到过Carry
2019-03-18 14:54

我身边的朋友,从没拿到过Carry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偏见实验室(ID:ThePrejudice),作者:周玉梅


我们每个人都在奋力追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2014年,名校毕业的投资人K先生为了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进入了VC行业,五年后的今天,他说了一句话:我每天跟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钱打交道,但自己没有钱。




“站在十字路口上,我该何去何从。”


夜幕四合,北京的街道依旧喧嚣而热闹。K先生独自一人走进了一家拉面馆,他要了一份拉面。这次北上,他原计划要约几个朋友吃个饭。但最后,追着要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人,一个也没见。


他需要更多时间独自思考未来。此刻,他像一个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旅人,走向哪里,还没想明白。


2018年,VC行业遭遇严寒,他在一家基金公司做了五年多,面临一个问题,跳槽还是留下?


留下的问题包括未必能晋升、老板与自己可能存在的微妙关系、机构里年轻面孔带来的压力等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钱。


如果跳槽,现在的市场环境,各家基金都囊中羞涩,换了东家,未必能有出手的机会。再者,一旦离职,自己投资的项目怎么办?将来爆发了怎么办? 


K先生没有钱,他甚至觉得,一名年轻投资人去做投资这件事特别傻,“做投资的获利非常远期,你很努力,但你努力得到的反馈时间特别长,就像有人给你画了一张饼,但不能充饥。”


他拿二级市场炒股票的基金经理举例,他们的激励反馈特别迅速,一年一次。“如果你在行业内跑赢了前5%,你帮公司赚到1亿元,你的团队就能很快分到钱,你会觉得你做的事跟你的收入切实相关。”


但在一级市场,年轻投资人自己投资的项目非常少,而Carry这件事,“我在行业内就没听说谁拿到过,甚至有的机构明面上直言没有这种激励收入。”


投资人付出的努力和收获并不成正比。


“我们做一个项目,花很多钱和精力,早期项目更是如此。花时间帮创始人想办法,多数时候,我们跟创始人关系很好,推进项目时,内部估值也会给打八折,但实际上,个人根本拿不到什么好处。”


去年,K先生明显感到基金风格收紧,老大对项目要求越来越高。“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自己不愿意提升,而是自己提升的速度跟老板标准的提升要求不匹配。”


2018年行业出现洗牌,很多人离开了圈子。K先生觉得,VC行业存在泡沫,一级市场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未来,90%的机构要死去,90%的从业者会消失。


当初为什么会进风投行业呢?




“在北京,有尊严地活下去。”


2011年,K先生进了国企,但国企的工资无法养活自己。另一个让他绝望的事实是,在国企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自己的将来,他无法接受,因为“我是名校毕业的。” 


“我要在北京有尊严地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至少在那个时间点上,北京这个城市是用钱衡量的。”


K先生想赚钱,2014年的VC行业,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当时,在双创浪潮下,各种基金雨后春笋般涌现,K先生前脚投简历,后脚面试,第一次就顺利进入了一家VC机构,一做就是五年多。


K先生承认,自己最初投的项目,很多都没成功,有时代原因,也有自己不懂的原因。


“5年多的投资工作,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向他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目光望向咖啡馆的玻璃窗,大约一分钟后,他说:“不是很好回答,从时间上,我觉得自己是在成长,但这种成长并不快乐。至少没有一件事能用‘最’形容。”


随后,他说了一句话,“在VC行业中,踏踏实实工作拿工资的人都是屌丝,都是像我这样的屌丝。在行业中有一个不好的现象,能搞事情的人都是有钱人,凡是赚钱的人,基本上都是能搞事情的人,有些人一边做投资,一边接点FA的私活,有些人投了项目后,自己也占点‘黑股’,甚至有些大佬也这么做。” 


K先生觉得自己不适合做FA,“我不适合做拉皮条的事。”


K先生认为做投资也需要耐心,“我对自己有尊严地活着这件事的规划是35岁到40岁,如果我今年是33岁或者34岁,如果还这么屌丝,我会去做FA。”


行业下行,他有些焦急,11年的北漂生活,K先生没能在北京买房买车,他承认自己和家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他举例说:“你坐在办公室里想着今天会不会被裁掉,这本质上是来自财富的焦虑,家庭的房贷等等。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就在这里定住了。二十年前下海,只要愿意做就有机会;十年前炒房,大妈都能富;十几年前可以做互联网,但现在你做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有时候明显感觉自己有一点钱了,但也很穷,尤其你买了房子,你会担心,你今天能赚到这些钱,明天能不能继续赚到这些钱呢?”


K先生把年轻人焦虑的来源归结为阶级流动空间变窄了,“上升通道越来越窄,有钱人越有钱。”他看到VC机构投资了很多项目,看着创业者财富自由,“越看到这些,越觉得这件事自己做不了。”


现在,K先生已经在二线城市买房结婚。表面上看,K先生在北京这几年活得是挺有尊严,“但没什么卵用,在遇到结婚买房子时,还是很现实。”


“如今,我虽然在二线城市买房结婚,但我离不开一线城市,因为工作机会在这里。尤其做投资行业,40%到50%的机会依然在北京,这就是我们的尴尬。”


如何消除焦虑和不安全感?“也许是那飘在天上的财富自由概念。”




“没想过要离开投资圈。”他不知道离开之后,还能做什么。做投资人就是“既然已经吸了大麻,就再也不愿意抽雪茄。”


如果跳出VC圈子,回到传统行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那一摊事,我对自己不了解。”


在他眼中,论踏踏实实去做事,投资人远不如创业者,“他们大多数是嘴炮。”


K先生虽然也投过几个估值翻了几十倍的项目,但他觉得做投资最大的成长来自清算项目,它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K先生见过创始团队内斗,见过苦熬的创业者在即将暴富时的疯狂,也见识了人性的贪婪。


K先生说自己现在更务实了,他认为自己曾经是个心气很高的人,曾经也会想做些改变世界的事,但现在不会了。


他把自己比作《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里的穷爸爸,“我承受能力不够强,偏保守。我从小的教育就是好好读书,进一所好大学,进一个好单位,我爸妈也是这样的工作,一辈子衣食无忧。”


“我的家庭教育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事实上,我跟写代码的也没什么区别。”


未来,他希望能做一个帮朋友管钱的人,“如果我真投了两家上市公司,然后我可以做一个一两亿的人民币基金,投资还是自己能做到的事。”


现在,他会看些科技项目的书、看人物传记,他喜欢看好莱坞电影,最近在看印度片《起跑线》,偶尔会把自己看成电影里的人物。


他想做钢铁侠,或者金刚狼。他觉得,这些形象造了一个白日梦。梦如果实现,自然最好;不能实现,就接受现实。


这是投中网旗下偏见实验室的第 20 篇文章,也是“年轻投资人访谈计划”的第五篇。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偏见实验室(ID:ThePrejudice),作者:周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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