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打响逆城市化第一枪,背后藏着三重考量
2024-04-16 10:58

湖南打响逆城市化第一枪,背后藏着三重考量

中国虽大,但其实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人口十几亿,但其实也只有两种人,一是城里人,一是乡下人。


中国两千年的主旋律之一,不论是革命还是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怎么办的问题。


城与乡,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二元结构,长期以来,横亘在中华大地,阻碍着人口的自由流动。


尽管近年来户籍制度在不断松绑,但仍是出去容易,回来难。想回迁,要么无门可入,要么只针对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群体。


但湖南,如同再次站上近百年前的湘赣边界,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近日,湖南省公安厅对外发布:2016年2月3日湖南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将户口由农村地区迁往城镇地区的户籍人口,可以凭居民户口簿,申请将户口迁回原迁出地落户。


时隔三年再次旧话重提,回迁的条件几乎没有限制,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在村里还有没有家,有没有亲人朋友,只要想回,就能回。可以说打响了欢迎城里人自由回乡的第一枪!


湖南这是要开历史倒车,抑或更高级的逆城市化?


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逆城市化一般都是城里住不下了,交通住房环境各种毛病出来了,人们追求更高层次、高质量的生活才会往郊区等边缘拓展。


但湖南,一个城镇化水平拖后腿的省份,落后于全国平均,连一片辽阔的青海都比不上,凭什么走在改革前头?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有过两次动员城镇人口返乡:


第一次是1962年,当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决策失误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动员了2000万城镇人口返乡;第二次是1968年至1975年,全国动员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还不包括大批干部下放和“再教育”。


前一次,因为经济问题。后一次,因为政治导向。每一次,都意义非凡。


如今站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潮头,湖南却逆势而为,一而再地提出放宽人口回迁,背后意味,耐人寻味。



第一重考量,给予“新移民”回头的机会。


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当向上流动的速度减缓,空间变小,越容易滋生社会的不确定性。简单说,不是什么人进城就能更幸福,或者平稳地扎下根。


尤其是对低工资的人而言,人们渴望打破阶层壁垒向上流动,但是当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实现财富增长,社会救济手段又跟不上,就难免走向反面。


比如近年来令人闻风丧胆的电信诈骗,其中最主要的“马仔”就是那些没有工作、收入很低的一群人。


根据智谷趋势不完全统计,在去年从缅甸遣返的人群中,居然湖南人居首。而一项来自学界的统计,也显示在2021年,湖南成了全国从事电诈最多的地区。




湖南的怀化、邵阳、衡阳、郴州、永州,均成了电诈的高值区。而且外溢效应明显,与湖南接壤的江西、广西、广东以及福建、四川五省,已经呈现集中连片的态势,甚至被扣上“南方电诈中心”的帽子。


我们当然无法将这一现象简单归结为城镇化急于求成,或者经济低迷。


只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并非人人都是统计数据里的宠儿。只要滋生的土壤不变,总会有难以为继的人承受重压,新移民和农二代这类最乏积淀的群体,感受更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回迁虽然对个体没有任何区分,但是有一条红线,必须是2016年2月3日湖南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迁出去的。


因为这群人,正是在2015年国家推进“三个一亿人”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201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要扎实推进“三个一亿人”城镇化方案的实施。“三个一”也就是一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


这其中,主体绝大部分就是农民。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湖南在2016年实施了户籍改革,放松了城镇落户限制,大量农民工、农民子弟流向城市,成了“新移民”。


说得残酷一点,2016年之前想出去的人,只要想点法子,实现农转非还是不难的。


而只有等政策驱使了才转出去的,实际上已经说明他们本身就根基不深。


要么是随大流,要么是尝到了什么甜头。比如湖南第二“省会”、坊间称“有400万湖南人”的深圳就给出人才补贴,本科一万五,硕士两万五,博士三万,不少农民大学生趋之若鹜。拿钱的前提就是要有深圳社保,也就是要来深圳打工,给城市创造价值。


应当说,过去正是因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才有今日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他们,是城市发展的底色。


但从社会层面而言,大量涌入城市的新移民、流动人口,生存压力也往往最大。如果大家过得好,就都相安无事,但如果成本增加,竞争加剧,他们也最容易受到冲击。


全球化呈现颓势和解体,叠加疫情因素,大国脱钩、经济下行成为趋势。戴锦华在谈及县城文艺现象时说道,从全球来看,大城市越来越呈现出对资源的垄断和对资源的榨取,机会的不均等越来越普遍。因此在此种环境下,顶在头上的城镇户口,反而成了众多人的桎梏。


湖南此刻提出,正是给想回家的人,敞开了一条明路。毕竟珠三角、长沙,作为最主要承接湖南农民的两个地区,如今在众多“新移民”看来,都已经不具备性价比。


先看珠三角,第一,这里几乎是高成本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发现大城市的日子并不像前辈说的那么容易。


今年春节回湘,听到一个伯伯和阿姨聊天,伯伯说自己儿子在广州的房子只有80平。阿姨说不可能吧,在广州那么多年呢,她的孩子在家乡买的都是一百四十平。可谁让人家把房买在了广州经济最发达,摩天大楼最多,还有“宇宙中心”的天河呢?


有人说,在深圳成家立业,自己和娃都上了户口,但奋斗十几年,一家老小还是只住得起城中村,一个污水横流,电线乱拉,气味浓郁,抬头看见的不是天空而是别人家窗台的地方。


就连小孩,也只能上旁边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也不像中产世界里的牛津剑桥起步,清北只能却步,而是那些民转公留下的高中毕业生、中职生、大专生。


城中村给了外来人口最后一丝体面,也摧毁了他们对大城市的向往。底层,怎么撬动起一线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




来源:知乎网友


第二,一份稳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2023年6月,中国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上升至21.3%,达到了统计局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值,甚至有北大学者称青年失业率最大值已经达到了46.5%。


年薪几十万被优化,月薪过万成了空头支票,越来越多的白领走向灵活就业。与此同时,新移民主要从事的制造业、建筑业,这几年也伴随着珠三角地区“机器换人”和房地产的熄火,蓝领的饭碗同样动摇。灵活就业的池子,越兜越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达2亿人,占劳动人口近1/4。目前该数字没有更新,但你我可以从身边的环境进行感受。


因此,尽管广粤大地依旧塑普盛行,辣味遍地,但广东对湖南的吸引力,正在逐级下降。



再来说长沙。人人只知长沙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洼地,可无人想过这里的人也备受高物价、低工资的煎熬。


“搞网红城市,工资不涨,房租不降,消费越来越高”


“臭豆腐,梅干菜烤饼,涨价涨得人都傻了”


“以前三块钱一个,现在十块钱一个”


笔者到现在都记得在家只买了一串葡萄加几个橙子,花了157大洋。新闻里说阳光玫瑰难逃烂市命运,但是不包括长沙。




来源:知乎网友


长沙的高消费,不仅有体感,更有观感。根据各地公布的统计数据,智谷趋势发现,2022年,长沙的消费占收入比在中部六省中最高,虽然赚的多,但是花得更多,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在“吃”上面,可以说,长沙人赚的钱,都吃进了嘴里,喝进了肚里。


而同为万亿城市,长沙的消费不仅超过武汉,还超过了南京,尽管人均收入落后一截,但花钱能力更胜一筹。



难怪网上有个段子,说长沙年轻人如果晚上夜宵回去,只有25块钱,不够打车了怎么办。答案是他们会用25块钱买包烟,然后通过网贷打车回家。


再加上没有性价比的工资,难搞的老板,动不动就要“你要哦改咯”的火辣脾气,让一些久未在湘的人难以适应。



来源:知乎网友


于是全国人民都想挤进来的长沙,到了本地人眼里:只剩房价一个优势。


来源:知乎网友


原本从农村到城市,人们是在流动中寻求上升的通道,如今历史的河流转向,还没有扎好根的他们,只在流动中感受到无助。


大洋彼岸的例子,已经给我们亮起红灯。在巴西和墨西哥,城市化也曾被视作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但机械过度地推动,已经导致贫民窟扩张、社会底层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恶果。



第二重考量,农业、农村亟需新的力量。


如果说以前的三农问题是李昌平发出来的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么现在就是农村没人,农民没钱,农田没人种。


根据笔者的回湘见闻,领补贴的时候,人们积极;下地的时节,却看不到人;马路边的庄稼长势最好,犄角旮旯的地里,却是杂草丛生,甚至长成了参天大树。


越来越多的地荒,越来越多的人走。虽说农村人口规模逐渐减少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根据湖南统计局的分析,湖南农村人口还存在以下特征:


1. 农村人口呈少子化、老龄化;


2. 农村常住人口“中间少两头多”,青年人群体长期在外生活居住;


3.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期外出;


4. 农村人口中男性较多,但女性常住比例较大;


5. 农村常住人口中有配偶者居多,多数男性趋于晚婚。


也就是说,现在的湖南农村不仅没年轻人,连小孩也没了。


去年年底,湖南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村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梳理,2021年,全国在园幼儿同比下降0.27%,而湖南同比下降0.8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湖南2021年减少的在园幼儿人数,占全国减少的总人数的15%。到2022年,湖南的下降趋势达到5.8%,仍是远超全国。


在率先推出幼儿园撤并的同时,湖南还提出了村小的撤并。比如新田县宣布全县农村教学点从2019年104所优化整合成16所,优化整合率达84.6%。浏阳市要在三年内将整合优化10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一半以上。


撤的撤,并的并,那些原本一个年级五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人,如今凑来凑去也只有一个班了。


更残酷的是,2020年,作为人口大省的湖南,人口出生率就降到8.53‰,为1950年以来新低。到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就首次为负,走在众多省市前面。


而排除自然增长,人口还在持续外流!


湖南人,都去哪里了?


“东南西北中,发财去广东”。


从80年代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就已经在吸引湖南老乡。靠着南北大动脉和隔壁邻居的地理优势,大批湖南人奔赴南海潮,个别地区甚至到了要“封锁门户”的地步。


根据湖南日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年,从湘北岳阳到湘南郴州,近千公里通向广东的公路线上,出现了有上百个封锁的关卡,只为了那些生猪、粮食,不要流入广东。因为农产品的大量外流,已经导致湖南本地出现“广东物价”了!


二三十年后,这一趋势依旧盛行,走在深圳街头,最常听见的不是白话,而是一口塑料普通话。


网友说总算想明白高启强为什么一定要干掉蒋天了,因为受不了他的普通话!



湘菜馆更是遍布大湾区,27000多家的湘菜馆,数量仅次于湖南,比本土粤菜馆还要多一千多家。


媒体统计,高峰时期,在广东的湖南人差不多1000万,相当于一座城的长沙人都跑广东去了。尽管广东对湖南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但庞大的基数,让湖南依旧坐稳广东外来人口的头把交椅。


而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指农村人口。


湖南人社厅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1685.69万人,而湖南农村常住人口一共才2551万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人都跑出去了。(注: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


在大谈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果一个村庄连自己人都一心往外走,何谈引进他人呢?


更何况,三湘大地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以占全国2.8%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4.4%的粮食,水稻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尽管机械化、智能化是农业的大方向,但是当下依旧还需人力维持。而且少子化的湖南农村,不仅仅是青黄不接的农业人口结构不平衡的问题,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隐忧。


真要发生什么事,农业大省也扛不住。



第三重考量,第二轮土地承包就要到期,新一轮大洗牌即将开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过去严控户籍人口流动,农民挤破头也要进城,正是因为城里有太多的好处。比如城里孩子部队回来叫转业,有正式单位,农村孩子回来叫退伍,只能种田。城里人退休了有养老金,到处旅游还跳舞,农村没有退休一说,只能活到老干到老。


如今各地放宽城市落户政策,甚至推出落户补贴,大概已经说明,原来那些说服人进城的理由,已经不香了。甚至反了过来,回乡比进城,更难了。


在农村,最值钱的莫过于土地。曾经一些迁出去的人想再次回来,便遭遇了同村人的反对:修路建灯做贡献的时候没你,要分红了,要拆迁了,凭什么有你?


村民虽然有意见,不过上面的人却是诚意满满。


2020年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而且《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2016年2月3日后将户口由乡村迁往城镇的公民,要求返回办理乡迁城时的迁出地落户的,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迁出地。第二十四条规定,依法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并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公民,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入农村宅基地的所在地。


也就是说,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湖南就已经释放可以回乡的信号了。



为什么今年又再次重申,而且进一步细化了规定,降低了回乡门槛呢?


除开上述提及的情形失速,还有就是时间不等人了。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完成了“二轮土地承包”,而承包期正好30年,2025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在全国逐步到期。


根据国家的土地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也就是一家5口人,迁走了4个人,剩下的1个人在村里,也还是有原来5口人的地。而有的人家2口人,增长为5口人,也还是原来2口人的地。


这种“人少地多”“人多地少”的利益矛盾,如何调解目前还没有方案。但是随着这几年第二轮承包到期,一场新的分配即将开始。


为此,在这个节点,让人们提前准备,将户口回迁,不得不说是用心良苦,未雨绸缪。


只是,户口回村,还只是第一步。后续如何让城市资源下乡,回来的人留得下来,湖南还有长远的工作要做。


四、结语


一瞥漫长的千年岁月,城市总是繁华又脆弱。刘心武便写道:小乱进城,大乱下乡。而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用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话来说,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倾向,一固农本,更固政本。


但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城镇在中华大地已由寥若晨星化为繁星点点。戴锦华在一则视频中分享,如今一些县城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水平。


只是城市的架构和运作极为复杂与脆弱,稍有不慎,便可能走向反面,这更加考量内部系统设计的精巧和领导者运筹帷幄的能力,从而免于落入西方所说的“墨菲法则效应”。


当下,站在农村凋敝无人,城市成本居高不下与不确定性风险蔓延并存的历史交界点,湖南放开人口双向流动的阀门,或许并非要推动逆城市化,而是为了更好走向城市化,一给城市调整的时间,二给人们更广泛的选择权。因为,唯有扩大人们的权利,才能增加人们的利益。


应当说,不论基于何种考量,从年初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到这次开创全面放宽农村落户的先河,湖南,再一次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闯劲。


而他面临的困境,对于同属于人口大省、劳动力输出大省、农业大省的中部兄弟,譬如河南、江西,何尝不是提供了一个方案蓝本。


或许不用多久,更多人口的双向流动,将如星星之火,在中部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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