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会不会更好,答案或许在书中
2024-04-26 21:57

世界会不会更好,答案或许在书中

作者:刘宇翔,编辑:王芳洁,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探讨了世界秩序变动的种种迹象,从校园冲突到美中关系,再到经济的失衡和冲突。作者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案例,展示了世界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发展趋势。

• 💡 以多个案例分析展示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

• 📚 推荐了多本涉及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经典书籍

• 🌍 强调了人类对未来的信念和积极面对问题的态度

战后秩序的最后一道道德枷锁,在加沙的废墟上开始崩裂。


虽然此前被驱赶,但4月24日凌晨,抗议者还是继续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不仅哥大,连日来,数所知名美国高等学府爆发示威,要求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以色列。


看似是校园冲突的“小事”,其实可能预示了维持着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补偿”共识,先在 TikTok ,而后在美国的校园被撕开了个口子。这种共识的撕裂,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所以美国政坛才会如临大敌,多名美国议员扎堆访问哥大。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北京时间4月24日晚间,签署要求剥离TikTok 法案的深层动机之一。


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信仰的共识,倘若共识被摧毁,就预示着秩序即将变动。要守护住共识,就要掌握话语权,要掌握话语权就要掌握媒介。所以巴以问题不仅仅是中东那片弹丸之地的事情,而是牵一发动全身,不仅影响到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所有权,甚至会影响到这个星球的未来。


但巴以问题过于复杂,如果说要推荐一本快速入门的读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伊恩·布莱克的《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该书在《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出版,讲述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难得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都称赞该书精确且客观。在书的结尾,布莱克写道:“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可谓一语成谶。


至于这次哥大的活动,让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预言:每六七十年,美国就会爆发一次信条激情期,而“下一个信条激情期可能在 21 世纪 20 年代出现”。


你不得不服亨廷顿的精准预言。他也注意到新型大众传播方式对信条激情产生、蔓延的影响,之前是报纸,后来是广播,之后是电视,再后来是互联网。他的这本书是理解美国社会的进阶读物。


好的书就是这样的,它们不仅能深刻剖析历史,分析当下,也能预测未来。


一、失衡


2014年,我陪同采访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那时他出了本书《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


这本书论述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赖:中国依靠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并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提升出口竞争力,维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美国则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来提高其消费者的购买力,压低通胀率,同时利用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为巨额财政赤字埋单,让美国不必担忧赤字。


但这种看似互惠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产生了经济的副作用:美国指责中国的“廉价商品”强劲出口造成了它的贸易赤字,对它的工人造成压力,“廉价资金”的涌入,在支撑美国创纪录的消费狂潮的同时,也催生了巨大资产与信用泡沫;而中国出口的增长又过于依赖美国的消费泡沫。


罗奇写道:“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终究是一种权宜婚姻。”他预言,这将导致双方在贸易与汇率、地缘战略安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摩擦不断。


罗奇显赫的身份以及友好人士的身份,使得那本书影响到了很多人。事实上,在那之后几年,两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失衡”问题而做了许多努力,包括我国扩大内需,降低对外贸的依赖度;包括“811 汇改”,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包括美国持续多年的降杠杆。


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冲突在 2008 年甚至是在 2001 年就埋下了种子,但它还会持续多久呢?


可能会很长时间,可以参考的是日美经济博弈,从 1955 年纺织品摩擦至今,两国还在不停博弈。鹫尾友春的《日美博弈战》一书回顾了那段从纺织品谈判,到日本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再到《日美半导体协议》导致日本半导体行业衰落的过程。


他这样写道:“哪怕某类产品已经出现贸易赤字,美国也迟迟不愿限制进口。顶着国内呼吁采取保护措施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把责任转嫁给大量出口该产品的日本,要求日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美国把自身的问题、责任和义务统统甩给对方,这招可谓高明。纺织品、钢铁、汽车等领域的贸易战无一不是如此。而且,美国将对日本的要求视为政府职责,为迫使日本政府屈服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鹫尾友春的洞见还有一本巨作可以做参考,那就是道格拉斯·欧文的《贸易的冲突》一书,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指向三个基本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


无论是鹫尾友春还是欧文都发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是其贸易政策变化的巨大动因,而只有在某一个产业上美国领先了,才会从保护倾向转变为自由倾向。


先是对日本而后是对中国,为何美国总是面临着贸易逆差的问题呢?这很难单一用产业竞争力的论述,而要切入到货币的视角。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实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好、最紧俏的“商品”,只要印刷美元,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换取全世界的商品和服务。而世界各国也乐于持有美元,用于贸易结算,乃至作为事实上的本国货币发行准备金。这看似“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其实也是美国一定会产生贸易赤字的根源,那就是“特里芬悖论”。


所谓“特里芬悖论”指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每 35 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但战后各国发展水平相对美国落后,要素成本更低,为了发展经济,就不断增加出口换取美元,有多少要多少,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而美元承诺与黄金挂钩,可兑换,就要保持币值稳定,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是一个悖论。随着越战开支浩大、通货膨胀等的影响,要维护住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是的,那段时间正是亨廷顿说的“第四波信条激情期”。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世界货币是如何从英镑切换到美元的,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详细考据过。


时过境迁,布雷顿森林体系 1.0 版本虽然终结了,现在的世界其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2.0 时代,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还是世界货币,全世界各国还是愿意持有美元,美元也可以说是美国“国本”之一。由于美元币值过于强势,对成本斤斤计较的制造业很难留在本土,只能将制造环节转移到海外,再进口制成品,而美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结算货币,这就导致美国一定是贸易逆差,海量的商品涌入则对其还留在本土的制造商造成冲击,要求其进行干预和保护。


“失衡”的根源就源于此。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虽然传统制造业会因此衰落,但会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之资本市场活跃,高科技一枝独秀,尤其以互联网、芯片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汲取了全世界的巨额盈利,拥有强大控制力,这又反过来支撑了美元的强势。


于是产生了所谓的“美元潮汐”现象。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联储一降息,海量资金冲出配置到新兴市场国家,为避免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下滑,新兴市场国家也被动降息,廉价资金刺激下,这些国家的房市、股市乃至一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量价齐升,全世界都在讲“新兴市场国家高增长”的故事;而一旦美联储加息,全世界的资金就蜂拥回流到美国,拉爆非美元货币,重创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市、股市、一级市场,原本高价、高市值、高估值立马显出原形。


1998年、2008 年乃至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都受“美元潮汐”的影响。但美国金融业也不是对“美元潮汐”免疫,过高的利率会导致美国的中小银行资产端与负债端错配,出现周期性的危机,甚至可以说美国的金融体系是“美元潮汐”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人为制造的脆弱性》一书中,查尔斯·凯罗米里斯论述过这一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这本书对政治-金融-地产联动的论述非常精彩,配合阿蒂夫·迈恩的《债居时代》阅读,相信会有别样体会。


二、冲突


当下世界的现实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经济格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失衡”上,也体现在实力相对变化后引发的连锁反应,太平洋两岸的关系,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解释两强相争的经典理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出自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之争的历史总结,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记录那场“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争端的必读典籍。艾利森教授汲取了修昔底德的历史文本、亨廷顿的理论创造了这一概念。


艾利森写道:“雅典不断的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斯巴达担心雅典会威胁自己在希腊的主导地位,最终诱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独有偶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分析框架也类似,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借鉴了霍布斯的“人恐惧互相残杀,所以需要主权者”的逻辑,设定了“国家把生存列为最高目标”的假设,各国为了自身安全增加手段,会使得别国跟进,反而产生了“安全困境”,加剧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感,极易引发冲突。


米尔斯海默的书写作于 2001 年,当时反响强烈,引进时已经是2008 年了。可能是为了避免书中描述的悲剧,两国提出了“G2”的概念,试图以经济上的互补来弥合分歧,走出悲剧,“G2”概念产生的乐观主义情绪,在2008 年两国携手应对金融海啸后达到顶峰,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详细诉说过这段经历。


但乐观情绪很快逐步滑落。因为“G2”所提出的优势互补,在主权国家体系下是有负面效应的,即:在经济上,越是互补,越是互相依赖,就会越恐惧彼此抓住自己的要害,受制于人,哪怕两国经济高度紧密,属于产业链上下游。同时,崛起国产业升级,实力提升,会让守成国家感到地位遭受挑战,促发“安全困境”,加上产业受损的民众要求保护的压力,一起推波助澜,产生“相爱相杀”的结果。


这是难解的难题,太考验智慧了。


我们都知道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很长一段时间,美联储之所以能保持灵活的策略,是因为“通胀消失了”,基础在于中国曾经源源不断的新增劳动力供给和出口导向,极大压低了制成品价格,加上零售业看似微小而其实影响深远的创新,那就是由沃尔玛发起的“低价革命”。


马特·里德利的《理性乐观派》一书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企业后勤的改革,尤其是零售行业。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实就是沃尔玛这一家企业而已。光是零售业的这些“社会技术”创新,就占了全美生产效率提升的整整四分之一。中国制造+零售业低价革命,使得美国消费者吃穿用度的支出大幅降低,省出的钱可以用于其他消费,带动了更多产业的发展。


里德利指出:“创新,不管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的创新,都不光创造了新的东西,也摧毁了旧有的东西。”


里德利和写作了《与全世界做生意:一个经济学家的环球冒险》的柯纳·伍德曼一样,是乐观主义者。我挺喜欢乐观主义者,但正如《贸易打造的世界》中,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指出的——贸易从来都与暴力如影随形,两者互相成就。而繁荣的贸易,理论上会促进帕累托改进,但在现实中,是靠暴力推动的,其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在书尾,他写道,“零售革命,赢家也是有的,但大多数都在太平洋对岸。”


这绝非是溢美之词。2016 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就是隐喻。人们很惊讶这个结果,J.D. 万斯却早就预见到了“沉默的大多数乡下人”的选择。他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描写了制造业衰落、外迁对锈带、阿巴拉契亚地区、南方地区的影响,这些地方的蓝领“乡下白人”再也找不到固定合约的稳定工作,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化,沉迷于酒精、芬太尼、宗教,社区土崩瓦解,贫困代际遗传,他们的挫败感、怨气推动了结果的产生。


这点在《压裂底层》《曾经的辉煌》《精英的黄昏》都有相关的论述,曾经的共同体越来越分裂成受益于自由贸易的城市中产、互联网新贵的“赢家组”与“乡下人”的“输家组”。这种现象在英国、日本也出现,詹姆斯·布拉德沃斯的《失去合约的人》、斋藤茂男的《饱食穷民》、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大前研一的《M 型社会》都研究了产业变迁后,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打零工度日。


曾经在《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托马斯·皮凯蒂指出,享受到全球化的资方,其资本收益远超工资水平增幅,这一结论是否正确,我不做评论,但“赢家组”与“输家组”因经济地位的差距,而在理念上产生撕裂乃至冲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并且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各国的决策走向。


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冲击是极为深远的。过去三十年,(中国) 制造业美元、(中东) 石油美元的双轮循环(出口国高储蓄率-美国低利率)悄然改变,旧秩序被守成国挥霍和打破,却低估了崛起国的发展速度,产生种种问题后,这些年暴风骤雨般的冲突,使得双轮循环陷入停滞。


自从“中国制造”源源不断供给世界后,发达国家肆意搞货币宽松的洪水,都能被“中国制造”所吸收。而在没有“中国制造”的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发达国家要治理通胀,就如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时运变迁》写道:“要想彻底解决通胀带来的所有难题,只能通过货币政策。”


而现在,压制全球通胀的封印正在被解开,在《人口大逆转》一书中,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吉·普拉丹写道,随着中国人口拐点效应的显现,加上全球技术交流受阻,“中国将不再是抑制全球性通胀的力量”,单纯的货币政策似乎不再能“治疗”太平洋对岸的“高血压”以及这边的“低血糖”。


当然,如果说过去向中国产业转移,压制了发达国家同类型产业的工资水平,那么,当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1.2 万美元时,即使没有贸易摩擦,成本敏感的制造业也会“逐水草而居”部分外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可能施展的《溢出》能给我们些启发,他写道:一个与中国供应链深度嵌合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不是转移和取代,而是“溢出”。


两个大体量的玩家,在过去三十年,虽然有博弈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说,都像是两个“抽风机”,源源不断把与之相匹配的人才、产业吸到自己身上。近30年,中美两国的GDP合计占全球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7.95%,发展到了2020年的42.1%。


失去份额的大头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在产业上的映射就是欧洲在2G、3G时代曾经独霸一方,拥有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法国电信、西门子等众多通讯企业,而现在这些公司的地位、股价已经大不如前;加拿大曾经的北电、黑莓也早已消失;日元汇率的大幅下挫,固然有利率差产生的套利交易因素,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在日美半导体战争中失败后,日本失去了引领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机会,又在家电、造船等行业被中韩所赶超,汽车产业也面临着新能源车冲击。


两强相争,如同大板块撞击,不但挤压了小板块,也使得地缘断层线嘎吱作响,地区大国因历史、现实问题发生越来越多冲突,乔治·弗里德曼的《欧洲新燃点》正是描述这一挤压效应下东欧局势的很好参考书。


是的,旧日世界的基础在崩裂。


三、相信


那么,世界还会好吗?


如果觉得现在的世界不够好,那么翻一翻塔奇曼的《骄傲之塔》、基恩·罗威的《野蛮大陆》,描写的分别是一战前、二战后的历史,你会觉得今天的冲突算什么呢。


是的,二战仅仅过去 79 年,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即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超过去的王公贵族。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罗伯特·戈登认为电梯、青霉素、计算机、汽车、农用机械、喷气式飞机、手机等这些伟大的发明,成就了生活方式的革命。


技术进步也使得单位时间的收入增加。 戈登写道,“人们之前在钢铁行业工作,每周工作72小时,需要忍受炎热、汗水和各种危险,后来人们在装有空调的房间,担任职员或者从事专业工作,每周只需要工作40小时。”里德利也写道,“较 1995 年,2005 年的全球人均收入翻了差不多三倍。”商品的价格也比之前的更便宜,他引述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里德利认为人们要是支持创新和贸易,人类的经济进步就能持续下去。罗伯特·戈登也乐观地写道:“技术变革直接提高产出。技术一旦取得进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永久性的。”


但,乐观之余,你可能又会隐约觉得不安:万一,历史重演了呢?


坦率来说,书中有各自的结论,需要你自己去细品,而作为“二道贩子”,我并不能给你直接的答案,更遑论保证答案的准确性。因为,你知道的,我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平日最大的爱好不过是买书、看书。


像《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样跨学科的书也是极好的,可能看不懂术语,但在 AI 浪潮的今天,我们除了要了解过去,也要面向未来,人们不能沉溺于过去,要朝前看。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要坚信未来,说服自己,世界会更好。


那么多优秀的作者用无数时间思考、写作出的著作告诉我们:即使历史有波折,有冲突,甚至有兵戎相见,但还是曲折前进的。人类可能不能从历史中完全吸取教训,但作者们用文字告诉了我们教训的后果,其实人们也在努力修正行动,避免重蹈覆辙。


正如相对于许多人悲观的预期,艾利森教授在书中,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写道,“我们的命运不由星星决定,而在于我们自己。”


是的,命运的答题卡其实是在每个人手里。


这是书,给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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