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媒体 VG 以精炼字句配以图片、影片及手机通讯串流视频，呈现了一桩错综复杂的跨国 Tinder 诈骗案，取得了超过两百万的阅读量，英语读者也由近乎零跃升至约50万。
巨大成功的背后，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深度报道网（ID：gijn_cn），作者： Rowan Philp，头图来源：东方IC
挪威最受欢迎的媒体之一 VG 花了近六个月时间，追踪调查一桩扑朔迷离的 Tinder 交友骗案，最终在今年二月发表报道《Tinder 骗子》（Tinder Swindler）。这篇报道吸引了超过两百万名读者，驱使无数的国际传媒跟进。初期数据显示，打开报道页面的读者当中，约有一半人从头到尾读完整篇长篇报道，这篇报道也令 VG 的英文读者数量一下子由近乎零，跳升至约50万。
现实中，Shimon Hayut 是一名因盗窃、伪造文件、诈骗等罪行，而被以色列警方通缉多年的逃犯。在约会程序 Tinder 上，他却自称是以色列“钻石大王”列弗·里维夫（Lev Leviev）的儿子“西蒙·里维夫”（Simon Leviev）。
这是一篇完全围绕智能手机的调查报道——报道关于手机约会程序、即时通讯，报道采用了骗案受害者手机中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呈现方式也专门为手机用户读者而设计。编辑团队刻意减少了读者阅读时的手机操作选项，读者唯一要做的是向下滑动屏幕，浏览一段又一段自动播放的图片、短片、手机通讯串流视频，跟随调查记者的步伐“破解”骗案。
现实中，Shimon Hayut 是一名因盗窃、伪造文件、诈骗等罪行，而被以色列警方通缉多年的逃犯。在约会程序 Tinder 上，他却自称是以色列“钻石大王”列弗·里维夫（Lev Leviev）的儿子“西蒙·里维夫”（Simon Leviev），借着“钻石王老五”的形象，成功骗取数名北欧女性的合共数百万美元。
“西蒙”每次成功“俘虏”一名受害者，就会用骗得的金钱租用小型飞机、聘用假随从、购买名贵房车，并与下一位受害者展开浪漫而奢华的约会。这些受害者当中，包括被骗取24万美元的挪威设计学生 Cecilie Fjellhøy。
Cecilie Fjellhøy 去年接触 VG。VG 调查之下，发现“西蒙”在瑞典、英国、挪威、芬兰均涉嫌犯下诈骗等刑事罪行，又寻获与 Cecilie Fjellhøy 有相似遭遇的受害者，并追踪至“西蒙”位于以色列的住所。经过六个月的调查，VG 在德国慕尼黑一间高级酒店，拍下“西蒙”与一名受害者约会的片段。
VG 以精炼字句配以图片、影片及手机通讯串流视频，呈现如此一篇错综复杂的骗案调查报道，整篇报道只用了924个字（以英文单词计）。
负责这次调查的记者 Natalie Hansen 表示，他们放弃以长篇大论或纪录片等传统方式，而采用多媒体报道，主要取决于受害者 Cecilie Fjellhøy 愿意配合提供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Cecilie Fjellhøy 与“西蒙”长达400页的 WhatsApp 对话记录、约会时以手机拍下的影片等，最终成为 VG 得以“破案”的关键。
“西蒙”每次成功“俘虏”一名受害者，就会用骗得的金钱租用小型飞机、聘用假随从、购买名贵房车，并与下一位受害者展开浪漫而奢华的约会。来源：Tore Kristiansen / VG
“当我翻阅这些第一手资料，心里就肯定应该选取并重新呈现部分 WhatsApp 通讯内容，甚至将整篇报道设计成专门为手机用户读者而设。另一个原因是，VG 现有的大部分读者都以手机阅读报道。”Natalie Hansen 表示：“我们以往做过类似的调查报道，例如去年尝试过以类似手法报道另一桩骗案，但当时用了较多的文字描述。过往的尝试，没有一次能像今次般成功。”
可持续发展的“移动”报道
VG 全称 Verdens Gang，中文意思是“世界的进程”。早在1945年，挪威自纳粹德军的占领中获得解放后，挪威反抗军成员就创立了 VG。至今，该报由斯堪的纳维亚传媒集团 Schibsted 持有，是挪威规模最大的网络传媒，且有一个姊妹电视台。
与不少大型报章出版社一样，VG 早年受到数字革命的冲击，被迫裁减大量编辑，上一次裁员发生在2014年。然而，随着 VG 转型发展网络报章，其网上读者持续上升至每日180万。
VG 编辑 Lars Håkon Grønning 表示，报社的编采团队规模近年得以稳定下来，过去三年维持约260名编采员工，包括一支拥有12名记者的强大调查团队。VG 也跟随不少多媒体传媒的步伐，开始从事深度调查报道，例如领导《Tinder 骗子》调查的 Natalie Hansen，过往任职视频记者，后来转投调查报道团队。
VG 团队将整篇报道设计成专门为手机用户读者而设。来源：VG
Grønning 表示，报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灵活变通以适应多媒体，特别是在智能手机上呈现报道。
“假如跟10到15年前作比较，我们现在的编采员工大概只有当时的一半。”Grønning 表示：“但我对前景愈来愈乐观。2019年结算时，我们将首次能以数字平台收益完全填补成本支出，印刷报章销售收益不再是我们能否留住员工的关键。我们的直接流量高达85%，意味我们不用靠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获得读者。我们的印刷量正大幅减少，五年后我们可能已经告别印刷报章。”
VG 以挪威作为发行基地，但当遇到有潜力引起全球注意的故事，也会发表英文版本报道。“我们做《Tinder 骗子》这篇报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帮助在欧洲各地的受害者。”Natalie Hansen 称。
Grønning 提到，尽管决策最终由他签字确认，但采取什么方式调查及报道《Tinder 骗子》，包括选择手机平台呈现手法，完全由领导记者团队的 Natalie Hansen 和 Kristoffer Kumar 决定。他指出，记者团队对当下读者的短暂注意力、用户的手机使用习惯等了如指掌，加上 VG 当前高达八成的手机平台阅读占比，都是决策的关键。
“不是每个调查个案都能以这种报道方式呈现。我们今次能够成功，在于第一手材料，包括 Cecilie 手机内的私人信息，情况非常特殊。”Hansen 表示：“我们考虑过以纪录片的方式报道，但制作会花较长时间。今天公众的注意力较过往短暂，以精简文案呈现故事会更容易。”
不过，Grønning 坦言《Tinder 骗子》的报道手法牺牲了周刊印刷版本：“坦白说，我们只能把内容拼凑起来放到周刊，最终效果一般、还好，没什么可以吹嘘的。不过说到网上版本，确实是非常棒。”
为报道中的短片配上极致精简的文案，对撰稿员来说也是一项挑战。“文案必须非常、非常精炼。”Grønning 表示：“我们的撰稿员向来喜欢在文案中加插创意，所以今次要求文案精简，完全不允许有花哨的语句，令他有点为难。”
《Tinder 骗子》的另一项革新，是呈现出记者调查过程中的实时进展，令读者仿佛跟随记者步伐，一同抽丝剥茧“破解”骗案。读过该篇报道的话，大概会对以下一幕有深刻印象——Natalie Hansen 为追踪“西蒙”而从挪威飞往德国慕尼黑，随行摄影师一直跟拍，包括她透过短讯与一名准备与“西蒙”约会的瑞典受害者交换情报；抵达酒店时，Natalie Hansen 刚好收到照片，确认受害者已跟“西蒙”会合，兴奋地说道：“哇！他（西蒙）正身处慕尼黑！”
让读者看见你如何报道
新闻界巨头近来倡议提升透明度，呼吁传媒向读者阐释调查、报道，以至修正错误等过程。今年三月，《华盛顿邮报》总编辑 Marty Baron 在“调查报道金匠奖”（Goldsmith Prize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说，就强调记者有必要让读者看到他们如何工作。
Natalie Hansen 认同展现调查过程的“幕后片段”，能提升读者对记者的信任，让读者更相信报道内容反映事实。不过她提到，当他们决定专门为手机平台而设计这次报道，并构思如何发挥特色时，就自然地衍生了加插“幕后片段”这个构思。
“这确实能让读者有故事‘正在’发生的体验。我现身镜头前，主要原因是方便更好地讲故事。那些片段给予读者‘身在当下’的感觉，让他们仿佛体验着正在发生的事情。”Natalie Hansen 表示：“当我编辑与 Cecilie Fjellhøy 的录像访问片段时，我将她的说话重点标记在相应的 WhatsApp 对话中，技术团队再将之整合成片段。”这种做法，让读者仿佛亲眼目击 Cecilie 和“西蒙”的通讯对话。
为反映出故事“正在”发生，报道中的语言亦刻意用上了现在进行式。Grønning 表示，Natalie Hansen 和 Kristoffer Kumar 为此费尽心思：“他们甚至在清晨三时起床，以‘实时重现’受害者和‘西蒙’的通讯对话，令呈现给读者的对话时间与第一手资料的时间吻合。”
Grønning 透露，《Tinder 骗子》取得了极大回响，甚至吸引好莱坞片商接触 VG，希望了解他们报道的这桩骗案。不过，Grønning 坦言报道发表之前，他们一直不敢肯定采取这种手法是否正确：“我们只想做个实验。现在看来，这肯定是正确的方向。”
“假如你要报道一个大事件，你必须问自己——哪些技术适用于这个故事？”Grønning 续道：“关键是，你必须一开始就探讨这些问题，在资料搜集阶段就探讨，因为你需要瞄准适用的材料，让你可以走出下一步。”
最后，Grønning 和 Natalie Hansen 回顾了《Tinder 骗子》报道得以成功的一些重要元素：
愿意牺牲隐私权，愿意分享能揭示真相的文字、影片等第一手证据的消息人士；
由精炼字句写成的段落；
以图片呈现的书面证据，例如《Tinder 骗子》中展示了“西蒙”用以假装已还款予受害者的伪造转帐单据；
能整合及剪辑影片和手机通讯串流视频的设计团队；
对能佐证事件的官方人员的录像访问，例如《Tinder 骗子》中访问到以色列警员；
呈现记者调查经过的“幕后片段”；
意愿牺牲传统印刷版本报道的质量；
有需要时与报社以外的特约记者合作，例如在《Tinder 骗子》协助揭示“西蒙”真正身份的以色列著名调查记者 Uri Blau。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深度报道网（ID：gijn_cn），作者： Rowan Phi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