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以一人敌一国(下):独立“中体”译取“西用”
2024-05-08 21:28

​严复以一人敌一国(下):独立“中体”译取“西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讲述了严复与梁启超在汉译西学方面的不同立场,以及严复通过独立“中体”译取“西用”的独特思路和贡献。

• 💡 严复通过翻译西方经典作品,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

• 🌟 严复在译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交融的奥秘

• 👏 严复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成为独一无二的学术巨人

二子共渡:严译与梁译  


梁启超不赞同严译的先秦导向,但他却对严译《天演论》赞不绝口,其溢美之词,这里就不提了。


梁启超对于“进化”,也采取了“天演”的提法,在《新民丛报》上,他发表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文中,就采用了严译的提法——“天演学初祖”。


在《清议报》上,他发表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也使用了严复的译词——“天演家”。


严译“进化”,自造译词,得到了梁氏认可,尽管他本人在中国熟悉且毫无障碍地使用日本新汉语来介绍进化论,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使用严复的译词时,更是倾注了一份挚爱。


但他的爱,并非对于严译思想路线的认同,而是出于对严复本人的认可,是两位思想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1895年,严复在津门《直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如《论世变之亟》。次年,沪上《时务报》问世,梁为主笔,严复致信祝贺,以忘年交,寄百元银票。梁氏复信严子,言其正学拉丁文,又索严子《原强》及《天演论》等文,拟刊于《时务报》。


其时,严复《天演论》,译稿初成,拟好自序后,一式两份,一份,送吴汝纶,请吴师审稿,另一份,寄给了梁启超。梁氏读后,誉严复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此后,严复又致信梁氏,长达21页,对梁氏若干行为,提出建议。如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导“孔教会”,并为此撰言《古议院考》,以西方议院,附会于古代中国。对此,严子忠告:“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梁氏回复:“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又言其读“教不可保,也不必保”时,竟然拍案而起,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


其时,严子筹办《国闻报》,于创刊前夕,作报启,发为先声,并送《时务报》刊登,欲广而告之。不久,该报刊行,严子发表社论,放言变法,与《时务报》相呼应,时誉“南北双星”。


但是,自变法失败后,梁氏东渡,亡命日本,两人渐行渐远,各是其是,各行其是,终于,背道而驰——严子复古,梁氏趋新;严子尚英文,梁氏重日语;严子贵独创,梁氏务推广。


严子所本,端在考据。清初考据学,确立二原则:一为实事求是,而求事理;一为中西合璧,而求学理。然而,若问考据之本,我们追其根,溯其源,便随严子一道回到先秦。使中西会通,穿越宋明,超迈汉唐。


严复此一举,以复古开新,成就其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两千年来,前无古人,二百年后,后无来者,独此一人,遂成绝学。观其桐城派同人及先贤,虽然号称“复古”,然其所“复”,乃恢复宋明理学,回归汉唐古文,皆无此学力与脑力能重启先秦。


严子译作,颇似乾嘉诸老以考据治经史。


拟以小学通经,先识字,识其本原——形音义,据其沿革,以立范式,而为经学奠基。以此为法,对译西学,亦逐字断句,但求“无一字无来历”,此乃尊西学为中国新经学也。


严子于重启先秦诸子之际,也向西哲——达尔文、斯宾塞、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看齐,向西学的经典——《物种起源》《国富论》《论自由》等致以他最崇高的敬意,而这样一种深沉的情怀,这样一份深远的哲思,却被梁氏无视。


梁氏之于西学,旨在速成,意图普及,故其不求甚解。其于西学佳处,遥视如名胜,近观似古迹,颇以“导游”自嗨,侃侃而谈西学风光,娓娓道来西洋美景,然其所据“导游词”,则非基于西洋本土之西语原作,而是出自东洋的“东文”译介,对此,严子难免要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长叹!


然而大势当前,长叹无用,能因势利导,方为赢家,梁氏以其大手笔,顺势而为,一时妙笔生花,惊艳中华。


流亡日本时,他与留学日本的罗普一同编写《和文汉读法》,这是一本学习日文的速成教材。他借用黄遵宪说过的一句话,谓日语“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


观乎此,乃知梁氏的翻译,溺于政治功利,趋于学术性价比,而非据学理以求真理,故其致力于西学,难免偷工,抑或减料,起了行商坐贾的念头,颇重经营之法,而非学问之道,但求西学流行,不问中西会通,只图译介方便,忽视译作品控。


好在前有明清两代译事,打了中西合璧的底子,日语据此转译,抄中国的西学作业,其方便程度,本不亚于日译之于梁氏。但日本人却未宣传,而是边抄边改,边改边学。但凡中国学的,它都要学。汉唐以来,中国学佛,它学佛;明清以降,中国学西学,它也学西学,还将中式西学,改为和式兰学,这就使得江户时代的日本,不但儒学全面赶超中国,连西学也要迎头赶上。


而梁氏之于日译,则惟有抄,但并未得其抄法,未能如江户学者那样“边抄边改,边改边学”,更未究其“来龙”——不知其由中国来,便极力推动其“去脉”——往中国去。


还在《时务报》任主笔时,梁氏就在报上连载其《译书》长文,他以为日本与我国同文,而其所翻译之书,于西学“要者略备”,若能“习日文以译日书”来学习西学,则用力甚鲜,而收获巨大。


不久,他便与康有为一道,创办大同译书局,大译日书,两年间,译日书达321种,占总数60%以上,而同时,西译之书,仅120种,占比不到30%。此后,日书翻译,逐年上升。


作为媒体人,梁氏为中华奇才,堪称国运之笔杆,民意之喉舌,其一生,办报十余种,尤以《新民丛报》为最,报中所言,多译日书,以至于百日维新时,光绪“诏定国是”,废八股,开特科,以西学取士,《新民丛报》以其和制汉语赋能学子。


他说,“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好一句“二十年来”,谈何容易!真是和风所及,汉界披靡。


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来,梁氏“笔锋常带情感”,以之倾销和制汉语,“别有一种魔力”;二来,所谓“和制汉语”,多由中国流出,此时回流故土,如游子归来,仍有基础。


和制汉语,究其来源,原以汉译居多,但经“和制”转译后,已失其本来面目,纯为“和制”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可梁氏等人,对此未加区分,便统称“和制”。若据“因果”言,则可谓其“因”未明,何也?以其源流失考,本末错配是也。然其行文,结“果”尚佳,何为“果”?“果”在民众之口耳相传。


此时之梁氏,以传播新知识、新名词,赢在笔端与舌端,堪称“国民意见领袖”。然其之于学与思,则因其受康有为左右,囿于师门及师法家法,而未能如严子,独运古今,自通中西,以其“成一家之言”,成就为一新时代的“独立思想巨人”。


而且,还因为受了师门习气的影响,奉康氏有如教主,故其思想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原创性,未能自由的成长,梁氏真正成为思想者,是在摆脱了师门束缚,与老师分道扬镳以后。


然当其转译“和制汉语”时,其师门以“维新”而大放光彩,且又师法日本,故其师门习气,作为一种荣耀,被他光昌流丽地发扬出来,以之面对日译,于独立性尚未自觉,于原创性亦未开启。


当下梁氏,乃师门弟子,并非独立学术人,故其所为言论,乃尊师门之命,奉新政之旨,未经实事求是,无需自由意志,惟“遵命”而已,然其意气风发,能笔扫千军者,非放任其自由之思想所致,盖由其才华横溢,且豪情万丈,而青春无敌。


梁氏以其文采无敌,赋能日译,遂使日译大行于中华天下。而严子独不然,立定考据根柢,坚持实事求是,恪守中西合璧,有如老吏断狱,深入案底,于千头万绪中,条分缕析,究其根系,端在先秦诸子,以之演绎而会通中西,自成其独立经纬。


论译事,以学术深沉抑或思想先进言之,严子都在梁氏之上,放眼中国近代新汉语,三分天下,严子居其一。


严译:三分天下有其一  


其时,那些如浪涛拍岸而来的新词、新知识在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积淀后,至清末,繁花满枝,终须一果,落英缤纷的新名词,终于被安顿下来,在一个新的知识共同体中,以西译中述的译述方式完成中西合璧,于是乎,可以进行审定了!


“益智书会”率先出手,该会于1887年成立后,便开始编辑教科书的工作,其成员,传教士狄考文,在《中国的学校用书》一文中,提出了教科书应译名统一、术语规范等问题,他以“汉译数学”为例,指出数学译名混乱,要尽快审定。


在他主持下,1904年,出版了《术语辞汇》,共收录英文术语12000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文术语18000个,涉及从天文到地理、从数学到神学、从语法到国际法等50多门学科。


如此规模,向我们展示了“益智书会”同人的一个硕大的成果——追求译名大一统,搞定汉语新天下。


但其权威性与合法性,却未经认可,因此,它难以为继,1910年,《术语辞汇》重印一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接下来做,且当仁不让的,是清政府,其时,清有学部,由严修主理。1909年,学部设编订名词馆,请严复任总纂,编订《中外名词对照表》——“统一文典,昭示来兹”。


在冯天瑜等著《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一书中,作者特别提到了一张表——《中外名词对照表》,他指出,《对照表》里的中文译名,来源有三:其一,是严复译词;其二,是由传教士与中国士人“中西合璧”的译词,其三,便是和制汉语。


由此可见,当时新汉语的天下,已成三分格局,严子自立,以其一人,直取原作而译之,与其二、其三出品,无甚干系,有交叉,且重复者,则其二、其三也。其二之于新汉语,虽然贡献最大,体量也最大,但严子不取,因其以传教士为主体。


其时,中国发生了转变,从清初到清末,中西会通的主体,已悄然转型,从传教士转向中国新兴士人。


士人主体性,亦因之而觉醒,这就使得原来的“中西合璧”转向新兴的“中体西用”了。在“中西合璧”的本意里,是只讲“会通”,不分“体用”的,而“中体西用”则是既要讲“会通”,也要分“体用”,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分别“体用”。


“中体西用”一说,由张之洞提出,其本人,亦曾试以洋务,然,其于学术,却未曾建树,究其原因,虽由语言未达,西学难通,有失“西用”,更因其囿于官身,昧于体制,故于“中体”方面,亦被王朝所限,限于政统与道统,而难免有缺失。


我们观其所作《劝学篇》,可见其仍以“三纲为至教”,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虽言“内外”,却未从“内圣外王”之道上来立言,未承认西学的“外王”地位,仅以西学“应世事”,而非以之“应帝王”。


所谓“应世事”者,洋务是也,办学校,开工厂,制船炮,修铁路,但凡采用西技西艺者,均属“应世事”,而“开议院”“兴民权”等主张,则可谓之“外王”——“应帝王”。


能以西学为“外王”,而道出时代最强音者,乃严子也,闻其一言以蔽之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当可知其“中体”,已非王朝中国,其“西用”,亦非止于以“外学”而“应世事”,而是触及国体,关乎国本,以自由立国体,以民主“应帝王”,而这,岂不就是君主立宪?如此“中体西用”,使“中体”超越王朝,而以文化中国为“体”,使“西用”迈过洋务,悄然通往学术。


例言之:严子以《周易》为“体”,以进化为“用”,而有《天演论》;以名辨为“体”,逻辑为“用”,而有《穆勒名学》;以仁义为“体”,以国民财富为“用”,而有《原富》。


故其译作,不但改道,走出了“西译中述”的老路子,而且独行,行于“中体西用”之间,尽显“中体”之伟岸。


在“中体”的雄峰上,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西用”的思想高地,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通古今中外。


两千年来,“通古今之变”,可谁能像他那样,从中国一直通到英国,从先秦诸子,通到达尔文、亚当斯密、穆勒?


他的翻译,已不再与传教士们“中西合璧”了,而是直奔原作,去与作者交谈,直接面对原作本人与之“中西会通”。


幽灵,观念的幽灵,那些进化论的,国富论的,逻辑学的,还有论自由的和论法的,一个个,都被他喊醒了。


他用英文,用汉语,从普世价值的高地,从历史的深蕴处,向他们发问,他还请出先秦诸子,来与他们进行对话。在这场由他发起的对话中,他是提问者,是聆听者,还是记录者。


他问达尔文,若以进化论取代创世说,何不以天道取代上帝?若据“天道”而言,进化何以不称为“天演”呢?


他问亚当·斯密,一己之计如何转化为一国之计?行仁义能否以经济人去伦理的方式通过国民财富增长来实现呢?


他问穆勒,自由在哪里?一问,就问出了公域和私域,问出权力和权利,在“群己权界”处,自由被问成了自繇,以此一问,他便在近代中国率先起了个“自由主义”的话头。


“由、繇”二字,古已通用,然亦有别,“繇,随从也”,“繇”从自,以“系”为部首,“系,繫也”,“繫,约束也”,严子以“繇”代“由”,乃取其“约束”而自律也。


古汉语中,“由、繇”相通,但“自由”为个人本位,有无拘无束、放纵自我之嫌,而“自繇”则不然,《易·坤卦》有“其所繇来者,渐矣”,《尔雅·释诂》亦云“繇,道也”,可见其跟来历有关,跟“道”有关,可以更为准确的表达“自由主义”。


中体“自由”,是个人本位的,西用“自由主义”,则以国家为本位。严复用“自繇”来对译“自由主义”,故其译作,初名《自繇释义》,以“自由主义”直接来命名,出版时,却改为《群己权界论》,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国家本位的那一面。


就这样,严复以文化中国为体,西方文明为用,创作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新汉语,一种中西会通的新文体。


或曰,有关“自由”的近代化思想,是从日本流传过来的,梁启超便是那弄潮儿,一弄,就把“自由”弄来了。


自由,本来为“中体”,自由主义,才是“西用”。东瀛无体,何来自由?若有之,也不过是唐化和西化的自由。


严子论自由,有体有用,体为“中体”,我自有之,用为“西用”,但用西洋,不取东洋。因此,他那高贵的品味,尝试过原作的原汁原味,连传教士转译的中西合璧的二手货,他都不肯俯首一尝,又如何肯接受日本人转译的三手货?


为什么说日译为三手货?因为,只要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和制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传教士的二手货里海淘而来的,尽取其译而以和魂用之,从江户用到明治,用了好几百年,用的连来历都忘了,居然当成自家的,而返销中国。


在《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语词概念》一书中,作者陈力卫指出,经由中文及英华字典汲取西学,此乃日本近代化的手段之一。陈力卫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以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的“中西合璧”式译求“中西会通”为代表,以“科学传教”和“文化适应”,定了个“孔耶同源”的基本格调。


第二期,从1807年起,到19世纪末,以传教士马礼逊等人来华编译专业的“分科之学”及《英华词典》为代表。


这两期,是以传教士为主体划分的,而且传教士本身,也出现了分化,从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转向以基督教为主。


第三期,情形有变,中西会通的翻译事业,从以传教士为主,转向中国洋务新政府,由中国政府主办,以传教士与中国翻译家合作的方式,进行“中西合璧”式翻译,从1862年,京师方面带头,设了同文馆,几年后,江南制造局也设置了翻译馆。


这三个时期,日本都是汉译西学的引入者,尤其在第三期,中日两国都在转型中,日本人紧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特别关注汉译西学的动向。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图书规模巨大,质量也高,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来华,一次就购买了十数种图书回日本,用作日本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用书。


可惜的是,严复与梁启超等人,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汉译西学,未能重视,严复独行,求得其英伦原本,梁氏后发,所传为日本回音,而日本人则以此三期积累,修成明治维新正果。


以至于,有日本人这样认为,新汉语之于日本,未见于明治以前,新汉语之于中国,未见于汉家古典,以此断言,新汉语完全是在明治时期的日语语境里产生的,与中国本土无关。如此论断,究竟是无知导致的认知错位,还是贪华之功为己有呢?


更有甚者,如实藤惠秀,他在其著作《近代日中交涉史话》一书中专设一节“中国人认可的日本语汇”,并加以扩充,竟然扩充到了当下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借词就无法说话的地步”,还要中国人接受“在人文社会方面至少有七成以上的日语借词”的狂妄说法。


在新汉语的天下里,日语如此扩张,这不也是一种入侵?如其和制,能自成一体,倒也罢了,但它不离“中体”——汉语,却要在“西用”——新汉语上全面压倒中国,是可忍乎!


于是,我们想到了严子,一百年前,其以一人敌一国,不惜译战,抵抗日译,当时,梁氏不解,如今看来,是何等必要!而梁氏转译之文,时效已过,已然不堪回首,惟严子独立“中体”,译取“西用”,犹可为今日学术之范式,立精神之标杆。


明治中期以后,日已脱亚入欧,同时,也停止了从中国输入汉译西学,和制汉语,由于国家主义的背书,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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