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议的信托:坏孩子还是好先锋?
2019-06-06 12:32

非议的信托:坏孩子还是好先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作者:董指导,素材&数据支持:远川研究,标题图来自东方IC


2001年12月18日上午,广东国际大厦3楼的一个宴会厅门外挤满了各路记者,长短镜头都对准着大厅门口。记者们有的来自人民日报,有的来自香港上海,甚至还有美联社和法新社的国际友人,他们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焦灼张望,甚至还有人掰开宴会厅的门缝,竖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


宴会厅内举行的,是一场拍卖,拍卖物可不一般,正是这次拍卖会的会场所在地、广州市地标性建筑——广东国际大厦。这座大楼的起拍价高达16亿元,被誉为当时的“中国第一拍”。谁又能想到在几年前,有家日本公司提出5亿美元购买大厦时,管理层怒怼道:“谁要是卖了,谁就是败家子!”【1】


广东国际大厦落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耗资1.6亿美元,在当年是个国家级的宏大工程,光设计组就多达49人。大厦有63层、高200.18米,被广东人称之为威水的“63层”,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也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混凝土结构建筑。站在楼里俯瞰珠江,远眺白云山,广州的富贵与市井尽收眼底。


大厦的楼顶是广州当时唯一的直升机停机坪,里面有奢华的5星级酒店,在广东平均年收入1万元的时候,酒店的单次人均消费就达到了800元。以至于中纪委整顿公款吃喝时,就派人长期在这里蹲点调查,“有没有领导来过、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最贵的酒路易十三卖多少钱”。 【2】


“63层”虽然万众瞩目,但参与竞拍者却寥寥无几。一直到17日下午5点半,仍然只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买家交了1亿元的保证金。拍卖方紧急召开了近5个小时的会议,最后决定哪怕仅有一个买家,也要如期开拍。幸运的是,开拍当天,又多了三位买家,其中最后一位是踩着秒针拿到了资格。


拍卖会场以红黄为主色调,酒店布置地富丽堂皇,像是民间土豪出嫁女儿一般。上午10点40分,拍卖师字正腔圆地宣布竞拍开始。会场里顿时充斥着相机的快门声、买家的私语声、电话的铃响声、时钟的滴答声、以及拍卖师尴尬的咳嗽声,但唯一没有的,就是举牌的报价声。


拍卖师在20分钟内自说自唱地叫了20次价格,随后落槌宣布流拍。


在获知流拍后,记者们一阵愕然,考虑到这座建筑的特殊地位和拍卖金额的创纪录意义,流拍不仅让这座大厦感到丢脸,也让整个广州遭遇尴尬。当然最无奈的,莫过于这座大楼的管理者们,若不是真的走投无路,谁愿意在自己的地盘上卖身呢?更无奈的是,一个月后拍卖价格下降3个亿,依然无人问津。


“63层”从辉煌跌落进困局,也是其母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国信)命运的缩影。广国信成立于1980年,曾被指定为广东对外发债借债的“窗口公司”,地位超然,是经济特区里的公司特区。凭着金字令牌,广国信在海外广泛筹资,累计达到了50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二大信托公司。


1994年,广国信在美国发行了1.5亿美元扬基债,令海外惊叹,时任总经理黄炎田因此登上了美国财经杂志《商业周刊》的封面。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广国信陷入外债支付危机,资不抵债高达147亿元。中央定调“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广东相关领导痛定思痛,决定按市场化进行清算。


于是,昔日的资金管家、广东的窗口公司、城市建设的功臣、如今的债务黑洞广国信,在一片诧异和唏嘘声中轰然倒下,宣告破产,成为我国第一家破产关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黄炎田也因玩忽职守被捕入狱。而 “63层”作为广国信旗下的优质资产,沦为破产拍卖的对象,被迫开始了卖身之路。


 在“63层”开始卖身的同时,中国信托业最严厉、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整顿也开始了。这个神秘的行业跟“63层”一样,起步时雄伟壮丽,命运却波谲云诡,在“坏孩子和好先锋”的争议中,浓缩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所有对错和是非。


1


1979年1月的北京,气温还未回暖,但春天的气息已经弥漫。17日上午,邓小平邀请荣毅仁在内的5位工商业大王,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吃涮羊肉火锅。他亲切地和5位“老同志”交谈,称“经济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希望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并特别鼓励荣毅仁要主动大胆一些。


9个月后,荣毅仁主导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简称“中信”)成立,直属国务院,以“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投入国家建设”为己任。公司刚成立,就有人讥笑他,“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3】


但荣毅仁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网络人才、洽谈商机,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0多人。沉寂了二十余载,那个叱咤风云的荣老板终于回来了。


1980年,纺织工业部在70年代开始建设的江苏仪征化纤工厂,因资金不足面临下马。这个项目两期总需10亿元,年产化纤原料高达50万吨,相当于当时的全国总产量。看到这么一个利好国计民生的项目即将流产,荣毅仁万分着急,他向国务院提议,可以通过中信向国外发行债券启动项目。


然而,国内此时对债券债务仍十分忌讳。1969年5月,《人民日报》甚至刊登文章称,“我国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事业高速发展、财政金融越来越稳固,这些事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4】


因此,中信刚提了方案,就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5】值得庆幸的是,当年谷牧代表团对海外进行了考察,带来了新的债务观点。上层领导听了汇报之后也统一思想,认为中信的方案可以试一试。随后,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几十家日本机构踊跃认购。


中信发行的债券利率是8.7%,高于当时的政府贷款,因此不少人指责荣毅仁干了赔本的生意。然而,三年后,仪征化纤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一批批原料从工厂运出,成为老百姓们争先购买的衣服。发行的债券还回去了,工业化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


中信为工业化建设引入了大量资金,成为信托业的一面旗帜。这一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中信“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地区、部门、企业纷纷成立信托公司自筹资金。行业快速膨胀,到了1982年6月,仅银行下辖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部门,就多达620个。虽经过数次堵漏式的整顿, 1988年时信托公司反而增长到了745家。阵势和多年以后的团购网站有一拼。


广国信在1983年被官方指定为窗口公司,遂成为行业佼佼者。1985年广国信为沙角电厂提供担保,次年,在日本发行了200亿日元武士债。随后从美国、欧洲等地筹借了数亿美元,涉及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广国信旗下的子公司数量也达到了240家,是华人首富李嘉诚控制的公司数量的七八倍。


资产扩张,令管理层们非常兴奋,“信托公司是中国的化肥厂,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币,钾肥是日元,农家肥就是人民币。”广东这块经济田,在信托的滋养下,苗肥果壮。但农民们都知道,肥料上多了,也是坏事。


当年广国信在日本发债时,日本公社债研究所对其信用评级为AA级,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这凸显了当时的尴尬,在海外公司眼里,并没有中国企业信用,而作为“窗口”公司,就是国家信用、政府信用。这为窗口公司带来了融资便利,也带来了疯狂扩张的冲动。


从1992年开始,广国信经营开始激进,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乱投等行为比比皆是,一叠叠钞票由广国信流向了股市、楼市,也流向了干部的私囊。甚至有人跑到美国生了几个孩子,尿不湿都是走了公司的报销。63层的电梯里,也充满了年轻员工们互相攀比数十万奖金、各种奢侈消费的吵闹声。


好景不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境,63层的大堂里却坐满了高扬着单据,哭喊着还钱的讨债群众。


由于金融风暴带来的恐慌,部分债权银行未能将协议续期,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广国信。


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广国信也许能再撑几年。如果广国信杠杆率没那么高,那么多大的危机都不会动其根基。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广国信的破产,结束了其“窗口公司”的使命,在信托行业引起了十分恶劣的后果。之后监管狂风过后,信托公司也骤然减少到了68家。


信托行业似乎在重复中国金融领域“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金科玉律,但广国信只是整个信托行业中的一部分,信托依然在90年代开启的经济大潮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2


1991年春节大年初四,邓小平视察浦东,站在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里,他发出感慨,“上海开发晚了,现在要起步。面对着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接待的官员回应说,浦东开发采用 “金融先行、基础铺路、东西联动”的模式,邓公十分认同,认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


时间在林立的吊车上跳跃,体制改革的力量、金融创新的激情也在积蓄和迸发。


在1990年代为发展经济,上海便利用实业集团作为海外窗口,从境外筹资了100多亿元。而随着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民间财富的增长,上海经济发展的泉眼便转移到了国内,仅通过申通地铁等公司便在资本市场上募资了100多亿元。2000年,上海再次启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引入民间资本。


当年2月,《新民晚报》刊登了上海市政公路建设对外招商的消息。爱建信托的一名同事看到了这则消息,并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高层认为这既是信托业务的好方向,也十分符合公司的宗旨。于是,6个月后,爱建信托以17.3亿元赢得了外环隧道的专营权。


爱建公司成立于1979年9月。那年春天,万物复苏,工商业主们拿到了存款、利息以及拖欠的工资,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信心也被激活了。一千一百多个工商业人士认款了5700多万元,成立了以爱国建设为唯一宗旨的爱建公司,并相继拿到了证券、信托等牌照。


竞标成功后,爱建信托把经营权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获得12亿元贷款,而剩余5亿多的资金需求,则成为信托行业的一个妙笔。2002年7月18日,信托资金管理办法颁布的当天,爱建信托就推出了全国第一个资金信托计划——上海外环隧道项目,面向普通民众,募资5.5亿元。


老百姓也可以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并享受收益,一下子成为社会热点。而此时,股市也处于在漫漫熊市中。于是,汉口路110号爱建金融大楼的大厅里,迎来了一批批认购的人群。一位开车而来的江苏人,直接带着两大箱子的现金。收银员的脚埋没在一捆捆的钞票中。原计划一个月的销售期,最终仅用了7天。


外环隧道信托计划还获得了吉尼斯大奖:最早的市政建设项目资金计划。两个月后,北京国际信托公司也推出了15亿规模、用于CBD建设的土地开发信托计划。信托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春风春暖了群众们投资的心。


甚至于上国投的磁悬浮交通项目产品发行时,不少人头天晚上就过去排队了。有些人还放弃了定期存款利息,提前把钱取了出来,但因为这只产品规模仅1.9亿元,很快便销售一空,上国投不得不出面向失落的人们道歉。


如今,全长2880米的外环隧道,东起浦东三岔港,西至浦西吴淞公园,双向8车道,成为千万人追求梦想的索引。直达浦东国际机场的磁悬浮列车,成为了国际友人首推的“景点”。而北京CBD也承载着几万家公司的成长,成为首都乃至中国的名片。


上海、北京等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被惊呼进入了“魔法师时代”。而信托这位魔法师的另个舞台,则是房地产。


2003年,央行出台121号文,房地产企业银行贷款再次增加限制条件,这成为了信托发展的催化剂。一批批资金通过信托计划成为房地产企业的粮草。2010年,房地产信托当年销售额高达1210亿元,同比增长208%。


信托就像一匹大马,拉动着中国城镇化的建设。翻过了四万亿,越过了棚户改,趟过了铁公基,路过了PPP。然而,这也是一匹时常会脱缰狂奔的烈马。


2011年,平安信托推出了安城1号房地产信托,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25%。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市场哗然。潘石屹在微博上评论,“这么高的成本融资,看看房地产缺钱渠道什么地步了”。但是,当记者去采访时,项目经理对这些评论不以为然,“这是位于温州的豪宅楼盘,投资回报至少1倍以上。”


然而,温州并不是总是房地产信托的福地。2011年,位于温州平阳县的泰宇花苑开发商,通过安信信托融资了4亿元后,拍拍屁股从上海出境跑路了。泰宇花苑从“鳌江中央、繁华之上”,变成了几百位业主维权的“温州第一烂尾楼”。


开发商泰宇房产估计也是看到窟窿太大,无力回天才做了这种选择。不然按照“信托接力赛”的模式,公司可以用新信托还旧信托,用庞氏套路解决庞大债务。就像有些地方政府,用信托冲破发债的限制,在任一届时就借光了未来几届的收入。


信托挥舞着魔术棒,把闲散资金、未来收入,变成了钢铁水泥、桥梁铁路、学校医院、高楼大厦,成为当下美好生活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界限和控制,魔法也会用光的。


3


虽然1980年代的信托用来筹措海外资金、千禧年后的信托为支持城镇化建设,但回顾历史,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信托的骨子里流着证券业的血。


1997年广国信破产时便被发现,大量资金投向了香港股市,结果股市崩盘无力回天。但这并没有敲醒信托业的谨慎,在随后的日子里,一些公司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04年前后,金信信托不仅违规投资股市,还成为了“江南第一猛庄”。在股市里翻江过海,却坠入泥潭。


金信信托的前身是1990年代初的金华工商银行的信托部,脱离工行组建公司后也不过只有7个人,5000万元资本金。但十几年后,金信信托和金华火腿并称为金华的金字招牌。金华当地有93%的家庭认购了金信信托的产品,原因无外乎其超高的回报率:年化收益低于16%将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此自信,令暴雷的P2P公司都有点汗颜。


金信信托赚钱的方式,放在今天一点也不稀奇。用关联公司买壳控制上市公司,用信托向投资人或者其他上市公司募资,随后收购资产、包装概念、卖给上市公司,再用信托募资接盘股票,继续拉高派现。学术点讲就是“一级二级互利联动、金融实业虚实结合、投资募资双轮驱动”,用大白话讲,就是两个字,“做庄”。


2000年金信系大红大紫,做庄的股票一年涨两倍、三年涨五倍。它还买入了伊利股份14.33%的份额,而这笔投资曾被舆论质疑是管理层MBO的暗道陈仓。然而2001年下半年,股市转熊持续下跌了4年多。金信系全面套牢,不得已继续发行信托来自救,结果饮鸩止渴,变成了全面深度套牢。2004年,金信信托在银行的债务高达20亿元,危机四伏。


2005年7月,金信信托放出核弹,“苏格兰银行将入股金信信托4.975亿元,随后还将继续注资,使得总资本达到25亿元”。不仅数字有零有整,而且董事长也站在媒体前,细说这段海外姻缘的始末。不料很快被人扒出,这家所谓的苏格兰银行,只是一个注册在海外的皮包公司,注册资本一分没有。


面对高额负债,为减少不安定因素,金华政府派驻小组打算重组金信信托。令人可笑的是,摇摇欲坠的金信信托反而宣称政府一定会接管,又发行了几只高息产品,也是火爆销售。最终政府不得已出让了多块土地来支撑债务,被绑架的政府信用,也成为当地经济的枷锁。


金信信托被接管没半年,大牛市便悄然而起,股票代客理财也再度活跃。深交所坐落的深圳,成为了私募的大本营,而这些资金也通过深国投等信托,以“委托受托”的方式,源源不断的流入股市,拉开了私募信托化的大戏。戏曲的高潮则在2015年的盛夏。


7月9日,一如前几天,所有股票都牢牢地趴在跌停板上。过去一年疯狂上涨的欢欣,都被一个月的暴跌所击碎,股民在绝望中挣扎。甚至一家传媒公司也跨界“护盘”,包下了长沙火车站硕大的电子广告牌,打出了“A股保卫战”的口号。


半小时后,一股股资金涌入股市,所有股票开始上涨翻红,最终封住了涨停。营业部里瘫坐在地上的股民,艰难地用双手撑着站了起来,相互拥抱在一起,嘴里不停的重复“来了,国家队来了”。夹杂在涨停中的特力A,也并不显眼。但随后逆势的一波涨停潮、一波跌停潮、一波五倍大浪、一个个上蹿下跳的振幅,成为2015年最靓的仔。


特力A被股民们尊称为特牛B,自然也吸引了监管层的注意,调查组奔赴每天在龙虎榜里左右互倒的华鑫证券厦门莲岳路营业部。但到了现场、查了主机,才发现困难很大。这些交易指令虽然都来自于凤凰花香二号,但这是一只伞形信托,背后是27个分账户,还不能确定分账户是否会继续被拆分。


调查组日夜奋斗了两个月后,终于找到了住在福田的幕后操盘手吴某,开出了3.74亿元的天价罚单。但一个小吴倒下了,千百个伞形信托却依然站立。


由于监管要求,所有信托产品都必须备案获得许可。一些因规模小、杠杆高等无法达到备案要求的资金,便嵌套在了不断拆分的备案信托产品里。一次备案,多次拆分、多人使用,这变是伞形信托。但赏封一个齐天大圣容易,架不住他每拔一根毫毛就是一个分身,就是一个齐天大圣,这谁受得了。


民间配资、银行理财、保险年金等,各种杠杆资金,在合规牌照的掩护下,呜呜泱泱的冲进股市,让监管无从判断,也造成了疯涨暴跌的惨剧。伞形信托被指责为罪魁祸首,但在严控信托通道的2018年下半年,股市还是出现了钻心疼的动荡。


1940年代,美国出台了法案,将“投资信托”规范为共同基金,按照“谨慎投资人”规则管理投资方向。信托为投资人提供了多样化、定制化的投资方向,扩充了美国金融行业的多样性,也将美国股票牛市的红利带给了更多普通人。


由此看来,对于“流着证券血液”的信托而言,投资领域依然可以大有作为。但只有消除投资人的贪婪和欲望,管理好投资风险,才能避免“血栓”,才能筋骨强壮地为资本市场带来活力。


4


2002年4月,中兴信托因挪用客户保证金被停业整顿,由泛亚信托接管。不料,由奢入俭难,中兴信托再次挪用保证金高达2亿元,甚至发生了爆仓。2005年底调查组进驻后,深感近墨者黑,泛亚信托违规重重,资不抵债5亿元,随后便被银监会列为 “高危机构”,要坚决清理出金融圈的“害群之马”。


2006年,泛亚信托的高管随后也被捕入狱。判决书长达100多页,法官从11时20分开始宣读,直到1个小时后才宣读完毕。


判决虽然结束了,但几亿元的信托计划如何偿还依然还是难题。在综合考虑了历史遗留、社会影响等因素后,央行不得不动用再贷款收购了所有债权,实现了刚性兑付。面对“为何不让市场自身承担风险”的各种质疑,央行领导多次义正言辞地强调,这是最后的晚餐”。【6】


没料到,这顿晚餐一吃就是十三年。


2017年12月15日,本是云南圣乙公司还款的日子。公司通过嘉润31号信托计划募资了8亿元。然而,直到半夜12点信托公司也仅收到了部分款项。27日,圣乙公司承诺在2018年1月10日全部归还本息,结果到了那天又出公告说,钱还在走审批流程,得再等等。


这期间信托项目经理的电话早就被打爆了几部,而一批批投资人也陷入了恐慌和不满:这可是家百亿资产的国有企业,怎么还五次三番地赖账呢。但金融界却也出现了一些欢呼声:等了多年的刚性兑付总算要打破了。结果,1月16日圣乙公司就归还了全部本息,而且发布公告称,这不是违约,是双方认可的延期而已。


还款困难还尚可理解,但利用信托赤裸裸地诈骗就令人出离愤怒了。2016年8月,大连机床公司通过中江信托融资了6亿元,而且以其对惠州比亚迪公司的7.6亿元应收账款作为担保。结果,钱迟迟还不上。应收账款也被证明是伪造的,鲜红的印章可能出自菜场三元两斤的大萝卜。


中江信托将大连机床告上了法庭,虽然最终胜诉,但并不开心,因为2018年实在是踩了太多雷。从阿拉善公路建设到重庆典雅地产,从节能环保到矿产加工,中江信托暴雷产品总规模高达70多亿元。而两年前公司还曾因规模翻倍、利润翻两番而名扬业内。风控薄弱的黑马,不幸地陷入了债务泥潭,而在泥潭中挣扎的还有其背后的2400多位投资人。


中江信托何去何从,市场再次出现不同的声音。是复制广国信,还是重复泛亚?是否该让投资人眼泪陪伴过夜、梦里不能相对、用尽余力来伤悲?


红岭创投的周世平,被称为“南方网贷之父”,2017年7月他曾自掏腰包填补了跑路的标品。很多同行指责他破坏规则,影响行业规范。但他爽朗回应道,“你不是投标的人,体会不到投资亏损的痛;因为你就是你,唯恐垫付别人少了你那份。二三十万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全部的积蓄。”帖子发出便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热评。


而对于中江信托产品投资人而言,虽然踩雷、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最终的结果是幸运的。


这是信托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救火”,浇灭了企业风险,也挽救了一个个家庭。当一批批投资人拿到本金利息,道出感谢,露出笑容时,选择社会责任还是商业利益,也已经有了答案。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 2019年红岭创投也出现了兑付困难,老周被迫宣布将陆续清盘。他直言“网贷行业积重难返”。但何止是网贷,金融业快速甚至野蛮发展的二十年,虽然整体可控,但也是风险在局部领域盘根错节生长的七千多天。


治大国如烹小鲜,降风险更如拆炸弹。机构的尽职调查、监管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适度负债,都是投资者风险教育、风险承担的前序。


5


台湾信托人杨崇森曾在《信托与投资》中称:“信托最主要之特色为具有莫大之弹性。信托可用于实现法律上利益所难于达成之许多目的。”


80年代的信托,作为中国的窗口,吸引了外资,支撑了工业化;90年代的信托,作为银行的补充,聚集了闲散资金,投向了城市建设;千禧年后的信托,又成为千百万群众投资理财的工具。信托,作为直接、间接融资的活跃和补充,每一次新功能的突破,都伴随着改革的演进。


自然,有牌照的审批,就有权力的寻租,有不对称的监管,就有灰色的套利。这也导致信托业的发展,充满了与监管“躲猫猫”的曲折。


然而,信托行业规模已经高达20万亿以上,已超过保险和证券行业,成为金融支柱之一。无论是坏孩子还是好先锋,都无法一锤定音。但毫无疑问,金融行业不仅需要银行主导的信贷文化,也需要摸石头过河的信托文化。既要用改革的态度鼓励好先锋,又要用预见式监管管理坏孩子。


正如广州天际线从六十多米的爱群大厦,历经广州宾馆、白云宾馆、63层、中信广场,不断提高到了600米的小蛮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仍一片广阔,金融的创新、信托的使命,也远未结束。


此文得到多位业内资深人士的交流、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资料:

[1]. 叶伟民,三个广东人的“63层”历年沉浮记,南都周刊

[2]. 田炳信,俞秀伟:见证“63层”辉煌与衰落,新快报

[3]. 刘青山,荣毅仁:为中国打开一扇窗,国资报告

[4]. 万立明,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5]. BUSINESS CHINA ,1981:中信“仪征模式”集资创举

[6].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3)

[7]. 马勇、钟珮璐,广州63层大厦没有卖出去,羊城晚报

[8]. 陈菊,63层流拍之痛,房地产导刊

[9]. 余玮、吴志菲,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

[10]. TALENTS 2005,金信上演引资“秀”

[11]. 李廷芳,中国特色信托研究

[12]. 王莹莹,论金融监管与意思自治的关系,金融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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