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不在文学里
2019-06-08 10:01

广州不在文学里

Photo by Kenny Luo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完全燃烧(nfzhuxunyao228),作者:迅垚,虎嗅略有删编。


我对广州的感觉最生猛的时候是2011年,那时候广州很生猛,我也很生猛。娄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是2011年前后的故事。如今的广州,跟那时候区别很大。去年6月我去曼谷,在曼谷的日本街,恍惚有七八年前广州的错觉。


对北方人来说,广州是新闻里的城市,不是文学里的城市。所以虽然这是娄烨相对水准不算高的一部电影,但总归让广州进入了北方文学叙事——我认同广东人的说法,广东以北都是北方。大部分时候,北方对粤省的了解以深圳和广州为两个中心,共同点是,深广主要都是通过新闻建构的方式进入北方人的想象,不同点是,深圳的新闻叙事由北京直接建构,而广州的塑造则掌握在广州新闻人手里。


但文学是缺场的,如果不把木子美的个人自传式散文算作文学的话。娄烨拍过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拍得都不错,唯独拍广州,显得吃力。尽管如此,如果硬要找出能拍广州的北方导演,娄烨其实让人期待,他擅长捕捉城市意象中的情绪,我印象深的是《颐和园》里北京的夏天,《春风沉醉的夜晚》里南京的春天。


娄烨捕捉到了三分的广州。三分里,两分给秦昊,一分给影片里广州城区的摄影(尤其是废墟状态下的城中村)。三分的广州不是个坏评价,而且这三分比贾樟柯后期电影的六分要好,原因就是广州在北方文学叙事里缺场太久了,且捕捉到完整的广州并不容易,尤其对一个北方导演来说更是如此。娄烨 get 到的那三分仍然是饱满的尖锐的,他的才华未丢,而未能捕捉的部分恐怕跟导演对广州不够熟悉有关。广州隐性的部分藏得很深,北方人不易察觉。


如果对新闻建构中的广东熟悉,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从没有一个省份像广东这样,村庄会处于一省的话题中心。杨箕村、冼村、猎德村、石牌村,这些大名鼎鼎的城中村从不是这个特大城市的附庸和配角,相反,他们往往成为城市叙事的主角,而在远离大城市的粤省末梢,村庄的存在感和能量同样迥异于北方,2009年前后,粤东著名的强悍村庄WK村被全世界媒体聚焦,其故事与城中村虽然看上去完全不同,但里子其实一致。


北方,村庄是作为一种衰颓无生命力的群像面目出现,偶尔让人记住的村庄多是作为新农村建设示范进入正向叙事,而在广东,无论是城中村,还是边缘乡村,村庄是以矛盾、冲突、对抗的形象进入新闻史,而每个村庄都能够贡献带有传奇色彩的新闻人物。


在城市化率最高、现代化最快的广东,村庄却是强势的社会主体,这正是广东的特别之处。村庄是广东的密码,村庄的顽强,正是广东本土性的顽强。村庄背后不同于北方的宗族、政商、社会互动关系构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地理。北方人对此往往不能理解,这正是娄烨的城中村叙事的复杂和难把握之处。


尽管如此,娄烨仍然贡献了姜紫成这个人物。姜紫成身上的迷狂、乖戾、纵欲、操纵力以及虚无主义的感伤做派像极了2011年前后的广州。整部片里最广东的一个角色,却是由秦昊这么一个东北演员完成了演绎,而广东本土出生的演员张颂文扮演的唐奕杰可能是全片最让人失望的一个角色——如果要拍出广东味儿,姜紫成代表的“商”和唐奕杰代表的“政”的戏份缺一不可,“商”是广州显性的张扬的那部分,但“政”才是隐性的沉郁的那部分,且二者是互为映照纠缠不清的关系。


娄烨试图用最具“纠缠性”的三角情爱串联起政商关系,但三角里的唐奕杰完全崩塌了,他被塑造成一个纯粹只是困顿于情欲的傀儡官员,这让电影从高阶起点滑向低阶落地,收尾成一个猎奇性的地摊故事。我以为,高开低走或许有躲避审查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来自北方的导演对广东的本土性还不够了解。


然而,娄烨的这种处理可能恰恰是广东在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隐喻——从80年代开始,北方对广东的想象主线一直就是猎奇的地摊文学叙事,无论是黑社会、砍手党、传销组织的黑色叙事,还是莞式服务、暧昧城中村、大款包养外地妹的情色叙事,还是派系斗争、权钱交易的叙事——广东在北方为中心的文学想象中以边缘的地下的民间的方式被塑造,有趣的是,它似乎也并不希望北方过多了解它,它也并不辩解。


按照这个逻辑,张颂文扮演的广州开发区主任唐奕杰注定要以一种奇情形象出现,关键并不在于他的故事是否影射2013年倒台的“天河王”,而在于,广东的“政”根本无法找到进入主流文学的方式,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在内地,政商关系已经有了成型的叙事模式,《国家公审》、《大雪无痕》、《人民的名义》等影视塑造了内地负面政客的脸谱。但在广东,更多跟本土力量结合,这种力量绝不是只是纯粹意义上的商,而是宗族、裙带、江湖的合体。粤省的政商关系不是一边倒,既非北方的政强商弱,也非娄烨电影中的商人完全操纵官员,而是一种基于本土性上的共同体关系。这是粤省与北方的差异。


在传统加现实的互动中,粤省的本土性衍生出隐性形态,缺少建构意识,北方文人的到来弥补了这一点。1980年代末期到2011年前后,粤省的本土力量与北方文人为主体的广州媒体人形成了较大的交集,双方在某个范畴内形成了共识,共同参与了这种主动建构,这一建构进程在2012年后逐渐被打破。


在过去十年里,如果有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广州往事”,这种变化才是它的真实背景板。


无论如何,娄烨总算让广州出现在大屏幕上。电影的肉身塌了,好在骨架气质尚存——虽然没有讲好这个故事,但他捕捉到了一些那几年的气息,我隔着屏幕就能嗅出来。


2011年前后的广州,我印象太深了。姜紫成这样的人,我交往过甚至曾经很熟悉,而唐奕杰这样的官员,我也见过一些。广州从不是一个乖戾的城市,相反,它过于温和柔软,因为它这样,它里面的人才可以如此生猛,可以尽情地近乎疯狂地活着。在那些湿润的躁动的不眠之夜里,金钱、理想和希望,一切都在放肆生长。


可惜啊,娄烨只捕捉到了情欲,还是情欲中相对低级的部分,就算是情欲,电影里哪比得上真实广州的万分之一的风情呢?


广州变了,等我反应过来,广州已经像是一头挨了锤的牛。这比一部扑街的电影让人难受多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完全燃烧(nfzhuxunyao228),作者:迅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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