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宠坏”的现代人
2019-08-08 14:18

“被宠坏”的现代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参考书目:弗兰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理想国出品,撰文:陈皮,监制:猫爷,头图来自:看理想


1.不开心,有药吃吗?


不知道从何时起,助眠轻音乐、白噪音app变得特别流行。


又不知何时起,冥想活动开始在世界各地风靡。


我们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在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喧扰的时代,为喧扰的大环境做了最大贡献的互联网大佬们,反倒好像尤其喜欢逃到曲径通幽之处,闭上眼睛开始冥想,比如《黑镜》第五季里那位用社交app成功俘获了所有人的眼球、却独自端坐在荒凉山顶的幕后大老板。



其实将这两件事一联系,就会领悟到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人都“不开心”。


因为不开心,所以失眠,需要白噪音帮助入睡,因为不开心,所以有许多不安、凌乱的情绪和想法,需要冥想来舒缓。


根据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显示,全国超过7成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的状态,尽管有人认为“亚健康”这个概念不过是保健品厂家的理论,但至少这说明全国有7成人有各种各样心理上的烦恼,而这些心理亚健康的表现,似乎就很对应冥想课程所宣传的效果。




可是也不是所有不开心的人,都会报名去上冥想课程,或者听着白噪音好好睡一觉就解决了。比较普遍的选择是,满足一些容易的、一时的快乐,暂时忘记长期的压抑,说起这个就想到了喝奶茶。


比较恶劣的情况是,有人可能会选择用毒品逃避,比如在HBO最近一部青少年教育剧《亢奋》里,新晋蜘蛛侠女友所饰演的那位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无聊厌烦的女主角。


Euphoria,即“一时极度兴奋的情绪”


我们把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会发现还是有几个相似的地方:


首先就像之前我们推过的一篇文章《人类为什么痴迷于奶茶》所述,糖可以使人上瘾,因为它作为一种化学品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而产生快感,这个原理和可卡因是一样的。


可卡因既可以作为兴奋剂,也可以作为医疗麻醉药,其实许多合法药品与违禁药品的成分都是相似甚至一样的,阿片类止痛片就是从罂粟中提取生物碱制成。


再看人类自己对于痴迷奶茶的说法是什么?大部分人会说奶茶使人快乐。仔细想一想,这个道理是不是跟一些人沉迷毒品的说法也很相似?


但滥用毒品,绝对是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坏行为,而奶茶上瘾,你只会埋怨自己浪费钱、没好好管理身材和健康而已。


可是,假如说,未来有一天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像糖一样美好的精神药物,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毒副作用,同时还能帮助你逃避自身软弱,增强某方面的能力以应对现实,那么此时,你会选择依赖药物吗?


基于这一问题,下面所作出的这些思考,就出自弗朗西斯·福山的书籍《我们的后人类未来》,可以说这是今天苦苦追求“开心”的现代人不应该错过的一本书。


2.将被宠坏的现代人?


还记得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的结尾吗?人类再也不用劳动,一个个肥胖如不倒翁,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座椅上,享受机器人带来的服侍,直到有一天,其中某个人从座椅上倒下,再被机器人清除出去。



这个结尾预言的是什么呢?是被宠坏了的未来人类。


我们多多少少都已经了解一些未来最有前景的新科技,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基因编辑,这些技术发展的其中一个最美好的宣言,就是解放人类,因此《机器人总动员》的结尾,看起来总觉得有几分可信之处。


但或许,我们甚至都不用等待未来的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单单只靠药品就可以宠坏现代人。


按照目前神经药理学的进展,完全可以相信将来或已经有能力研究出“糖化”的精神药物。有一个词叫做“美容性药理学”,“美容性”形容的是,这类药不是为了治疗,只是为了让你感觉更好,进而更容易获得社会的青睐。这里有两个例子。


例子一,过分在意高考的一些学生家长,可能知道甚至已经在使用——利他林。


这是一种中枢神经刺激药物,能够延长注意力集中的时长、产生愉悦感、提升短期内能量爆发,原本用来治疗多动症,如果使用过量,会产生失眠或体重下降,以及药物上瘾等副作用,所以多动症孩子会被要求间歇性服用,而美国禁毒署也把利他林列入“第二级”处方药,要求精神科医生开具一式三份的处方,并控制利他林药物的总产量。


不过你也看得出来,就所描述的药物正面作用,相当有吸引力,而副作用好像也没那么吓人,于是上世纪90年代,这种药就已经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流行开来,到了今天,国内校园使用利他林的学生也已经大有人在。


这当然不是因为很多学生都得了多动症,而是它可以让你上课精力“更”集中、学习“更”有动力。换句话说,你可以不用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不用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不用自己那么辛苦就能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例子二,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种药被称作是可以给性格带来奇迹般改变的“圣药”——百忧解。


这是在美国最为常用的抗抑郁药物之一,也可以叫做“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血清素含量如果过低,也就意味着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可能会导致抑郁、进攻性加强或自杀的结果,所以这种药的原理就是阻挡神经突触对血清素的再吸收,有效增加大脑的血清素含量。


出版于1993年的书籍《聆听百忧解》的作者彼得·克雷默(Peter D. Kramer),正是提出“美容性药理学”说法的人,他就举了一个实际案例:一位长期受到抑郁症困扰的女性,陷入与已婚男子的自虐性关系,工作也进入困境,可是在服用百忧解几周后,她的处境完全好转了。她改变了性情,摆脱了混乱的情感关系,开始与其他人约会,而且愈发自信,工作也重新进入正轨。


《聆听百忧解》当时成了畅销书,几年后,全美国已经有10%的人在服用百忧解或其他的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这类药物还成了女权主义的一个象征,因为女性中受到抑郁和低自尊困扰的人更多,也确实有更多女性像案例中的故事一样因为这类药物从困境中走出来。


虽然也有不少人在怀疑百忧解的真实有效性,并且指出它的一系列副作用,包括体重增加、不明抽搐、记忆丧失、性功能失调、自杀、暴力、脑损伤等等,但并没有阻止这种药的盛行。


毕竟,只要药物合法存在,人们就有选择服用它的权利,在得知副作用的情况下,对一个自愿承担风险的人你也不能随便加以阻止。


但就是在这一点上,福山提出质疑: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过于强调自由了?


这里所说的“过于强调”,是指“纵容”——一旦条件允许,在自由的呼声之下人类或许就可以不再顺服自然,而这些自由也很可能会让人类更容易打翻平等原则。


为什么吃药可以触碰到这些原则问题?



3.医学进步,是为了救死扶伤还是将人变成神?


有人也许会想,好像问题也没那么复杂,就利他林和百忧解这两个例子而言,只要我们做出严格的规定,只把药给那些真正患有多动症的孩子、真正受抑郁症困扰的人,不就解决了?


先不说能不能真的这么精准地控制药物供给,回到“病症”本身的定义上,试问,什么情况下是真正的多动症,什么情况下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当然我们现在有一套医学和心理学的判定基础,可是我们也都知道,有些疾病并不是像正午阳光下的影子一样黑白分明。


福山举了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身高。


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标准身高,一般取自所有国民身高的中位数,每个国家的中位数身高不太一样,每过几年,身高可能又有一些变化,比如现在的日本人肯定要比上世纪他们的祖辈高出许多。基因肯定决定了一部分基础,但这些不同时代、地域的差异,也说明了食物营养、生活条件、医疗水平等各方面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标准”、“正常”身高。


那么,处在全民身高数据两端、通常认为的“侏儒症”和“巨人症”,也就没有了标准界线。


(注:现在侏儒症已经不是只根据身材矮小来判断,主要考虑骨骼或软骨的发育情况,但此处为了更好地说明,暂不考虑这一因素。)


米歇尔·福柯就认为,被社会诊断为异常或疾病的,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


几十年前,同性恋还被列在精神病清单上,医学词典里还没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这个词。


呈正态分布的人类身高,并不清楚到底哪一点会成为侏儒的分界点,如果底部0.5%的小孩应该被给予增高激素,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给底部5%的小孩呢?


多动症的情况同样如此。到底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被判定为是需要治疗的多动症,而在这个程度以下只是因为性格原因或者一时意志力不够、成长环境有问题呢?


这条界线的划分恐怕很难绝对清晰,既然如此,那么存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能这个疾病判定范围定得稍微宽了一点;可能有一些学生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结果因为故意或非故意地进入到这个疾病判定范围,转而依靠这种药物来提高学习能力?


同样的道理,根据2019年5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规定,“工作倦怠”被归为一种职业现象,而不是一种医学病症。但有没有可能,职场上一些长期状态不佳但并非抑郁症的员工,他们本应该通过自我调节度过困境,却故意或非故意地得到了百忧解一类的药物,故意或非故意地放弃了自我调节的能力?


短片剧《我们今后的故事》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治疗和增进之间划不出一条清晰的红线。


至于放弃自我能力转而求助于药物的情况,可以简单说是出于个体的自尊心或者攀比心,因为不管是对学生而言的学习压力,还是对社会人而言的社会压力,似乎都在日益增加,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一个人渴望被认可、渴望得到青睐的那种心情。


电影《天才枪手》


可是这些情况对一个集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好比本来大家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结果却有人使用了某种技能增强剂,如果这种技能增强剂未来像保健品、维生素一样越来越普遍,那么未来的竞争比的就不再仅仅只是各自的能力,还有获取这类技能增强剂的数量和持续时间。


所以福山在书中说:“医学本来的目的是救死扶伤,而不是将健康的人变成神。我们不希望明星运动员因为膝盖受损或崩裂的韧带而步履蹒跚,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竞争的方式是基于谁服用了最多的类固醇。”


小说家汤姆·沃尔夫在文章《对不起,你的灵魂刚刚死去》中总结说,医学技术很多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魔鬼的交易:


寿命是延长了,但只剩下衰弱的思维能力;免受压抑之苦的自由,伴随着枯竭的创造力与空空如也的心灵;在治疗方法上,靠自己能力治愈,跟依赖大脑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剂量而好转,这两者的分界已经模糊。


4.最终将是一个趋同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是要崩溃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过于担忧了,因为——


1、现在的药真的可以改变个性、增强能力吗?


2、政府、监管部门会坐视不理吗?


3、社会大众会同意吗?


第一个问题很好解决,之所以精神药物可以发挥上述功效,首先在于人们对“神经递质”的发现,这大概就像是神经科学上的“地理大发现”。


当我们知道血清素、多巴胺、褪黑激素、肾上腺素这一系列神经递质的存在,并且得知它们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快乐、害怕、冷静、放松等等的感受时,我们也就同时拥有了掌控这些感受的能力。


想象一下,如果将来我们知道用什么可以在高度清醒时保持放松不觉疲累,用什么可以在短时期内获取足够睡眠,用什么可以增强记忆力;如果再加上基因组学知识,我们还知道如何令冷漠麻木之人富有感情,如何让内向沉闷之人变得活泼外向;如果我们甚至可以在周一选择一种性格,周末再选择另一种性格……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难道神经药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生产、售卖没有相应的管控吗?


当然有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各方利益参与的角逐场——


药物生产商肯定只会希望需求变大而不是变小;


关注多动症、抑郁症等等的社会组织也一定不会提倡更严格地控制药物,因为这会同时给真正的患者增加难处;


医学研究同样也一直在科学的名义保护下寻求更多的自由而非更多的限制,许多的风险是被忽略或不愿意谨小慎微地加以考虑的;


尽管我们相信药物监管会越来越完善,但目前对药物合法与非法的评估,最明显的还是看药物对身体的有害程度,例如摇头丸的成分和利他林相似,药效又和百忧解相似,但摇头丸是禁药,利他林和百忧解却可以处方开取。


再加上,正如前文所说,治疗和增进之间本就很难分辨。


一个上班族跑去医院告诉精神科医生,我最近感到头晕、失眠、容易紧张、不想吃饭,医生可能会说,这是很常见的焦虑“状态”,好好休息,注意调整就好,但我还是可以给你开一些轻度的精神药物。


所以第三个问题,未来若出现新型“美容性”药物,就像很多其他资源一样,显然有部分人会更优先也更容易获得这些药物,于是他们的某些能力超于普通人,这必然触及社会平等的议题,那么社会大众会同意吗?


其实在真的明显触及社会平等之前,至少在当下,对待这类精神药物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何必为他人担忧呢,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就让他服用想服用的药吧。


可是我们再做一个夸张的假设,社会上成功的人也许确实有些共同的优点,如果为了获得社会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服用“美容性”药物去改变情绪、控制行为、影响个性,从而靠近成功人士的共性、获取成功,那么被这种功利性想法驱动下的社会,势必也是一个非常趋同的社会。


就像许子东在《圆桌派》上说:“一个社会如果一般的年轻人都在想做马云,做章子怡、范冰冰,这个社会是要崩溃的。”



5.拥有幸福的幸福奴隶


福山说,精神科专业的存在,正是有赖于断言“不开心”是一种疾病,并将它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而当他进一步探讨医学进步下的功利主义时又发现,为了得到开心,我们甚至也许会失去一些美好的品质,或者说,一部分人性。


这将成为生物技术与生俱来的不变的权衡:我们能够治愈疾病,能够延长寿命,能够使孩子更易于管教,但代价确实一些无法言说的人类品质是丧失,比如天分、野心或绝对的多元性。


我们复杂本性中最受威胁的是人类的全部情感……功利主义减少人类痛楚的目标本身就问题重重。没有人可以指摘我们应当减少病痛及苦楚,但事实是,我们或他人身上,最高级别、最令人喜欢的品质总是与我们如何应对、对抗、克服,以及常常臣服于病痛、苦楚或死亡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些邪恶的存在,人也就没有同情、热情、勇气、英雄情结、团结一致及坚韧等性格品质。


他也提到确实许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不必太担心,因为在技术修改人性前,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但紧跟着他就反驳道:


利他林及百忧解等药物的大范围传播及使用剂量的剧增,表明人类有多渴望使用技术改变自己。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坏的将来是什么样的?赫胥黎就创造了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


没有疾病,没有社会矛盾,没有沮丧、疯狂、孤独、压抑,如果生活遇到了阴霾,只要服用一种名叫“索玛”的药,一点点,就可以让负面情绪烟消云散。


也没有人再认真地对待宗教,没有人需要内省或单相思,没有人再读莎士比亚,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已经遭到遗弃,甚至有专门的政府部门来确保欲望的浮现与满足之间的时间差最短。


但是,也没有任何人挂念那些了,因为他们生活得幸福而健康。


生物伦理学家利昂·卡斯(Leon Kass)说,“与忍受疾病或奴役之苦的人类不同,按照《美丽新世界》中的方式所丧失人性的人们并不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灭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知道也并不以为然,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奴隶幸福的幸福奴隶。”



不管是这种威胁还未到来,还是人们还未有预感,福山都已经担忧地指出——


在可预见的将来,因为利益攸关,所谓的“社会控制”更可能是由社会参与者而不是政府来实施,比如,父母、老师、学校系统以及其他相关的人或组织。又因为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是“多数人的暴政”,那些“少数人”则被判定为政治不正确,致使真正的多元性和异质性被缩减。


在那样的情况下,包括神经药理学在内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否就会成为实现某些“政治正确”的捷径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个自由、平等、博爱进一步发展的未来,但眼前,这一切是存疑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参考书目:弗兰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理想国出品,撰文:陈皮,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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