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大师”沈巍走红之后
2019-11-21 10:04

“流浪大师”沈巍走红之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esquirecn),作者:初子靖,摄影:贾睿,编辑:杜强,美术编辑:李翘楚,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沈巍今年52岁了,在上海杨高南路地铁站流浪了26年,火了,人们叫他流浪大师。


记者来采访他,和粉丝们一起吃饭。沈巍不爱吃火锅,一会儿就停了筷子,看手机上随机播音乐,突然对记者说:


“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情字,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你说这个情字,是人的身体器官发出来的呢?还是人的思想发出来的呢?”


手机里播放出一首毛宁的《晚秋》,沈巍跟着念起歌词来: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粉丝闻闻伸过头来打断他。“老师,老师啊,这个儒家的儒是什么意呢?”“孔子他爸爸是谁?”“司马迁是哪个年代的?”沈巍一一作答,桌上人哄笑起来。


沈巍关掉了浏览器,我看见他的手机桌面,是干儿子刘小飞直播的截屏。“你会换吗?”我问他。他摇摇头:“一辈子。一辈子也不会换的。”



这是刘小飞向他告别的第八天,沈巍已经八天没有直播。3月,当沈巍在“抖音”爆红之初,刘小飞作为一名普通的粉丝从新疆来到上海,认他为义父,六个月内,两人从上海到新疆同游、同住、共同直播,经历了教导、陪伴与争吵,直至关系破裂。沈巍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个干儿子,又被突如其来的离别击倒。他常对人说,半年来他仅有两样收获:宠辱不惊的态度,以及干儿子刘小飞。


现在他至少失去了一半。



在“大烘焙师”发现他之前,沈巍已经离家26年。他在地铁站口流浪,杨高南路上有五个垃圾桶属于他的势力范围。


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恰当的技巧,你就可以像他一样在垃圾里发现一切:


一盒新鲜的米饭,它的上一个主人可能只夹走了几片牛肉,并且好心地把餐具也留给了你;足够多的衣服,你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尺寸,再扔掉那些你不喜欢的颜色,然后挑出一件接着一件:短袖、长袖、外套、内衬、皮衣和羽绒服,满足各个季节的需要。


甚至,可以告诉十几年后来采访你的记者,他身上这件BOY LONDON你捡到过同款;鞋,甚至是一双锃亮的皮鞋,但你得有耐心一点,因为它们的主人经常把一只扔在路东、另一只扔在路西,或者今天丢出一只,三天后再丢出另一只;玻璃、塑料、废纸和铝罐,你可以把它们变成钱;报纸,你很快就会发现某一家小卖部或者小饭馆的老板喜欢用报纸代替骨碟,每天定时把新消息送到你手上。


如果你有一定的知识和足够的敏锐(就像沈巍那样),还能在报纸上发现一些出其不意的珍贵消息,比如1927年版的戏剧电影《盘丝洞》在荷兰发现了本已遗失的拷贝,而你记得这部片子被记录在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你还可以做一些新闻学研究,比如当伊斯兰国在8月19日杀害美国撰稿人詹姆士·福利之后,你能发现哪份报纸对这位记者冷嘲热讽,又有谁对他们的同行抱有惋惜之情。


但你没法把一切都带在身上,你需要一个家,如果没钱租房子,移动的也行。问问这条路上的同行你就知道,总有那么两辆板车正要转手,宽敞省力、价格美丽,多问两句还有惊喜:


收来和捡到旧书的人往往不舍得将它们当纸卖了,在那些大桥下口耳相传的旧书摊上你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一整套史记——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但也别太挑了——以前的《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则只要几块钱,看完再卖出去还能回几毛钱的本。


不过当你有所依凭,生活就出现了风险。每个人都是美丽城市的间谍,饭馆的伙计、过路的行人、旅店的老板,他们会拍下你的家发给城管。


到了夜里,当手电光扫射过来,你就要迅速作出决策:在你一车的积蓄之中只能选择一包留下,抱住这一包,城管就会拎走另一包;两手抓两包,就会被分别击破一无所获。


板车是不要想着留下的,改天再买吧,当清理干净了你的痕迹,他们会再拍一张照片,作为对举报者热心的回应。不过也有特别善良的人,沈巍曾碰到过一个,看他确是无家可归的,叫他把车推到一边,拍了一张照片,离开前劝他不要在这里得了。


与此相比,身体上的劳累实在是次要的,不过也要勤加思考,才能理解垃圾的组成:每天下午5点,大车会来把前一天有用没用的东西一块吃下去,而你应该7点出发,在9点前把属于你的垃圾桶都翻一遍。


9点开始,各家餐馆的泔水桶入场,下面的一切就都毁了。为了避免沾到这些黏腻刺鼻的流体,你可以学习沈巍,找一块布或者一件你不要的衣服盖在上面,或者把矿泉水瓶插上筷子做个标记,从而避开下面的危险区域。


另一种思路是,凌晨2点起床,在人流开始活动之前翻完一天的垃圾,不过这样做东西太多,需要一点巧劲,比如找个隔板挤住一层垃圾,把有用的翻到一侧,做个标记,再翻下一层。


流浪的生活要注意自然变迁:


夏天比较难熬,蚊子整日整夜地围着你转,冬天则只需要翻个棉衣当被子,再找个地铁口避风;晴天努力工作,雨天则是老天赏的假期;每天要拎着两大蛇皮袋走几公里的你想必身板健硕硬朗,感冒发烧很少造访。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食品安全:


经沈巍的总结,吃了不新鲜的淀粉食物会呕吐,吃了不新鲜的肉类则会腹泻。总而言之,只要你摆正心态选择了这种生活,你就能像沈巍一样依靠琳琅满目的免费二手物品自力更生,远离空调病和手机依赖症,拥有充足的运动和良好的睡眠,并且享受每天四五个小时不受打扰的读书看报的时光。


但事实上如果你像沈巍这样生活,你就已经是一个过分特立独行的流浪汉了。如果你附近的人认为多读两本书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者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在抖音和快手上,你能收获的就仅仅是一些惊讶和赞叹,但迟早会有一个敬佩读书人的抖音主播路过。


比如,山东的网友“大烘焙师”就在2018年11月看见了沈巍坐在杨高南路地铁站边的路沿读《尚书》。他盯着沈巍走了过去——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弯下腰来问他:“您看什么?”


“《尚书》。”


“《尚书》啊,略微懂一点儿。您能谈谈吗?”


——其实沈巍相信他没读过,《尚书》太古奥了,比起里面讲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相信大众更能接受《左传》里的“善始者众,善终者寡”。


沈巍讲了一点感受,“大烘焙师”于是掏出手机,“能拍您吗?”


就像雨天舷窗上的水流,只要两小股相遇,行进的速度就会几何式增长。过了几天,附近饭店的服务员找到他:“您需要书吗?”沈巍疑惑,小伙子接着说:“昨天那位先生委托我们说要为您买几本书。”


沈巍于是明白昨天那个做红木生意的朱老板是专程来找他的,推却几次难以拒绝,沈巍点了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艺术》。过两天朱老板又来了,送吃送喝,沈巍不要,送了一根毛笔,他把红木盒子还回去,收下了。这时候“大烘焙师”的视频在抖音上已经有130万播放。


接着来了几个卖茶的,沈巍跟他们谈茶文化,送他们走上地铁的时候又碰上两个学美术的,沈巍跟他们谈国画。两个小时又两个小时,完蛋了,12点了,凌晨2点还要起来翻桶。


“大烘焙师”又来了,他赶来上海参加个培训班,专程绕道来找沈巍。这次沈巍正在分拣收来的东西,能卖的赶紧卖,没用的扔回去,再晚就又要见城管了,着急,他让“大烘焙师”去看看桥那边的网红面包店,自己还忙着。


“大烘焙师”一个折返的工夫就回来了,那个东西对他没参考价值,他现在要走了,想再拍一段视频。但沈巍已经很久没在别人面前长篇大论地说话了,他眯着眼睛,不愿意看镜头,感觉有点儿不舒服。讲什么呢?沈巍想到前两天刚看了《左传》,就讲了三段《左传》:


“善始者众,善终者寡;不与民争利;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甚至不如无德无才。”


“大烘焙师”走了。今天搜索“善始者众善终者寡”,在阐述出处的下面,跳出来的首先就是“大烘焙师”当时的视频。当年在抖音上爆红一时的标签 #大师在流浪,小丑在殿堂也已被删除,但 #大师在流浪仍然保留了2.5亿次的浏览。


直到今天,在沈巍已经在快手上开播了7个月之后,每天仍有粉丝在等,“时刻关注沈老师”。


回到当时,第二天开始就有人赶过来。三个、五个,在跟一个人聊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在旁等着,本以为他是路过看热闹的,没想到也大老远专门跑过来。


到了第三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杨高南路地铁站后身和格林豪泰酒店中间夹的那条小路被人流挤满了——现在你仍然能在抖音上看到当时的盛况——每个人都举着手机,从小路上、草坪上、树篱上挤过来,伸出手,把镜头对准人群中央一个头发虬结衣衫褴褛的老头。


在酒店楼上有人拍下了当时的景象:前排的人脑袋被手臂按着,手机从他们身边各个方向伸出来,后排的有的高举手机向内看,有的则在拍人潮。沈巍在最里面,有人护着他,在他身前撑开一小片空地,他右手举起,左手做着平息的手势。


之后的几天里,沈巍连聊天的时间都少了,他和每个粉丝握手、合影,底下的手机像新闻发布会那样拍个不停。有几个人和他聊得比较投机,劝他开直播,另外的则只能握个手然后远远观望。


抖音上关于沈巍的一切红遍全网,最多的仅仅靠拍他就涨了100万粉丝,据那时待在沈巍身边的人估计,那几天的人流每天都有近千人次。到后来,这附近的拥堵惊动了民警,路口被守住,怎么办?


再这么下去也许就要抓人了。身边人建议他直播,沈巍自己开了直播这些人的存在失去意义自己就散了。沈巍想他们说得也有道理。


在这最初的狂热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和沈巍握手的照片至今被他保存下来。他叫刘小飞,当时还是个不起眼的粉丝,既不是来得最早的,也不是沈巍最青睐的,但他最终认沈巍为义父,让这个热闹的传奇故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深远而孤寂的方向。



3月造访沈巍的多是义乌电商老板,他们在淘宝或快手上直播推销,职业自由距离近,流量能变现,生意可以远程操控。


刘小飞不同,他本是在新疆做直播玉石生意的,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更有些势在必得的意味在里面。最初的热潮退却之后,沈巍接受旧识陈传玺的建议,暂时封闭起来,期待更大的流量操盘手上门造访。


刘小飞没有得到消息,白天他挤不进人群,就整夜等在垃圾桶旁,旁边超市的小李子看他守得太苦,告诉他自己有办法找到沈巍。他这才走近沈巍身边。


矛盾很快就发生了,刘小飞似乎缺少新人的自觉,抢先帮沈巍一行人订了房间。老资格的人物骂他不懂事,但行动确实奏效,沈巍换到新的宾馆,单独的房间。他得到与沈巍独处的机会。


在沈巍的回忆里,那晚他正要睡,刚一起身就被刘小飞按下,“哎呀你等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今天想拜你为师。”


刘小飞白皙英俊,放松时显得调皮狡黠,严肃起来又倔强沉默,眼神总是安稳平静。但沈巍不是第一次碰上这种事了:


流浪的时候有人认他为干爹,帮他租房子,最后断了联系;有人认他为哥,他开玩笑说要不你亲亲你哥,把人吓跑了;在这之后还有人见面就给他跪下磕头要认他做干爹、请他刷几根穿云箭,转过头去就骂他是网络毒瘤。


于是沈巍开了一个不太恰当的玩笑,半是真心半指望着吓退他,“那你知不知道师傅有两种写法啊,一个单人旁,一个父亲的父。”


“以我的见解,我觉得还是单人旁的‘傅’好。”


“还是那个父亲吧,我也没儿子。”


刘小飞犹豫了一下:“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他有点儿惊奇,眼看着刘小飞倒了一杯茶,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跪在他面前,要认他为干爹。七个月后见到我,沈巍辩称当时实在是手足无措,似乎做了强人所难的事情,自己本是不屑为之的——“我当时真的是不想这么做”。


话已经说出去,沈巍就照理接了下来,认了这个干儿子。


之后那些天,刘小飞向沈巍坦白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一些不大光彩的历史,以及对自己过往的深刻、真诚的悔恨。得知自己的干儿子是一个金盆洗手了的、行走江湖的人,沈巍对类似的传说也感兴趣。


在他的印象里,干儿子想必是个重情重义之辈,豪爽仗义,有着一票生死之交——事实上刘小飞也确实向他讲述了身边十几年的朋友,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有着可以身家性命相托的信任。这让沈巍感到欣喜。


沈巍和刘小飞一同出行的最初几天里,人山人海的高科西路仍是警方重点看护的对象。这日刘小飞和另一个粉丝大宝在宾馆门口被查了身份证,两人一时间没找到,说是遗落在宾馆里。


民警不许他们回去找,要带走做笔录,直到上了警车两人才翻出身份证来。刘小飞立马折回去掏出一只新手机送给沈巍,告诉他警察可能要抓他,这手机里只有一个号码,他一按刘小飞就公布上网,确保他的安全。


确保他的安全。沈巍流浪了快二十年,第一次有人跟他这么说,或者更广义一点说,从小时候开始,就没人能确保他的安全;今天出现了第一个。


出门太久,刘小飞很快就要回新疆。亲爹来接刘小飞,沈巍想想就尴尬,抢了他的儿子,岂不是要打起来?没想到他老爸过来沈老师长沈老师短,客气极了。


说按新疆的规矩认干爹一定要置办新衣服,三个人跑去买了黑衬衫灰西服新皮鞋。沈巍刮了胡子很精神,虽然还是别扭着没看镜头,派头倒像个老板;他老爸离沪前夜甚至订了宾馆,让刘小飞和干爹住一间好好聊聊天。


到了晚上沈巍问刘小飞,这么久了总是干爹干爹的,走之前能不能叫声好听点的?刘小飞有点儿说不出口,憋了很久,最后很轻地叫了一声,“爸”。


要走了,沈巍在门口等着刘小飞。下楼的时候粉丝小王向他打趣,问他儿子要走了难不难受。他不屑,有什么可难受的?


刘小飞买了两瓶红酒,放在沈巍面前,蹲在了地上——他的习惯是那样的,也许新疆人比较习惯蹲着,沈巍想——刘小飞头朝下,脸埋在膝盖里。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沈巍。沈巍吓了一跳,他的脸是模糊的,眼泪滚滚漫出来,哭得五官都看不清楚。沈巍冲他摆摆手,有点儿尴尬,大庭广众之下闹成这样别人怎么看你呢?沈巍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伸手把他拉起来。他站起来,一把抱住了沈巍。


用力的拥抱之下,一股发酸的情绪猛然冲上来,沈巍突然真的意识到,这是儿子来跟他告别了。好难过啊,沈巍想,好难过啊。他发现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这样抱他。


他感到很痛苦。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沈巍1967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远洋货轮上的大副,母亲是大学教师。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人生的前二十年,他们一家六口挤在沈巍外婆的老房子里。


在那个时候,捡垃圾并不算什么稀奇事,相反的是,沈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没东西可捡。上海的街头走上一段路就能看见一家废品回收站,旧报纸、碎玻璃、布条和猪骨棒都可以卖钱;橘皮和鸡肫内皮可以卖到中药房去;更贵的东西,塑料和金属,则根本在街上看不到。


打小和外婆出门,沈巍就习惯了随手捡橘皮和碎玻璃,外婆仗着他是小孩子,有时候也叫他去捡水果摊地上散落的包装纸,回家拿木板压平作厕纸用。


拮据的岁月让他对废品有亲切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这一点。上小学的时候沈巍在班里捡橘皮被人看见,同学高声宣告他的不体面。那是他第一次因为捡垃圾被嘲笑,他感到羞耻,低头不敢作声,理解了捡拾别人丢弃的东西是不能明目张胆行事的。


那之后他看到垃圾会徘徊等待,到万无一失再出手;等待的耐心也与垃圾的种类有关,最极端的那次沈巍在淮海路街心看到了一本旧书,书是垃圾中的至宝,是可遇不可求的,价值决不因为受污就贬损,他于是站在路口盯着那本书,看人来人往,直到天色已晚,他眼睁睁看着扫街的老人将它捡走才离开。


四十余年后向我说起这件事,他的语气中仍有一点儿遗憾;现在他明白了,去继续利用那些可利用的东西没什么可耻的,因而后悔当年缺乏勇气,既不敢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


父亲看到了他每天放学回来鼓鼓囊囊的裤袋,把他拽过去,一样一样往外扯:橘皮,废纸,一个小玩具。挨个儿扔在地上。“垃圾兵。”他这样骂沈巍。沈巍没什么反思,对突如其来的怒火早就习惯了:


再小一点的时候和弟弟玩酒提,那种木制的打酒的长勺子,把一盆水舀到另一盆里去。洒了点,父亲看到,走过来,啪啪两巴掌扇翻两个孩子,咯嘣一下掰断酒提。沈巍对父亲的手有印象,三条纹路笔直平行;据说那是专门打人的手,他记得一巴掌过来脸会发战,就跟过电了一样。


倒不是针对他。外婆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每年秋天大家聚在一起吃石榴,这年赶上父亲心情不好,看树上有虫子,拿来斧子给砍了。再没有石榴吃。


要非说原因,可推猜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比如沈巍的父亲姓彭。他出洋时沈巍出生,外婆要沈巍随母姓,也算是延续香火的办法。父亲回来震怒,去公安局改回彭姓,过几年却又心软了。上学前,他把沈巍拉到家人面前,问他要姓沈还是姓彭。


沈巍想到父亲对他不好,“姓沈。”


自此外婆就愈发站在大孙子一边,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菜里有肉先给大孙子夹,父亲看了把碗拍在桌子上,指着肉问,我看那个怎么那么不舒服呢?打沈巍的时候外婆来批评,便要更用力、打得更久一些,以至于沈巍夜里同外婆偷偷讲:别再管他了,让他打我吧,你越劝他打得越厉害。


外婆没听,她的执拗也不遑多让。沈巍弟弟说她炒菜难吃,她作势要走,父亲一把将锅碗掼在地上,让她快滚。她听了拿起钉子锤子钉透门板,向屋里人吼:“以后谁也别从我家前门进来!”


谈起自己的父亲时,沈巍总希望将话题向刘小飞身上转。谈及他的暴力和反复无常,就描述自己希望如何塑造一个平等的父子关系;谈及他对性的压抑和扭曲的渴望,就描述自己如何听任刘小飞的自由恋爱。


他仍然感慨世道变迁,做父亲的威严不再,“本以为我这个父亲随便怎样都可以教训他”,平日里最怕的却是刘小飞生气。他依旧困惑,总是回忆起儿时的中秋节,家里七个人只买得起八块月饼,每人能吃到一块加上薄薄一片。那年父亲看到门前有孤老路过,竟切了半块送给人家。


中秋直播时讲到这个故事,沈巍眼圈红了说不出话来,几天前对我讲时,眼圈又红了一次,喉头哽住。父亲如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事情就轻松很多,但他是最早一批的大学生,高考分接近清北;是从苏州渔村一跃定居上海的成功者,远洋货轮上体面的大副;是画得一手好画的知识分子。


沈巍历来骄傲兄弟姐妹里只有他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分;是一个负起责任的养家之人,也有同情贫苦人的善良。无论如何都难以解释——他本有那么充足的条件成为一个好父亲。


母亲则在沈巍的生命中轻飘飘的。她做过的最大努力,大概就是在货轮临近靠岸时提醒他:做好思想准备,过几天你爸爸要回来了。他们一生中最接近的一刻也许是在电影院里,那天母亲破天荒地只带了沈巍一个人去看电影,趁着黑暗她告诉他,父亲在外面有不好的关系了。


沈巍说,自己早就知道。


到了高中,沈巍就不再捡垃圾了。一方面是由于垃圾桶的出现,获取垃圾变得格外困难和显眼,另一方面是他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吃面不加浇头,不买食堂五分钱的饭糕,渐渐也能省出买书的富余。


他把闲暇时光都花在书店里,那时候知识分子中时兴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小开本的白色薄本子,他见一本就买一本。在那里他看到《增长的极限》,讲人类的浪费将如何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他更坚定利用垃圾里的东西是正确的。


作为高中生的沈巍,即使以今天的视角看来,仍然算是博学多识、思维灵活的,但他早就从了父亲的意愿学了理。数学物理他看不懂,高考差了几分落榜,父亲给了他两个选项:


从家里滚出去,或者报名审计局。就这样,沈巍以全班高考分数第二名的成绩,进了上海大学审计培训班,一年之后他会根据成绩,被分配到某个单位从事审计工作。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周日的午后,我和沈巍在书店见面时,第一个闯入视野的是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用书。沈巍看到它们,扭过头去快步走开,“我最恨这些东西,考试的资料。”他摆摆手。那几本白色的册子被摆在一上电梯的位置,醒目的红招牌提醒着它们的存在。


那是一家新华书店,一楼和二楼的一半卖眼镜、学习机、儿童字帖、文具和计算器:“课后辅导不用愁,快用学霸小助手”。二楼剩下的地方卖书。他拿下一本蒙森的《罗马史》,从印次上看应该已经积在这里三年了。


“这本书我记得,历史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好想买过来看一看啊。”他摸着封面说。粉丝听了这话把直播放下,拿过书要拍名字,被沈巍一把抢下来:“不要翻了!你又看不懂!不要给我买!我不要!”


这种逛书店的毛病,看见考试资料就摆摆手逃走的毛病,大概是从他在审计培训班的时候就有的。他整天逃课,看画展、逛书店、去剧院,坐在课堂上也不愿意听。一年之后——以班上第二的高考成绩参加培训的他——考了倒数第一,只能在区一级的审计局做科员;按户口分配,他去了徐汇区审计局。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沈巍终于获得了自由。父亲分了新房,叫沈巍跟他走,被拒绝了。一巴掌扇过来,父亲指着他鼻子说,你等着。但恐怖只有一瞬间,当老房子清空只剩下外婆和他的时候,沈巍感到空气轻快了许多。


而且工作单位也不是一无是处。一刀一刀的旧文件被扔进垃圾筐里,几乎不用分类,也没有污染,直接抱出来就都是好东西。沈巍用旧文件的背面打印待审阅的草稿(领导并没发表过反对意见),看领导办公室丢出来的旧报纸,用其他的废纸写字画画,“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里”。


因为怕人看见,沈巍每天5点半,等到下班的人基本都走空,把楼里的大垃圾桶抱到厕所隔间。随着他认识到下班后的办公楼里有多空旷、多安全,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审计局五层办公楼,隔壁信访办五层楼,每层两端各有一个垃圾房,每个垃圾房里有两只大垃圾桶,他每天下班都会把这40只桶翻一遍。


审计局的人多少知道——沈巍好几次看见保洁的对他指指点点——但日日莫名消失的垃圾桶引起了隔壁信访办的注意,终于有一天,沈巍在抱着垃圾桶走向卫生间的时候和一个女人打了照面。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徐汇区审计局的。”“我们注意这个垃圾桶无缘无故消失已经很久了,都是你干的?”沈巍回忆那场对话,他当时承认了,这又不是做坏事,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过了几天,审计局的领导找上他来,说有人举报他有精神问题,捡垃圾,让他去做个诊断。


医生问他有没有幻听,是不是睡不着,有没有情绪不稳定,他说没有。医生问他,为什么捡垃圾?他说那不是垃圾,那都是有用的东西。父母被叫进去,出来告诉他,他病得很重了,需要立刻住院治疗。


生活迅速地崩塌。


外婆在家里指着他骂,叫他精神病,要他滚出去。堆在外婆床边的书被责令搬走,属于他的小阁楼几乎被填满了。只能尽量早出晚归避免见面,在外婆起床前离开,去书店、画展、剧院,没得看就在街上溜达,一直等到末班车回家。


他仍然有时提走街边商铺的垃圾袋,指望回家翻出点有用的;他祈祷自己到家的时候外婆已经睡了,要不她就会把他手里的袋子抢下来,从里面找到卫生巾或者其他女性用品,拿去给他母亲看:你儿子就在垃圾桶里找这些东西。


他不是在找这些东西,他向我解释。这种流言在不同时期被毫不相干的人分别发明过,人们习惯对垃圾桶、卫生间和排泄器官做一致的幻想。


父母兄弟把他劝到精神病院去做检查,到了才说要他住院。沈巍感到亲情彻底消失了,他想到隔壁家的孩子,有时会脾气古怪忽然向人挥拳,那人的母亲哭着拦在门口,说不要把他送去精神病院,那不是人待的地方。现在他被父母主动、平静地请到这里。


他指着父亲说:“我恨你。”


他告诉父亲自己一生的痛苦和磨难全都是他造成的。可是父母仍然平静地望着他,父亲甚至比平常显得温柔一些,告诉他,他们要去取个化验单,问他要不要一起来。沈巍以为这是某种妥协,父亲甚至征求了他的意见。


他们走上二楼,大铁门在身后哗啦啦关上。沈巍回头,刚明白过来,就被护工一拥而上按倒在地。他们开始给他换病号服,他努力抬起头看父母的背影。他看到两个人没有什么举动,也没有看他的样子,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安静地走下楼去。


医院里的生活很无聊,大病房里整齐码放了几十张床。无事可做,沈巍看到小黑板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后面标着“精神分裂症”。他也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被送到这里,他看到精神最不正常的人整天说自己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但他父亲其实是50年代出生的。


没有书可看,沈巍偶尔看看病友剩下的旧报纸,那是他们家人送来的。沈巍的家人给他送了些冰糕。在规定的时间可以看电视,24年后我来采访他,他告诉我,陈丕显是1995年去世的,在他入院那年。那是从精神病院的电视机上记住的。


他仍然试图收集能用的东西,把出院的病友的布鞋收在枕头底下,把病友扔下的报纸收起来看。这些都被护士盯住,记录下来。三个月到了,医生指出他还在捡东西,疗程要延长。


天花板开始摇晃,有座大山抵在沈巍的胸口,石头马上就要崩裂开来;他不敢洗澡,水流一冲上他的头,他就预感大河要将他淹没。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被无限期地剥夺自由。他开始停止收集旧物,别人问他就装出厌恶垃圾的样子,可是已经太晚了,没有人跟他再提什么时候出院的事。他决定找机会逃出去。


又过了几周,沈巍的大外甥要办满月酒。他答应了所有人去一趟就老老实实回医院治病,然后连夜逃了出去。家人们很生气,但这回他们也懒得管了。辗转几个月之后,沈巍彻底变成了流浪汉。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翻垃圾桶了。


在我采访他的最后一天,正赶上杭州两名记者把采访稿交给他校对。他看到题目的时候发了火,指着手机向我斥责。两名记者写的是“为什么一个爱读书的人会被父母逼到流浪”,他不能认可。


流浪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在这件事上他有所怨忿,那既不是指童年时和父母的不愉快,也不是指被举报、被审计局病退,而是指所有人都那么急切地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里去。


在他看来,那甚至还不如关进监狱,监狱起码有明确的刑期。如果他没有被送进医院,如果他家人还愿意他在那座老房子堆满书的阁楼里继续住下去——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他的家庭。


同样的道理,即使现在刘小飞已经离他而去,已经要和他断绝关系,他也无论如何都不会否定刘小飞的地位,否定他亲口认过的这个干儿子。沈巍至今认为,亲情,或者说亲戚关系,就是永远不能割断的、永恒的纽带。




这几天,沈巍正在和两个黑粉吵架,他管其中一个叫“三哥”,另一个叫“那个女的”。三哥骂他,沈毒、同性恋,说他把身边粉丝“菊花爆得都爆破了”;那个女的则趁他和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偷拍,把他打电话的内容做成节目发到网上,标题是“分赃”。


这次的确激怒了沈巍,他联系了开公司的亲戚,想要找个法务对付这些问题。


网上的声音渐渐不利起来——沈巍不爱回人消息,不愿意给人面子,身旁的粉丝又多有开直播骂反对者的先例。质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辱骂他的言辞也越来越恶毒,尽管沈巍常向网友、向我以及向身边的人保证:“随他们挖,随他们找,我一辈子没干过一件亏心事”,但他二十年来仍在不断洗脱无来由的罪名。


第一次洗脱罪名是在2009年。上海世博会前,政府决定把在册的精神病人都送回医院去。这条消息是沈巍流浪时在附近报社大楼外的报刊架上看见的,他有所留心,提前做好了准备。


过了两天,管段民警带着一个老人过来了。警车停在路口,两个人走下来看着他。


“我知道你们准备干吗。”沈巍对管段民警说,“你们准备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是吧,今天来看看我的情况,对吧。”


老人笑了一下,和民警转身坐车走了。


沈巍以为逃过一劫。也许他们只是来看看他的精神状态,既然没有疯得太厉害就算了。他没多想,继续翻垃圾。过了两天,管段民警又来了,这回带了一大帮人,民警、辅警,站成一圈围住他。


管段对他说:“小沈,今天跟我们走一次吧。”


众人簇拥着他上了面包车。汽车开往浦东精神卫生中心,途中跨过了黄浦江。沈巍看着外面,想,不如就跳下去。


——真的会死。2019年4月,同样的地方,一个和母亲吵架的17岁男孩验证了沈巍当时的猜想。


但这样就清零了,不值得。沈巍想了想,缩回座位上,给弟弟发了一条求救短信。


到了医院,众人簇拥他上去,坐在三位医生对面,这是收治前最后的审查程序。沈巍向我讲述了那天的回忆。


“你有幻听吗?”“没有。”


沈巍并不服。圣女贞德听到上帝的呼唤起兵抗英,这算精神病吗?但他确实也没有幻听,他看过精神病学的书,这是精神病的重要指征之一。


“你每天几点钟起来?”


2点钟,很规律,为了捡垃圾,他也承认。


“听人家说你喜欢收藏垃圾。”


沈巍把口袋里早准备好的报纸拿出来,问医生,这是什么。


“这是报纸。”


“我身上穿的是什么?”


“衣服。”


“我手上的报纸是捡来的,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捡来的,那你说我收藏的是报纸还是垃圾,我穿的是衣服还是垃圾?”


几位医生没作声。十年后他接受我的采访,又追问了我一句:“你说什么叫捡垃圾?”


“拿别人不要的东西。”


“那你说娶别人不要的老婆,叫捡垃圾吗?”


医生们之后又问了其他问题,诸如晚上睡得好不好,为什么打扮得蓬头垢面,问完就叫他去外面等。管段民警被叫进去,过一会儿,主治医生和他一起出来“,哎呀我劝劝你,何必跟人家过不去呢?打扮得干净一点,整整齐齐,不就没人来整你了吗?”


沈巍有点儿激动:“到底是你们先来整我还是我先不干净啊?”


“好啦好啦,走吧走吧。”管段民警和社区医生客气起来,问他吃没吃,又答应给他送回原来的地方。


这时候沈巍想起发出去的求救短信,打开看,弟弟给他讲:你要自己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洗脱罪名的工作从直播开始就更频繁了,不过沈巍定义得宽泛一些:突然冒出来自称他女朋友的粉丝、莫须有的婚恋悲情史、纯粹谩骂和侵犯隐私,都在需要澄清的范围内。


还有另一些人看不惯他,轻的说他是骗子、伪国学,说他教唆粉丝骂人,这属于基于事实的反对意见,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帽子扣得特殊大,说他是邪教教主、传播不忠不孝的负能量、直播反党反国家的内容,太空洞,也没有反驳的必要。


真正让他讨厌的是求爱和催婚的粉丝,表达好意难以拒绝,对方却锲而不舍越挫越勇。他觉得家庭给不了人幸福。


为了写出有理有据逻辑清晰的批评和赞美,站在两方立场的网友分别开讨论直播间:没有画面的直播房间,一个主持人,六个公用麦位,粉丝们站排申请、轮流上麦发言。


历数沈巍罪过的和赞美他修养的都能从傍晚一直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据称——当然也可能是为了攻讦对方特意捏造的故事——到了半夜,有人被请上麦的时候已经发出了强烈的鼾声。


支持他的粉丝们一直告诫他,反对者不过是蹭热度,在直播中点他们名字,就是让他们涨热度,是最不可取的。但刘小飞的事情以后,沈巍看到捏造的批评愈发难以平静——既然我希望塑造一个好的网络环境,不要攻讦谩骂,那我纵容别人不也是违背初心吗?


质疑他同性恋的很多,但说得这么有画面感的,三哥还是第一个。沈巍决定开始反击,就像上海最终要垃圾分类,浦东精神卫生中心最后说他不是精神病那样,他相信这次自己做的也是正确的。




沈巍也希望做一个正确的父亲。


他本没准备那么早去新疆的,即使他确实想念他的儿子。那时直播间刚开,沈巍还不熟悉快手,在上海仍有很多人要见、很多工作要做。但刘小飞回到新疆后告诉他自己可能要出事,这令他担忧。他希望支持、陪伴这个儿子,希望告诉他自己永远站在他这边,于是提前行程,在4月初就赶赴新疆。


最初的日子是甜蜜的,沈巍的确是他设想中的那样一个父亲——脾气和善、见识广博,与刘小飞走路、吃饭、做直播或是走景点,总有谈古论今的素材。刘小飞有时做做直播,有时把它们录下来发在快手上。


父子也吵架,刘小飞讲究排场,出门点菜浪费,沈巍就批评他,叫他打包;总给他买吃买穿,沈巍就明白告诉他不需要。事情总是以刘小飞的道歉作结,两人的感情在这样的打磨中逐渐加深。


通过各方走动,刘小飞身上的危机逐渐过去,沈巍察觉到他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不再那么频繁地和自己讲过去的事情,不再诚挚地懊悔、真诚地反思,对于批评也不如原来那么在意。


总而言之,他越来越接近一个自由的、不在意的年轻人,而远离那个服服帖帖的,总是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义子。但这都是沈巍料想到的,也准备承受的——亲情就是这样的,需要依靠反复的妥协和自我牺牲来维持的关系。


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沈巍对刘小飞的女朋友提出看法的时候。


在新疆,刘小飞和沈巍同住,女朋友则在隔壁;每到晚上,他就向沈巍告别,有时或也不说,在女孩子那边过夜。女孩和刘小飞的过去有着一些联系,沈巍向她感慨说,刘小飞做错了事,所有人都在帮他遮盖逃避;自己一辈子努力做好事,却连亲人朋友都不伸援手。


他接着旁敲侧击了一些话,诸如你俩这样住算什么关系之类的。女孩把微信记录给刘小飞看了。


刘小飞发了很大的火,质问沈巍,他的女人来救他,沈巍凭什么说三道四。这下沈巍蒙住了,自己没说什么大不了的不说,他理所当然地以为错在那女孩:私下的聊天记录怎么能给第三者看呢?


况且,自己是长辈她是晚辈,自己是先在小飞身边的而她后到,退一万步讲,所谓江湖上的人看中的不正应该是忠孝仗义吗?儿女情长排在顶后面,女人不过如同衣服……他想过很多,仍然难以理解。


甚至在考虑到刘小飞和那个女孩间的关系也许比他们父子之情更加亲密的时候更难过了:他目力所及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婚姻、家庭和男女关系组建着。他自己是唯一的例外。


就在当年电影院的事情发生几天前,父亲带着沈巍去逛城隍庙。他们遇上两个外国女人,父亲死死地跟着她们,盯着她们,眼神几乎要把她们吃下去。沈巍在旁感到尴尬:为什么会这么贪婪?父亲教导他,和女孩说话是不要脸的。


更早的时候,看到父亲出轨是在老宅旁的角落。他记得女人是邻居,两个人就像电视剧里那样紧紧拥抱和亲吻。沈巍最终没有把这个画面告诉母亲,那是个人的私事,举报是不道德的。


后来,当他那天在电影院里问母亲为什么不离婚的时候,他听到母亲说,是为了他们。离婚对孩子不好。但沈巍觉得那不过是掩饰的辞藻,她根本没有那样的勇气。


沈巍开始意识到,刘小飞并不是真心喜欢他那些批评意见。他们日常的交流开始疏离,无论是自己的家庭、往事还是新的女朋友,刘小飞都不再跟他提起。


直到某一天,沈巍照例在直播中为刘小飞站台,旁敲侧击地感慨:“哎呀,长了这么大,我老记得我外祖母说的话,年纪大的人,不是光给吃给穿,要给他爱啊。”


刘小飞开着车,突然回过头来脸对着他:“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非常贱?给谁都买吃买穿?好我今天宣布,这个号我不要了。”他把手机抢走,掏出火来,开始对着镜头抽烟。


按照快手的规矩,直播中开车和抽烟都是要直接封禁的,但那天不知怎么了,直播就这样和平地开着。弹幕有人刷“小飞不要冲动”,也有人刷“小飞有个性”。总之他抽着烟,开着车,一句话也不说。后座的沈巍伸手来抢,抢不到,小飞问:“抢它干吗?”


车停下,刘小飞说:“干爹,到了,下车吧。”


继续抽烟,继续直播。两人走向酒店门口,刘小飞问粉丝:“封号啊?怎么不封了。我给你们话说明了,谁要给我打电话,我就拉黑,谁要给我发微信,我就拉黑。”两人走进便利店,刘小飞拿了两罐红牛,“干爹。”他伸了一罐过来。


沈巍伸手去抢手机,刘小飞又抢回来:“怎么了?我没说完呢。”有粉丝跑过来,一路上喊着完了完了全网都知道了;沈巍的电话被打爆,刘小飞的父亲说要明天买机票飞到和田;沈巍一一拒绝了,要那样做什么?


刘小飞会觉得是自己专程请帮手来压他一头。到了酒店的房间,刘小飞还在直播,沈巍只好一个人走出去。走到广场上,有人告诉他,刘小飞被封号了。


沈巍一夜没回去,他在广场上绕圈。照理来讲晚上做这种事情是危险的,但那天沿途的警察没一个找他麻烦。他绕着广场走,没有困意也不知道累,那座抵住他胸口的大山又回来了。


无数人要把他从新疆接走。刘小飞接着发了节目,说干爹已经能成熟独立做直播了,自己能力有限,就不再跟着他了。沈巍顺势接了各路粉丝的邀请,在全国巡游,与粉丝见面和直播。


过一段时间,刘小飞在快手上道了歉,又特地南下去找沈巍。在南方待了几天,刘小飞听说了新的坏消息,沈巍又和他一起赶回新疆。


沈巍在心里下定了另外的决心——与他妹妹商量房产的事情,希望把多出来的老房子改成他的名字。妹妹哭得很伤心,不理解沈巍为什么这么绝情,是自己的名字他住着又能怎么样呢?


沈巍开始注意老家财产的划分,当一开始弟弟提出要给沈巍一座临拆迁的房子时,刘小飞提议怕他们反悔,花一半的价钱给它买下来,但最终还是因为怕“流浪大师上海买房”炒起来影响太差作罢。


弟弟后来确实反悔,最终给到沈巍手里的是一部分拆迁款,而不是房子的产权。


在其他地方沈巍也尽可能地作出努力,他把自己的直播间和直播收入全权委托给刘小飞,无论何时开播,讲上三五句必要夸一通小飞;总是连麦、站台,沈巍在直播中反复提到,自己的热度很快就会消失,而在这一场爆红的风波里,他唯一可能留下来的收获,就是身边的干儿子。


妹妹叫沈巍商量房子的事情、吃一顿家宴,她带上丈夫、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要求沈巍一个人来。沈巍说,要不带上刘小飞,要不他就不去。妹妹生气了,让他直接找她儿子谈去。沈巍怕引起小飞的怀疑,小心地把“家宴”、“不要带刘小飞”相关的话删掉。


沈巍生平第一次觉得财产是重要的,他大概能想象真正成为儿子需要面对的压力,他希望给刘小飞留下一点东西。


他希望能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一点什么,告诉刘小飞自己有多爱他。中秋节那天,26年来第一次,沈巍兄弟姐妹四人的家庭以及他的母亲聚在一起吃了顿饭。他这次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家里所有人认可,刘小飞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就像迁出户口那样——他这么比喻——妹妹成家了,她要从父母的户口里迁出去,迁到自己、丈夫和孩子的新本上,那是一个新的家庭。现在沈巍也迁出去了,沈巍的家庭里只有两个人,就是他和儿子刘小飞。


但是,当他策划好这一切,甚至已经得到了弟弟“你看中的人我们都认可”这样的首肯之后,刘小飞在局中向他的家人们敬酒,诚恳地保证:不会要他们的房子,也不会要干爹一分钱。


到了中秋节的晚上,刘小飞告诉沈巍,自己不喜欢上海,这就要回新疆去了。沈巍那晚在大街上直播,反复地慨叹:“我对情好贪啊,只要得到了,就不舍得丢掉。”“可是谁又做得到顺其自然呢!”


他想起来七十多岁的粉丝千里迢迢来上海,掏出两枚在银行换的建国70年纪念币,一枚给他,一枚给小飞。他打趣问人家,我还有母亲呢?老人家这才反应过来,在兜里掏出来第三枚:给你母亲。


他想起来自己每结束一地的巡游,总有粉丝私信问他,接下来是准备回上海还是回新疆啊?现在仍是如此。他有时会礼貌地回复对方一句,伤心事就不要再提了。


中秋节后他停播了一周,但每天仍有十几个粉丝涌过来看他;还要帮身边人站台,粉丝的镜头总是会对准他;关注他的两方讨论愈发激烈,谩骂和赞美的言辞都不断升级,跟拍的粉丝越来越疯狂。


人生中第二次像在精神病院里那样痛苦,大山天天压在他胸口,他没有办法理解,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一步。


这两天沈巍什么也没做:停了直播,没有看书,搬家交给了大宝和小王,可他觉得比翻垃圾桶的时候更累。整夜失眠,在床上躺一上午也醒不过来,脾气变得暴躁。


奇怪——过去的生活那么有规律——而现在奇怪起来,无缘无故地累。休息是短暂的,在粉丝夜以继日的劝导下,沈巍又复播了。


那晚我坐在宾馆的电视柜上,看大宝支手机,调角度,显得很开心,沈巍却不自然;直播中他有点儿拌嘴,找不到词,有的时候一句话不得不说两遍——几个月来第一次,我听着他的直播,靠在电视上睡着了。



我试图联系刘小飞,但他的电话已经停机,沈巍告诉我他出事了,细节不愿意多说;我找到刘小飞的父亲,他说自己有很多委屈没处说,但又问我,“是谁给你钱让你来的?”


钱像一把刀子悬在头上。刘小飞的父亲声称自己的儿子是被金主搞了,沈巍一行人说起几位大粉丝也是讳莫如深。他们贡献了直播中绝大多数的穿云箭,但有时候也去反对者的房间刷几根表示态度;他们会打电话调停纷争,也会突然出现在言语恶毒的谩骂直播间里。


沈巍不大避讳,打电话时向对方说,得利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总说不为利来才显得鬼鬼祟祟;但有的人并不这么想,流言说沈巍开直播时和人签过合同,仿佛非常见不得光的事情。


在刘小飞的快手账号上,至今仍留着拍摄沈巍翻垃圾桶的视频。事实上,无论多么经验丰富,有多少独特的秘诀,也不可能完全躲过垃圾里的汤汤水水。


在那个视频里,沈巍翻过一个瓶子,流体挂在他的手上,在食指和拇指间拉起了丝;他接着又翻过一张塑料袋,也是挂着水的,黏在他手上。他没有戴手套,那就是他曾经历的生活。


回到北京之后,我也想尝试着看看垃圾桶里究竟有什么。我探头往里一看,苍蝇冲了我一脸。


沈巍现在已经不再翻垃圾了,但他仍对厌恶垃圾的人表示愤怒。中秋前,沈巍抱怨网友们给他寄来的月饼太多,几周也吃不完,网友们建议他把月饼送给清洁工。


“为什么要送给清洁工?”他开直播大声地斥责,“你们不还是瞧不起人家?你不要的东西你去送给清洁工,你要真觉得好你怎么不去送给局长呢?你怎么不向我沈巍建议,把吃剩的月饼都拿去寄给局长呢?”那时刘小飞还在他身边,从床上跳起来鼓掌给他叫好。


采访中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在大富贵吃晚饭的时候。谈及十二年前最后见到父亲的那天,沈巍两手抽动着,用力地扯着衬衫的扣子。


那天,他走向精神病院病房的路上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得到父爱了。他站在走廊正中,失声痛哭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esquirecn),作者:初子靖,摄影:贾睿,编辑:杜强,美术编辑:李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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