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荒诞与诗意
2019-12-12 20:00

战火中的荒诞与诗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周泽雄,头图来源:豆瓣



在影院看反映太平洋战争的影片《决战中途岛》(Midway,2019年),心灵触动不多,视觉、听觉倒被调动得不亦乐乎。影片亮点主要源自技术进步,观众尽管已从摄于2001年的《珍珠港》(PearlHarbor)里见识了惨烈的轰炸场面,编导仍有信心让我们看上一大段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偷袭。制作手法的确更高级了,影像强度也更震撼了,对海战史有学术兴趣的观众,还有意外欣喜:制作者精确还原了当年的战舰和火炮,战场比例令人信服,很多地方超越了纪录片的逼真度,只是镜头语言分外华丽。


追随飞行员驾驶舱的俯冲视角,观众不时获得雄鹰扑击猎物的放飞视野。伤亡场景众多,死神却摇身一变,成了一名风格夸饰的表现主义者。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落水官兵,看上去就像浴火凤凰,水天相接的火焰使死亡发生变异,不像是牺牲,而是——恕我冒昧——一种嘉年华场景:身体在火海里腾跃,飞机在空中旋着狐步,骤然寂灭的生命陡转为一个个亢奋的比特符。按说此时我该有所悲伤,惭愧地说,我没有,我的身心受制于高度仿真的画面音效,那是电脑高手精心调校的数字化参数,下意识间,我以为正在玩一款新版战争游戏。技术上的纵欲在观众与人物命运之间,竖起了一道审美隔离墙。


不过,影片对日本海军的赞颂,颇觉震撼。我们知道,一味丑化敌人不仅审美上低级,精神上弱小,荣耀上也难以自洽——那等于宣布自己的胜利不足为奇。话虽如此,若非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人们又很难心悦诚服地肯定敌人。我曾提及,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硫磺岛家书》(LettersfromIwoJima,2006年)里用令人惊讶的宽厚胸襟,正面讴歌了部分日本官兵,影片在美国上映时,不少观众都为日本海军大将栗林忠道之死落泪。《决战中途岛》走得更远,编导竟将一种只有英雄中的极品人物才能具备的美妙素质——诗意——赋予强敌:日军副帅决意沉船并以身殉舰时,对陪同自己的战友说:“让我们好好欣赏今晚的月色吧。”随后,海天俱净,星河肃穆,我们看到了俨然具有超度功能的一轮明月,将主动自毁的日军战舰映照得分外庄严,从容赴死者的气度,几乎让人联想到临刑前弹奏一曲《广陵散》的古代大名士嵇康。相比而言,那位用近距离俯冲轰炸的方式两次摧毁日本主力战舰的美国飞行员,只是体现出超凡的勇气和技艺,诗意则谈不上。


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里,用马车拖着敌人尸体恣意侮辱的希腊英雄阿基硫斯并不令人佩服,当他克服了复仇之念,遵循礼节将敌酋赫克托耳的尸体交还给死者父亲时,其英雄形象才走向崇高。当然,结合战争的正义属性,将个别日本海军将领比附为具有古典光芒的赫克托耳并不得体,甚至稍嫌荒谬,但编导借此弥合人性、消解仇恨、瞻望和平的努力,值得尊重。


就我倾向于平凡的审美趣味而言,对过于慷慨豪迈的牺牲,会嫌其造型感太强而质疑可信度。我当然不是忙于培养浩然之气的奋发人士,因此,那些在死神面前无从作出“摆拍”造型就默默湮灭的普通士兵,更令我难以释怀。



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合拍片《五月的四天》(4TageimMai,2011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选取了一个别致的战争视角:“四天”指1945年5月5日至8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日期间。场景位于德国境内波罗的海沿岸。影片风格沉静,人物关系纠葛,编导聚焦于宏大叙事所惯常忽视的小事件、小摩擦,让我们看到被现代战争遮蔽的另一面。残酷无所不在,最不足挂齿的小冲突里,亦偃伏着人性的诡异和命运的荒诞。


《五月的四天》剧照


影片开头,一群德国灾民准备登船,逃往对岸的丹麦;有人在询问姑娘们的下落,力争不拉下一名德国姑娘。潜台词是:苏联军队有强暴占领国妇女的恶名,必须把德国女孩率先送走。由于纳粹军队曾对苏联人犯下滔天罪行,德国人对将要承受的可怕惩罚,不仅现实上无力抵御,道义上也失去了抗争的底气。未来的施暴者兼有复仇天使的标签,占领军的兽行居然带有天谴的意味,最是让人绝望。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零年:1945》一书里的叙述,堪为影片提供背景脚注:德军被迫从苏联境内撤出后,苏联红军一踏上德国领土,就被明确告知要无恶不作。苏德边境上的路牌用俄语写道:“士兵,你现在到德国了:狠狠报复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们。”……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称:“杀人犯的国家要倒霉了。我们要为自己经历的一切狠狠地还以颜色。”


一组由绰号“猛龙”的红军上尉率领的侦察队来到此地,他们在海边发现了一队编制散乱的德军。苏军只有8人,含一名伤员和一门只剩一枚炮弹的大炮;德军约有百人。猛龙向少校上司汇报,少校下达命令:俘虏这支德军。少校拒绝提供援军和坦克,他想必与上尉有隙,两人在人格、观念上毫无相通之处,少校的军令里肯定含有作弄意味,若上尉丧命,少校或会多喝一杯伏特加。猛龙在战争中失去妻儿,还因具备独立观点而两次被关进苏联的集中营,家庭惨祸也使他无意女色,至于少校,他恨不得空降到一家德国妓院里。


海边士气全无的德军正打算乘船前往丹麦,向英国军队投降。德军深知,成为英国战俘还是苏联战俘,差别巨大。“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索尔仁尼琴语)看过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ThePianist,2002年)的观众想必记得,片中那位向蒙难的犹太钢琴家提供面包的德国军官,成为苏联战俘后,再没有从战俘营回来。在二战中,德军与红军的战俘彼此吃尽苦头,德军与英美军队的战俘待遇,尚能维持文明的体面。对战败的德国军人来说,避免成为苏联战俘,是他们最后的挣扎:逃出生门还是遁入死门,在此一举。


德国军官拒绝了猛龙的劝降,双方兵力悬殊,德军中校纳闷苏军为什么这当儿还要找死,他告诉上尉:限你们20分钟撤退,否则我们就进攻。至此,人物性格而非军队的力量对比,成为情节推进的关键点。猛龙无意违抗军令,但也不愿追随多年的部下作出无谓牺牲。他把最后一发炮弹击向海面,吓走了德国人期待的渡船,随即静候观望。双方皆无战意,经历了史上最为残酷的多年战争,士兵——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此时只剩下一个愿望:别打了,我要活下去,我要回家。


唯一充满战斗精神的是小屁孩彼得,他只有13岁,身材瘦弱,渴望杀伐,他不识好歹的斗志成为对峙双方的不安定因素。彼得是深受纳粹教育毒害的一代人,属于“希特勒的男孩”。他穿着一身从阵亡士兵身上扒拉下的宽大军服,尽管不会扣动扳机,却敢于举枪对准多名红军。彼得懂得俄语,猛龙把他留在身边。为确保男孩好好活下去,上尉剪掉了彼得的军裤,防止他因一身军服而成为友邻部队的战俘。上尉关照手下:彼得手上只能有玩具。彼得乘夜跑向德军宿营地,用稚嫩的豪言壮语鼓动德军发动进攻。德军中校假言安抚他,还给他行了军礼,小彼得豪情乱窜。这个小小身坯因承受了过量纳粹教育而与自然人的生存本能逆行,在一种不自量力的呆傻状态里,他拟想着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境界。


猛龙暂时征用的儿童福利院里,还有不少女孩,年龄上只有安娜尚属少女,亦即潜在施暴者眼里的狩猎对象。猛龙曾以“这个姑娘我要了”为由,阻止手下觊觎安娜。安娜是一名普通村姑,并无倾国倾城的高危美貌,但是,当猛龙阻止少校对安娜非礼时(他打掉了少校的牙齿),剧情出现了可怕的走向。少校回到营地,诬称上尉叛国,纠集坦克和作战部队,对猛龙所在的福利院实施军事化攻击。上尉被迫还击,于是,力量悬殊的两支红军队伍,为了一名德国姑娘的贞洁,展开了殊死对决。——我们不应忘记,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小彼得偷偷跑向滞留海边的那支德军,要求他们增援上尉,保护本国少女,德军答应了。


编导拒绝展示交战的残酷,双方的交火场景,是以彼得的听觉系统呈现的,他正被红军安置在地下室里。待镜头移向户外,地上已横陈着大量尸骸,包括德军中校,抚胸僵立的猛龙也未能幸免——对他可能是好事,倘侥幸未死,回国后必将不得好死。即便依照战争年代的稀疏道德观,这也是一场多此一举的战斗,有着突兀的荒诞感,而在荒诞感的核心,又扑闪出人性的光辉。如果缺乏这层光辉,一切战争都将失去正当性。


结尾时,安娜和彼得终于坐上了开往丹麦的轮船,依镜头语言的寓意,他们坐上了一条通往希望之地的方舟。他们的日子会稍好些吗?也许会,但是在战争年代,我们关于“稍好”的说法总有点玩世不恭。另一部由丹麦、德国合拍的影片《地雷区》(Undersandet,2005年),正好回应了“稍好”的话题。


情节大致是:因担心盟军登陆,德军在丹麦西海岸埋下了220万颗地雷。值德国战败,在丹麦土地上受降的德军战俘,理当成为天然的人肉排雷器。谁说这不是天公地道的方案呢?难道该由无辜的丹麦人民,在本国自由的海滩上,无端承受随时被炸飞身子、炸断腿脚的命运吗?——道理上没错,但当我们看到10名孩子模样的德军战俘从事排雷时,心灵还是莫名抽紧。这些孩子投降前大多还没开过一枪,除了更加注重纪律,他们与邻家男孩并无两样,而扫雷的死亡率甚至超过最残酷的战役。当6个孩子兵先后被地雷炸死时,我们关于正义和因果报应的观念,瞬间变得歪斜和扭曲。战事一开,自有其冤冤相报的循环逻辑,而电影特有的画面冲击力,将这份荒诞无比猛烈地推到观众面前,这是冷漠的数据统计无法达到的。我们寻思,我们苦恼,我们茫然,我们从中找不到正义的答案;战争会毁灭答案,只展现出一个个既似是而非、又不容置疑的结论,它的背后是权力意志。



说到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执导的《弗兰兹》(Frantz,2016年)令人难忘,在电影艺术上也更加完美。由于艺术独有的净化功能,这部风格凄清的影片,有着难以言喻的审美风华。


阿德里安是一名形象纤弱、性格敏感、精通德语、热爱多种艺术的法国文艺青年,生活在一个错乱好战的时代,被迫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造成最大伤亡的马恩河战役里(参战双方死亡人数接近50万),他在战壕里与一名德国士兵不期而遇,两人处于极度惊骇中,阿德里安笨拙地开了枪,对方应声而倒。你可以想象,天性上阿德里安与战场和杀戮格格不入,政府把他投入战场,就像把花瓣扔进熔炉。他缺乏清晰的“敌人”概念,他心里只有“人”,没有“敌人”。他不由自主地俯卧在对方身上,倏然发现德国士兵的手指根本没有搭在扳机上,他恍惚意识到,对方是一名比自己更厌恶战争的青年。他从死者口袋里掏出几封信件,多是写给其未婚妻安娜的。阅读过程令他五内俱焚,五雷轰顶,他想,假如茫茫人间还存在一名真正的人生知己,就是刚刚被自己杀死的人:弗兰兹,一位各方面都与自己有着相同爱好、相似品味的德国青年,他竟然还是法国艺术的热爱者,曾来巴黎学艺。阿德里安相信,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两人有缘相聚,弗兰兹必将成为他的生命挚友。——附带一说,弗朗索瓦·特吕弗执导的《祖与占》(JulesetJim,1962年),正好讲述了一对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好友,他们亦参加了互为敌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幸运的是,两人活了下来,还在战后维持了友情。


人类心智的共同缺陷,使我们无法对庞大的死亡数字作出真切回应,死亡数字的累积与道德情感的退化总是遗憾地同步进行。当死亡以“千”、“万”为单位,死者就像砖块一样缺乏内涵,牺牲者也转化成一个个抽象符号,供人在概念层面搬运挪用。只有直面活生生的个体时,我们才可能激发出最强烈、最自然的细腻情感。对阿德里安来说,他再也无法摆脱弗兰兹的阴影,无尽的愧疚和持久的折磨,使他身不由己地来到弗兰兹的德国故乡。置身于敌意氛围中——当地德国人都对法国人抱有仇视——他日日到弗兰兹的坟前献花,那条孤瘦的身影,像一根孤寂琴弦,在坟前呜咽。安娜,弗兰兹不幸的未婚妻,注意到了阿德里安。


皮埃尔·尼内和葆拉·贝尔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各长着一张我见犹怜的脸。既然阴阳悬隔的阿德里安与弗兰兹有如许多相似之处,那么,变换一下时空,阿德里安与安娜之间也可能萌生爱意,两人原是一对最易彼此相吸的男女。这就过于撕裂和焦灼了,阿德里安不敢告诉安娜真相,安娜绝不可能想到阿德里安是杀死自己未婚夫的凶手。于是,这部格调幽怨的影片,逐渐演绎成一首谎言的赞美诗。为了爱和被爱,为了继续生活并抵抗遗忘,只有谎言能临时充当愈合剂。无论我们对谎言持何等激烈的道德否定,在影片展示的人物困境里,谎言时时闪烁着奇怪的道德光束。影片交错使用黑白与彩色,也寓示着编导对情感走向的拿捏不定。


阿德里安冒充弗兰兹的生前好友出现在安娜和弗兰兹父母面前——安娜暂时和自己名分未定的公婆住在一起。对弗兰兹信件的研读,帮助阿德里安完善了谎言,他虚构了自己与弗兰兹在巴黎游学的经历,包括一些细致入微的细节,比如爱德华·马奈的画作。当他应亡友父亲坚请,用弗兰兹的小提琴即席演奏时,弓弦上如泣如诉的旋律,在四人之间呈现出情感四散的力学方位,使斗室像一只蓄满情感危险品的容器,终于,阿德里安崩溃了,他扑倒在地。


阿德里安无法容忍谎言下的生存,他向安娜道出了真相。对阿德里安暗生情意的安娜当然无法接受,她伤心欲绝,决意一死了之。她像《哈姆雷特》里的奥菲莉亚那样走进水中,幸亏一个路过镇民下河相救,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另一边,阿德里安也试过寻短见。弗兰兹的父母对安娜视如己出,两位老人对阿德里安也抱有好感,他们鼓励安娜追求新的生活,安娜只能再次祭出长着天使翅膀的谎言法器,向老人隐瞒阿德里安的“凶手”真相。部分是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部分是出于对两位老人的安抚,更大的可能则是安娜不仅原谅了阿德里安,还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他。她告别老人,前往巴黎寻找阿德里安。


这对看上去如此般配协调的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注定难以想象。作为观众,我们无助地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冥冥中又有一个声音在叫“不”,那个连尸体也没找到的亡魂弗兰兹(他的坟墓其实是所谓衣冠冢),终将成为一道“坏事”的符咒。这怨不得任何人,当我们谈论命运,其实就是在谈论无常。安娜费尽艰辛找到阿德里安时,发现对方虽对自己抱有好感,却早有女友,还是一名嗓音美妙的歌手。阿德里安的母亲一语道出安娜的来意:“她是来抢我儿子的。”安娜仓皇出走,阿德里安送她到车站,两人在站台上情不自禁的片刻相吻和脸颊上的泪水,既宣示了爱情的存在,也像一道宿命的唇印封缄,宣告此生无缘。


安娜无地可去,唯余彷徨。暂时,她仍得靠谎言来救场。她向神父告解时,神父安慰过她:“这是一种纯洁的谎言,上帝也会原谅。”她给远在德国小镇的弗兰兹父母写信,写上对方希望听到的内容,然后,就像曾经终日徘徊在弗兰兹墓前的阿德里安一样,她也整天徘徊于巴黎,在马奈那幅名叫《自杀》的画作前凝滞伫立,一任纷乱的愁绪在头顶翻转,一任绝望的诗意把余生笼罩。


在阿德里安与安娜的不幸之间,是德法两国人民当时尚无可化解的宿怨,该宿怨令他们在酒吧里无端齐唱《国歌》,宣泄一种实质是“主场正义”的恐怖情感。“国歌”是一柄双刃剑,你在不恰当的场合用磨牙般的嗓音高声吟唱,就将迎来磨刀豁豁、血肉横飞的民族惨剧。鉴于20年后欧洲将发生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阿德里安与安娜的人生注定已无法期待,战争所致的荒诞诗意,将与弗兰兹的孤坟一起,与他们相伴终老——如果他们还有老年的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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