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转型:未来关键十年的十大机遇与挑战
2020-01-02 19:36

2020大转型:未来关键十年的十大机遇与挑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吴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将开启全新的十年,也是全球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大转型,中国从赶超型经济体向创新性经济体大转型的关键十年。这样的转型会对个人、企业、社会和全球化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面对大转型需要怎样的前瞻?回答这两个问题可能引发不小的焦虑。


这时候需要重温管理大师汉迪对幸福的定义:“Happiness is having something to work on, someone to love and something to hope for.”(幸福就是有事情可以去做,有人可以去爱,有未来可以期许)。未来或许是复杂未知的,但人的应对之道却可能非常简单而直白。



一、未来需要板凳人才


进入新十年,每个人都要对加速到来的科技变革和持续推进的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转型做好准备。这种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大转型会极大增加每个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一方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样的新科技的确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职位会被机器所取代;另一方面,职场的竞争和分化也将因此加剧,会有更多人因为知识和技能的更新不够快,或者企业本身竞争失利而被淘汰。按照一位劳动力专家的预测,当零五后和一零后进入职场之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换十份以上的工作将变得司空见惯。


快速变化的未来需要更多板凳人才。T型人才和斜杠青年这两个概念都并不陌生。T型青年强调在一定视野的同时有比较深的专业知识,斜杠青年则强调在职业之外,也要在兴趣爱好领域有所建树。板凳人才可以说是在这两个概念之上的进一步发展。


板凳有至少三条腿(中式的条凳是四条腿),它的寓意是建立自己的“工作组合”,而这样的组合至少要涵盖职业、兴趣、家庭三个方面,有可能的话,还需要加上社群。在一个科技迭代带来巨大挑战,无论是企业的未来和工作的未来都充满巨大未知性的时代,拥有这样一套“工作组合”,一方面可以在职业被取代的时候给予一定的安全感——家庭和社群能够给予人重要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把工作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无论是兴趣还是社群的工作都可能蕴含未来潜在的新机会。


当然,要抓住这样的新机会,板凳的跨度就变得特别重要。未来十年,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的跨度,比单一领域的深度更重要。跨度,就是能够把不同工作组合集合起来的能力,它可以保证即使某项工作被取代,仍然可以跨越到其他的领域;它也是未来创新的主要推手,无论是触类旁通,还是在不同领域中找出类似的模式,或者把某一领域中已经成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全新领域中推广尝试,都是机器所不具备的技能,却是有跨度的板凳人才的特长。


当然,板凳的寓意也是至少在职业生涯之外编织另外一个真实的人际网络(以区别于虚拟的社交网络),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深入到多个人际网络之中,因为这样的网络可以带来许多并不以金钱来衡量的工作和成就,也会在发生职业危机的时候给人以更多帮助。



二、999美元一年的私密互联网服务被追捧


2019年是对数据隐私探讨最多的一年,而且很显然,美国、欧洲和中国对数据隐私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解读。  按照哈佛大学教授祖波夫(Shoshana Zuboff)在新书《偷窥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担心的那样,美国把互联网的隐私监管推给脸书这样的大型平台,强调平台的责任,但是平台却扮演了全知全能的角色,肆无忌惮地依赖追踪用户隐私形成的洞察牟利;在中国则是放任发展的模式,有时会偏向让渡一部分隐私以谋求更快的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领域内获得全球技术领先。


欧洲很难在数字创新上跟上,转而强调“以人为本”,在隐私领域内比中美要保守地多,在前年通过的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法案GDPR上就明确体现了出来。一些欧洲专家提出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sm),希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走出隐私保护的第三条道路,明确提出要保护一个人的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也就是身体之外在虚拟世界留下的一连串数字尾气。


就好像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控制汇率和利率的情况下还保证资本跨境流动一样,网络也不可能在保持快速和开放的同时仍然确保安全。在快速、开放和安全这三点中,必须要牺牲一点。随着隐私保护意识增强,2020年会出现强调安全而牺牲开放的全新互联网接入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年付费999美元私密互联网服务,让用户数字身份不被平台获取和追踪,确保他们的数字尾气不被任何人捕捉到。


三、不能只关注创新创业,还需要启蒙和传承


2019年的榜单很多,最火的莫过于福布斯“30 under 30”(30岁下30人)榜单的发布会,几乎有上千人获奖,按照六度空间的理论,几乎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有人获奖。近些年来无论是“30 under 30”还是“40 under 40”榜单,都在吹捧一种创新和创业的生活方式,并为在年轻阶段就创业赚到一桶金的人鼓吹呐喊。


不过,老龄化却是全世界面临的新问题。2020年,全世界70亿人口中,会第一次出现30岁之上的人比30岁之下的人更多。随着老龄化的增长和老年人在人口中占比增加,以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还有退休年龄的不断推后,老年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会从简单的退休者,被供养者的角色,部分转变成经济动力的一部分。老年人对消费贡献已经越来越高,被称之为“银发经济”。“50 over 50”榜单(50岁以上50人)就希望去推崇中老年人的另一项重要特质——他们作为智者在启蒙和传承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50 over 50”不是一个表彰创业的榜单,虽然这并不排除中老年创业者大获成功,柳传志和任正非在创业的时候都接近了50岁。这一榜单希望强调的是如何发挥经验和智慧的价值。年轻人和中老年人有着两种不同的智慧。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新鲜力量都集中在年轻时,年轻人拥有更多创新与突破的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老年人有经验的智慧,这种经验不是简单地自夸“我吃过的饭比你吃的盐更多”,而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老年人更能理解如何“新瓶装旧酒”,把经验运用于全新的跨界的领域中去,同时也更适于为复杂的问题提供解读。  所以“50 over 50”的榜单,不是财富的榜单,也不是创业的榜单,而是智慧的榜单,是智者的竞赛以表彰那些年轻人的导师,去推崇传承经验与文化,也去推动更广泛的启蒙。



四、大型企业开始设置CPO角色


2019年八月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提出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再是企业唯一的目标,引发巨大的讨论。企业为何?我相信会是2020年最重要的讨论之一,如何为企业在盈利之外设立它的目标,并且贯彻这一目标,会是很多大企业专注的课题。这样的课题绝不是简单地增加几句企业应该如何服务社会,或者把企业的使命宣言做得更漂亮就可以了。需要在企业的管理层里增加一个新职位:首席理想官(Chief Purpose Officer)。  百年老店贝尔斯登有一句特别自信的使命宣言:“我们除了挣钱之外不干别的”(We make nothing but money)。可以说这种文化种下了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垮台的种子。  超越盈利目标,为企业寻找目的,首席理想官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首先CPO需要帮助企业从管理金融资本,拓展到考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等其他重要的领域。


关注自然资本是因为我们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无论是全球变暖还是环境污染都需要在企业层面承担起责任来,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也最具挑战的议题。对人力资本的关注意味着在大量旧有工作被机器所取代的未来,企业应该怎么做去帮助大多数人适应这种变化,在更多人都期望拥有一定程度的工作安全感的时候,企业可以怎么做去帮助塑造这种新的安全感。关注社会资本则是对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知,在资方和劳方这两个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其次,CPO所追寻的企业的目标,应该将企业的盈利目标与社会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让企业能够在做生意的同时,达成自己盈利之外的目标,让企业的生意本身具备保护自然资本,培养人力资本或者维护社会资本的目的。


首席理想官,就是要更好地去思考企业如何去管理金融资本之外的其他资本,改变企业一手挣钱一手慈善的传统做法,为解决各种新问题贡献企业的力量。


五、全新的“工学坊”


杜威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方法教育现在的孩子,就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大转型时代的教育改革,就需要不再沿用工业时代形成的标准化教育体系,推动定制化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创新,同时改变教育竞标赛,强化团队竞争。未来,全新的“工学坊”将会是一种不错的教育方式。  对于既有教育,已经有太多的吐槽。换一个视角去看,教育面临几方面的挑战:


首先,需要承认每个人孩子都有所不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的聪慧分为三种:学业上的智慧、技能上的心灵手巧和现实生活中待人接物的练达。每个人的聪慧其实都是这三种智慧的综合,有些多点,有些少点。


其次,人工智能的大发展也让我们可以从标准化的应试教育转向多元的定制化因材施教上,给每个人都制定适合他自身禀赋的学习进度。


第三,我们需要从强调个人主义的,比拼个人实力的分数竞赛,逐渐转变到强调协作,比拼团队解决问题能力的模式。未来的复杂未知问题需要团队来解决。把十个尖子生聚在一起,往往比不上一个互补的多元团队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三点,在未来“人+机器”的时代,会变得更紧迫。机器可以替代的是知识的积累,机器不能替代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团队协作、沟通、说服、理想、使命等等。  孩子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但是却很难教会,需要他们自己去参悟。在爱尔兰,学生16岁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参加“工学”,边工作边学习,着眼点就是让孩子在工作中学习和练习一些很不同的能力,比如说不迟到,比如说如何去协作,比如说如何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这些恰恰都是传统教育中所欠缺的。  全新的“工学坊”还会让社区和商业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去,让学生组成小组解决现实世界中复杂的问题,并在这种训练过程中学到处理未来未知世界全新问题的抓手。  中国转型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当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发展转变成创新发展时,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在复杂未知环境中做出独立判断的创新型人才。未来“工学坊”会专注于培养三方面的能力:面向未来快速变化复杂未知的环境,帮助孩子构建应对未来变化的思维框架;在求真与务实两方面,帮助孩子能够真切表达并承担责任;面对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帮助他们运用思辨力,拓展思维,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六、全球化的新趋势:社群主义的兴起


全球化的退潮和民粹的兴起,都迫使知识阶层不断去找寻答案。  作为抵抗民粹和极端化的解药,印度前央行行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詹提出,社区和社群应该是政府和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支柱。他认为包容性的本土主义,也就是社群主义的兴起,是抗衡科技颠覆与全球化的重要基石。   全球化给制造业的冲击,在《简斯维尔》有详细记述,最大的冲击是曾经活力十足的社区的消亡。社区和社群让一群人有特定的归属感。因为在真实世界中,人不仅归属于特定人群,也归属于特定的地方,而这恰恰是全球化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之所以社群主义会兴起,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真实的社区和社群是虚拟社交网络的有效补充,也是针对全球化和虚拟世界将人变得原子化和异化的有效对抗,还为“板凳人才”提供可以扎根的真实的社交网络。  


二、回归社区是未来工作的要求。未来的工作一定存在双重筛选,一方面,未来可能留存的工作包括需要同理心的工作,需要理解并引领团体讨论和决策的工作,需要说服和培训的工作(包括教育);另一方面,在全球服务业的工资竞争之下,幸存下的工作一定是本地的,需要面对面的工作。  


三、社区和社群为普通人提供安全感,它是对全球化的补救。跨国公司所推动的全球化,其最大的盲点是与本地的脱钩。之前的企业都是本地的企业,与本地有人、社区和税收等多方面的联系。现在全球化的企业可以在全世界最有竞争性的地方去投资,不再需要依赖本地。全球化的企业因此会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承担对本地的义务了。  


四、小众定制,去规模化,这些新趋势也让社区有蓬勃发展的空间。未来的工作很可能是强调“匠心”的工作,就好像本地小啤酒厂酿出的啤酒日益被人们追捧。小作坊的东西,反效率原则的小众产品,反而会更受社区和社群欢迎。


七、设计思维的重要性


最近一年,我一直在提倡需要保留一些前数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比如说要给自己留下大块的时间而不是让时间的碎片化导致自己注意力的碎片化,比如说强调“纸和笔”的功效,因为用纸笔来记录思想,一方面不会被智能手机或电脑上的其他应用打扰,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大块时间组织自己思想的方式。而对前数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梳理,本质上也是在思考人与机器的不同点。


在未来的数字世界,这种对人与机器的不同点的强调,就是对以人为本的重视。把客户的体验放在中心地位,就是“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而未来“设计思维”将会变得更重要,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实践设计思维,可以从五个方向出发:  


一、注重客户的体验。如果忽略了用户的体验,公司就容易忘记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当产业面临巨大变革时,用户的需求变得日益重要。以汽车行业为例,未来人们是要买车还是共享车?他们希望自己开还是自动驾驶?清楚回答这个问题对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数字经济时代,不断堆砌新功能很容易,但是能站在客户的视角,帮助客户做减法,节约客户的时间却很难。  


三、在“人+机器”的未来,人机互动的界面变得日益重要。苹果的成功,智能音响的成功,AI小助理的成功,都因为友好易用的界面。在未来的人机互动中贯彻设计思维将变得更加重要。  


四、自动化进程中,我们最容易犯的错是只衡量那些可以被衡量的东西(F1赛车和帆船就是两个生动的例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还是犯类似的错误,所带来的危险更大。只去做大数据分析,很可能被数据中隐含的偏见所误导,也容易忽略没有可衡量数据的其他视角。如何衡量用户的体验,如何引入不同的视角?这些问题都需要引入设计思维。未来解决问题,不仅需要大数据,还需要借鉴厚数据(Thick Data),也就是时不时找人(用户)聊聊。  


五、关于效率和体验的关系,不能过度强调效率,有时候很小的投入就能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比如用提升火车速度5%的费用就能提升乘车的体验,或者火车站换乘的体验,或者最后一公里的体验。这些做法都是在贯彻设计思维。



八、做四休三成为新常态


在996的时代,“做四休三”会不会成为潮流?一定会。如果鼓励“工作组合”,做四休三不只是会成为潮流,而且会成为标准的新常态,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发展板凳跨度,或者延伸板凳的触角。


未来的工作“做四休三”并不是现实意义上每个人都只工作四天,而是在移动互联时代每个人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工作,也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到兴趣、家庭和社区。但要真正做到“做四休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个人和企业都做出大的改变。


对于个人而言,好的时间管理变得特别重要,在一个时间和注意力变得日益碎片化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找出大块的时间用来处理重要的问题。在随时互联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工作的时候,更好去安排工作提升效率也是每个人需要必修的功课。


企业需要推行全新的绩效考核机制,注重完成工作的质量,而不是纠结于员工上班打卡,这也需要企业形成完全不同的管理机制和团队协作机制。


在中国语境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加班文化。就个人而言,需要意识到不断填满工作的时间,给自己找事做,让自己变得超级忙,并不是最有效果的工作方式。就企业而言,提升工作的效果,需要帮助员工更好地完成工作,强调只要任务完成了,适当地休息,或者花更多时间陪家人,培养自己的爱好,都是应该鼓励的。其实当人的工作多元了,创新的机会反而会更多。


九、牢记“九住心”图,驾驭“人+机器”的未来


在藏传佛教的寺院,常能看到“九住心”图。这幅图描写了僧人修炼自己内心的过程。在画面最下方修行旅程的开始,黑色的猴子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黑色的大象,僧人则落在最后;在画面的最上方修行结束的时候,僧人已经骑上白色的大象,而猴子则不见了踪影。


黑色的猴子代表杂念,黑色的大象则是心,修行的僧人一开始只能追在大象和猴子身后,可见他修行的心,并不自主,而是被各种杂念所驱使,普通人更不必说。所以修行的第一要义就是修心,而修心就要降伏大象,驱走猴子。收服自己的心,是人生修炼的第一步,也暗合去年我的十大预测中提出的从FOMO(Fear of Missing Out)到JOMO(Joy of Missing Out)的巨大转变。心定,自然不会再患得患失;心定,才会真正珍惜当下,才会珍惜自己选择的重要性。  


行为心理学强调人的思考分为快思和慢想,也就是系统二的直觉与系统一的深入思考,大象就很像我们经过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直觉。传统的电脑模拟的是我们逻辑思考的能力(慢想),因为算力惊人,计算机的逻辑思维能力远远快于我们,而人类的优势则在于“直觉”。而AI的发展则是通过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新技术去模拟我们大脑中的大象(直觉)。当机器从简单的算力进入到人类直觉的领域,AI就可能培养出更像人的直觉的能力。现在AI只能解决比较窄的单一的问题,未来随着AI的发展,尤其是当它可以自我学习之后,它就有可能解决更宽泛的问题。届时,如何降服AI塑造出的大象,就和我们降服我们的心一样,变得同样重要。


数字经济时代,我们也同样面临烦人的猴子,不过这时的杂念已经变成了碎片化思维和缺乏专注力。所以按照另一位思想家的提法,“人与机器”的协作应该像是大象身上的骑士(人)和大象(AI)的关系。人在进化的过程中可以把一部分身体的功能外包给外部的工具,智能手机已经成为许多人肢体延伸的重要工具就是一例。


不难想象,未来“人与机器“的协作会是又一次人将一部分思考的职能外包出去的全新尝试,只不过这次人对机器的驾驭,更像收复自己的心。


十、中美关系3.0,脱钩十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人把中美关系形容为“中美国”(Chimerica),凸显中美经贸往来深入整合的现状。如果以2008年和2018年作为两个分水岭,可以把中美关系分为三个阶段。中美国1.0的特点是相互吸引,就好像热恋的恋人;中美国2.0的要点是相互模仿,也经常吵架,就好像结了婚的夫妻一样;而中美国3.0的主题则是脱钩,用更通俗的比喻就是两口子要离婚了。


时代在变,离婚也是常事,脱钩因此并不那么可怕,关键是这个婚怎么离。一些情况下离婚的前夫妻还能成为朋友,至少是亦敌亦友;但在另一些情况下离婚的人反目成仇或者老死不相往来也很平常。脱钩的演绎因此非常重要,恰如去年我的预测一样,未来中美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可能性最大。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中美之间的经贸人文技术往来在改革开放40年是空前的。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有关中美之间是否将互为对手的“修昔底德”陷阱(挑战者与在位者必有一战)的讨论就变得越来越多。按照新书《注定一战》中的分析,过去500年16次崛起的强权与既有的强权的争夺,12次都以战争为结果。但是按照冷战专家的分析,中美关系与美苏对抗完全不同。美苏经贸往来最高的年份一年也只有10亿美元,还不及中美一天的贸易额;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超过四十万,当年苏联在美国的平民不超过一百人。


如果放宽眼界,不难发现中美之间经贸冲突的大背景是全球治理体制的滞后。历史上的全球化都曾经面临挑战而停滞甚至反复,究其原因,恰恰是全球体制和机制无法跟上不断改变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现实。  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背后的武力来背书。美国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经济、金融与军事的保障,而美国经济、金融与军事的实力也给了它机会用自己的镜像来塑造世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一系列的全球机制来支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协定和之后的世贸组织,以及富国俱乐部OECD等等,而这些机制的建设无一不是以西方国家——美国以及战后恢复起来的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与诉求为出发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的新局面,全世界(包括美国)都需要去思考如何从一个单级的世界向多级的世界转型,这就需要建立有关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新规则和新的治理体系。未来全球经济、产业链、信息技术、大数据诸多方面的融合会加剧,这也需要中国更多参与面向未来的标准、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合而不同,建立一套各方都认同的基本原则,同时尊重不同的发展模式,最有可能实现亦敌亦友的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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