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工厂》,西方学者怎么思考全球化?
2020-01-03 09:59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工厂》,西方学者怎么思考全球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见书(ID:Hi-jianshu),作者:吴晨,头图来源:豆瓣《美国工厂》截图


2019年是全球化面临剧烈挑战的一年。


一方面,不平等的加剧让全球陷入动荡: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因为地铁车票加价几美分引发的骚乱,让一年一度的G20会议不得不取消;法国针对政府改革养老金方案的罢工让巴黎的公共交通陷入瘫痪,全法国的铁路的运营也大受影响。


新华社照片,巴黎,法国大罢工


另一方面,不少西方政府面对全球化问题却“心不在焉”:英国终于在脱欧公投三年半之后第三次举行投票大选,好歹为脱欧确定了时间,但是日后漫长的脱欧经贸谈判,仍然不知道还要耗费多少精力,并挤占健保与经济发展等真问题的空间;美国民主党在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的议案,也引发批评,而它之所以能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大胜,恰恰是因为背后的选民希望国会关注真议题,而不是无谓的党争。


如何理解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大变局,如何更好地去理解全球化和科技加速变革给全世界带来的挑战,这是我今年读书的一条主线。可喜的是,这一领域的新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历史的吊诡


全球化的危险与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历史的重复。


在《The Globotics Upheaval》(全球化自动化聚变,Globotics是作者把Globalization和Robotic缩在一起造的新词)中,作者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就把当下与一战前的全球化类比:一战前全球货物、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交通的便捷也让人的流动非常自由,甚至不像今天这样充满了限制。这样的全球化却并不能避免大战的发生,便捷的交通更加剧了大战的惨烈程度。



同样的相似性也体现在不平等的加剧。移民自由政策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以美国为例)压抑了本土劳动者的工资,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也让新生的工业和金融资本巨头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两者都加剧了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转而催生了民粹的崛起。


另一种比喻是当下的西方与十九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的相似性,甚至有人称之为“新镀金时代”:政府政策日益被金权政治所驱动,也就是所谓的由“1%”(财富顶端1%的人)主导了西方的政治。


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新书《People, Power and Profits》(人、权力与利润)中就指出了全球资本和其资本背后1%的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的割裂带来的危险:精英阶层的话语权特别强大,他们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圈层化的加剧,精英本身的自省能力却越来越差,精英与普罗大众越来越缺乏共识。



斯蒂格里茨进而阐述了他对全球化风险的担忧:


首先,贫富差距拉大是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全球化总体给全球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是有赢家也有输家,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去做分配,而其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人都能有所分润(trickle-down)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资本并没有任何主动去再分配的意图。



其次,当前的全球化塑造了腐蚀性的拜金文化。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服务1%人的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塑造出那种个人主义的,追求财富(拜金)的,甚至为了成功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全球精英阶层特别有腐蚀力。


第三,西方劳动者是输家。全球化带来的外包和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导致薪资停滞不前,工作机会减少,工会遭受重大打击,劳工阶层在与资本的博弈过程中节节败退,资本大获全胜。


《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在新书《The Economists Hour》(经济学家时刻)中,对全球化的问题做了放宽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分析,他认为全球化最严峻的挑战是全球化苦痛的分布不平均。



全球化虽然长时间带来了价廉物美的丰沛商品,但因为制造业的转移所带来的大量蓝领工人失业,才造成了如纪录片《美国工厂》所记述的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随着通用汽车工厂倒闭带来的整个社区的死亡。



这一轮的全球化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胜利。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大政府转到信任市场,的确是一轮市场力量的大解放。但是,当这种解放和全球化联系到一起之后,就衍生出许多问题。


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汇率的不平衡,金本位的废除带来了一系列套利(投机)的机会,也带来了金融的动荡。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市场,比如拉美,推进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充满了开错药方的问题。放任的市场自由化加去监管,再加上金融创新,带来深远得多的金融融合,而这种融合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巨大的波动和风险。


技术快速迭代的冲击


当下的全球化与镀金时代或者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有着巨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新技术所推动的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大转型。


鲍德温在《The Globotics Upheaval》中认为,大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这种转变背后是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增长。有形资产需要遵循物理定理的限制,很难在两年之内将全球贸易量或者全球航运量翻一番,但信息技术却不受宏观物理定律的限制,很容易就能在两年之内将全球信息量翻一番,实际上全世界信息量翻番的速度要更快。甚至可以说,推动计算机革命的摩尔定律——芯片上的半导体每十八个月的数量翻一番,运算速度也因此翻一番——在数字经济时代会更好去描述全球数据量的增长。



所以鲍德温认为,全球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新的自动化,是推动大转型的两大推手。一方面产业转移将进一步深化,让全球专业服务业(从呼叫中心到各种专业服务的提供)变得跨越国家的界限,而这种外包的深化本质上和上一轮全球化中制造业的全球化一样,是通过引入全球竞争持续压低工资;另一方面则是人工智能的机器将取代很多工作,至少把很多工作的一部分取代了。


《The Economists’ Hour》中对美国去工业化的描述更触目惊心。书中援引一份2011年的调查:从1990年到2008年,虽然是硅谷崛起的十八年,但美国在这一阶段新增的2730万个工作机会全部是全球化所不能取代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医疗和零售这两大服务业。问题是这些新增的工作机会几乎都是低收入的工作机会,医疗服务主要是为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战后出生的一代)提供医疗护理服务,而零售业的工作在过去几年更因为以亚马逊为首的电商的更快发展而陷于停滞。



《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撰写的《简斯维尔》对全球化和去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集中式打击有了非常鲜活的记述,这本书仿佛《万历十五年》一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切面,记述了美国威斯康辛州汽车城跨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六年经历。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微观样本和产业样本,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发生之后的影响,乃至危机之后的复苏的个案观察。


和《美国工厂》中的代顿一样,简斯维尔是围绕着通用汽车制造厂兴建起来的汽车城,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已经有三代人在汽车厂工作。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一个车厂工人的工资(平均28小时的时薪)加上加班费,一年能超过十万美元,足够支持一个四口之家过上中产生活,也支撑了整个城市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因为通用车厂的彻底关闭而戛然而止。


汽车厂和相关供应商工厂的工人大规模失业,新工作却并不容易找到,奥巴马政府的失业培训也证明是杯水车薪。最终,整个城市的复苏建立在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之上,而简斯维尔当地人在经历了这场冲击之后终于意识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新一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劳动再过上父辈习以为常的中产生活工作的取代和新工作的创造之间的时间差和收入比,是此轮全球化之所以面临诸多挑战的核心问题。  哈佛大学“经济发展创新计划”主席朱马(Calestous Juma)在《创新进化史》中试图从另一个视角去帮助我们理解科技迭代。



他认为,科技的进步需要经济和社会的检验,一方面,只有少部分的科技可能被应用,被推广;另一方面,科技的应用,绝对不是简单的新科技对旧科技的取代,相反,科技的应用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带来体制机制的创新,给经济注入新的元素。所以,旧工作的被取代和新工作的创造,都是表象,而背后真正驱动的是创建出了新的经济元素和经济组织形式。技术是否能被推广应用,取决于不确定性的风险和收益驱动,需要从两个维度来思考,即短期风险收益与长期风险收益的比较,以及风险收益是如何分配的。


颠覆既有的工作,用机器取代既有的工作,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也是IT平台虽然不会大张旗鼓去说,却不断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替代旧工作所获得收益的大赢家。相反,创造新工作,尤其是那些未知的工作,一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是有利可图的,新工作的创建因此一定要慢很多。


当下大转型的挑战也因此变为,技术变革的速度更快,异军突起,而相关辅助机构和机制被创建的速度要慢很多,改变因此会更不平均,收益和风险分配也因此更不平均。这也是去工业化和科技一骑绝尘推动的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何解局


斯蒂格里茨在《People, Power and Profits》中对如何解局有深刻的思考。他的反思是对全球化的反思,对资本的反思,对管理经济转型的反思,对经济政策与政治,对政经改革的一系列反思。


他提出,可以拿一百多年前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作为类比,这种转型创造了贫富差距巨大的镀金时代,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催生了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才扭转了局面。因此他认为值得重新回到凯恩斯所强调的政府的责任,强调全面就业,充分就业,运用财政手段创造新工作。他进一步提出实践新凯恩斯主义的方式,由政府加大对教育、养老和医疗的投入(这些都是公立或者政府可以制定明确标准的领域),雇佣更多的人,提高老师和护士的工资,借此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


斯蒂格里茨对未来全球贸易面临的挑战的两点思考,也颇发人深省。


首先他认为,全球化的贸易体系是美国为主导的规则体系,体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利益。这种贸易体系所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金融开放等等,都符合跨国资本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符合新兴市场的利益。比如在保护跨国药厂的利益还是让更多新兴市场老百姓可以享受到先进药物治病救人的好处时,现行的规则体系选择保护资本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在保护全球资本的利益、劳工的权益和新兴市场谋求发展的权利三者之间做好平衡。


其次,他意识到全球化并不能统一价值观。全球化的几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比如欧美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会长期并存。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必须有一个最低标准,必须改革治理体系,建立一套各方都认同的基本规则。单方面打破贸易规则,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极不可取。


印度央行前行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詹(Raghuram Rajan)在新书《The Third Pillar》(第三支柱)也特别强调建立新共识的重要性。



拉詹认为,一方面全球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化的早期,发达市场有共识,全球化对他们有益,而新兴市场则缺乏共识,这才会有新兴市场拥抱贸易保护主义和强调发展自己工业基础的进口替代政策。而现在的问题是,发达国家越来越缺乏对全球化的共识,因为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的危害却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人群。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需要努力建立新共识。建立新共识的基础是能够为那些既有工作被取代,而找到新工作却很难的人找到新的出路。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新经济,而不是简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为什么要强调政策精准的原因,如果要动用财政手段(凯恩斯的做法)就需要精准地投射到这些人身上。建立新共识,必须降低不平等,创造好的新工作。


而建立这种新共识,拉詹认为,一个重要的却经常被忽略的点就是社区和社群,这也是他这本书的题中之意:社区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支柱。


总结一下,这六本书的书单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当前全球化和技术加速迭代给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带来的挑战,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提法,给当前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困局也提出了重要的观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见书(ID:Hi-jianshu),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作者原题:《一份理解全球化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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