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带娃的中国男人们
2020-01-09 11:00

回家带娃的中国男人们

在“反思父职缺席”的研究路径下,现有父职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导致父职缺席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由父职参与不足引发的性别、家庭与社会困境。该视角虽有力地传递了社会对早期育儿中“爸爸去哪儿了”问题的关切,却忽视了对男性参与早期育儿实践的关注。


研究发现,伴随着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的介入,父亲在家庭内部、家庭与机构间、社会环境中的育儿参与正有所增加,并呈现出过渡性、情感性与专业性的特征。而在新旧父职话语的影响下,育儿机构在促进父亲承担早期儿童照护责任的同时亦成为固化男性气质、引发父职焦虑的重要推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 郭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题图来自:图虫


一、问题意识


现阶段,我国0~3岁婴幼儿的养育方式仍以家庭育儿为主,采用机构提供的托育照管服务的家庭仍是少数。原国家卫计委于2015年开展的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3岁之前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中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与低水平的婴幼儿入托现状不均衡的是家长高涨的托育需求,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48.2%的父母及准父母有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希望孩子能在2岁半以内入托的比例高达70.4%。在我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大力推进早期育儿服务社会化不仅是减轻家庭抚育压力、提升公民生育意愿的关键环节,还是我国婴幼儿早期抚育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向。


在有关社会托幼服务的国际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托幼服务中多元主体的发展现状与行动逻辑,像是托幼服务中婴幼儿的身心发育特征,主要照看人的综合素养对婴幼儿健康水平的影响,女性采用早期托育服务背后的“扩展母职”内涵,日托对单亲妈妈、少女妈妈等特殊母亲群体的社会支持意义,以及日托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的长期影响。


而针对我国社会托幼服务尚未健全的发展现状,我国有关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幼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上,研究者或者关注现有托幼市场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或者以比较研究的视野分析发达国家机构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与可借鉴经验,又或者从本土育儿文化出发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性托育服务发展路径。


总的来说,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上层设计与底层经验的视角对我国0~3岁托育服务系统的发展规划与现实困境展开了研究,对早期社会托育服务中家长的育儿实践与亲职体验关注不足。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者,都忽视了父亲在托幼育儿方式中的身心体验与行动逻辑。


基于婴幼儿身心发展特征以及我国特有的生育文化与性别文化,早期育儿常被认为是母亲的责任。以此为背景,相关学术研究往往着眼于母亲或女性亲属在婴幼儿照料中的身心体验,常以批判的视角反思育儿过程中的父职缺席,关注导致父职缺席的社会文化原因或由父职参与不足引发的性别、家庭与社会困境,并逐渐形成了生育照料问题研究中“重母职轻父职”的路径依赖。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更加关注机构托育方式对女性职业发展与主体性建构的影响。而考虑到生育文化与性别文化的现代化与多样化发展趋势,该研究路径不仅忽视了男性在早期儿童抚育中的具体行动与个人需求,更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家庭育儿模式中强调父职参与的新变化。


基于以上反思,本文主要以男性在0~3岁育儿阶段中的具体育儿实践为研究内容,关注早期育儿社会化过程中机构参与对父职实践的影响,探索机构托幼育儿方式下,当“爸爸回来了”,男性是如何扮演父职角色并开展育儿实践的,其背后又有怎样的社会、文化逻辑


为了获取较丰富的质性研究材料,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研究资料,研究对象为城市中通过托幼机构进行0~3岁婴幼儿照料的父亲。在寻访研究对象的过程中,笔者以北京市一家私人抚育机构为依托。笔者开展调查时,该中心正承担着15名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工作,笔者一共访谈了其中的13位父亲,并借由该日托的家长间微信群、老师-家长互动群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了解父亲在家庭内部、家庭与托幼机构间和社会场景下的父职实践。


二、隔代抚育的退场:现代夫妻关系下的育儿分工


在我国以家庭抚育为主流的早期育儿环境中,机构抚育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育儿模式首先通过育儿责任主体由内到外的延伸改变了男性在家庭内部的父职体验。笔者发现,在参与调查的13个家庭中,有12个家庭在将孩子送往日托中心前曾长期采用隔代抚育的照看方式,更有4个家庭在采用机构育儿的同时仍在接受祖辈在儿童抚育方面的日常帮助。


隔代抚育是指家庭中祖辈成员参与照顾儿童的抚育方式,一般包括祖辈独立抚养或祖辈与父母共同抚养两种方式。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对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父母来说,面对日益高涨的育儿成本与生活压力以及精细化儿童抚育方式带来的育儿负担,通过求助老人来解决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而从祖辈投入的育儿时间与精力来看,机构托育的引入大大减轻、转移了祖辈的育儿责任,隔代抚育正随着婴幼儿看护方式的社会化逐渐退场。而在祖辈退出抚养孩子的家庭工作之后,照顾子女的任务也落在年轻夫妻身上,围绕着抚育婴幼儿的家庭责任也开始在以现代夫妻关系为核心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并给男性带来了全新的父职实践。


1. 从边缘到中心的父职体验


曾明(34岁,会计师)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孩子进入日托后自己育儿责任的变化。他的女儿萌萌在一岁六个月时进入日托中心,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已经退休的岳父岳母帮忙照顾。谈到“四大一小”育儿生活,曾明用“插不上手”来描述自己曾经的育儿体验。


自己与妻子工作忙碌,岳父岳母几乎包揽了照顾孩子的所有重任,其中岳母主司孩子的吃饭、穿衣、午睡、日间玩耍、早教,岳父承担全家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开车带岳母和孩子外出遛弯、参加早教等其他任务。平日里夫妻俩下班后会陪孩子读绘本、玩游戏并陪伴女儿晚间入睡,却几乎没有单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谈到自己作为父亲所承担的育儿责任,曾明表示那时的自己只能被动地完成岳父岳母或妻子交代的任务,“女儿自出生起就被月嫂、岳母、岳父和妻子围绕,我却被排除在这个‘育儿战队’之外。想想自己为孩子所做的真的很少,也就换过几块尿不湿,收过她乱扔的乐高玩具,或者在下班路上买些她爱吃的水果”。


这样的育儿安排一直持续到女儿一岁六个月,妻子89岁的奶奶因病卧床,需岳父岳母长期看护。为了解决家庭困境,妻子决定将萌萌送入离家不远的日托中心,曾明的育儿体验也就此改变。


“我很重要”是曾明描述自己现在家庭角色时一再强调的重点。“我确实很重要,因为我和妻子就像是完美契合的齿轮,需配合起来维持我们整个小家庭的运转。”离开了岳父岳母的帮助,曾明和妻子不仅要尽力维持此前的工作状态,还要接管照顾女儿生活起居、料理整个家庭生活的所有任务。


这让曾明有了很多未曾经历过的育儿体验,他第一次独立给女儿洗澡,第一次了解女儿每日补充维生素D的用量,第一次给女儿网购了尿不湿。除此之外,他还在和女儿日益增进的父女互动中建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育儿职责。


“女儿现在只要我哄睡,因为我会在给她讲完睡前故事后替她按摩一下头部、捏捏脚丫,常常是按着按着她就睡着了。其实我也教过我妻子该怎么做,但萌萌会说妈妈捏的不如爸爸捏的好。”曾明面带微笑地描述着属于自己和女儿的温馨时光。


从“插不上手”到“我很重要”,曾明的父职实践随着育儿方式的调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曾明来说,前期隔代育儿方式中祖辈的加入大大压缩了他参与育儿的空间,并形成了其被边缘化的父职体验。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早期养育中,母亲和祖辈对婴幼儿日常照料的密集化与父亲照料的集体缺失共存,母亲与祖辈间的育儿协作使父亲们在较大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婴幼儿日常照料之外


这种边缘化的育儿体验不仅表现为育儿时间的不足,还包括育儿能力的低下。有学者认为,在不少采用隔代抚育方式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牺牲型父母角色”的过度角色化正成为窄化青年人生活能力、限制青年父母进入父母角色并承担起育儿责任的重要原因。


在祖辈的介入下,年轻父母需面对自身由孩子到父母的身份转化的困难,并极易陷入代际间的人际张力之中。这种集情感性与功利性于一体的联合过渡性抚幼模式正将年轻父亲推离育儿责任之外。


在此背景下,机构托育服务在缓解祖辈育儿压力的同时,也改变着由抚幼催生的扩大家庭结构。在机构的参与下,祖辈的退出为年轻父母让出了家庭内部的育儿空间,机构支持则进一步消减了年轻父母对祖辈的功能性依赖,提升了核心家庭的整体育儿能力。


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人,他们有机会在独立育儿中学习照顾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技能。因此,对曾经被边缘化的父亲来说,祖辈的退场使他们有机会回到育儿工作的中心,并通过全新的育儿分工调整自己的父职实践。


2. 现代夫妻关系下的育儿分工


自萌萌进入日托后,曾明用“配合战”来形容自己和妻子的全新育儿安排。在岳父岳母离京后的最初两周,夫妻二人需同时面对萌萌在日托中的不适应以及二人独立照顾孩子时的各种突发状况。在此期间,曾明也第一次意识到照顾萌萌需兼顾如此繁杂的琐事,并开始熟悉各项工作的操作手法与安排逻辑。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二人已逐步形成了根据彼此的工作时间、工作弹性、擅长的育儿内容来灵活调节各自育儿任务的家庭分工。


从育儿内容来看,萌萌的吃饭、穿衣、洗澡、家庭中的各项家务被列入需两人共同承担的一般育儿职责,教育、玩耍则根据夫妻二人的擅长项目各有分工。例如,曾明因有多年海外留学经历英文发音标准,故主要负责萌萌的英文启蒙,他会给萌萌读英文绘本或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与萌萌的英文对话。妻子有多年音乐学习经历,所以负责教女儿唱歌跳舞。


而在笔者调查期间,适逢曾明的妻子刚刚通过在职研究生的答辩。曾明决定让妻子休一周的年假和朋友一起去普吉岛毕业旅行,其间由自己独自照顾萌萌。他坦言在过去的三年中,妻子辛苦孕育孩子、努力工作的同时还需继续求学,希望这个快乐的假期能让她放松一下,毕竟妻子的好心情才是他们小家庭奋斗的动力。


曾明与妻子“共同承担、各有所长”的育儿分工原则颠覆了我国传统家庭中育儿责任分配时的性别化逻辑。传统中国家庭在抚育儿童时虽采用的是双系抚育的方法,即为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对孩子全盘的生活教育,男女两性都应参与到抚育行动中,但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两性间的分工差异却并非来自男女两性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别,而是取决于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的分工体系。


费孝通用“严父慈母”来概括这种抚育责任的划分,认为母亲应负担生理性抚育的责任,如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父亲则应担负起孩子社会性习惯养成的任务,像是道德教育、人格的培养等等。这种性别化的育儿分工方式在现代中国家庭中依然存在。


而受密集母职的影响,女性不仅从时间上对孩子紧密陪伴,还从职责上增加了母职的整体权重。这也意味着从衣食住行到社会化教育,女性需负担的育儿责任已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父亲的责任则被进一步削弱,并开始形成引发社会诟病的“父职缺席”现象。


而无论是“严父慈母”还是“密集母职、父职缺席”,以上两种性别化的抚育分工方式都背离了我国现代家庭的发展趋势。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家庭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正朝向核心化、平等化以及感情中心化等现代家庭的模式发展。在此前提下,现代夫妻关系也开始成为家庭内部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在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家庭关系中,平等型夫妻关系取代主从型夫妻关系,夫妻共同掌握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力,婚姻中的精神内容也越来越被重视。


因此,在试图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抚育责任分配逻辑时,平等化、合作式、情感性的夫妻关系开始成为育儿分工的全新方向。在此背景下,父职与母职的划分也将超越男女两性间的社会性别建构开始成为去性别化的亲职分工。在亲职责任中,父亲需与母亲共同承担家庭内外的育儿责任,并负担儿童成长各阶段的身心需要。


三、与专家对话:男性气质下的育儿参与


通过引入全新的育儿主体,机构育儿在改变家庭内部父职实践的同时,还通过专业化的早期教育理念创造了全新的育儿参与方式,并建构了家庭与机构间不同育儿主体的全新合作关系。对父母来说,育儿行动不再仅是家庭成员间的协商与安排,而是开始成为机构与家庭间由幼儿教师、婴幼儿主要监护人组成的多元抚养人协同育儿。由此而来的育儿权威的转移与育儿知识的专业化也成为影响父职参与的重要因素。


1. 从母亲到专家:育儿权威的转移


董进生(29岁,计算机工程师)“从听老婆的到听老师的”来描述自己育儿实践中行动逻辑的变化。他表示,在孩子进入日托前,有关孩子的所有事情都是妻子一手安排的:从吃什么牌子奶粉、穿什么衣服,到上什么早教班、买什么玩具、读什么绘本都由妻子一人决定。


他生动地将妻子形容为指挥官,自己则是妻子手下没有话语权的小兵,并举例说在孩子1岁时,他给孩子买过一套色彩鲜艳的进口大颗粒乐高玩具,但还没打开就被妻子以不符合孩子年龄为理由束之高阁。董进生强调自己在购买时明明已经仔细挑选过,并特意选购了标注为适合1岁以上孩子玩耍的尺寸,但妻子却仍以他不学习育儿知识,不懂孩子发育规律为理由批评他。


这让董进生非常挫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给孩子买过玩具。“我那时的心理是既然我随便做点什么都可能是错的,不如干脆都让领导(妻子)决定算了。”


这一状况在孩子被送入日托后有所变化,董进生认为,相较于妻子的“自学成材、东拼西凑”,拥有蒙氏教育资质的日托在育儿方面更为专业,因此在全新专业权威面前自己和妻子都是同一起跑线上的“学生”,都要听老师的指导,这也让他有机会重获孩子教育方面的话语权。


他举例自己和妻子间的一场争执,事情的起因是妻子发现孩子喜欢画画,就希望给孩子报一个课外的幼儿绘画班,董进生则认为孩子刚2岁半,按照日托老师介绍的发育规律对色彩和涂鸦感兴趣是很正常的,只需提供充足的绘画工具就可以,没必要舟车劳顿去离家3公里的地方学习。


为了说服妻子,董进生翻找出日托老师在微信群中分享的题为《家庭中的艺术启蒙》的育儿文章,指出文中描述的“家庭中的艺术学习环境更利于儿童的早期艺术启蒙”,妻子这才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现有育儿母职化、父职缺席问题突出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往往更加关注导致育儿责任不平衡的社会文化原因,对由此而来的家庭权力关系缺乏必要的思考。而在有限的关于家庭权力的讨论中,研究者也多集中于对亲子间权力关系的分析,对夫妻间育儿权力博弈并无过多关注


费孝通认为,家庭里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创造,其中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所形成的亲子控制权力关系则是了解家庭结构、探索社会对个人控制力量的关键。


这种研究思路深受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育儿模式的影响—传统父母间“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的抚育分工规则很难引发夫妻间有关育儿问题的权责冲突。但在强调父职参与、鼓励平等分工的现代家庭文化的影响下,夫妻间抚育权力不平衡也会成为引发家庭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的塑造下,0~3岁儿童被认为是心理与生理极度依赖母亲的阶段,因此“了解育儿知识、熟悉儿童具体需求”的母亲更易成为此阶段中家庭内部的育儿权威。但对监护人来说,育儿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权利,这也导致了母职权重增加的消极后果:不仅有母亲更甚的育儿焦虑,还有男性在育儿问题上的话语权不足乃至失声。


在此背景下,机构育儿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育儿权力从家庭内部转向社会,在科学育儿理念的引导下,拥有完整教育知识、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教育机构已经开始成为全新的育儿权威,并与父亲、母亲一起担负照顾幼儿的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内部以母亲为核心的抚养权力分配,削弱了母权,从客观上为父职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权力空间。


2. 育儿知识的专业化:男性气质下的育儿实践


作为全新的育儿权威,为提升育儿的专业性、凸显机构育儿的优势,日托机构往往以更加专业化的理念来教养儿童。在此过程中,父母也逐渐意识到育儿并非“带孩子”这么简单,而是一项需由拥有特定教育背景的代理人完成的专业工作。为了让父母了解孩子在日托中的发展状况,机构会周期性地召开家长与老师间对谈会,一对一地为家长介绍孩子在园内的发展状况、进步细节、未来的努力方向等,并会通过家长微信群分享育儿书籍、回答家长提问、指导家长一些关于婴幼儿教育的实操经验。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微信群中还是在家长老师对谈会上,江可(31岁,大学老师)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不仅乐于与老师分享儿子乐乐在家庭中的日常表现,并常常主动咨询有关孩子行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还热心地为其他家长提出的育儿问题给出意见,被家长群中的师生戏称为日托的“编外导师”。


他直言在我国早期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带孩子是家庭妇女的事,照顾孩子吃喝拉撒这种琐碎的工作没有男性会主动承担。如果一个男的天天围着老婆孩子转就会被认为不爷们、没出息。我们这代人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基本没有照料过孩子的日常生活。但时代不同了,儿童教育不再是拉扯孩子那么简单,而是一项技术活。”


江可举例自己培养乐乐独立吃饭的细节,他的儿子乐乐在6个月刚添加辅食时进入日托中心,照顾乐乐的老师建议尽早开始培养乐乐独立进食的能力。而在阅读了老师推荐的书籍文章后,江可也认同了独立吃饭是婴儿在6个月时就应开始训练的技能,如果训练得当到他1岁半左右时就能熟练地自主进食了。


为此,江可专门准备了训练餐具和餐椅,并在每顿饭中都不厌其烦地收拾乐乐乱丢的食物。妻子不忍心孩子吃得过于狼狈而想喂食时也会被江可制止。他认为妻子过于心软,不利于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好的行为习惯不仅是孩子营养均衡的保障,还是他获得独立人格的基础,自己更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


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塑造被认为是影响父职实践的重要因素,而传统“支配型”男性气质则使男性被认为不适合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被个体所认同并不断内化的价值取向,严格的性角色理论把男性气质定义为男性的行为和社会规范,这意味着男性倾向于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刻板印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尽管最新研究认为男性气质是受社会文化特征影响并被社会所建构的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趋势性的概念,但主流男性气质仍被认为是影响男性社会角色、规训男性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传统性别文化,中国的男性气质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具有追求事业成功、擅长技术工作、富有进取精神、敢于冒险且有决断力等特征,而与其相对立的女性气质则呈现温顺、感性、有亲和力等特征,在此基础上,被认为需依赖细腻情感与悉心照料的育儿责任就被判定与男性气质相去甚远并更符合女性的性别角色。这也是抚育儿童被认为是“女人的事”的重要原因。


机构育儿的专业性则试图改变育儿问题的碎片化、日常性特征。在科学育儿的理论指导下,早期育儿行为开始转向符合男性气质的科学育儿路径与人格塑造责任,传统儿童抚育中的衣食住行也开始被赋予更多高级别需求的意义。


受此影响,男性更愿意参与到专业化的育儿行动中去。而总体来看,尽管积极参与孩子日常照顾的父亲们吸收了传统上指派给女性的照顾者角色,打破了父职和母职之间的性别隔离,但全新的父职实践也正推动着对儿童抚育工作的男性化构建。例如一些全职父亲通过做家长会的负责人、成为育儿知识专家、组织社区活动等来继续扮演领导者、专家、管理者等传统男性角色。一些父亲则不满妻子对孩子过于精细的照料,为了纠正妻子们对孩子的过度呵护、凸显男性化照顾的优势,他们更愿意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技术工作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与独立人格。


除此之外,在男性气质的变迁背景下,现代社会对成功男性定义中“家庭幸福因素”的强调也使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到抚育儿童的工作中去。丈夫对家庭事务的关注和对抚幼养育的支持被视为一种短期隐形但长期增能显效的家庭投资,它有利于提升妻子的生活幸福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并增强家庭教育的正面效果。


在此前提下,主动参与育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则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男性自我学习、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的有效过程。这也意味着,男性参与科学育儿在丰富其父职实践的同时也存在固化男性气质的风险。


四、做个好爸爸:同伴压力下的父职实践


机构育儿方式在将育儿责任由家庭向社会外延的同时,也为父亲参与婴幼儿早期教育创造了合理化、普遍性的社会场景。在偏向于核心家庭的育儿小环境中,“父亲带孩子”不再是力不能及的理想状态,而是成为一项基于熟人社会的群体行动,并通过塑造“理想父职”来影响着男性的父职实践。


1. 同辈群体塑造的理想父职


笔者在对受访的13位父亲进行访谈期间,多次听到他们表达希望自己“做个好爸爸”的期望。但谈到成为一个合格父亲的具体标准,不少人都未能给出准确的描述,表示自己也正在探索与学习。


郭伟(32岁,私企老板)向笔者描述了自己从困惑到主动探索的父职建构过程,他认为当下社会在批判“丧偶式育儿”时常常火力全开,却很少有人给怎样做个好爸爸提出合理的解释。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就常常缺席,育儿专家却只会告诉他父亲缺失会给孩子带来诸多不良影响,电视上综艺节目中带着孩子到处游玩的方式又脱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之他常常出差,陪伴孩子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缺乏现实参照的理想父职常让他无所适从。


直到郭伟在日托中心遇见了其他父亲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善。在日托家庭活动日、日托微信群的日常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强调父亲参与育儿的亚群体。而在与其他父亲的交流中,郭伟也通过学习别人的育儿经验来调整着自己的父职实践。


郭伟举例,日托中另一位小朋友的爸爸和他一样都是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但事业有成的他会在一些较为轻松的出差行程中带上妻子和儿子,并在工作间隙陪陪孩子。其他父亲也各有所长,通过各种方式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支持与日常陪伴。受他们影响,郭伟也开始带着女儿出行,给女儿读书,为女儿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饭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个好爸爸。


近年来,批判式的父职研究虽引起了全社会对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视,却未能从实践层面建构起父职参与早期育儿的社会环境。对不少年轻父亲来说,他们在自己的早期成长过程中就缺乏父亲的参与,难以从自身生活环境中寻找到可供参照的父职榜样。而现行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也未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对父亲参与早期育儿依然停留在政策倡导、社会呼吁的阶段。


因此,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不仅是当下父亲们所面临的现实困惑,还是我国性别发展工作的重要挑战。早期育儿机构在组织人员、宣传理念上的优势则非常有助于建构父亲参与育儿的小群体与小环境。无论是托育机构还是各类型早教班,都常常能看到父亲参与活动的身影。


与“口号式”的父职宣导相比,这种基于同辈群体的实践行动模范不仅更利于年轻父亲相互学习育儿经验,也是我国进一步推动现代父职本土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有关父职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欧美国家,直至本世纪初国内才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并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开始成为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视角,如何根据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现状创造有利于父职参与的社会环境,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父职文化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制度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供父亲参与育儿的机会,加强对父亲育儿的实践指导是当下推动父职参与的重要方法。已有研究显示,在母亲育儿过程中来自其同辈群体的育儿支持正成为建构母职实践的重要依据,传统基于代际的育儿知识学习已被基于年轻母亲间的知识分享所取代。因此,在同样缺乏代际示范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父亲间同辈群体分享父亲育儿的实践经验则可能成为转变“父职缺席”研究探索理论化、空洞化的可行路径。


2. 全面父职下的父职焦虑


育儿同辈群体在给年轻父亲提供育儿参照的同时,也通过塑造完美父亲的形式给他们带来全新的压力。对身处父亲育儿亚群体的男性来说,其他父亲在履行父职时的积极表现亦成为规训自身育儿实践、引发其育儿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调查中,不少父亲表示其他父亲参与育儿的行为会给自己形成一定压力,而其中既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后果,有时甚至会引发家庭冲突。


陈峰(29岁,国企员工)向笔者吐露了自己的困扰,他的2岁9个月的大女儿和8个月的小儿子都在日托中心就读。日托费用昂贵,加上每月不菲的房贷和日常开销,他与妻子的收入勉强能够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因连续生育而影响了工作的晋升,在边缘职位上的工资非常有限,家庭的经济重责几乎都落在陈峰的身上。


因此,陈峰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拼命加班。他很羡慕其他父亲在陪伴孩子时充足的时间投入,妻子有时看到其他爸爸对孩子的精心付出还会责怪他做得不够格。但从自己家庭的现实状况来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他已经没有精力像一些父亲那样高质量地陪伴孩子,这让他既焦虑又挫败。


与社会对“密集母职”的塑造相似,对父职参与的强调正在建构一种要求父亲身心在场并兼顾儿童经济与日常照料方面需求的全面父职。而在大众话语的叙事中,能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间的关系,尤其在保障家庭经济水准的同时增加育儿的时间与情感投入已成为理想父职的重要标准。但考虑到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上父职要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首先,尽管男性在收入方面拥有相对于女性的整体优势,但受不同男性间具体经济状况的限制,社会对父亲从经济上提供育儿保障的普遍期望并不一定能顺利地转化为所有父亲的实践能力。加之近来女性的“主妇化”趋势明显,在二孩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女性迫于照顾幼儿的重责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现象不但直接加重了男性的经济责任,还从客观上限制了父亲承担日常照顾的责任。


与此同时,大多数男性的社会化环境不鼓励其发展照顾家庭能力,在强调男性事业成就与社会地位的价值倡导下,一些男性的育儿能力严重不足。


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偏好男性且鼓励男性工作者将工作置于首位,因此其所处劳动环境较少为男性参与育儿预留足够的时间。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福利制度也在限制父亲参与育儿,面向广大男性劳动者的护理假、陪产假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这也意味着从制度环境来看男性很难参与到早期的育儿实践中。


在全面父职的压力下,这些父职参与的具体困境将造成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并成为导致男性父职焦虑的主要来源。


五、机构育儿方式下父职实践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与精细化育儿的社会背景下,原有以家庭为支撑的0~3岁婴幼儿抚育模式已经难以承担早期育儿的重任。这些无处安放的育儿压力已成为影响育龄期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有调查显示,完善的托幼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育龄期人口的生育意愿。而在隔代育儿与主妇化育儿的主流模式中,有关代际育儿理念冲突、母职惩罚、密集母职等问题的亦成为引发家庭矛盾、损害女性公平权利的关键要素。


因此,通过社会力量解决早期育儿中的困境不仅是解决时下人口发展困境的突破口,更是构建平等性别文化、推动我国家庭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此前提下,从父职视角探索机构育儿对我国现代家庭的影响可帮助我们弥补已有早期育儿研究中对父亲育儿实践关注的不足,并有助于全面了解社会化育儿发展趋势下两性在承担育儿责任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研究表明,机构育儿的介入正从家庭内部、家庭与机构间、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影响着男性在履行父亲角色时的行动。而结合我国家庭结构与父职文化,机构育儿下的父职实践正表现出过渡性、专业性与情感性特征。


首先,在新旧父职话语的影响下,机构育儿方式下的父职实践正表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一方面,机构育儿的参与为核心家庭育儿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年轻父母为主体的科学育儿模式更符合公众对现代育儿方式的期待,人们愈加重视父亲对子女日常生活的照料,强调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并要求父亲积极地向子女提供充足的照料、指导和陪伴等。受此影响,两性在育儿分工方面更趋于平等化,男性有机会更多地承担照料幼儿的责任。


但另一方面,男性的父职实践依然深受我国传统性别文化与家庭文化的影响。例如,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着力凸显男性在创造社会价值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男性在履行育儿责任时的能力与精力;强调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的家庭文化则在支持隔代育儿模式的同时压缩了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而一些父亲在参与日常育儿的过程中,依旧难以跳脱出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男性参与育儿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其次,通过挖掘男性在具体育儿行动中的主体性,凸显出机构育儿下现代父职实践的情感性特征。机构育儿方式将“如何进行育儿分工”重新摆在现代家庭面前。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总结出中国“严父慈母”的抚育分工模式,认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父职主要表现为父亲需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


为此,父亲应刻意通过“父子之严,不可以狎”的方式保持着与年幼子女在日常照顾和情感上的疏离。而在现代父职实践中,年轻一代父亲们不仅看重亲密的亲子关系对自身及孩子的积极意义,还尊重育儿分工与夫妻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强调家庭功能性价值的同时,家庭的情感性价值正成为引导两性关系、推动男性参与育儿实践的重要力量。


最后,机构育儿对早期育儿知识的倡导推动了父职实践的专业化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科学育儿已成为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重要理念。而在最新的育儿指导教材与社会倡导中,科学育儿已有超越单独的科学母职、迈入对父亲角色的科学化塑造趋势。作为早期育儿的最新权威,拥有育儿理论指导与专业育儿人员的机构也开始成为建构父母科学育儿实践的又一途径。


在此背景下,0~3岁育儿机构将填补父亲在接收早期育儿资讯方面的不足。紧密的家校合作、周期性的家长会、频繁的育儿知识分享都进一步推动了男性吸收专业的育儿咨讯。由教育家、心理学家、医生等人建构的育儿方法也借此渗透着父亲的育儿知识与育儿行为。


值得警惕的是,专业育儿知识在引导父亲参与育儿、指引父亲具体育儿实践的同时也极易引发他们的焦虑情绪。在现行早期育儿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缺乏社会支持的父职实践”与“科学育儿中的理想父职”间的巨大差异将成为加注在父亲身上的压力来源。


总之,面对现代家庭早期育儿的现实困境与男性参与不足的鲜明特征,我们应充分发挥机构育儿的优势,引导男性在现代家庭模式下充分参与育儿过程。为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性别文化的现代性、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将成为父职参与的文化基础;而加强对男性参与育儿的配套制度建设,改善男性以工作为主的职场文化将成为男性履行抚育责任的社会保障。


此外,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现有早期托育服务大多价格昂贵,并主要面向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为避免由此而来的父职实践的阶级化趋势,国家应加大公立托育机构建设,形成以公立和普惠为主,多层次、多渠道的托育服务供给,在为更多家庭提供高质量育儿支持的同时,为男性参与育儿创造更多的家庭与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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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P85-92,作者: 郭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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