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 | 视觉中国
“排队会成为大家怀念的体验，堵车也会变成大家怀念的体验。”这是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在一场关于未来城市的演讲中所描述的场景。这个春节，王坚的想象因为一场突袭的病毒疫情而变成了现实，以一种令所有人错愕的方式——空城，并非来自精准的数据规划，而是无奈的防控手段。
发端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城市治理的一场大考。从城市基本运转的基础保障，到居民日常需求响应，再到医疗救助、物资调配、监控隔离的规划与对接，短时间内爆发的资源挤兑导致武汉的城市服务器“宕机”，平日里看似稳妥的治理体系溃不成军。
武汉并非孤例，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中部枢纽城市，武汉的窘况是中国其他大型城市随时可能面临的前车之鉴。
过去20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城镇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又迅速跨入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常住居民数剧增至数百万、上千万。然而，在可比肩纽约东京的摩登景观之下，底层系统并不具备响应多元压力及弹性应对的能力；应对突发风险时，管理者仍然沿用工业时代的信息传递与决策机制；在社区与个体层面，甚至依然是小农社会的形态，一刀切的“封村、封路”即是个中体现。
当灾害突袭，城市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从公共卫生到宏观经济，在流动的全球性、数字化“病毒”阴影之下，一座现代城市的免疫力从何而来？如何快速反应、化解伤害并回归正常状态？
一、疫情“黑天鹅”暴露城市短板
2003年的SARS疫情，从出现首例患者到全面爆发，历时6个月，感染者达7748人；17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仅仅2个月便从武汉城内蔓延至全球，截至2月19日，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SARS的10倍。
回溯这起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起源，与武汉的城市特性密不可分：人口规模巨大、高度密集、中部交通枢纽、适逢春运，各种复杂风险因素加速了疫情蔓延。但如果去除不可抗力的干扰，仅仅从城市治理的角度上看，这起“黑天鹅”事件暴露出的是武汉在人流、物流、信息流上的城市短板。
首先，信息发布与决策系统全面失灵，是造成武汉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大疫当前，卫生防疫部门未能及时拉响警报，12月中武汉城内局部出现少数病例时，大部分公众仍未获得明确警示，到了1月，本地社区仍在举办“万人宴”，信息的失真与迟滞导致政府憾失遏制病毒蔓延的最佳时机。
其次，从微观层面的体温检测到宏观层面的流动监测，城市对春运人流缺乏有力管控。根据百度迁徙地图，从1月10日春运首日开始，共计500万人离开了武汉，1月20日起武汉迁出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在封城前一日的1月22日达到高峰。其中大比例的人回到了紧邻武汉的孝感、黄冈两市，这两个城市随后成为第二疫区。病毒迅速从武汉第一发散到全国各地。
第三，物流阻塞拖累全国驰援效率，增加了一线人员感染风险，加剧医疗系统压力。1月20日后，各地医护队伍与支援物资进入武汉，但与此同时，数亿公益基金趴在账上迟迟未能派发，紧急物资堆积在红十字会的仓库里无从整理，医院不堪负荷，门诊作为第一道防线在短时间内被击穿。
医疗资源不足与物资储备匮乏，固然是此次武汉疫情难控的短板之一，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整座城市的灾害应急规划缺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在《城市规划能从武汉疫情危机中学到什么》一文中表示，超大城市危机应急系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快”。
“战时”要快，功在平日。赵燕菁提出的城市规划建议包括：应该提前部署能够快速改造为应急预备空间的设施，储备应急资源确保能够快速“冷启动”，以及将物流系统与网络空间纳入防灾规划。
在湖北以外的各个省市，防疫压力明显缓和，但其防控治理“答卷”也存在诸多问题。部分中西部地区长达一个月的封路、封市、封门等“硬核”举措，本质上是以牺牲正常经济活动为代价的极端静态防疫，直接导致的是居民有家难回、养殖户颗粒无收、农产水产品严重滞销等等次生灾害。
本次突发疫情有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不少城市的“家底”。这些年来城镇化不断加速，但城市根基有如建立在流沙之上，毫无应对外来冲击、实现自我修复的“免疫力”，任何一次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或地震、海啸、山洪等自然灾害，都可能成为城市不可承受之重。
二、应对城市灾害的“智慧”方案
防疫不易，但也有一些省市交出了优异答卷。全国首个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一级响应的浙江，其模式就值得借鉴。
复盘浙江的防疫策略，有三个关键词：网格化、高科技、服务型。以流动人口密集的杭州钱塘新区为例，智慧门禁系统能够实时对比居民信息，辅助社区人员精准“扫楼”；系统生成的疑似疫情防控隐患清单，由辖区派出所及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点对点的二次走访、精准核实；重点地区的人和车进入小区，系统会自动报警，网格人员立即现场排查；一旦出现确诊病例，可第一时间追溯密切接触人员并安排隔离。
浙江是全国最先开启数字防疫的的省份之一。早在1月29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就开始启用“疫情信息采集系统”，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卫健委和90个区县卫健局；2月1日上线的“自动化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将原来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
在疫情得到控制后，浙江也是最先开始筹备复工复产的省份之一。通过标示疫情严重程度的“五色疫情图”，浙江对各地进行区分管理，高风险地区继续严防严控，低风险地区鼓励组织复工。
同样敏捷反应、精细防控的城市还有深圳：
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进一步有序复工复产，平安智慧城市推出了“深圳市进深车辆登记申报系统”，实现车辆在通过深圳市“防疫检查点”时，提前申报快速核验通过，提升检疫效率，缓解检疫流程造成的交通拥堵，助力疫情防控，为城市交通“守卫者”提供科技支撑，让返深人员“回家”更高效、更安全。
针对人员快速精准监测的迫切需求，平安智慧城市团队又精心打造“疫情防控平安出行一体化平台”，可进行高精度提问检测、快速高温初筛，实现无感、无接触高精度提问检测，快速筛选识别高温人员，同时将相关信息同步推送至现场执勤工作人员与后端监控中心，实现联网在线异常预警。
在用户端，通过城市应用“i深圳”APP内的疫情服务专区，市民可获得疫情资讯、防控指南、在线办事、心理关怀等精准服务，企业则能随时查看复工报备及指引、防控指引、防控服务等复工相关实用服务。截至目前，“i深圳”疫情防控服务专区，累计访问量近600万，每天有4000人在线问诊。
这些基于AI、大数据、深度研判等技术的数字化系统为政府部门下一步开展疫情针对性防控提供重要基础支撑，在深圳应用后，在全国各地其他多个城市上线使用、迅速推广。
从杭州到深圳，背后都有来自同一个底层架构的支持——智慧城市。根据德勤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领新风向》报告，深圳高居智能城市排名首位，杭州则位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经济水平，而是帮助城市解决公共资源利用、居民生活质量、通勤时间成本、可持续发展与灾难应急等多方面的问题。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智慧城市提供了本土应对城市灾害的智能方案，在全球其他城市，智慧城市也在帮助城市管理者更好地解决挑战：
在纽约，智能电网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可防止飓风事故造成的影响扩散到整个电网；在里约热内卢，夏天的城市暴雨易导致道路积水与山体滑坡，通过智能安防系统，市政可预测一平方公里内的降雨量，及时发送预警给相关部门和居民。
这些智慧城市方案，构建了现代超大城市通向超级智能城市的进化之路。平时，智能安防、智能交通、智能水电、智能金融等系统可实现城市的基础设施升级，减少资源浪费，增加政务透明度，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当面临突发灾害，通过遍布城市的芯片与传感器、四通八达的数据、即时扩容的云服务等架构，城市可实现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协同，缩短响应时间，实现基于大数据的实时感知与自主决策。
具备弹性应对、精细治理的大数据与云服务体系，现代城市才能建立抵御风险的“免疫系统”。
三、企业如何为智慧城市助力？
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镇，防疫战中应对得力的智慧城市背后，是来自民间的科技力量。
在浙江，从疫情爆发第一时间上线的“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平台”与“自动化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到社区排查期间使用的智能社区防疫系统，再到近期杭州居民人手一个的“健康码”，都来自阿里麾下；在上海，用于疫情防护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公共服务平台”及其基础“上海健康云”系统，均由万达信息承建；而深圳、珠海、南京等多个智慧城市应用中的疫情防护专区，均来自中国平安旗下智慧城市团队。
临危受命，速度为先，各个企业在本次疫情应急响应上比拼的是效率，也是平日的技术积累。以平安来说，本次疫情防控，平安智慧城市业务以旗下多业务的同步快速响应，为政府与市民构建了多道“数字防疫线”：
智慧交通：“深圳市进深车辆登记申报系统”与“疫情防控平安出行一体化平台” 均由平安智慧交通业务承接。在接到深圳交警相关需求前，平安智慧交通已开始进行车辆登记的相关智慧战“疫”策划，2月4日接到任务后，便立刻行动，在4天内全新上线“深圳市进深车辆登记申报系统”。截至目前，该系统已为200万辆返深车辆、330多万人员提供返深车辆登记服务。此外，疫情防控平安出行一体化系统也已在深圳、北京、济南、青岛、章丘、南宁等十几个城市完成部署，大大提高了城市交通管理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一线交通执法效率。
智慧医疗：平安智慧医疗团队36小时完成上线“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携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等权威机构打造疫情智能防控手段，上线300+官方平台；远程AI新冠状肺炎辅助阅片系统两周内研发上线，火线支援湖北一线医务人员CT读片，上线第一天即处理1000+例筛查，精度90%+，15秒出具的智能分析报告帮助医生在有限的阅片时间里获得更多维、更精准的信息，帮助医生出具更精准的诊断报告，且该系统可对疑似病人多个不同时间段的CT影像进行对比分析，辅助医生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病情发展；疫情预测分析为15个省市提供信息支持，预测各地疫情走向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方便地方政府作出决策和采取措施。
智慧政务：上线“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平台”。通过综合统一门户实现企业疫情实时掌控，疫情风险提前预判；在政府端，可以实现复工审批、任务分配、现场审核辅助等工作；在企业端，实现在线复工申报、实时查看进度、了解企业疫情防控预案和政策指引；目前已在深圳市、珠海市等城市应用，政企协同，实现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双保障。
智慧生活：在“少出门、少集聚”的防疫诉求下，平安为7大城市服务平台上线防控服务，除了提供疫情权威资讯以外，还可解决市民挂号取药、网上办事、生活缴费、口罩预约等大小事宜，客观上推动“服务型防控”的实现。
此外，平安还上线了多个防控平台，包括“疫情防控应急信息直报平台”“全程网上证照办理平台”“非接触智慧监督管理平台”等等，助力市场监管部门多措并举共抗疫情。
这些智慧城市业务除了响应政府的防控需求，也在解决市民的急难。根据平安联席CEO陈心颖对媒体披露的数据，平安的智能理赔业务2019年帮助交警远程处理了超过80%的交通事故，将处理时间从40分钟缩短至3-5分钟，在疫情期间，这一服务更受欢迎，“不需要去现场、减少人对人传染、平安远程处理”。
实际上，企业正在成为智慧城市战略实施的中坚力量，平安旗下智慧城市业务以优政、兴业、惠民为目标，目前累计为115个城市、50万家企业、5000万市民提供服务。
在日常，这些智慧城市系统为城市服务提速增效，在应对突发状况时，覆盖城市经济分析、风险监控、应急指挥等业务的数字化机制，能够辅助政府实现精准决策、协同办公与智能管理，灵活应对城市风险。
自2014年国家战略规划首次提出智慧城市战略以来，中国已有超过500座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投资数以亿计，但实战经验表明，智慧城市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扶持，也离不开企业与市场的力量。
作为企业，平安在参与构建智慧城市时，有两方面优势：
第一，强大的人才与专利创新储备。据中国平安2019年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平安拥有11万名科技业务从业人员、3.5万名研发人员和2600名科学家，并设立了8大研究院和57个实验室；平安科技专利申请数累计达21383项，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其中金融科技、数字医疗科技领域的已公开专利申请数分别位居全球第一位和第二位。
第二，对用户需求的洞察与响应。过往智慧城市建设更注重基础设施的连接，并未将市民感受作为优先级需求，本次疫情防控中针对“政务九成上云而买口罩还要靠纸笔登记”的批评，便是表现之一，根据德勤报告中智慧城市的最新评价框架，市民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是已经是评价智慧城市的关键指标。在这一方面，长期直接服务C端用户的企业更敏锐。
平安在智慧城市上所作的科技投入与产出，固然是一种明智的商业选择——财报显示，2019年，平安科技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27.1%，达到821.09亿元，截至2019年12月末，科技公司估值总额达691亿美元。
陈心颖在财报会后答记者问时表示，平安长期布局的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政务等智慧城市相关业务，在本次疫情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短期内，平安看重的是把科技业务做大做好，“我们将加大投入在处于孵化过程的业务，尤其是金融科技、医疗产业与智慧城市整个板块。”
但科技与商业同时也是践行社会责任的载体。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提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如何管理风险、在众多不确定性之下作出决策，这是城市治理的长久命题，也是平安、阿里这类企业解题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