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熊慧、钟玉鑫，原标题为《策略性“报忧”与“孝”伦理重构：知识型新移民的家庭支持寻求机制及其文化内涵》，题图来自：IC photo
摘要：该研究将家庭这一结构性要素引入流动人口研究，透过深度访谈考察知识型新移民向父母“报忧”以寻求家庭支持的机制及其文化内涵。结果表明，知识型新移民会根据话题的复杂程度、对象、情境等策略性地向父母“报忧”；他们在践行以“孝悌”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的同时，也透过持续性的异地亲子沟通赋予该伦理全新的意涵；移动媒介不是当代家庭伦理重构的原动力，但它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伦理重构的可能路径和方式，未来聚焦知识型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有必要将家庭要素纳入考量。
关键词：知识型新移民，家庭沟通，家庭支持，“孝”伦理，亲子关系
一、引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呈逐步升级的态势，1982年，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仅占1%，2015年，该比例已经大幅上升至23.3%。
与此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步替代老一代，201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65.1%，其中约六成为“80后”“90后”[1]。换言之，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离开出生地，到家乡以外的大中型城市工作生活，成为知识型新移民的一员。
在流动人口中占比较低，以及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和居留意愿之间的正向联系，使得知识型新移民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未能进入流动人口研究的聚焦范围。
近年来，随着人才市场供需的失衡和大中型城市的持续扩张，知识型新移民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部分知识型新移民开始出现弱势群体的特征，逐渐丧失社会适应方面的优势。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和应对策略亟待学界关注。
迄今为止，少量聚焦知识型新移民的研究注重探讨外部的社会支持对于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甚少关注作为物质和情感支持首要来源的家庭在帮助该群体适应迁入地生活、提升居留意愿方面的作用及实现机制。论文从家庭沟通的视角出发，在沟通隐私管理理论的框架下考察知识型新移民向父母“报忧”的行为，以揭示该群体寻求家庭支持的沟通策略及其文化内涵。
二、文献综述
1. 知识型新移民与家庭支持
在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多聚焦农民工群体，较少关注知识型新移民。所谓知识型新移民，指通过求职、招聘、引进等途径，放弃原住地的职业，来到新的城市工作生活的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文职人员[2]。
相对于农民工群体，知识型新移民在城市适应方面占据优势[3]，通常不被视作弱势群体。然而，近年来，随着人才市场供需的失衡和大中型城市的持续扩张，知识型新移民数量激增，其中部分人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4]。
汪琳岚的研究显示，北京市知识型新移民在阶层和群体意识方面呈现“结构性分化”趋势，部分年轻高知外来人口开始具备弱势群体的特征[5]。知识型新移民因此成为一个亟待社会关注的流动人口群体。
社会支持一直被视为包括知识型新移民在内的流动人口适应迁入地生活的必要基础[6]。既有研究显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减轻压力、增进个体心理健康[7]。社会支持则可以减轻移民群体文化适应压力[8]。
以往有关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研究多关注政策移民的社会支持现状及正式的社会支持机制在解决流动人口生计问题、提升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9][10]，只有少数研究探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在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角色[11]。
与同龄人相比，知识型新移民往往面临更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社会交往范围有限[12]。受到文化规范和现代社会信任危机的影响，该群体的社会信任也比较脆弱—虽然已经迈入社会，他们在生活中最信任的对象依然是父母[13]。
以中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也显示，父母是这一群体获取社会支持的首要来源，源自家庭的远程情感支持有助于这一群体更好地克服留学阶段的各种困难，保持心理健康，从而更快地适应异国生活[14]。家庭支持在知识型新移民适应异地生活中的潜在价值，与相对滞后的研究现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家庭支持与家庭沟通
家庭支持是社会支持在家庭视角下的具体体现，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加尔文(Kathleen M.Galvin)等人在《家庭沟通》一书中将家庭功能划分为五个部分：性别社会化、培养孩子和情感支持、个人发展、亲属关系维护和家庭管理、提供基础资源[15]。
其中，家庭支持不仅包括情感上的支持，即愿意专注倾听他人的需求，倾听他人的问题，还包括促进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发展以及提供基础资源。迄今为止，有关家庭支持的研究大多聚焦家庭支持的作用，如家庭支持对具有抑郁症风险的年轻人或已呈现出抑郁、焦虑症状的成年人的减压效果[16]，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17]，以及对家庭成员酗酒、自杀等行为的缓解作用[18]，甚少关注家庭支持的实现机制。
家庭支持的实现有赖于家庭成员的沟通互动，家庭成员通过沟通给予彼此实质、情感和信息方面的支持[19]。研究显示，家庭沟通模式不仅影响年轻人沟通能力和寻求支持的动机，还会间接影响寻求支持的策略[20]。大学生的家庭沟通模式会经由家庭支持作用于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孤独感等[21]。家庭沟通因此构成考察家庭支持实现机制的有益视角。
3.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与“坏消息”的家庭沟通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由桑德拉·佩特罗尼奥(Sandra Petronio)提出，其将“隐私”界定为对个人有深刻影响的信息，尤其关注隐私边界的确立、协调、动荡以及重新确立的循环辩证过程[22]。自创立以来，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主要运用于家庭传播、健康传播、在线社交媒体和关系问题等方面[23]，注重探讨隐私信息共享双方如何感知和控制隐私边界[24]。
其中，对于隐私边界控制的研究多从隐私规则基础和边界协调出发，分析情侣之间、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之间、跨文化工作伙伴之间等隐私规则的发展及影响因素[25]。
“坏消息”向来与个人情绪及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属于佩特罗尼奥界定的隐私信息的范畴。一直以来，分享负面信息都是以家庭支持为目标的沟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家庭成员及时分享坏消息进而形成相互支持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家庭更好地应对“坏消息”[26]。另外，“坏消息”传递的利弊会因时因情而变[27]。因此，在考察知识型新移民寻求家庭支持的机制时，有必要着重关注这一群体向父母透露“坏消息”的策略及其使用情境。由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知识型新移民在什么情况下会向父母“报忧”?如何“报忧”?
既往研究还显示，在影响隐私规则发展的多种因素中，文化因素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28]。中国向来提倡“孝”文化，强调孩子应顺从父母，不让父母担忧[29]。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下，古代中国家庭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30]。这一习惯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被中国人视为缓解紧张代际关系的有效途径[31]。尽管如此，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关系模式面临挑战，这可能触发家庭伦理的新变化[32]。由此提出另一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如何理解和评价知识型新移民“报忧”策略的文化内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了解知识型新移民向父母“报忧”的真实情况，涉及每个个体独特的经历和观念态度。作为质化研究方法的一种，深度访谈“注重贴近与聆听，并在良好的互动过程中了解他人的‘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成的意义”[33]，能帮助研究者尽可能跳脱原有的框架和预设，尤其适用于回应上述研究问题。
2019年3月至5月，研究者前后共招募32名在福建省工作的知识型新移民作为受访者。既往研究多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知识型新移民作为调查对象[34]。近年来，高生活成本与人口饱和使得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新移民开始“远离北上广”，转战其他省市发展。有研究表明，迁入地工作年限影响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35]。
相对于长期居留者，刚刚迁入工作地的知识型新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的压力更大，更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基于典型性的考量，我们招募的受访者的迁入地工作年限集中在3年以内；与此同时，我们也招募了5位工作年限较长的受访者作为参照群体，以便更好地识别27位主要研究对象在家庭支持获取策略方面的特征。
此外，子女性别、年龄、家庭构成与亲子沟通状态存在关联[36]。在招募受访者时，性别、年龄、家庭构成的多样性也被纳入考量，以提升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度。
由于受访者的地域分布较分散，访谈透过面对面、电话和社交软件三种渠道展开。在受访者应邀选择的适宜场所内，研究者与其展开1~2小时的半结构性访谈。
访谈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知识型新移民如何界定“忧”，是否以及如何向父母“报忧”，如何看待“报喜不报忧”等孝亲观念。访谈结束后，所获数据分三步展开分析：首先，对转成的文字稿进行逐行编码，定义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句段，获得大量代码；然后，聚焦频繁出现的句段，对代码进行整合，形成新的类型；最后，寻找类型之间的联系，构建连贯性的理论阐释。
四、研究发现
对于什么是“忧”，受访者的理解大致相同。根据负面议题的复杂程度，“忧”可以分为“大事”和“小事”两类。
首先，“忧”尤指受访者生活中的“大事”，即那些涉及人生选择、对人生轨迹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如买房、结婚、找(换)工作、父母养老问题。
另外，“忧”也涉及受访者生活中遇到的不太严重的挫折、问题和矛盾，如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和同事发生口角、工作压力大、被领导批评、与伴侣争吵或分手等。
从受访者的描述可知，以“大事”为内容的“报忧”行为更多是为了寻求父母的实质性支持，如请父母帮忙“找关系”或提供经济援助；关于“小事”的沟通则更多是为了寻求父母的情感性支持，获得倾诉的机会，排解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我们发现，受访者对待上述两类负面议题的方式会因亲子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亲子关系：
依赖型，子女通常比较依赖和顺从父母，对于父母想要介入自己生活的意愿与行为持有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独立型，子女希望拥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对于父母想要介入自己生活的意愿与行为持有比较明显的抗拒心态；
倒置型，子女与父母的家庭角色出现倒置，家庭责任承担者的错位使子女丧失对父母的沟通意愿。
根据这三种类型的亲子关系，我们描摹了在报忧和隐私边界管理上三幅不同的图景。
1. 依赖型亲子关系：主动报忧
依赖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会主动将坏消息告知父母。他们认为，这种行为与“报喜不报忧”的文化观念之间并无实质性冲突，主动报忧本身正是“孝”的体现：
我其实也比较认同这个看法(报喜不报忧)，毕竟不想让父母担心。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或者拿不定主意，主动向父母说，让父母为你拿主意，反过来也是让父母安心。(5号受访者)
基于这样的想法，无论负面议题的复杂程度如何，依赖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都愿意主动告知父母。尽管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是会采取一些策略性的方式来降低坏消息对父母的冲击。
首先，对于复杂程度较高的负面议题，受访者会选择在移动沟通情境下如实报忧，然后在面对面沟通时以“报喜”来冲淡其影响，或尽可能让家庭谈话围绕其他轻松愉快、正面积极的话题展开：
一般都是遇到要做决定的事就会主动找我爸妈，比如之前跟这个银行签“三方(协议)”的时候。(5号受访者)
你有时回家看到他们都老了，白头发也挺多的......就经常跟他们说些让他们开心的事情，说一些自己取得成功的事情......自己开心，他们也开心嘛。(11号受访者)
其次，对于复杂程度较低的负面议题，受访者会采用“轻描淡写”“包装”的策略性表达以淡化议题的负面属性，包括不主动抛出话题，而是在父母询问近况时装作不经意提及，或在主动谈论某一话题时尽量用正面的措辞来描述负面情绪。例如，有一位受访者在找房子受挫时这样与父母沟通：
比如说搬家......我就说我今天看了几家，遇到了哪些房东，遇到哪些客人，这房子怎么样。我不会跟他说今天好累，看了这么多家还是没找到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说最近过得挺充实的，每天还能多走路什么看看房什么。(6号受访者)
必须指出的是，在复杂程度较低的负面议题中，有一类议题—情感话题由于私密性较高，即使是乐于报忧的依赖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也会在此类议题上选择向父母保密：
生活琐事我都会说，情感一类的我就不会跟他们说。(6号受访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除个人情感方面的负面议题外，依赖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与父母在其他负面议题的沟通上边界均较为开放，可渗透性高。相对于复杂程度，负面话题的私密性对该类型知识型新移民的报忧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更明显。
2. 独立型亲子关系：灵活报忧
在面对复杂性程度较高的负面议题时，独立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并不排斥向父母报忧，只是他们一般不会在移动沟通的情境下向父母谈论此类议题，而是会选择在回家时和父母面对面沟通。在这部分受访者看来，面对面沟通是一种更为正式的方式，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双方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一些受访者的家庭中，面对面沟通比较复杂的负面议题已经成为家庭惯例：
我们家到节日都是要回家的，然后大家坐在饭桌上会把情况说开，有什么事情都会讲。(9号受访者)
与依赖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一样，这一类型的受访者也不会与父母沟通情感层面的负面议题。不同之处则在于，独立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就复杂程度较低、不涉及情感领域的负面议题主动与父母沟通的意愿明显更低。即使被父母主动问及，此类受访者中的大多数仍会以“都挺好的”“就那样”的方式结束聊天。在这些受访者看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尤其是观念冲突，是阻碍他们向父母谈论各种“小事”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跟小孩沟通这一块就有很大代沟......还有宗教信仰......我就没办法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我精神有病之类的。(14号受访者)
我妈“脑洞”很大了，工作一点点不开心......她都会十连问......我现在感冒都不太敢跟她说，一个感冒她能臆想出癌症。(14号受访者)
另外，有受访者指出，掌握生活自主权，防止父母干预自己的决定，也是他们隐瞒坏消息的动因：
我现在工资没有很高，(父母)他们会觉得你在外面也没有干吗，不如回家帮妈妈(做生意)......我自己已经选择了(在外面工作)，如果跟他们要钱的话，又给他们抓住机会(催我回家)。(9号受访者)
此外，还有受访者表示，之所以不愿意报忧，是受到亲子沟通习惯的影响，即从小到大很少与父母展开深层次沟通。由于“从来没讲过”，现在碰到烦心事也就“真的没法讲了”(10号受访者)。也有部分受访者曾经与父母有过比较频繁的沟通，但由于某类议题上与父母沟通不畅产生负面经验，因而显著减少了与父母在整体上的沟通频次：
小时候可能我会经常跟爸妈聊天，长大了发现好像话越来越少......现在他们主要就是围绕结婚这个话题，一直说就很烦。(17号受访者)
这一类型的受访者中，仅有少部分会有选择性地向父母透露一些“小事”。此时，他们会采取延迟、铺垫的方式来报忧，即不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和父母说，而是等事情解决完以后以开玩笑或者讲故事的方式告诉父母，或者选择先报喜后报忧的方式以削弱坏消息的影响。比如，一位受访者用这样的方式向母亲透露自己在出国这件事上面临的问题：
先跟她说出国会赚多少钱，会给她多少钱，让她开心一下......然后再说后面的(问题)。(16号受访者)
在“小事”上较低的报忧意愿并没有完全阻断受访者与父母之间的信息分享。事实上，在多子女家庭中，受访者往往会在受到“小事”困扰时向兄弟姐妹倾诉，一些难以向父母开口或者完全不想让父母了解的信息会通过兄弟姐妹这一“信息中间人”传递给父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信息不仅包括一般的、不甚严重的生活烦恼，也涉及一些个人情感层面的高私密性的议题：
有时候我弟的一些事情，我爸爸不知道，他就来问(我)；然后我的一些事情他(爸爸)不知道，他就去问我弟。就像以前我弟读书的时候，我爸妈很担心他有没有女朋友，(于是)他们两个就都来问我。(15号受访者)
有趣的是，多子女家庭的受访者大多能意识到信息中间人的存在，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调整与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沟通现状—他们既不会与父母讲得更多，也不会与兄弟姐妹说得更少。一言以蔽之，他们似乎坦然接受并协助维持了“信息中间人”这一机制。这样的现象在依赖型亲子关系的受访者中不曾发现。向“信息中间人”求助似乎更多发生在亲子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当父母认为孩子对自己“无话不谈”时，求助于中间人来获取更多信息的意愿相对会比较低。
从以上分析可知，独立型亲子关系中的受访者的报忧行为因议题复杂程度而不同：在复杂程度较高的负面议题上，这类受访者会主动地、策略性地向父母开放边界；在涉及复杂程度较低的话题上，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自我空间，与此同时，他们会透过“信息中间人”间接地向父母透露复杂程度较低的各类负面议题，从而灵活、动态地调整边界的可渗透性。
3. 隔绝型亲子关系：拒绝报忧
隔绝型亲子关系模式的成因主要有两类，其一是父母频繁地需要子女提供帮助和支持，造成子女过早过多地承担家庭责任，长期的家庭角色倒置致使子女主动与父母保持较为疏远的距离，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也使其缺乏与父母沟通、分享的意愿：
如果父母自身都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去帮忙解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没有问题就是很幸福的事情。我更愿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像朋友一样......而不是终其一生，所有的期望和目光都是孩子，这样他们累，孩子也累。(3号受访者)
另一成因则是家庭变故。例如，13号受访者的母亲在2018年突然离世。由于父亲早年长期在外工作，父子间很少沟通，母亲一直扮演着这个家庭中的信息代际传递者的角色。随着母亲的去世，信息桥梁坍塌，父子之间的沟通几乎完全中断，家庭角色也因此出现转换：
我跟我妈以前交流挺多的......(现在)我跟我爸两个人，一个叫“空巢老人”，一个叫“空巢青年”。(13号受访者)
在上面两类家庭中，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向父母报忧。哪怕是碰到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问题，他们也会选择自己解决：
去年我母亲住院治病......(钱的)事情都是靠自己去解决。那时候算了一下，我大概负债差不多有二三十万......这件事我一句都没和我爸说。(13号受访者)
在这一类型的受访者看来，报忧不会带来问题的解决或情绪的舒缓。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实质性或情感性支持的预期，构成了这类受访者拒绝向父母报忧的重要原因：
我感觉(父亲)太老了，再跟他说这些也没什么意思......我要站到他前面去，替他抵挡一些东西，去保护他。(13号受访者)
其实父母有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对你生活的环境和事情一无所知，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该面对的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3号受访者)
整体而论，隔绝型亲子关系下的受访者在各类负面议题上均拒绝与父母分享。由于缺乏基本的信息交换，受访者与父母之间的隐私边界处于静止状态，基本不会被渗透，自然也无须调整。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受访者大多愿意主动与父母商量“大事”，在复杂程度较高的负面议题上呈现较高的边界渗透性；在复杂程度较低的负面议题上，受访者会根据议题的私密程度差异化地处理报忧方式，对隐私边界实施多样化管控。
一言以蔽之，相对于情感性支持，知识型新移民更乐于向父母寻求实质性支持。这一总体趋势之下还存在多个变体—主动报忧、灵活报忧、拒绝报忧。受访者的报忧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父母提供相应支持的预期，体现了一种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立场。
无论是类型偏好还是效果预期，似乎都与“孝”文化强调的顺从、自我牺牲以及“报喜不报忧”的观念相去甚远[37]。在将以上发现视为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衰落和个人主义勃兴的佐证之前[38]，我们必须看到，受访者在向父母报忧时也会全面考虑情境因素，运用适宜的沟通方式以降低负面信息对父母的冲击。
对线上线下沟通渠道的灵活运用，以及在线上沟通时所采取的多样化报忧策略，无不体现了受访者对父母的彩衣娱亲之情。从知识型新移民的报忧行为来看，“孝”伦理的外化和践行方式较之以往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报喜不报忧”不再被子女奉为圭臬，主动报忧甚至成为一种令人称羡的状态，但“孝”的内核，即子女与父母在工具性交换之余亦遵循无条件付出、不求回报的需求法则[39]，仍在受访者与其父母的沟通中发挥作用。
整体上，知识型新移民寻求家庭支持的意愿、类型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家庭氛围有助于子女主动向父母报忧并获得帮助与支持，而疏远的亲子关系则会很大程度上阻碍支持寻求行为，进而可能对知识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不利影响。
社会融入一直是城市新移民研究最关注的议题之一，以往研究过于强调迁入地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40]，完全忽略或轻视了家庭关系网络的价值。本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亲子关系具有透过家庭支持作用于知识型新移民社会融入效果的潜能。建构中国知识型新移民社会融入的本土理论，势必要将家庭因素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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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福建省社科一般项目“知识型新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与社会认同研究”(项目编号：FJ2018B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熊慧（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钟玉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