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的“平行世界”
2020-05-06 18:51

留学生的“平行世界”

三个月前,中国留学生们的海外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有人匆忙回国,有人暂时留守,但说到底,他们的故事都关乎焦虑,关乎隔阂,关乎时间与秩序,关乎理解与选择——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郑可书 


平行世界


路上没什么人了,包括特拉法加广场——这个伦敦的地标、市中心、观光和游行胜地。非要用热闹程度做类比的话,它就是上海的人民广场。你能想象人民广场没人了吗?


早晨7点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李漫戴上口罩,戴着塑胶手套的左手拖了一个24寸的行李箱,然后,透过眼镜和防护镜,她看到了几乎没人的特拉法加广场。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魔幻,你知道吗?”3月13日的时候,也就是三周前,这个广场还到处是人,在抽烟、喝咖啡、喂鸽子,似乎丝毫没受本国近6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影响。其他故事我们都熟知了——英国病例激增,政府提出“群体免疫”,随后又公布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口号是“Stay at home. Save lives.”(待在家里,拯救生命)


这次去超市,是李漫近三周来第一次出门。购置的食物把行李箱塞满了,她又另装了一个袋子。


算起来,李漫们的“魔幻感”从1月下旬就开始了。那时疫情在武汉爆发,目之所及全是相关新闻,确诊病例数眼见着增长。人们的生活也如同那些涨价、脱销的口罩、酒精,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


一些留学生提到那时与国内家人的争吵。李漫的父母坚持大年初一请吃饭,5张桌,还有很多外地亲戚。伦敦比国内早8个小时,她特地熬到伦敦凌晨、国内大年三十早上,给刚起床的爸妈打电话:“万一传染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年纪大挨不住,这种风险你们承担得起吗?”


几乎没人的特拉法加广场

图片由李漫提供


到了2月,国内疫情的防控措施逐步铺开,身在国外貌似安全了——至少德国留学生赵繁是这么想的。妈妈让她囤点口罩,她不以为然,“中国离德国那么远,根本就不会传过来。”


谁能预想得到将来的事呢?很快,输入型病例在各国出现,确诊病例激增。经历过国内疫情信息的轰炸,中国留学生明显比外国人敏感得多。读研一的赵繁住合租公寓,德国疫情爆发后,她就闭门不出,“特别怕有人敲我的门”。3月中旬,她在楼梯上偶遇一个外国室友。室友跟她打招呼,她不敢张嘴,只用力地招招手就走了——这被她形容为“落荒而逃”——她听到室友嘀咕:“那么害怕吗?”


口罩也不好买了。她听一个中国同学说某药店还有,就专程坐公交车去买了两个N95。但走在路上,她还是不敢戴,怕被歧视,具体来说就是“明知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却好像低人一等”。你或许无法理解,赵繁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诡异”,但她依然这么想。她身边有中国同学因为戴口罩上街而被骂是“病毒”;有人发朋友圈,说要从现在开始学骂人的词,这样遭遇歧视了才能反击。


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英国埃克塞特,中国留学生贾立戴口罩上街,有外国人迎面走来,看到他,“Oh——”地大喊着跑到街对面去了;比如加拿大多伦多,也是中国留学生戴着口罩,有外国人上前问:“你去过武汉吗?你有没有病毒?”……更别说那些戴口罩的亚裔上街被打的新闻。


事实就是,你很难指望别人的理解,除非你遭遇的不幸也降临到他们头上。一个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课上老师提起中国的疫情,别国同学纷纷发表观点,只有她坐着掉眼泪;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后再谈,同学们的说法变成了“我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想保持心理健康”。


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韩露(她将在今年4月底入学庆应义塾大学读研究生)也有类似的感受,她用的原话是“人类的悲欢无法共通”。她每天关注国内的疫情新闻,心情沉重,尽量不出门,购置各类消毒用品;身边的日本朋友虽会问候,却只觉得她家离武汉远、家人没问题,那就万事大吉。真正的感同身受遥不可得,“像在平行世界,我每天看到的消息是这么惨的消息,每天的心情是这么低落的心情,但对日本人来说,中国疫情很严重,却是抽象的。”


狂轰滥炸的信息是恐惧、焦虑生长的绝好土壤。韩露经常听到身边人确诊或出现类新冠症状的消息,如今的心态是,“就算轮到我也不意外,但我真的努力防护了,也没办法。”还有英国伦敦的留学生在奶茶群问:“现在点奶茶会不会有病毒?”有人支招:“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倒出来微波一下。”


人在害怕的时候,总会不由地构想最糟糕的结果。一个美国佐治亚州的留学生,有次用手机看新闻,觉得眼酸、头疼、胸闷,一看文章,这就是轻症的症状,“我不会感染了吧?”;再往下拉:“因新冠引起的焦虑,症状有头疼、胸闷”。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研究生杨晨,2月上旬刚从国内回校。几天后,她开始咳嗽、低烧、喉咙痛、拉肚子,都是新冠的症状。她去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等结果,跟外面的工作人员交流要用电话。等了四个小时,心就提了四个小时,“整个人处在那种考试前的紧张状态”。干等太熬人了,但还能做什么呢?她闷头搜网上的病例,对比自己的情况,甚至做好了感染的心理准备。幸好,结果是阴性。


挺戏剧性的,年后飞回比利时的时候她还庆幸“跑毒成功”,没想到,“只是跑进另一个毒圈”。


在隔离间等待结果时,杨晨用来与房外工作人员交流的电话

图片由杨晨提供


买机票就像买彩票


毒来了,人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跑,就跟你打吃鸡游戏一样,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尤其一些留学生跟外国室友住一块儿,本就没有隔离的条件。


没有人想被感染,包括留学生。但有些人不这么觉得,“回国添乱”、“千里投毒”,他们在网上如此评价。那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留学生贾立在买机票的时候,爸爸就提醒他,回来的时候要低调,“你不是钱学森,人家不欢迎你回来。”


谈起这个,贾立的语气有点激动,“我回来怎么了,对不对?我自己做好防范措施,我也没影响别人。我服从隔离办法,影响到谁了,对不对?”


学校陆续作出反应,改上了网课。确信不会影响学业后,很多人买了机票;也有人秉持“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的信念,提前中断学业回了国。比如一个21岁的留学生,直接从东京的语言学校退了学。


做回国的决定好像很容易,现实却不是。为防控疫情,中国民航局调减了国际客运航班量,自3月29日起,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抵离中国的航班,客座率不得高于75%。经测算,每天通过航空入境的旅客人数将由2.5万人降到5000人左右。留学生圈开始流传一个笑话:买机票就像买彩票,你不知道哪班能飞;就算买到能飞的,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允许落座的75%。


3月26日,中国民航局出台《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


赵繁是那个只敢用手势跟室友打招呼的人,也是机票在起飞前一天被取消的倒霉蛋。这件事是3月28日一早,她醒来后发现的。你知道的,人的悲伤有时是滞后的,所以直到下午,同学问她第二天什么时候起飞,她说“取消了”,眼泪才应声流下来。


她不死心,继续刷机票,看到一张国内航空公司公务舱的,要4万元人民币,是之前被取消那张的两倍多。四万元啊,她一下吓哭了。为什么没有像早已顺利回国的朋友们那样,早点买好票呢?这一下子,家里要莫名其妙付那么多钱。“我觉得超级无力,票太贵了,但我又好想回去。”票可不会等她考虑完全。犹豫的工夫,票没了。


第二天继续刷。刷到一张3月31日出发、3万元经济舱的,这回果断入手。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我问她激动有什么表现,“就是我笑了呀。”她说。好像笑是一件很罕见的、值得特别画出重点符号的事儿。她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开心地笑过了。


可这种开心只持续了一会儿。她又开始担心航班取消,或是体温通不过检测。等待回家的日子里,她有时会突然想开心地大哭一场,但怕眼泪会传播病毒,只能忍着。


下午两点多的飞机,她前一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当天上午就到了机场。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吗?很矛盾,她是这样形容的,很绕,但很精准,你们一定能看明白:离回国越来越近了,好像也知道自己能回国,但直到起飞之前,都不敢100%确定;顺利坐上飞机了,还怕突然被请出去。她不想错报一个好消息,广播说“机舱即将关闭”,才终于告诉妈妈:“我上飞机了。”


还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陈莱,她没刮中的“彩票”数量至少是4。


第一张,3月23日,新加坡转机,几天后新加坡出了政策,不让转机了;第二张,当作备用买的,3月21日,芬兰转机,当时她以为第一张稳妥,就退了票;第三张,3月25日,吉隆坡转机,后来航班被取消;第四张,3月29日,埃塞俄比亚转机,赶上民航局的政策,航班取消。


机票抢手到什么地步呢?陈莱几次在航空公司官网刷到余票,填信息的手速慢了,票就没了;在国内的妈妈四处找票,有天想买张4万8的,过30分钟再去问,票贩说那是30分钟之前,现在的价是5万1,还无法保证成功出票。


她差点放弃了。3月26日,她听说了候补买票的方法,在下午收拾完行李去机场碰运气。那晚某国内航空公司有一班九点直飞上海的飞机,八点值机快结束的时候,她才知道,她有票了。


取票的路上,她看到几个人在等候补。有人要一张商务舱的票,卡里钱不够,没刷成,旁边的人随之大喊:“他不要,我要!”她感觉,上飞机就像登诺亚方舟。


拿到机票的一刹那像是做梦:“要回国了,居然要回国了。”但到这一步,一切仍未结束。“飞机上跟生化危机似的”,大家把能戴的都戴上了,防护服、口罩、手套、护目镜,还有浴帽、雨衣。几乎没人吃东西,很少人上厕所。飞行时间是11个小时,陈莱又渴又饿,没忍住,喝了口果汁,又开始担心:“我最后不会因为喝了这口果汁而感染吧?”


到隔离点的时间是近凌晨一点,此刻距陈莱到伦敦的机场,已经过去了26个小时。


从伦敦回国的飞机上

图片由陈莱提供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这场疫情会影响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有人说几个月,有人说几年。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留学生身上,是至少4个小时、26个小时、3周,或者更长。


那个得了流感的比利时留学生杨晨,当时已经做好了感染的心理建设,在知道核酸检测结果阴性之后,反而“完全不怕这个病了”。回国过年的时间里,她已经把信息轰炸、焦虑担忧全经历过,这回在比利时,她不想再经历一遍了,于是“开始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


这几天,比利时的天气不错,白昼很长,晚上九点才天黑。杨晨和朋友约着出门散步,在附近的森林或公园,偶有人骑车或跑步经过,大都没戴口罩。花开了,黄的,粉的,大朵大朵点缀在绿叶间;流经的河被阳光照耀,泛着粼粼波光。“你会觉得你跟疫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她说。


她买了5月初回国的机票——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追寻。她想回到“让自己生活步入正轨的地方”,回到热闹忙碌,有朋友、有事做的状态。比利时给不了她这些,她就回国找。


比利时,阳光下的河

图片由杨晨提供


感到“人类的悲欢无法共通”的韩露还留在东京,因为担心路上的风险。疫情之前,她和中国室友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而最近,两人每天都要窝在一起——不夸张地说,那就是“生死之交”。幸好有彼此,因为“这种情况身边就得有个人”。


而有人享受孤独,比如那位22岁的东京留学生。她独自住在出租公寓里,平时除了上学就很少出门,疫情爆发后宅家里也没啥感觉,只是放假却不能出去玩,有点无聊。


也有人为此痛苦,像独自隔离三周、拿着行李箱去超市的李漫。4月3日,她把楼里另一个留守的中国同学叫来宿舍,一起吃了晚饭。她太久没见活人了,以至于把一起吃饭这件事形容为“这么亲密的接触”。两人喝了奶茶,煮泡面吃,就加了点菜、鸡蛋,再放片芝士,很普通吧?但她们都说,这是最近最好吃的一顿。


有些认知发生了变化。“没想到。”很多人提起疫情这么说。李漫觉得,大家从前总以为事情都在计划之内,以为能知道世界将怎样发展,你完全不会想到会有这场疫情,而它告诉了你:“原来事情还会有这种走向”。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她说,“明天要是说有外星人,我觉得也不是没可能。”


另一个感想是,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彼此理解。“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用一个人去代表一整个群体。”这是在采访尾声,我说李漫心态不错时她的回应。她提到陷入恐慌的同学,“我不慌不代表人家不慌,我的处境还是蛮安全的,但人家可能情况比较糟糕,慌也有慌的道理。”“不是钱学森”的贾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要给别人贴标签。”


和朋友吃完饭五天后,李漫去做了分派中国留学生“健康包”的志愿者。包装贴着“祖国永远在身边”,每个包里有两个N95口罩、20个普通外科口罩、一大包消毒湿巾和两盒连花清瘟胶囊。很多接受采访的留学生领到了健康包,或已在申报领取。


健康包

图片由李漫提供


美国时间4月17日,“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四海聚一家》线上演唱会)在世界各地同步播出,全球百位艺人参与。李漫看了节目,最直接的感受是全球化——全球化带来了疫情,也带来了这场直播,“大家在共享同一种焦虑,也在共享同一种抵抗疾病的感动。”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郑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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