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究竟何去何从?
2020-05-08 20:00

大变革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究竟何去何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陆建国(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总第7期),原文标题:《陆建国:小问题与大逻辑,中国基础教育治理之思考》,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教育乃国之大计。基础教育,则是教育之基石,因其覆盖面广关联度高,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所在。2019 年 10 月,南京的减负风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启动雷霆减负后,由于落实层面不够规范,诸如突袭学校翻学生书包、查看有无试卷和课外辅导资料等操作,经舆论发酵后,引发全民热议。随后,相关上级部门及时介入纠偏,才慢慢化解掉这一波舆情。


舆论场上的风波虽已平息,但其背后的深层治理问题依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缺乏基本的文化与制度自信,有意无意,对中国的基础教育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与解构,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凡是能用来诟病教育的词语,诸如填鸭教育、刷题机器、高分低能、创新乏力,如是等等,几乎都被套到了基础教育头上,并且,这些观点经包装之后,又通过各种媒介渠道,灌输给公众。


众口铄金之下,中国基础教育俨然天生原罪,政策层面也缺乏定力,与之遥相呼应,予以各种限制约束。于此氛围之中,基础教育只能戴着镣铐起舞。


当然,也有学者与意见领袖,如复旦大学陆一教授、中国教育在线陈志文主编、知名 IP 宁南山等,对这一解构风潮进行着力所能及的反驳与对冲。然则,大变革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中国基础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当前遭遇的,诸如减负以及与之关联的一些问题,又该如何破解?本文试从几个具体问题入手,探求治理之道,一孔之见,权当抛砖引玉。


小学:是否可以统考?


2019 年,一所偏远的山区学校,四川广元范家小学,因其别具一格的教学实践与探索,被北大教授何帆誉为“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学校”(1),引发广泛关注。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很有教育情怀,他的一些教育思考也颇有见地,譬如关于学生成绩,他就有一个比较前卫的观点:80 分万岁。对错与否,笔者在此不做价值判断,相信在四川广元的教育生态中,他能被认同,就证明这一理念有其现实合理性。


不过,远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位校长,北京史家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卓立,则有着另一种看法。在《瞭望智库》的一次访谈中,对于“分数到底重不重要”这一问题,卓立校长认为,过分追求分数会影响孩子只看到枝节,而看不到全局。但是,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成绩,他则提倡:要考 100 分。


关于分数,张平原与卓立两位校长虽观点不一,可是,在他们的话语背后,却潜伏着一个普遍的教育现实,那就是:考试。


诚然,小学阶段的考试问题,在中国当下的教育语境里,是一个敏感话题,现行政策对此有着明确且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基本要求大致如下:一二年级每学期考试不得超过一次,其他年级不得超过两次,而且,严格限定为学校内部考试,不得进行区域性统考,不得公布排名


客观来看,小学阶段主要是养成教育,重在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对考试次数进行一定限制,且不得公布成绩排名,是必要且合理的,因为这能避免孩子过早进入应试赛道。


当然,限制考试,不是否定考试。因为,考试作为对学业质量进行监测的有效手段,非常必要,这已是一种共识,一如 GDP 考核体系是对地方发展状况的有效评价。当下中国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并没有取消 GDP 考核,因为二者之间不是矛盾对立关系。


只不过衡量绿色 GDP需要的是更科学的指标体系、更合理的分值权重而已,而不是因噎废食。考试也是同样道理。


就考试而言,由于禁止地方进行区域性统考,学校自行组织的考试监测,效果存疑。试想,对于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果没有国家统计局等部委的统一监测,而是任由地方政府自行评价,那么,其结果的含金量与可信度,是否会大打折扣?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顾虑,教育部每年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质量,才会统一组织监测,一把尺子量到底,而不是交由各地自行组织。


不允许区域性统考,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主要是担心引发校际之间的竞争,怕这种竞争压力最终传导到学生身上,进而加大学生的学业负担。应该说,这一担忧初衷良好,且不无道理,可是,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没有严格的区域性统考,在部分学校少数老师身上,出现了期末考试简单出题、批改放水的现象,甚至有个别老师虚填分数。


因为,经过这样一番操作,成绩单拿回家后,学生不挨熊,家长很开心,老师自然也受待见,皆大欢喜。而且,小升初是直升,粉饰成绩也不用担心露出马脚。可是,其潜在隐患,就是导致考试机制的正反馈作用,系统性失真失灵。


没有区域性统考,一方面,如上所述,会造成地方教育部门不能准确掌握学生的真实学习质量,各个学校的短板弱项,自然也无从得知,培优补差优质均衡,又何从谈起?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考评尺度,每位老师的真实教学水平、工作状态,也就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奖优罚劣机制亦难以有效运行。


如是,老师干多干少一个样,教好教坏一个样,校际之间更是如此,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且助长加剧校外补课,教育风气会受到很大影响,教育生态也将遭到结构性破坏,贻害深远。


当然,大多数校长、老师囿于内心道德律,一般不会弄虚作假,但是,信任代替不了监督,没有良好的机制约束,单靠自律,任何行业任何人都可能异化蜕变。


其实,作为政策制定者,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在小学阶段,允许区域性统考,既有利于地方教育部门掌握真实情况,又有利于发现教师真实的教学能力,还能避免大锅饭,遏制消极懈怠,激发老师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义务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发展。


至于统考衍生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严格限定成绩公布范围、严禁排名等技术性手段予以避免。但是,如果因为统考有些许弊端,就一票否决,则有些因小失大。


高考:不可以宣传状元?


2019 年 6 月,笔者随团赴台湾地区做教育交流,特别留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每所高中校门口两侧,都有大幅套红状元榜。据了解,这份榜单基本一贴一年,到第二年高考结束,换上新一届名校生名单后,进入下一个宣传周期,年复一年。


笔者之所以特别留意这一现象,是因为在大陆,这属于严禁范畴。政策层面,态度明确 : 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这一规定,其实和小学不能统考一样,都是从减负这一原则性要求,引申出来的具体治理措施。


金榜题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古以来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喜事,北宋诗人汪洙在其《四喜》一诗中,更是将“金榜题名时”列为人生四喜之一,此后千年口口相传,民间约定俗成。当下,虽然高校扩招后,高考录取率大幅上升,考大学没有以前稀奇金贵,但是,在很多农村,村里出个大学生,还是会敲锣打鼓祝贺。


笔者在乡镇工作时,哪家孩子考上清华北大,镇政府都会送上大红包。这几年却风向陡变,似乎宣传高考状元、升学率,就会把家长和学生带进沟里,真是欲加之罪。这一规定,可谓是中国教育独有之怪现状。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认为这种管控,是弱化应试倾向、减轻学习负担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展现了顶层综合施策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还能引导社会正确认识高考。可是,收效甚微。


因为,在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无论高考给不给宣传,人才遴选的示范效应都摆在那里,是故,于家长而言,严禁高考宣传,等同掩耳盗铃,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作用。学校听话,不直接宣传了,可是会有各种状元名单之类信息,在家长群、朋友圈广泛流传,尽人皆知。


一个有趣的现象级悖论:对于高考状元、升学率等,除了一些教育部门在极力打压,中国社会整体上则给予了系统性肯定。


譬如,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因公殉职后,《福建日报》长篇通讯《他把自己永远融入这片青山绿水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当他听说政和县已 25 年没有出过一个清华北大生,许多有条件的家长舍近求远将孩子送往外地就学后,夜访政和一中,之后,每年都亲自参加高三毕业班省质量检测分析会。


后来,当政和终于实现了清华北大零的突破后,廖俊波对妻子林莉说:20多年来,我们政和终于有学生考上了北大。一个县委书记,亲自参加高三年级质检分析会,并为有学生考上北大而欣喜,在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中,这是廖俊波关心民生的重要体现。


再譬如,前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立群退休后,远赴贵州台江县支教,2019 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在新华社《大山里奏响“放牛班的春天”》专题报道中,对于陈立群支教后台江民族中学的变化,尤其是高考变化,不吝笔墨予以肯定:2018 年台江县打破高考 11 年无 600 分以上“纪录”,8 人考过 600 分,450 人考取本科;2019 年,台江民中 561 人考取本科,其中一本线第一次超过 100 人;三年来,台江县高考增量从全州末尾冲到了第一。


而据央广网《陈立群:一个退休名校长的“扶贫战”》一文,2019 年台江民中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 65% 以上。有趣的是,央广网的这篇报道,同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官网居然予以转载了。


又譬如,《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曾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直截了当:《这个贫困县 5 年出了 2 万余名大学生,98 人被北大清华录取》,文章开门见山点出国家级贫困县云南会泽县近五年的高考成绩,报道了教育对大山里孩子命运的改变与催化。


2019 年 9 月15 日,又刊发《贫困大县,教育如何突围 ?》一文,浓墨重彩记述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2019 年高考成绩榜单:本科上线率 100%,600 分以上人数占全校参考人数的 40%,100 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官方主流话语中,于廖俊波,他对政和教育的重视支持,最终转化为高考成绩,体现了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本色;于陈立群,他对台江民族中学的付出与努力,扭转了一所学校的高考颓势,进而影响改善了当地教育生态,堪称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扶贫典型;于云南会泽、镇雄这类贫困县而言,高考之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一边是教育主管部门严禁宣传高考状元、升学率,一边是全社会对高考效应的系统性认可,管教育的视之为洪水猛兽,人民群众则视之为普世信仰。这种认知错位,让人有一种莫名的魔幻感。


其实,教育主管部门不妨降维看待这个问题,在现行高考制度没有颠覆性改变之前,不论是否宣传,高考永远是亿万家长最关注的焦点所在。而且,高考状元,本身就代表了勤奋刻苦、奋发有为,是新时代奋斗精神的具体体现,能够影响并带动更多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适当予以宣传,有何不妥呢?


高考是高考,减负是减负。结果可喜可贺,过程需要管控,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不可混为一谈。道理其实简单,如同建设摩天大楼,过程中会有概率性安全风险,那么,需要做的是加强过程中的安全管理,而不是因为过程中有安全隐患,大楼封顶后,连竣工典礼都不给搞了。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把教育治理的精力、资源,耗费在这类细枝末节之中,并希望以此来转移公众视线,扭转应试倾向,引导社会共识,最后,基本是徒劳无功。


减负:剧场效应是个伪命题


和减负话题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剧场效应”。所谓剧场效应,是指在剧场中,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自己站起来看,后面的人被遮挡后,也不得不站起来,于是导致连锁反应。


在一些关于减负的文章中,常以此类比家长在子女教育竞赛中的争先恐后心态,因此,学业负担也多被归因于剧场效应。


基于这一逻辑原点,有教育官员认为,只要消除剧场效应,就能极大缓解负担问题,于是,一轮轮减负整治,不断向纵深推进。尤其 2019 年,更是掀起史上最强减负风暴,自上而下,态度决绝,校内校外,多管齐下,可是,结果呢?南京减负风波,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官方从统计学角度,宣布此轮整治成效明显,的确,这一结论有数据支撑,主要是关停取缔的培训机构数量较多。可是,如果抛开数字看“疗效”,笔者认为效果一般般。因为,关了再多培训机构,参与校外补课的学生并没有减少,相反,因为供给减少,培训价格反倒有所上涨


这很正常,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一如 2019 年的猪肉市场,环保风暴关掉一批猪栏,非洲猪瘟灭掉一批“二师兄”,猪少了,吃猪肉的人没少,于是,肉价翻番。


此轮整治可谓不遗余力,一面规范校内办学,一面整治校外培训,火力全开,声势浩大,为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不复杂,负担过重虽是症状,剧场效应却非病因,脉没号准,药方自然不灵。


笔者认为,所谓教育领域的剧场效应,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把学习和看剧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种机械类比,剧场看剧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独立进行,你站在剧场门外,就看不到。可是学习不是,学校、家庭、图书馆、校外培训机构,甚至咖啡店地铁站,对于想学习的孩子来说,时时处处都可以。


教育部门管得住在校学习时长,管得住校外超前超纲培训,可是,管不住学生在家点灯熬夜,管不住化整为零私下补课,管不住高知父母家庭辅导。试图把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剧场看剧一样管理,全部摁住不给站起来,有些想当然,所以,按下葫芦浮起瓢,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追根溯源,学习负担重,和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及科举取仕制度影响,崇信读书改变命运,尚学之风,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国人信奉爱拼才会赢,为了美好未来,可以牺牲当下,吃尽千般苦。


新媒体人士罗振宇在今年的跨年演讲中,列举过一组故事,七个成语: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罗振宇从这组故事中,读到的是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笔者认为,这七个成语里,还蕴含着中国人为了追逐梦想,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放眼全球,有几个民族能如中国人这般勤劳勤奋?那些在世界各地讨生活的中国人,当外国人在夏季海滩度假时,他们在工作,当外国人周末啤酒烧烤时,他们还在工作,一年 365 天,不知疲倦,只为明天能更加美好。


微博大 V 申典启近期用微博记录了他的拉美之旅,巴拿马、墨西哥、洪都拉斯,所到之处,都有华人创业打拼的身影,在这些陌生国度,甚至黑帮肆虐民不聊生之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慢慢也能站稳脚跟,白手起家。


他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游历情节耐人寻味:他主动和一位正在吸食大麻的委内瑞拉难民交谈,难民问他中国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时 ? 申说这取决于工作岗位,有些工作可能每天要 11 小时,一个月休息 2 天。那位难民听后,说:中国人好可怜。


一个因祖国濒临崩溃而背井离乡的难民,居然觉得为美好生活奋斗不止的中国人可怜,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委内瑞拉难民的这句话背后,实际上是两个民族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


也正因如此,中国才会有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奇迹,中国人才能在世界各地闯出一片天地。而他,却只能以难民身份避走异国他乡,吸食大麻聊以度日,当然,于他,这可能也是一种快乐人生,听天由命,安于现状。


天道酬勤,是中华民族的内在信仰,外化到教育领域,就是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焚膏继晷,头悬梁锥刺股,学海无涯苦作舟,都是这一信仰的具象化投射。民族秉性如此,所以,以剧场效应为靶心的减负举措,自然难以奏效。


客观说,减负是必要的,但是,减什么,如何减,却是一道难题。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有一个共识,即,要想有效减负,必须疏堵结合,增减挂钩。


所谓疏,就是向内挖潜,各中小学必须全力抓好教育教学质量,让每个孩子在自己的学力层次,都能应会尽会,给家长吃下定心丸,从而缓解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


所谓堵,就是结构优化,淘汰水课,尽量杜绝机械刷题之类低效学习,推行高效课堂,减去冗余负担,既要避免学生吃不饱,又要避免消化不了。同时,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卫艺课程,让学生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也是减负应有之义。


另外,对现行的评价体系予以改进,尤为关键。譬如,云南省新出台的中考改革方案中,将体育分数从过去的 50 分提高到 100 分,与语数外三大主课同等重要。这种导向之下,学校自然会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和室外运动,这就有效对冲了学习负担。


当然,减负任重道远,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更何况,不同群体追求不同,学业负担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辩证对待。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国度,追求低压力低竞争的快乐学习,目前,不太现实。


取经:分层教学,试试又何妨?


如果说,减负是从量的维度,对学生学习进程的一种干预,那么,分层教学则是从质的维度,对学习进程的一种调节。毫无疑问,分层教学正是因材施教的路由之一,而在这个方面,新加坡则是一个标杆式存在,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基础教育,以因材施教为指引,以培养精英为目标,严格实施分层教育模式,一度三年级就开始考试分班,现如今小升初时,仍然根据分数进行分流,不同成绩学生进入不同的“快慢班”。


大致情况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升入六年制直通车课程项目,将来可以直接考取最好大学;次之,进入快捷流学校,四年学完中学科目;中等偏下的学生,进入普通学术学校,五年读完初中;成绩垫底的那部分,则进入普通技术学校,成为技工后备军。


可以说,新加坡教育的制度性优势,通过其在国际 PISA 测试中的优胜成绩,已经足以证明。当然,学界对于这一教育模式,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对此,有新加坡学者认为,分流机制其实与整体国情有关联,由于新加坡天然资源匮乏,因此,唯有将最优质的资源倾斜到最优秀的人身上,才能保证效益的最大化。


这一观点背后,是小国寡民的新加坡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生存焦虑。


同为亚洲国家,中国和新加坡,在文化渊源、社情民意等方面,有着一些相通之处,在教育理念及实践层面,也有很多共同点,如崇文尚学的社会氛围,分数至上的教育倾向,等等。可是,具体到因材施教,中国则缺乏新加坡分层教学这样的务实践行,更多是陷于所谓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概念性泥潭,不能自拔。


譬如分班问题,《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明确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严禁各学校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规范实施学生随机均衡编班。这一政策的初衷,笔者揣测,可能是基于教育公平的考量。这没有错,因为,最近几年,新加坡的分层分流制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且,开始了一些系统性调整。


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分层分流过早,小学毕业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因为一次小升初考试,就要面临人生的岔路口,而且,由于分流主要依据分数,这对于很多潜力尚待开发的学生,显失公平;二是大规模分班分流,人为造成教育隔离,不同学力的孩子,打小就被区隔在不同学校,客观上形成歧视链,成绩差的孩子精神压力较大,身心健康会受到影响


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的这些缺陷,新加坡早已有所觉察,并着手调整优化。譬如,原本小学三年级的考试分班,2006 年已经改革。根据新加坡教育部最新规划,2021 年年底前,还将逐步废除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年中考试;至于小升初分流制,也将于 2024 年被类似选课走班的科目编班所替代,中学全面实施学科分级计划,2020 年将有 25 所中学先行先试。


新加坡的上述改革举措,似乎是对其长期坚持的分层教学模式的放弃,是对因材施教理念的挑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譬如,小学三年级考试分班虽然取消了,但是,新加坡还有一个“高才教育计划”,主要是为天资优异学生而设置,在学生进入小三后,学校会让他们参与筛选考试 ,最后筛选出约 1% 的优秀学生,参与高才教育计划。


高才教育课程,建立在正规学科教学的基础上,由新加坡教育部高才教育处经过精心挑选和培训的教师负责教导。


无独有偶。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计划,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资优教育,理念一致。台湾地区对于天资优异的学生,有一个资优班模式,学校根据自身教育特色、师资情况,以及学生特长,可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申请设立资优班,可在起始年级申请设立,也可在非起始年级设立,待审核通过,学校即可进行招生。


资优班有艺才资优班、智能资优班等,艺才资优班,侧重音乐美术之类艺术特长的挖掘培养;智能资优班,侧重于数理学科类学习深造。不论是艺才资优班,还是智能资优班,所招收的学生,都要经过专业机构审查鉴定,智能资优班的学生,则要经过智力测试。同时,资优班任教老师,除了普通教师资格证之外,还要具备与其从事的资优教育匹配的特殊教育资格证书。


不论是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计划,还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资优班模式,客观上,都是分层教学,是对少数禀赋优异学生的一种因材施教。而且,这种分层教学,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实施。显然,这和中国内地义务教育阶段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差异巨大。


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具有普适性,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只不过,因为国情社情不同,不同国家、地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实现方式。譬如,中国内地在高中阶段,创新班、奥赛班等重点班模式,实质上就是因材施教的具体实践,而高考也证明了这一模式契合实际,行之有效。


可以说,分层教学作为因材施教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目的是为不同禀赋、学力的学生,量体裁衣,提供合适的教育,这能够有效避免吃不饱或消化不了的问题,体现了增负和减负的辩证统一。


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计划,或台湾地区的资优班模式,推行分层教学呢?笔者认为,可以进行一些探索和实践。当然,基于现实复杂性,以及操作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分层教学,应分步实施,稳中求进。


当下,可以先在初中阶段实施,每县区选择一两所学校试点,然后,逐步扩展。以五年或十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规划,一个周期过后,综合评估利弊得失,然后再考虑是否延伸到小学阶段。


就在本文行将完稿之际,笔者看到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在提案中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在初高中基础教育阶段可实行分层教育,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学校分先进和普通班,更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成长。


这个提案不仅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也说明越来越多务实的建议出现在了教育资政层面。


药方:学习芬兰?稍安勿躁


学习芬兰好榜样。


这是一些专家学者,针对当前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诸如填鸭式教学、负担重学习苦等,开出的一剂药方。而且,这药方,颇为拉风,很有市场。譬如,本文前面提及的范家小学,其生活化的教学实践,就有着芬兰教育的影子。


可是,学习芬兰,真的管用吗?未必。因为,在这之前,几乎是同一批专家,还开过另外一剂药方:学习美国教育模式。可是,N 年下来,随着中国人对美国教育了解的深入,美国中小学公立负责兜底、私立培养精英的老底,慢慢被戳穿了。学习美国那一套把戏失灵后,于是,他们又把芬兰教育神化一番,引进国内。


展开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一个事实,即:芬兰教育的真实模样。通过扫描各路专家的叙述文本,关于芬兰教育,大致可聚焦以下几个关键词,即:低竞争,低压力,现象式教学,均衡,平等,去精英化。


仅是这几个关键词,已能够佐证芬兰教育具有前瞻性。不可否认,其生活化、现象式教学方式,生动鲜活,尤其对低年级的孩子,具有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教育未来。


可是,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芬兰教育纵有千般好,但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除了个别区域的探索性实践之外,整体而言,中国不宜照抄照搬,全盘“芬化”。


因为,芬兰中国,大不相同。


其一,发展阶段。作为北欧五国之一,芬兰是发达经济体,根据 IMF 发布的数据,2018 年人均 GDP 约 500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5 位;中国 9600 美元,芬兰是中国的 5.2 倍。5.2 倍的人均GDP 背后,意味着芬兰国民更高的薪资收入,更好的福利保障,更完备的社会资源供给


现实情况就是,一个普通芬兰公民,一出生就基本衣食无忧,即使失业,高福利体系也足以保其现世安稳。这种整体低压力的社会环境,使得芬兰国民有条件以兴趣驱动,自由自在地学习生活工作,一如衔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贵族子女。


而中国,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压力巨大。这种压力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阻断这种输入型压力传导,自我隔绝于社会之外,独善其身。


其二,外部环境。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大国同气相应,没有大的矛盾分歧。再者,由于芬兰国土面积 33.8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 1/28,人口 550 万,是中国的1/252,国家体量小,产业规模有限,缺乏战略纵深,不会对欧美大国构成威胁,不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


这种外部环境,决定了芬兰可以偏安一隅,自得其乐。而中国不同,一方面,意识形态和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不论物理规模还是经济体量,都大到让西方国家无法忽略,特别是近年来,在产业、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力,更是让西方难以接受乃至寝食难安。


于是,美国发动史诗级贸易战,欧美诸国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问题上上下其手,目的只有一个:遏制中国发展。。这样的外部环境,注定当下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具体到教育领域,也决不可能轻松随意。


其三,国家追求。作为一个小国,芬兰自有其局限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更多是一个追随者,很难成为引领者,所以,安于现状,是最大本分。可是中国不同,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必然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也必将成为维护全球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更多方面体现大国担当。“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宏图大志,都是小国芬兰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国崛起,滚石上山,在这一伟大征程中,全社会都要迎难而上,中国教育,也注定要咬紧牙关。


众所周知,苗木嫁接,需要考虑植物间的亲缘关系、形态结构、遗传特性等亲和力因素,人体器官移植同样如此。不考虑客观因素的嫁接或迁移,大都会发生变异现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社会法则一如自然规律,有些是普适的,但教育不完全是,不可能随意嫁接迁移,就能耦合或融入。在某些具体方面,如小班化教学、高水准的师资力量等,芬兰确有值得学习之处,可是,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基础教育全面学习芬兰不具可行性。试想,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加坡,都没有采取芬兰的教育模式,中国有何资本全面“芬化”?


一些学者推崇芬兰教育,除了兴趣驱动、自由开放的理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创新。他们认为,芬兰的教育模式,更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实践和时间,才是真理的试金石。


芬兰教育模式不是一天形成的,和芬兰教育闻名于世几乎同步的,是诺基亚的渐行渐远。而且,与其享誉全球的教育模式不相匹配的是,今时今日,在 5G、量子计算、AI、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赛道,已很少看到芬兰的身影。


更何况,随着诺基亚溃败,造纸业遭遇瓶颈,芬兰经济增速连年下滑,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是逐步下移,这样一种态势之下,未来的芬兰,二三十年之后,会因低竞争低压力的教育受益,还是雪上加霜?未来的芬兰教育,又会否转向?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过,能够预见的是,未来 30 年将是关系中国国运的关键 30 年。扛过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稍有懈怠,就可能错失历史机遇,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二等生的格次,徘徊不前。


围绕中国基础教育产生的种种社会焦虑,实质反映了教育治理牵扯的层面之广,涉及的难度之大。


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治理,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和国情社情,自行其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注定负重前行的大时代,教育必须保持定力,在坚守文化与制度自信的基础之上,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顺应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进程,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吐故纳新,与时俱进。


罔顾发展阶段、历史纵深和地缘政治格局,不考虑国家的实力财力,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不切实际生搬硬套,人为拔高国民对于现阶段教育模式的期许,都属自欺欺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本文注释:

(1)见何帆:《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陆建国,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总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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