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 健闻谭卓曌,原文标题:《5年前营收近2亿,现在标价4千万没人要,这家医院哪里病了?》,头图来自:原文供图,摄影:吴靖
导读:
八十年代,率先市场化。大型公立医院是高档餐厅,武汉商职医院就做大排档。
在医保红利时代,商职医院成立市场部,去农村拉新农合病人。
医保红利的隐患:商职医院医保收入占八九成,自费只占一成还不到。而自费收入的多少,最能考验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营能力。
2015年后,当公立医院重视市场,医保红利退潮,之前赚的钱没有用来实现医疗升级的商职医院,陷入困境。
引入社会资本,明星院长、高州模式缔造人钟焕清,在武汉难以缔造一个“高州模式”。
在医疗资源仅次于北上广的武汉,武汉人对医院的概念是现代化的高楼、先进的器械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是武汉协和、同济、中南、人民等四大三甲医院的形象。这也是全中国的大部分人,对现代医院的印象。
进入脏乱不堪、鱼龙混杂的汉口旧城区里,穿过周边握手楼、交错缠绕的电线,进入一家门上标有“医院”的大门,看到一栋4层灰白色、墙面年久失修的门诊楼,一栋7层楼的住院楼,再加上一栋3层高的行政楼时,大多数的人会以为这可能是一家出现在电线杆上小广告上的医院。
它叫武汉商职医院,曾经是武汉乃至全中国盛极一时的、最早进行国有转民营改制、并最早进行商业市场化的医院,在90年代这家二级医院的营收就达到了5000万,高于全国许多三甲医院。
它有极为辉煌的过去,武汉医疗系统的人曾以进入这家医院为荣。198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下属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虽然尚属公立医院,但失去了财政拨款,自负盈亏。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它没要国家一分钱,却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比如,首创职工“保险医疗”、在全国率先推出导医导诊服务、在全国最早推出“分娩封顶价”,蝉联武汉市十年“接生状元”等等。
但它的溃败也来得极为迅猛,以至于到了如今拍卖也无人出价的境地。2016年,商职医院引进社会资本——上市公司神州长城(主业为工程投资)。被收购后的商职医院并没有走向快速发展之路,近年来,利润反倒为负值。
短短四年时间,由于神州长城经营不佳,最终被退市,连带武汉商职医院被拍卖抵债。6月上旬和下旬,商职医院经历了两次拍卖,起拍价从5128万,一再降到4102.4万,依然无人出价。
回望商职医院,两任院长都是能人。前任院长王际德,在计划经济时代率先提出像办商场一样办医院,以超前的远见和勇气抓住了市场机会,成就了商职医院的第一波辉煌;后任院长钟焕清,主导过轰动一时的高州医改,将位于广东贫困地区、名不见经传的高州医院,做成广东地区远近闻名、以心外科手术等疑难杂症为主、性价比高的知名医院。
而两任能人,为何不能阻止这家有辉煌过往的民营医院的颓败?
回望过去四十年,这家医院,几乎浓缩了中国民营医院的变迁史,它曾经每一步都踏在改革的节点上,利用了政策时机,抓住过市场红利;但它后来的发展,却没有将此前获得的红利用于进一步的发展,当其它医院都重视市场化时,它却从时代先驱沦为被时代和市场抛弃的对象。
商人院长王际德:像做商场一样做医院
198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这一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首个医改文件,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文件预热次年,医改启动。
商职医院的故事在这一年,掀开第一页。
作为武汉商业局系统内的一家职工医院,因上级主管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财政拨款骤然停止。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因体制改革而“断奶”的国有医院,不得不自负盈亏。全院焦头烂额之际,迎来了一个叫王际德的“外行”中年男人。
十几岁就闯荡武汉的王际德,当过学徒,做过伙计,一步步成为武汉市服装公司的经理,是一个地道的商人。在商职员工眼里,王际德头脑灵活。他最早提出医疗市场概念,认为要像办商场一样去办医院。
调任商职医院任党委书记的王际德,一心想为商职找到一条活路。若要论技术,商职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和大医院毫无可比性。商职医院如何定位?一度困扰王际德。
当时的大背景是,大批国企职工在转型中下岗,医药费用却快速上涨,生个孩子上千、治个感冒上百,个人医疗负担极为沉重。王际德的商业嗅觉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不和大医院抢病人,商职就走平价路线,服务中低收入者。
大医院是高档餐厅,商职医院都是人人吃的起的大排档。
汉正街和商职医院,仅一街之隔。因南临汉水、东接长江,一度商贸繁荣,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本地居民,和过来做生意的外来租客,大多收入偏低。这部分为高额医疗费用发愁的人群,恰恰是王际德认定的“目标顾客”。
一系列举措全面铺开。1996年,商职在全国率先推出生孩子“包干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轰动一时。一位商职的老员工告诉八点健闻,武汉市当时顺产需要一两千,破腹产需要3500元,商职推出的这个价格,一下子就把很多竞争对手击垮。
一直以来,医院是甲方,看病上没有选择权和议价权的百姓,哪见过医院主动降价打折的情况?这一举措,一下就让商职医院门庭若市。
没有推行包干价前,妇产科一个月大概也就接生七八十个婴儿,结果推出来以后,妇产科的日留院病人增加到八九十,做都做不完。不仅仅是汉正街,甚至黄陂、蔡甸等郊区产妇都慕名而来。上述员工说,自己孩子出生时,包不了医院的双人间。“你前脚走,后脚马上要人住进来,非常拥挤的,忙得不得了。”在随后的10年,商职医院蝉联武汉市“接生状元”。
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科室纷纷推出40余种单病种封顶价。每项价格几乎都比大医院同种手术便宜一半以上。如胆囊手术,大医院多在8000元左右,商职封顶2800元;扁桃体摘除术,别人起码1500元,商职不超过900元。为了把薄利多销做到极致,商职甚至免掉挂号费、各项检查费(CT、磁共振除外)和输液费优惠10%、床位费优惠20%、部分病种手术可以议价。
还有一个杀手锏,是给商业系统职工推出的“保险医疗”:企业职工每个月只要交40元~60元,商职包干基本医疗,子女也可享受相关减免优惠。这是王际德来到商职的第一年,推出的一项营销活动。在医保尚未完善、商保概念全无的年代,保险医疗备受青睐。高峰时,签约的企业有175家,5万多名职工。光这部分人群,一年就能给商职带来固定的2400万收入。“这是一个固定市场,其他医院掺不进来。”一位曾经的商职医院管理层说。
另外,商业系统出身的王际德,把服务看得至为关键。在全国率先推出门诊导医、导诊服务;专门在病区设立“病员库房”,为农村病人保管暂时用不着的物品等等。
在王际德的带领下,商职更像是一个企业,它竟然有别的医院不会设立的市场销售部。每年2月初,都会有一个销售计划会议。一年的总计划会分解到每个月,每个月的计划会分解到每个科、每个病区。至于病区怎么完成,王际德并不过问。4000万、4500万、5000万……刘浩(化名)记得,1996年入职商职的时候,医院营收不到4000万,此后每年定下的销售额,都是以500万的数值递增。
抢先市场化,使商职医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附近的同规模医院,纷纷被它击垮。隔着一个龙王庙公园,只100米的距离,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被挤得没有活路,被迫搬到了十几公里外的汉口火车站附近。武汉商业系统职工医院的另外两家医院,占地面积比商职医院还大,但都被商职击垮,其中一家很早就解散了。
武汉疫情期间,商职医院也是定点医院之一。吴靖摄于2020年2月10日。
又是一个躺着就能赚钱的时代
2000年,王际德迎来了自己的65岁,他已经到了武汉市商业委员会特批的延迟退休时间。但一手打下江山的他,不愿意因此放手。
这也是王际德将商职医院由国有转民营的主要动力。
这一年7月,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全院职工以国有身份置换股权,成为持股人。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由公立转为民营的医院。顺理成章,王际德成为董事长。但股权如何分配,一直没有公开透明,这为日后商职的发展,埋下一个定时炸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是商职员工以为自己依旧还享有事业编制。
“断奶”多年的商职人,在改制后,并没有察觉异同。王际德的管理理念一直是——干的多,有销售提成,到时候就给员工发钱。“职工的日子是特别快活的。”刘浩说,医生的收入多样化,基本工资跟公立医院没有太大区别,奖金与同济、协和没法比,但跟同一级别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新华医院相比,都有可比性。“属于武汉市中上水平。”此外,过年过节发放的一些物资、福利,都要比其他的医院好。
王际德允许、甚至鼓励灰色收入存在。医生“拉客”的积极性很高,护士会差一点。但王际德也有自己的法子,有的工资低了,就搞个年终奖,每个人每年1万块钱。
因为收入分配比公立灵活,已转为民营医院的商职医院,倒是成为了香饽饽。从湖北省航运医院、武汉市七医院等公立医院,调往商职的人,并不少。
商职又迎来了另一个机遇——医保定点。原先的“保险医疗”在医保挤兑下,失去了市场空间。但通过“走关系”的方式,2001年,商职成为武汉市首批医保定点医院,且每一年的医保金额拿到了相当于三级医院的6600万。“躺着就能赚钱。”刘浩坦言,6000多万的医保定额,这个数字,让有些三级医院都眼红。同样是二级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保定额只有3000多万。
新农合推行后,迅速铺遍全国各个农村。王际德找到了另一个商机。一开始,新农合病人转诊,必须征求新农合办公室同意。王际德在下面县级地区做了大量工作,只要下面的新农办介绍一个病人过来,就会给返点。
为了到新洲、黄陂周边地区找病人,商职专门成立了一个市场部。在田英(化名,商职老员工)眼里,“王际德蛮会用人。”比如要找新洲区的医生、病人,他就专门让在新洲很有群众基础或有一定关系的人,负责那一片区的一个联络。“这个事情做得挺好的,病人基本上是不愁。”
转民营医院后,商职医院借助医保红利和市场化策略,迎来了它的高峰时期,一天有2000多个门诊量。一位商职内科医生说,“门诊内科有6个医生,1个医生大概有四五十个病人,这仅仅只是白天,还有晚上夜诊。”而商职的营收很早就过了一个亿,巅峰期是在2015年,医疗收入达到了1.85个亿。
沉浸在喜悦中的王际德,并没有意识到医疗技术这个短板。因为商职不愁病人,这促使王际德根本没有动力革新,医院主要打低价战,赚钱的科室都是看普通疾病的科室。
商职医院住院部。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当医保红利退潮,全是滞后15年埋下的隐患
不愿放权的王际德,似乎看不到隐含的危机。多位职工回忆,在商职说一不二的他,只用听话的人,有些能干但不听话的人,反倒得不到重用。一些对医院发展的和他相反的意见,自然不会传到他的耳中。
即便在最辉煌的时代,刘浩也曾隐约意识到商职医院曾经的危机。
“商职有三块市场。一块是城镇职工医保,这是最主要的,可以解决全院员工吃饭问题。一块是新农合。另一块就是自费病人。其中,城镇职工医保收入占到五六成,新农合占了三四成。”刘浩坦言,“自费这一块是最不好赚的,没有给人家解决问题,这个钱就到不了你这里来,这最考验一个医院的实际运营能力,但这块恰恰是我们最弱的。”
躺着赚钱的日子没过几年,公立医院这一艘巨轮开始苏醒,商职医院在技术和政策支持上劣势,全部凸显。
“原来它们(公立医院)在体制内,有财政兜底,没动力也不屑于跟你争,一旦要争的时候,我们就落后了。”一位知情人称。
因为赚钱太容易,商职医院似乎已经忘了医院的主职是医疗技术服务。
多年以来,商职赚的钱一直没有用在医院建设和设备的投入上。而那个年代,后来的超级公立医院华西医院、郑大一附院早已在院长石应先、阚全程的带领下大举投入。
商职医院住院部原先是5层楼,只加了2层。门诊这里扩一点,那里修一下。医院也没有引进高端的设备。这也让日后的再任院长钟焕清觉得不可思议——医院连呼吸机都没有,任何重症都不能开展。
躺着吃医保红利,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优势也在消失,甚至转到了“唯利是图”的一面,出现了套取医保费用的“高收费”。一位员工讲述,武汉市平均一个高血压重症病人,一年医保可以在门诊开1.2万~1.4万。我们院当时平均一个重症病人开到了3.2万。
商职重症病人平均的一年用的医保,已经超过武汉市平均水平的两倍。2016年9月,国家工作组进驻商职,历时一个多月专项审计。因为不规范操作,一口气被医保罚了1700万。
新农合市场也受到冲击。政府取消农合办之后,病人不需要通过农合办转诊,而是想到哪个医院都可以。商职无法和公立医院抗衡。
“我们开始是打‘低价’牌,因为有医保、新农合,价格就没再考虑范围,就拼命做。价格不占优势了。服务曾占优势,是因为公立医院此前并不在意,等到在同一个池子里竞争时,你会的,人家也会,技术比你做得更好。原先的优势逐渐没有了,甚至成了劣势,经营就会很难。”刘浩说。
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为何要卖医院
没想到,当年改制留下的一个隐患,一下子将商职医院推向要马上引入社会资本的地步。
2010年左右,商职医院迎来了第一批退休人员,直到他们退休后,通过退休工资才发现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事业编,在职时远高一些公立医院的工资,在退休后大幅缩水,而且商职医院并未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
王际德一拖再拖,直到2016年,离退休职工信访到了中央巡视组。王际德不得不按要求补缴。一核算,从2004年(事业编制取消那一年)到2015年,700多个职工,要补缴1.4个亿左右。此时,商职的账面上只有3000万,医保回款尚未到账,1700万的医保罚款需要交……
囿于资本压力,王际德迫切寻找一个资本方。于是,神州长城就走进了商职。神州长城董事长陈略,是做工程分包出身。彼时,他还没有陷入债务危机,怀揣着一个医疗梦——收购100家医院,打造一个医疗集团。
2016年5月,上市公司神州长城宣布公司以9700万元,收购商职医院10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全资控股商职。同时,向商职医院注入资金 1.58亿元,用于商职医院办理、养老保险、偿还债务、改善员工待遇、购买设备等,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2.548亿整。
王际德的本意,是想借神州长城周转一下资金,无意出让管理权。在和陈略的谈判中指明,管理层5年不动。但神州长城最终的公告,却没有这一条款。陈略找来了一个新的管理者。
在裁判文书网搜索武汉商职医院,可看到很多劳动争议有关的文书,有的和商职医院未缴纳养老保险有关。
继任者钟焕清:在武汉要复制“高州模式”
主导过高州医改的钟焕清,就在此时亮相商职,在2016年10月份的一次全员大会上,他描绘了一个很大的蓝图,要尊重技术、人才,购买先进设备,培训医生,抓心外、ICU等专科。他对直言,“我就想把它改造成高州模式这样。”
那一天,下面掌声雷动。在场的一位医生谈到,“相比于王际德而言,钟焕清有技术背景,我们认为,终于找了一个内行来管理,医院终于可以靠医疗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商业手段”。
据在场的人回忆,王际德当时脸色很难看。当天,钟焕清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给王际德任何发言的机会。很多员工认为,商职已经变天了,王际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心外科专家出身的钟焕清认为,王际德留下的商职,并不理想。“连呼吸机都没有。大手术不敢做,高难度手术不敢碰,重病人不敢收,只是去收一些感冒病人。”
这样的质疑,之前业内并不是没有。一位同行曾经评价,商职不就是一个大卫生院吗?王际德听完后,相当激动。2010年他对《武汉晚报》的记者说到,“26年,我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自己养活职工,挣回大型检查仪器,服务了病人,错在哪里?是的,我们没有尖端技术,但我们看的就是常见病多发病,提供的就是中低端医疗,错在哪里?医疗机构,不就应当是分层次满足不同需要吗?”
钟焕清显然不认同。他决心要建心脏专科。但原本的医疗班子,人手并不够。于是,从江西、广州等原来待过的地方,招募了100多名医生。这一举动,被商职老员工认为,是只用江西人,不用本地人。
原来骨干的离职潮开始出现。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搜索商职医院,会发现自2017年来,医院劳动纠纷非常多。“甚至,一个科一个科地走。”刘浩说,到钟焕清离职的时候,外科病房只剩两个医生,门诊也只剩了两个医生,整个外科连病房加门诊只有4个医生,而原来病房是两个病区,有十几个医生的。
“来看病的,都是周边一些中低收入者,几十年了,都是很熟的老病号,很多到现在,几乎因为看病,处成了朋友。他的朋友、亲戚就全成了我们的常客。”田英说,医生一离职,那一批固定患者也就流失了。
在钟焕清的经营下,商职在2017年的利润曾有过增长。但此后营收并不理想,2018年,收入1.29亿,利润仅有93万,到了2019年前8个月,甚至亏损了560万。
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高州模式的缔造者钟焕清,没有想到武汉和高州的不同。
在医疗资源匮乏的高州,在当地最好的医院高州医院,发展心外科等疑难杂症能使外流的病人回流。而在武汉协和、中南医院等国家知名三甲医院林立的武汉,让一家二级医院去发展心外科手术等高难度项目,反倒是一种错误的市场定位。
钟焕清把心脏专科班子搭建起来后,引进了设备,每周可以接到一台心脏手术。但周边竞争极为激烈。“在方圆不到三公里的范围内,有协和心脏中心——这一国家级的心脏中心。有亚心医院,专注于心脏专科已有20多年。还有武汉市中心医院这一三甲医院。都是顶级的、在国内都是排得上号的心脏专科,而商职能做的心脏手术,不少专家看来,在武汉市已经落后了。”
2019年10月,在3年任期未满之前,钟焕清提出了离职。原先江西、广州来的一批医生,陆陆续续也走了。
最后一个守护者
全盛时期达700多名医护人员的商职医院,在钟焕清走的时候,只剩300多人。原来一床难求的妇产科住院部,之前加在一起差不多占了三层楼,如今只占半层楼了。所有外科全部关门。最后连夜班也取消了。
曾经在夜晚也人声鼎沸的商职医院,此刻已难以为继。
2020年1月,新冠肺炎席卷武汉。商职被政府征用为第四批定点医院,靠着政府的财政补贴,商职扛了几个月。疫情结束之后,神州长城债务危机最终将商职医院推向了拍卖的境地。
6月3日,商职医院的拍卖公告正式发出,起拍价5128万人民币,比4年前的“卖身价”整整缩水了一半。
报名参加竞拍的买家只有2人,最终,因无人出价而流拍。在17天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拍卖,价格降低到4102.4万,依然无人问津。
破产边缘的神州长城,已经自顾不暇。“总经理辞职了,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辞职了,董事长兼财务总监,现在连董秘都辞职了,所谓的证券代表在兼董秘。一个集团的高层就没剩几个人。”
一位医院管理层每天奔走在武汉市总工会、街道办、神州长城之间,只为了妥善安置剩下300多名员工。因为拍卖,医院所有账户被查封,复工复产无法进行。7月,医院已无法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
“我们被人卖了一次又一次,快到退休了,发现流离失所。”
刘浩依然记得1996年,他刚进医院的时候,所有人都很羡慕。实习的时候,医院门诊主任说这个单位不错的,能进去不容易,那时很多人进商职医院,是要从其他单位调上去,还要找关系,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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