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tuzhuxi,作者:tuzhuxi,原文标题:《贸易摩擦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化的新阶段与新挑战》,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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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与美国/西方的经贸冲突预计还将不断升级,原因是结构性的,深层次的,并不是美/西方某个政客、政党或政治势力影响的结果。这将是后续中国参与全球化及与美/西方集团维护地缘政治关系的重大挑战。
2.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国方面看,有几个条件:
第一是政府全面的支持,提供好的制度条件、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基础设施,好的教育条件和人力资本,支持制造业/产业的全面发展。
第二是聪明、勤劳、团结、坚韧且数量广大的中国广大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在全球劳动市场都是罕见的,是中国最突出的资源禀赋之一。
第三是强大的商业意识和创新能力。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和秉性。在中国许多省份,经商、创业、“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一种基因。这种基因驱动着中国许多最出色的企业。
第四是广大的市场,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也是一个消费市场。企业很容易在中国市场获得规模效应。能够在中国市场竞争里脱颖而出的企业也不再是一般的企业。中国和只有几千万或一亿出头人口的国家有本质不同。
第五是成熟的“中国制造”模式。涉及出口,按主体看,实际上有三种典型模式:
第一种是外商投资企业(FDI),即跨国企业集团的一部分。本质是外商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建设,将产成品在中国大陆市场或海外市场出售。过程中,外商企业不仅帮助提供了就业,还将管理、经验、技术、带到中国大陆,帮助了本地产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最早来自中国港台、日本、之后是欧美。跨国企业投资中国、享受中国制造的“附加结果”是本土产业的转型,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更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第二种是作为供应商的中国本土企业,他们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负责为终端品牌企业代工/生产,产成品可以是组件,也可以是成熟的终端产品;可以销往本地企业,也可能出口到境外。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设计和销售渠道,只是以供应商的方式参与本地生产与全球化,获得价值链的一小部分。由于中国制造的强劲,使得全球供应链向中国转移,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第三种是中国本土品牌企业,“中国制造”发展成熟后,在价值链里一点一点爬升,本土企业也逐渐形成。他们拥有完整的、“端到端”的价值链,包括自己的品牌、设计、IP、供应链管理、销售渠道、融资能力等等。他们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本土销售(形成针对海外品牌的“国产替代”),或销往海外(以贸易为特征的“中国品牌出海”)。
3.所谓“国产替代”,实际是以上第二种+第三种(中国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替代或“挤出”第一种企业(外国外商投资企业),是他们在全球“蛋糕”里的份额下降。这是中国企业崛起的必然结果。
4.这个过程中,全球资本也参与进来,通过投资具体企业的方式参与并分享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全球资本市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退出通道。
5.可以论断,在经济全球化这个“游戏”里,或者这套“题”里,中国已经“通关”了,“打遍天下无敌手”。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挑战中国的地位。
6.如果说,之前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还只以贸易顺差(或发达国家的逆差)呈现的话,过去几年以来,性质已经出现了本质不同,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不断爬升,在中国本土“挤出”外国企业,并将中国制造的品牌产品出口到国外。这一方面影响到了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里的蛋糕,另一方面影响到了一些国家的本土产业。具体而言,有两个现象是特别引起美/西方国家深度焦虑的:
第一个现象是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出海”,模式是将在中国生产好的整车(或接近整车)运输到其他市场(例如欧洲),在当地出售。为什么汽车重要,在于汽车产业是发达工业国家经济产业体系里的“圣杯”。汽车带动着巨大的技术和产业链,支撑着巨大的就业(包括附加就业)和社区,是一国的产业骄傲。在中国本土制造的中国品牌产品的“胜出”,也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产业退出江湖。这是德国车企、日本车企、美国车企都担心的。当然首先是德国车企和日本车企,因为他们非常依赖出口市场。
第二个现象是电商出海。逻辑是,一方面背靠强大的“中国制造”(同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一步赋能,加强产品研发与设计),一方面拥有2C端口(手机app),直接触达外国市场的终端消费者(且能捕捉消费数据,形成反馈闭环),并利用全链条的物流体系,将“中国制造”快速出口到外国。
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对当地制造业有影响,另一方面对当地零售业(retailing)也有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国本土已经发生,即电商+物流的模式对传统零售不动产经济几近“颠覆”的作用。这会带来非常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产业在重构(就业从线下零售经济转向电商和物流),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不动产经济(实体零售的租金、销售额等),导致资产价值的变化。
而“电商+物流”经济的难以避免的结果是推动不动产价值的下跌。可以想象,大规模的中国出海,会将这样的趋势带到其他市场。
7.以上旨在说明,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里,中国制造确实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所有的概念和术语,从贸易顺差/逆差、“倾销”、“输出过剩产能”、“去风险化”、“脱钩”、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等,都是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一本质现象的描述。
8.回到形象比喻,假设“经济全球化”是一套“题”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学生”,已经“打通关”了,做到了绝对第一。班上同学发现,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同学,智商180(其他同学平均智商为100~120),比所有人都勤奋,回家了还补课,周末也不休息,天天“卷”。
这个同学在学科上已经达到了极致。其他同学没有赶超的任何机会。他们即便掌握了方法,也比不过这个同学——何况他们无法掌握或学不会他的方法。这时,同学们就分成几拨。有的同学希望中国同学能够帮他们一把,开点小灶,带他们一起“飞”;有的同学则希望把中国同学开除出班,认为中国同学太优秀了,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和他竞争不公平。
这个比喻的最大缺陷是,世界经济是一体的,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无法被“剔除”。简言之,这个同学是班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能就这么被“踢”出去。另外大家可以相信,一定有足够多的同学希望和中国做好朋友,让中国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
9.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美/西方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了。美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把中国“带到”了WTO,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能获益于中国的入世。之后,目见中国产业大发展,美国则出现海外外包化(offshoring)、本土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就业从“高质量”转向“低质量”(gig economy、working poor),国内经济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体现在美国的大企业、大资本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碍于美国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使得美国平头老百姓没有获得感,相反,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从中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他们怪中国么?当然也怪,但那是表面上的。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中国,而想要更现实的东西——高质量且稳定的就业、安全的社区。
如果有中国企业在美国提供这样的就业,他们也乐得参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是虚的,饭碗才是实的。因此,他们真正不满的是由精英主导的美国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采取了错误的产业政策和经贸政策。
有一半的美国民众已经在2016~2024年的三次大选里选票表达了他们对精英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不满。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大选,他们把特朗普再次送到白宫,希望由内向外,自上而下,对华盛顿进行改良革命。
10.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刚刚启动时,美国朝野上下对贸易摩擦的目标还不清晰,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因此,对华关税到底应该起到何种目的,也是不清楚的。关税到底是为了防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使得美国可以发展本土产业(“本土产业逻辑”),还是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让美国企业、资本可以在中国长驱直入?(这实际上会牺牲推选特朗普的美国民众的利益)。
种种迹象表明,美方当时也是不清楚的,内部多有讨论。最后还是由“深层国家”、“建制派精英”的逻辑主导,特朗普(暂时性的)满足于和中国签订的产品出口协议,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暂时交差了。
11.2024年的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美国本土情况更加严重——产业中空、经济不平等等问题。过去三、四年的通货膨胀极大加剧了这一问题;人工智能/自动化也在发挥隐形作用。
第二,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更加紧张,问题被更进一步地“聚焦”到中国;芯片制造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加剧了美国人的担忧。同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被改变,所以只能美国自己改变自己;
第三;在产业逻辑的大方向方面,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必须重振美国本土产业。区别只在于手段:民主党更注重国内财政手段(补贴);特朗普更注重对外贸易保护政策(关税),但两方的方向一致。
第四,特朗普/MAGA也在“迭代”,对许多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逻辑更加清晰了,对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障碍和干扰也看得更清楚了。
12.这就是“特朗普2.0”、“MAGA 2.0”的框架:贸易摩擦的目标是产业逻辑:关税不再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形式上的问题、表象的问题),而是为了帮助美国产业本土化(实质的问题)。那么美国要发展什么产业呢?
从化石燃料、钢铁等传统资源行业,到汽车等支柱产业,到芯片制造等代表未来的战略产业(特朗普与民主党的区别只在于对于哪些产业优先,哪些产业劣后,有一些认知、价值判断、战略上的差异)。他们将带着这种迭代后的更新思想,在政治上完全“对齐”的官僚支持下,启动新一轮经贸战。这一轮经贸战的目标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国家。归根结底,是寄希望于藉此振兴美国本土实体产业。
13.这样的框架会不会影响欧洲和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回到形象比喻,班上新来了一个叫“中国”的同学,智商180,答题彻底通关无敌手。大家发现,“中国”同学不会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也将继续留在本班。
而原本第一名的“美国”同学决意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其中部分还要借鉴中国同学的做法。那么班上其他同学作何想呢?无非是:要不要也借鉴中国同学的做法?看看美国同学是怎么借鉴中国同学的?或者借鉴美国同学的做法?还是和中国同学搞好关系?还是继续跟着美国同学?
总而言之,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有同学都要行动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从英国、德国到法国,欧洲的政客们会非常焦虑,希望在新的全球化格局里找到自己的战略和定位。而各金砖国家更需要考虑自己的远期战略规划和布局。
14.归根结底,对于所有传统大国(人口“大几千万”的传统工业化国家)而言,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产业逻辑,产业逻辑,产业逻辑。只有产业,才有就业,才有社区,才有稳定,才有安全,才有前途。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或者只有两千万人口的中等偏小国家,你不可能像中国和美国一样构建完整的产业链,而只能在全球经济里为自己找寻合适的细分领域,并试图构建竞争壁垒。例如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奢侈品+旅游+少部分高端工业,已经可以让这个国家居于不错的舒适空间。
15.如果所有主要国家都“动”起来了,要学习中国发展本土产业,那中国面临的环境就很微妙了。这就是说,之前单纯依赖“中国制造+贸易出海”的全球化模式未必能够长期持续,会经受越来越多的挑战。而且如果不加以妥善应对的话,还可能影响双边和多边地缘政治关系。
16.但无论如何,由于中国企业已经初步发展起来了,也使得中国(政府和企业)具备了主导权和选择权。所谓主导权和选择权,即是不是继续依赖的原来的模式(贸易出海)?还是进行适度的海外投资(投资出海)?如果投资出海的话,投资给谁?要配以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服务更大的国家战略?(一盘棋)
17.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所谓“在商言商”,考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留下来”(中国制造/贸易出海)的经济收益是否大于“走出去”(投资出海/海外生产)?这是一个计算边际成本的问题。毕竟中国有前述各种有利条件,从营商环境、本土市场、基础设施、劳动力、供应链等。毕竟,“走出去”,出海投资,管理海外企业和资产也是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的。
所以,一种考虑是,能不“走出去”的话,似乎可以先不走出去,继续依赖中国制造。对许多企业而言,选择“走出去”,需要的是某些“临界点”的到来,边际条件的改变,例如国内“卷”不动了、海外有更好的条件了、地缘政治环境“倒逼”(美国因素)等等,都是例子。
但可以合理预见,在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贸环境格局看来,更大规模的中国企业出海投资(“走出去”)是一个大趋势,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到来”的问题。
18.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和欧洲)——酝酿和中国经贸战的国家们。要认识到,各个大国的底层逻辑归根到底是产业逻辑:争相发展本土产业。他们彼此是有竞争关系的,选举政府在政治上都很脆弱,希望给民众交差,这时,中国企业就有主动权、主导权和优势地位了。
第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在强大产业逻辑、就业逻辑面前,国家安全问题是个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考虑国家安全,而是引入外商投资并不会自动危及国家安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要求外国企业遵守即可。
在这个领域,中国是做得最好的,中国非常注重国家安全,但又能兼顾引进外资在中国本土生产。例如特斯拉在上海设置超级工厂,不会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反而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美国人、欧洲人是不是这个逻辑呢?本质上也是这逻辑。
只要中国企业愿意去投资设厂,他们肯定会欢迎的。这个时候的景象是,反华的美国MAGA政客突然一转念变成支持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了。笔者认为,这就是特朗普的最终逻辑,背后有马斯克/JD万斯/Vivek Ramaswamy的支持。无论是对TikTok,还是对比亚迪,都能看出这样的端倪。他们希望吸引中国企业,并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变成经贸谈判的一部分 。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和西方/欧洲国家是有竞争的。美国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但对其他国家只加征10~20%的关税。美国不可能对所有国家都加征60%的关税;也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对中国加征60%关税。
所以,中国仅仅为了绕过美国对华关税而搭建海外供应链并没有那么难。这时,所有的美国盟友国家也都摆在台面上,一起竞争了:如果西方集团的某个国家更加安全,地缘政治上对我们更友好,愿意给予一定的让步和保护,投资能够获得双边政府一定的背书,有一定的政治和商业确定性,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投资呢?英国,德国,匈牙利,波兰……除了10~20%的关税外,美国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另外,我如何断定四年后美国政府会不会更替,换一拨更加反华的政客上台,要求剥夺我在美国的权益呢?(就像发生在TikTok身上的一样)如果真的能“走出去”,要在这些国家里挑选的话,那必然是挑选对我们最友好、投资最安全的地方。这都不算是一个政治决策,而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决策。
从中国政府来说,当然也可以将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作为地缘政治一盘棋的组成部分,而避免让企业个别“单兵突进”、“孤军深入”。
第三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问题。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所有维护全球多极秩序、反对美国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中等以上国家不希望发展自己的产业。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就是力量。如果必须“走出去”,又有了这么广泛的选择的话,那中国企业当然可以考虑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而政府似也应该将中国企业出海作为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的一盘棋。
第四个因素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这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进行研究。即如果中国企业需要出海投资(“走出去”),能不能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议程有所结合?从投资驱动的结算,到金融工具扩展,到人民币生态圈的构建。有一个判断肯定应当成立,即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应当增加而不是减少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和接受度。所以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有正面效果,而不是有反面效果。
19.中国政府为中国本土经济发展制定了非常好的产业政策,下一步,一个新的政府职能可能是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提供服务:帮助企业甄别,哪些企业可以/应该去哪些市场做什么样的投资,这是为了防止企业单兵突进吃地缘政治的大亏(被别的国家“欺负”了),也可以将企业出海投资与国家一体战略更好地融合。
20.最后,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到底有什么好处?首先,企业出海投资,将部分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对于当地市场显然有好处,他们可以获得投资、创造就业,获得管理经验(现在是向中国的企业模式“看齐”),发展本土关联/衍生产业,获得技术(欧盟甚至明确要求中国企业做技术转移),培养人才——这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做的一样。
问题是,大规模的贸易、投资全球化,使得许多工业化国家出现产业外流乃至中空的问题,制造了今天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所以,企业出海投资又是一个有些敏感的事情,毕竟资本本身不分国界,缺乏“政治忠诚”,只追求最大化股东回报。
而这正是美/西方企业过去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及至美国重振本土芯片制造业已成共识的时候,英特尔还威胁美国政府,如果不对其提供补贴的话,就到海外投资设厂。大企业大资本可以裹挟和倒逼西方政府。所以,这也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假如国际地缘政治的情势(无论是管理与美/西方集团的关系,还是帮扶全球南方国家)要求中国企业必须进行海外投资,那么问题即在于:如何平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维护、发展中国本土产业的关系;保住关键的就业,保住关键的技术,保住核心竞争力。保证中国企业/资本对国家战略的配合。
21.最后,我们以若干问题来结束这篇文章。
(1)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及地缘政治环境之下,中国企业是否需要改变简单依赖“中国制造+贸易出海”的模式,转向投资出海/“走出去”的模式。
何时发生
规模多大
涉及哪些产业
以什么样的节奏
(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则中国企业出海投资能不能(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支持和服务中国的国际战略,包括但不限于:
管理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关系;
管理和美国以外西方集团的关系(欧盟、英国、日韩等);
发展和关键近邻国家/地区的关系(东南亚、南亚、中亚);
发展和“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金砖”、“上合”、非洲国家的关系;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增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推动多极化的国际秩序。
(3)如果答案也是肯定的,则过程中,中国政府如何为企业赋能(给予直接的引导和帮助,或谨慎保持“一臂距离”);以及企业如何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理想的局面是,形成双赢局面。
(4)如何平衡与中国本土产业的关系:就业、技术,核心竞争力。企业/资本对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承诺,让普通国人能够最终受益于企业和资本的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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