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500张罕见西方版画加上50万字西方记者一手现场报道，《伦敦新闻画报》这些独家内容成就了这本书。
创始于1842 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其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画报初始就对中华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1857 至1901 年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书--------
《伦敦新闻画报》上的中国
英国人赫伯特·英格拉姆在担任报刊经销商的时候，发现每当这些刊物登载版画插图时，销量都会大增。于是他在移居伦敦后创办了《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它成了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以主打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周刊，创刊号就卖出了26,000份，二十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300,000份。三十年后，这份画刊特派中国的记者来到了上海，惊讶地发现，甚至连漂在黄浦江上的那些小舢板内部都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下册，第605页）。
1842年，是《伦敦新闻画报》的出生年份。
1842年，在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什么？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敏感年份。断断续续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以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告终。它的意义早已被钉上了历史课本的耻辱柱。
英国人则称其为第一次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它以军事上的胜利为英国赢得了所期盼的商业利益，打开了对华自由贸易的大门。但这场令中国丧失了多项主权的战争对于英国普通民众造成的影响，也许尚不及第二次宪章运动。
同年，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的撰写。
中国开始看世界，世界也开始看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层面的激烈碰撞与交集由此撕开了中国一系列危机、改革、革命轮番上演的序幕。正如《伦敦新闻画报》其中一篇花了相当长篇幅详尽描叙1843年英方在香港迎接中国钦差大臣耆英、双方设盛宴款待的报道在结尾处写的那样：“耆英的香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它可以被视为是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往所迈出的第一步。中国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上册，第60页）
1842至1856年间，《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中国的报道显得零星模糊，虽然英国已经通过武力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仍十分稀少，得到的消息仍近似于道听途说甚至臆想。从报道资料中不难看出，人们对于那个遥远帝国的认知，多数还是来自于漂洋过海来展览的物品（《海德公园角的“万唐人物馆”》）、远道而来的清朝人（《中国的大使》、《中国青年》、《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中国官员》、《到奥斯本宫做客的中国家庭》）、抵达英国的战争赔款（《中国人的贡金》）、停靠在英国港口的中国船只等等。而这一阶段的报道多少透露出几分猎奇的色彩。他们像打量外星人一样，打量来自陌生的东方帝国的一切人与物品，从举止优雅的钦差大臣到裹着小脚行动不便的妇人，一举一动都令他们感到新奇，并多方揣测。
英国人眼里的大清水师（1844年）
被中国人妖魔化的英国水兵（1857年）
1857年春，《伦敦新闻画报》派往中国的首位记者兼画家沃格曼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中国，自此，这份刊物上的中国陡然变得立体和丰富了许多倍。这个时候，恰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未散。
一个半世纪以前，大部分西方人藉由这些纸片上的图文片段来了解古旧遥远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大小事件。一个半世纪之后，沈弘教授埋首欧美图书馆的浩繁卷帙，如镂尘吹影般细细拼起在宏大历史叙述中难觅其踪的碎片。这些看上去如从故纸堆里聚起的指间流沙般的零星记载，经过十年的采集、整理、汇编、翻译，终于集腋成裘地成为了现在略显厚重的三大本，以及之后将会面世的更多本。
相对于空间的距离，时间才是最大的鸿沟。不论是在驴背上旅行的徐霞客时代，还是高铁飞机满世界跑的地球村时代，只要你想，就可以生活在别处，见识他乡的风景与人情。然而，没有一种方式，能让我们身临过去，哪怕回到前一秒。于是，历史成为了一个比另一个星球更难抵达的地方。我们可以吃着炸鸡看地球背面的新闻、翻墙去刷FB，但无法翻过时光的高墙去看清楚渐行渐远的旧时代，尤其是对于影像纪录工具尚未普及的年代。
对于百年前那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历史，我们向来了如指掌，铭刻于心。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仍是激发爱国热情、唤醒民族认同感的有效武器。然而我们背了那么多年历史，会不会意识到，历史在“XX年大事记“和第X条”历史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更真实的细节，比如，当时的个体生命如何经历与感知当时的社会，就如同今天的人们是如何存在于当下的时空？
换个角度，“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还有什么比当时的“胜利者”和亲历者，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的旁观者，能给我们以更接近事实的历史？
探索世界的背面
在这套书的最前面，我们将创办人以及几位赴华记者的画像做成了拉页，以示对这些不辞万里前来报道中国的记者的敬意。
从1857年至1901年，《伦敦新闻画报》曾经向中国派遣了至少六位有案可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沃格曼、辛普森、普莱斯、伍德维尔、普莱尔、肖恩伯格。他们简直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观察和报道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寄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1292年马可·波罗结束了17年的中国行回到威尼斯，之后的五百年间，来中国的西方人不过是零散使团、商人和传教士。然而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在利益驱动下有增无减。19世纪早期，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内地，大部分外国人仅能够到达香港、澳门等地。《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之后，经商、居留权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允许进驻通商口岸，进而前往大陆腹地游历。
《伦敦新闻画报》特派记者们正属于最早一批在中国自由游历的外国人。比起后来毁誉参半的冒险家伯希和、斯坦因们，他们更像一群旅行者和发现者。香港、广州、厦门、宁波、苏州、奉化、南京、北京，皇帝、大使、总督、士兵、采茶女、小商贩、剃头匠、瘾君子，战船、炮台、火器、城墙、赛马场、琉璃厂、剧院、码头，大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额尔金在英军护卫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天津条约签订、太平天国之乱、同治皇帝大婚，小到中国妇女的发型、白河上溜冰的小孩、北京国子监参加科举考试的贡生、街头练箭的旗人……这些记者兼画家们描出了一幅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全景式纪实长卷。
他们的文字和速写有时像旅行日志，有时像战地日记，甚至可以当做寄回英国的家书来看，当然它们都散发着浓厚的纪实报道风格。他们会比较皇帝与平民婚礼的异同之处，会借做圣诞节布丁一事思考生活里的哲学；会带着批判的眼光报道鸦片贸易的罪恶，其中好几篇文章详细描述了鸦片如何摧毁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及其家庭。
对于战争的报道多数显得格外详尽，人数、时间、战船的型号都一一记载，同时背负着反思与批判：
假如有任何人到英军驻地周围由中国人居住的街道或院落去转一下的话，他们难道会不认为那儿也遭到了劫掠了吗？每一座房屋都已经被英军士兵、水兵或海军陆战队队员闯进来，并翻箱倒柜地搜刮过一遍了。就连外国侨民也未能幸免。那些人并不满足于光是找点酒喝，就连那些书桌和抽屉也都被他们撬开。难道我们的士兵们不比那些中国人更像是海盗吗？因为他们走到那儿，就抢到那儿；仅仅是因为军官们的疏忽，就变得无法无天，比在中国司空见怪的劫掠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册，第155页）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做到了“真实地再现‘自然’”（中册，第380页）。北京的天坛、圆明园、孔庙、国子监、公主府，京郊的长城，三峡、扬子江、珠江……跋山涉水的游历让他们见识到从南到北生动各异的风俗人情，与各个阶层的迥异生活。
更何况那些山野村夫、街头艺人、舟上渔娘，向来就不是正史需要或说容纳得了的叙事对象。而从他国远道而来的记者们不肯放过每个细节，所见皆是新奇的趣闻异景，遂一一记录，绘成图画，形诸笔端。在国人眼里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日常情景，便这般跃然纸上，成为彼时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们”眼中的独特风景。
如果不向旧纸堆里慧眼辨寻，很难料到在《伦敦新闻画报》里，会隐藏有那么多接地气的文字和充满市井气息的速写。
这些，毫无疑问是报道中最能吸引我的部分，也是让编校工作显得不那么枯燥的增味剂。后来在与沈弘老师一边翻书稿一边面对面交谈时，他也特意如数家珍地将多处生动的记载一一点出，比如令他觉得最为趣味盎然的是一则关于“纽扣”的小事：
洗衣服
刚来到中国的欧洲人会惊诧地发现自己衬衫上的纽扣常常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然而，假如他天生就有去溪边散步的好奇心，这个谜题就不难迎刃而解。因为他会看见一群年轻的姑娘把衣服放在石头上拼命摔打，似乎想把每根纤维都砸个粉碎。见证过这样野蛮的洗衣过程之后，他就不再会为自己衬衫上的纽扣在洗衣之后神秘消失而感到奇怪，而只会担心衬衫是否能够完整无缺地送回来了。因为谁见了这场面都会感到震惊，害怕那些衣服会被撕成碎片。我画速写的这个地方风景很美：这条溪沟里到处都是岩石和鹅卵石，一群小姑娘就在这些石头上搓衣服，擦肥皂，冲水，以及往石头上用力甩衣服。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只要她们不是在洗你们的衣服，这种景色还是相当赏心悦目的。中国的男人也洗衣服，但是在我画速写的那天，却一个男人也没有见到。（中册，第382页）
我想，再没有比下面这段话更能准确表达他们力求客观的观察态度了：
我们那位积极和警觉的特派画家目前正在中国，以一种真正超越民族偏见的精神，细心地观察着在那儿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事或小事，重要或琐碎，只要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关，跟全球人类的各种习俗、思想和时尚有关，因为他已经采访过许多国家和民族。……（下册，第590页）
吐槽天朝的正确方式
英式幽默像他们的炸鱼和薯条一样举世闻名。
漫长又颠簸的旅途中，寄回英国的新闻稿件是这些严肃又绅士的英国记者不失时机地展现幽默的好场所，不乏挖苦与自嘲。
在讨论天朝的武器时，英国人不无嘲笑：
对于如何操作这门火炮，这两位武士似乎正在苦苦思索，显出一副自以为是的神情。实际上，不管炮弹上膛与否，中国的火炮对于朋友似乎更危险，而不是对敌人。（上册，第4页）
他们会不屑于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
中国人虽然已经看到过成百上千的欧洲船只，见识过它们优雅美观的外形和轻便的索具，但却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优越性，或是想要来模仿它们。他们那种难以克服的偏见和对洋货的极端轻蔑是取得进步的障碍。而且这种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假如人们在建造一艘平底帆船时偏离了旧规矩的话，皇帝就会下诏令对它收取额外的关税，仿佛它是一艘外国船似的。（上册，第66页）
也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刻画这个古老帝国的面目模糊而麻木的芸芸众生：
即使在没有偶像的国家里，神灵也会变得破损不堪，至少是在人们的心里；然而在那儿有实体偶像的情况下，它们看起来就显得更加凄怆。它们面部有一种愚蠢的表情——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它们是神灵，并曾经接受过崇拜。很显然，这样一尊菩萨的存在有赖于榫头、榫眼和木栓的强度。用腻子、油彩和金叶来代表的神灵之美是会褪色和破损的，最后只剩下一副看上去十分骇人的模样。在整个寺庙中，我唯一能找到的一丁点儿堪称“神圣”的就是那个作茧自缚，在钉子房里苦熬岁月的可怜和尚。人们不禁祈望这样的忍耐和信仰应该奉献给某个更有意义的事业，而不是修补那些破烂不堪的菩萨。（下册，第577页）
他们像一群游历世界、见闻广博的人类学：
对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哲人来说，各民族之间只存在着外部种类的不同，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下册，第598页）
但可能下一秒，这群中国人就会让他们觉得真是够了！——
我曾经有在东方各地写生的经验，并且总是能够设法完成自己的写生任务，然而对于一群围观的中国人却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下册，第601页）
（注，书里有不止一处关于被中国人围观又如何突出重围逃出生天的描写。）
在中国的观察员们对这片进退失据的旧大陆判下这样前瞻的评语，甚至显得比它自己更有信心：
它所缺乏的是一位天才，一个能够汲取这个民族力量和活力的真正伟人。这个国家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而且拥有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假如能够涌现一位才智过人，具有钢铁意志的皇帝，一位决心立即与古代传统决裂，并引导人民跨入进步的西方文明的改革家。我们相信这个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而目前似乎非常荒唐可笑的中华民族将会令人们刮目相看，甚至会令那些渴望劫掠这个亚洲古国的列强们忐忑不安。（上册，第179页）
他们会进一步批判当局：
中国人不是很在乎谁统治他们，只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挣钱就行了。并且，比起专制暴虐的清朝官员，他们当然更愿意要一个有力而公正的统治者。他们给清朝官僚们叩头，更多的是出于卑怯而非其他的什么动机。但如成语所说，他们会“得寸进尺”。对亚洲人而言，软弱无力的政府是没有用的——强硬才是最重要的。（中册，第341页）
更进一步思考这里的人们究竟是更爱国还是更爱钱：
这些我都是从没有偏见的、在中国住了10到12年、与内地和沿海的居民都有广泛交往的英国人那里得知的。事实上，他们是最有发言权去描述当地人的，而他们就是从着火的广州十三行逃出来的绅士，本应极其痛恨中国人，但他们说中国人并非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而是一个本质上热衷于商业的民族。中国人对于自己横征暴敛的国家并无特别的爱国心，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商业之中。走遍天涯海角，要找到像他们那样勤勉的民族真是太难了。（上册，第232页）
他们的纸笔是照相机，有时是一把手术刀，时不时划过那个旧中国身上正在腐烂的狰狞伤口。受过启蒙思想洗礼的西方人，不得不说他们比当时大多数的国人具有更精准更超前的眼光，因而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痛处。
当然，他们的报道汇集在一起看来，显得多少有些立场不定口径不一，这是因为自从1856年起，《伦敦新闻画报》先后派出了多位记者兼画家奔赴中国，他们所处的时期、接触的素材都不大相同，画报中还摘录了不少其他国内外报纸的报道，甚至军人的战地日记、书信，这些都极大地促成了其报道的多元化与丰富性。
套用一句俗语：你们不是一个人在吐槽。
那消失的旧时代
《舌尖上的中国》第2季用美食再度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故乡、亲情的重新认知与精神回归。
如果说食物是“故乡的密码”，那么激活历史记忆的密码就封存在最直观的第一手资料中。“美食的最高境界是人”，历史的最高境界又何尝不是“人”之一字。
沈弘教授也像一位安静又执着的手工艺人，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采集他山之玉，为历史这部沉重的旧书作一次精细的修复，将一贯黑纸白字的平面化的历史复原成彩色的、鲜活的、有多重声轨的明亮图景。
时代踏过了集体性的政治狂欢，而转向个人在大众化浪潮里的隐秘叙事。历史从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更多的历史细节得以释放，得以与各种类型的阅读者产生共鸣。
梁启超在上世纪初即呼吁进行“史界革命”，倡议建立新史学，重写中国史，将历史叙事的重心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转到以全体国民为对象。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对《伦敦新闻画报》的遴选与编辑也正契合了对传统史学进行挑战的新史学观，它试图从微观的、具体的视角发现、理解和诠释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方方面面，因此与人文、人性走得更近。
有别于简单粗暴的、高度概括的是非判断，《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通过另一种声音，只提供讯息，不轻加判断。显然，这是一种更理性更符合当下的陈述方式。而多种声音的兼容并蓄，是无论群体还是个体时至今日也并未能正视的问题。
在逐渐减退的并不只有个体记忆里的味觉，民族、国家的记忆也在不断的遗失中。并且就像时间会篡改记忆一样，群体性的记忆也面临重塑的可能。
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又丢失了什么？
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的语境如何重建与看待历史，也许正是折射出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那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