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ID：weizhousw），作者：维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则不雅视频日前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主角是镇江某高中教师，以及比他小20多岁的女学生，而将这一视频上传的潘某，据说是女主的男友，他因为“气愤”而泄露到班级微信群里。
这案由原本很简单，泄露他人隐私的潘某事后也很快投案自首。哪怕脚踏两只船、私下录不雅视频，那最多也是私德乃至趣味问题——因为这位老师已经离异，当事女学生也毕业多年，未婚单身，虽是曾经的师生关系，但两人完全是成年人之间的自愿行为。真正有争议的，是事后镇江市教育局、学校发布通告，认定： 该教师拍摄不雅视频，属于低级趣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有违师德，严重损害教师形象，调离一线岗位。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不是教师这样的特殊身份，而是企业里曾经的上下级，人家爱私下自拍，犯法吗？网上有句流传的话说，日本人有一颗“只要你不影响别人，随便你怎么变态”的包容心和“不管自己怎么变态，都不能影响别人”的责任感。在这件事上，当事人是有着完整个人权利的成年人，也没有主动影响别人，该追究、谴责的难道不应是那个把他人隐私偷偷上传的人吗？
在这件事上正可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所看重的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个人行为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冲击，所谓“社会影响不好”。此时，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有可能因造成的客观结果而受到惩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多重道德标准，普通人这样或许也罢了，但老师因其特殊身份就不可以——想想如果是卖菜的，这样会被指责“严重损害个体户整体形象”吗？
这两者叠合，有时会造成荒谬的结果。2016年9月9日，山西屯留一中的老师们在教师节前夕，中午到小饭馆里聚餐饮酒。那天虽然是工作日，但同事之间这样，换在任何一个单位恐怕都事属寻常，何况他们也没有公款吃喝，是AA制，不料事后却被全县通报批评，理由是他们作为本县最高学府的教师，未能做好道德表率。
有人说，教师这行“最苦的就是这点，道德上要求你是圣人，但待遇上完全没有体现，空谈情怀奉献，而现实中却也是最受歧视的职业之一”。教师和医生似乎都很难被视为普通职业，社会在高调尊崇（“灵魂工程师”、“白衣天使”）的同时，又寄望他们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道德品质，乃至不能有任何瑕疵。三年前，我一位编剧朋友就苦笑说，他的剧本被毙了，因为剧中有个老师的角色婚外恋，“人民教师怎么能出轨？”
这给了教师（以及医护）群体不同于常人的道德压力，似乎他们只能讲奉献，连要求正常待遇都是不够高尚的。有老师迫于生计，暑假里做代购补贴家用，也被领导在教职工大会上不点名批评，有人因而不无心酸地说：“老师只可以是‘蜡烛’，不可以做‘人’。”
在各行各业中，也就只有教师和医生有特别高的道德期望值——所谓“师德”、“医德”，但你可不会听到对厨师会有“厨德”的要求。不仅如此，这乍看起来是某种“职业道德”，但其实却极其宽泛，很多都可以往里装。
所谓“职业道德”，本应是与职业相关的伦理要求，它并不苛求你得是个道德完人，而只要你做到这个职业所需要你做的事。举例来说，一个厨师只须注意卫生、操作规范、菜做得好吃就行，至于他在私生活中是不是个孝子、酗酒打孩子，跟他是不是“好厨师”没关系。
照此逻辑，一个教师本应在教学中做得好即可，私下是不是喜欢拍不雅视频也应无所谓——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却是向老师提出了多重任务，迫使他们不能完全把精力放在教学质量上。“师德”的界定并不只是“职业道德”，甚至还要求老师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换言之，你仅仅做好教学工作还不够，一言一行都得以身作则。
这意味着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教师。打个比方，其他普通人只需要做到60分，偶尔学雷锋就已经是受人赞赏之举了，但对教师、医护人员来说，社会期望值就认定他们必须是雷锋，仿佛做到100分是理所当然的。固然，职业的特殊性会让社会公众、行业自身对从业人员有一些默认的要求，但“师德”显然超出了简单的职业伦理。
当然，有人会辩解说，老师面对的是未成年人，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耳濡目染、有样学样，但孩子却未必懂得独立思考、保护自己权益，因而对老师的道德标准要求更高也情有可原。但这里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工作和私生活不能完全分离，而保障机制又不完善，其结果是要求个人用道德来弥补制度的缺失。
事实上，想一想就明白，指望教师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表率，原本是小地方熟人社会的特征——屯留县会那样严格要求教师，但在北京，大概就算北大、清华的教师也不会被视为是北京人的道德表率。人类学家项飙在一场对谈中，曾明确反对这样的设定：
我不太同意知识分子要成为道德楷模、人生模范，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任务。特别是今天，所谓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的边界已经很模糊，你混饭吃我也是混饭吃，大家都一样，只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你在大学里面工作，当什么楷模？这个我可能讲得有点太激烈。我觉得大学生在大学里的任务，不是树立norms（规范），而是树立exceptions（例外），你不是范例而是例外。我们的社会需要例外，你要代表这个社会去做例外。
当然，希望老师“去做例外”，听起来又像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更高要求，毕竟这也很难。对很多普通的老师来说，他们甚至未必自认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像其它行当一样的职业而已。这去除了那个神圣的光环，也为他们卸下重负，而把教学降格为一项“服务”。
很多人恐惧的正是这一点，仿佛这样就无法导人向善、老师也不会有太大责任心，但事实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教师这一职业专注于教学质量本身。可能听起来诡异的是，中国教育真正着重的并不只是教学质量本身，因为那只是“智”，必须排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后面。说到底，这涉及到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个将社会规范内化的合格个体，还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每个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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