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6日，Kraftwerk乐队创始人之一Florian Schneider离世，享年73岁，谨以此文来纪念Florian Schneider。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PJ FM（ID：PJ-Arts-FM），作者：亦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新浪潮到氛围音乐，从Afrika Bambaataa的早期hip hop到techno电子舞曲甚或工业噪音，从大卫·鲍伊到坂本龙一，从酷玩乐队到黄耀明，无一不受Kraftwerk影响。Kraftwerk撼动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流行音乐，而且至今并未老去。
1973年专辑Ralf and Florian封面。Kraftwerk两位创始人：左为Ralf Hütter，右为Florian Schneider。
一支乐队的美术馆回顾展
2012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可以看到的大型回顾展，除了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威廉·德·库宁和传奇女性摄影家辛迪·舍曼，还破天荒地出现了一支乐队。
一连八天，每晚8点半， 一代电子乐宗师、影响了流行乐坛40年的Kraftwerk（发电站）准时出现在博物馆内，依次表演他们自1974年以来的八张唱片专辑。展览题为《回顾：1 2 3 4 5 6 7 8》。对，按当时MoMA的明星策展人克劳斯·贝森伯赫的说法——不是音乐会，是回顾展。
1978年专辑 The Man-Machine 封面
开票后秒罄，尽管有每人限购两张的限制，一张25美金的门票还是在Craigslist和ebay网站上被炒到了2000美金以上。极少数亲眼“参观展览”的观众，与这次活动对外巨大的声势和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黑暗中，传来机器人单调、缓慢、笨拙的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是机器人，按程序行动，满足你们的任何愿望……”纱幕升起，Kraftwerk四人站在操作台后，身着经典的荧光条纹紧身衣，任凭台下人群涌动，我自岿然不动 。他们身后的投影出现红衬衫、黑领带的机器人，转动身体，挥舞手臂。
这是“机器人音乐”的经典开头，与Kraftwerk2005年的纽约之行，以及不少中国乐迷得以一睹其风采的2008年香港巡演，相去不远。而只有2009年以后的观众，才得以戴上3D眼镜，看到机器人的手臂横扫过乐队成员们的头顶，向观众伸来。
《号外》杂志封面
1977年专辑 Trans-Europe Express 封面
Kraftwerk的香港音乐会上吸引了不少因为黄耀明而“爱屋及乌”的歌迷。2003年的一期《号外》杂志上，黄耀明把自己化妆成Kraftwerk七十年代唱片封面上的四人经典造型——油光头发，西装领带。
2012年Kraftwerk在MoMA的演出现场
MoMA的舞台三面围拢，好似透明橱窗，台阶和四个操作台均由霓虹灯勾勒线条 。不见得有多少乐迷会意识到，策展人是在有意让现场和杜塞尔多夫Kling Klang工作室之间建立联系。Kling Klang是1970年 Kraftwerk的两位创办人拉尔夫·哈特（Ralf Hütter） 和弗洛安·施耐德（Florian Schneider）所建的一座loft风格的录音室。六七十年代的杜塞尔多夫是世界前卫艺术的中心，录音室隔墙便是格哈德·里希特的工作室，“工休”时一起踢球的朋友中，有正在带领学生大搞社会运动的约瑟夫·博伊斯。
战后的德国艺术界，亟需建立一种既有别于英美、又可面对历史之痛的全新语言。Kraftwerk找到了，他们受卡带录音机启发，找到了一种基于“日常声音”的美学。他们认为周遭的任何声响：说话声、计算器、电脑、自行车轮的运动、胡子的摩擦等等，都可以进入音乐。
这显然来自他们从西德电台中所得的约翰·凯奇和斯托克豪森等人的前卫音乐启蒙。所谓Kling Klang两个词，便分别是德语中“声音”的动词和名词。更重要的是，电子合成器在1960年代末在学院和商业领域得到了扎实的发展，Kraftwerk得以在技术上全面解放， 发展出自己的“机器人音乐”来。
2011年《艺术论坛》杂志上丹尼尔·伯恩鲍姆的文章中有个有趣的评论：
当面对国际上的期待和陈词滥调时，德国似乎只有两类艺术家存在下来：冷冰冰的工程师（如发电站乐队Kraftwerk ）和毁灭性的极端自我狂（法斯宾德、博伊斯）。
虽然Kraftwerk建立在极简主义、重复模式上的音乐冷冰冰、没有人味儿、科技感强烈、未来感十足，但同时，它又不乏轻盈时尚的节奏、悦耳流畅的旋律、均衡完美的结构、明亮、天真、引人跳舞。这让他们在前卫艺术和流行世界中纵行无碍。
与之相关，《纽约客》关于这次回顾展的评论作者萨莎·琼斯则试图在Kraftwerk和安迪·沃霍尔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两者的艺术都是大规模科技复制时代的产物，同样反政治，拥护科技带来的自由与民主，对未来有预见性。的确，Kraftwerk有过“任何人都可以做电子音乐”的言论。这和他们无法模仿的创造性和前卫作风并行不悖。
MoMA六层贯通的中庭，每晚仅限450人，和Kraftwerk动辄上万观众的巡演规格相比，实属亲密格局。MoMA的现场与此前的体育馆大型演出最大的区别是：既是回顾展，重点便在于梳理历史，而非娱乐观众；在于聆听和观看，而非“躁起来”。这让MoMA的现场略显安静，没有大合唱和集体狂舞。
大堂四处点缀着荧光，还有和乐队成员不分彼此的机器人。每晚，乐队会源源本本表演一张专辑，然后奉上一些“金曲”，并重新混音老作品。起头的一晚是1974年的《高速公路》（Autobahn），这并非乐队的第一张专辑，而是第四张， Kraftwerk是由此确立音乐语言的：除了一点吉他和木笛（在现场也被键盘代替），大部分音响都来自鼓机和合成器。
1974年专辑 Autobahn 封面
从1975年的《放射性》（Radio-Activity）开始，乐队完全摈弃了带有人类色彩的乐器和声响，演变为彻底的机器音乐 。至1978年的《人机器》（The Man-Machine），Kraftwerk干脆宣布与“机器”合一了，甚至不喜欢被叫作乐队。
1975年专辑 Radio-Acticity 封面
他们的每张专辑都对应了一种机器，譬如《放射性》里有盖格计数器， 1977年的《跨欧特快》（Trans-Europe Express）模仿了火车在铁轨上行驶的节奏及汽笛声的多普勒效应。1981年的《电脑世界》（Computer World）无比先知地描绘了电脑与人的世界。2003年的《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里的自行车……
2003年专辑 Tour De Francce 封面
一直以来，Kraftwerk以音乐探讨机器与人类世界的关系。而时髦的全金属外壳下，不乏关于机器、生产、商业、资本的思考和批判。主脑机器人拉尔夫总是用一只手捂着嘴（他多年来的动作），悄悄地发出单调的不成句的“说唱”：“停止放射/ 它在你和我的空气/ 停止放射/居里夫人的发现/连锁反应，变异，污染” （《放射性》）或者“国际刑警组织，德意志银行，FBI，苏格兰场 / 生意，数字，钱，人”（《电脑世界》）……
Kraftwerk当年自制的合成器、创先使用的各种特效、采样和声音变形等技术，现在都已成了各路音乐人的“复古”范本。极简主义的趣味、新奇的声音效果，机器人时不时显露出的“人性”格外动人。诸多线索潜伏在其老作品中，可以抽出演绎。
从新浪潮到氛围音乐，从Afrika Bambaataa的早期hip hop到techno电子舞曲甚或工业噪音，从大卫·鲍伊到坂本龙一，从酷玩乐队到黄耀明，无一不受Kraftwerk影响。Kraftwerk撼动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流行音乐，而且至今并未老去。
很难想象，作为70年代业已成名的电子乐教父、开启现代流行音乐新天地的一代宗师， Kraftwerk在演出了40年“机器人流行音乐”之后，听来仍如此之酷、之新，之悦耳，之悦目。仍仿佛属于当下。所谓机器人不老！
2005年专辑Minimum - Maximum封面
更深入地梳理Kraftwerk问世的半个世纪，更彻底地挖掘他们与同时代、后世代的关系，才更符合一个回顾展的博物馆学术规格。这点在当年的MoMA和PS1的“外围展”并未充分实现。
想象中，Kraftwerk最理想的现场并不在美术馆，也不在Live house或万体馆，它更应该成为一种浩瀚无垠的“音乐景观”。譬如某一年，上海一个艺术节上十几米长的水上舞台，背靠LED屏幕，让这四位（老）先生———世上最酷的四位——与我们隔河相望，仿佛天外来客，操纵乾坤，想必会令人叹为观止。此刻，这终究成了一种奢望。
R.I.P. Fl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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