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该尴尬就尴尬
2020-10-11 07:53

五条人:该尴尬就尴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策划、统筹:暖小团,摄影:张亮,采访、撰文:浩川,头图来自:时尚先生


五条人在《乐夏》前12期出现了四场,被淘汰三次,像在水中挣扎的人,刚冒出头又被按下去,但这种戏剧性让他们狂上热搜。网上流传着一句话:“五条人尽管浪,我们负责捞”。基本局面就是:有些乐队活着,却已经走了;有些乐队走了,却活在人们心中。

 

上周末,五条人重装上阵,把各种技能点拉倒满格,中英文、海丰话、说唱,互动,祭出一套能量密度极高的组合拳,生生把复活赛变成主场,创下了243分的队史最好成绩。另一支乐队成员略带艳羡的说:“他们群众基础太好了”。

 

是,五条人这次成功出圈,我们分析下被他们吸引的是哪几圈观众。

 

一类是爱追流量明星的粉丝,主张颜值即正义,口头禅是:“你知道人家多努力吗?”;第二类是比较专注的乐迷,看《乐队的夏天》不光听主唱,还关心编曲、乐手演奏技巧,以及歌词内涵;第三类观众心态就比较包容了,随时蹲等各类好瓜,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就行。


这三圈儿观众互有交集,但能做到打通,需要艺人同时具备颜值、好作品,和综艺感,可能也只有在《乐队的夏天》这类平台上能充分展露出来。



周迅在节目中问他们最近红了什么感觉,仁科答“飘了,little 膨胀”。五条人最近确实特别忙,接受无数采访,上直播、商演不停,顺手还接几个广告,仁科凭借一句“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立马成为了金句王,也成了诸多品牌争夺的宠儿。采访当日,他们续了一天的胡子茬,据说是为第二天拍剃须刀广告用。

 

当然他们也没忘了本行,在等待复活期间,五条人到广东番禺郊区一家废弃工厂里办了场云端音乐会。还在没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潜入天津某地铁站,玩了一票真‘地下音乐会’,很多加班晚归的天津市民赶上这拨了。

 

时间、地点都特别五条人,他们作品风格和人的质地是统一的。仁科还说他一直有个愿望,去一家大工厂、或者大监狱里开演唱会,为那里的人唱歌,不要钱都行。看来是要把‘人民艺术家’称号做实。

 

他们那感觉,就像是花椒、芥末、大蒜、伏特加汇成的一股清流,荡漾在土和洋的交界水域。都浪成那样了,周迅对他们的评价居然是:诚实,一种优美。

 


我们在一个初秋深夜,喝着酒、吃着花生进行了本次采访。五条人发言是有分工的,仁科主说,他思维跳跃,有时候好几句话堵在嘴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国语来表述,会卡。整晚他重复最多的话是“举个例子”和“我要扯远一点”。阿茂在旁边抽着烟,需要他Say something时,会进行有益补充。

 

看过一些五条人早期的视频采访,那时候阿茂作为大哥主说,仁科刚二十出头,只在旁边捋着长发做安静的美男子。大概从2013年左右,仁科变成那个更能说会道的人,但普通话一直长进不大。

 

这次采访大概进行了两小时,我们先把进度条拉到高潮部分,就是当笔者提出想把“该尴尬就尴尬”这句话用做文章的标题时,仁科表现得很兴奋,他用力拍手,然后用长手指在空中甩了一鞭子,大声说:“很好,对,那就太好了!”

 

交待下谈话背景。那个问题是:“这次出圈迅速蹿红,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自带的幽默感,会担心未来很多观众只为他的综艺感买单,而忽视五条人的音乐吗?就像某位业内前辈的经历那样。”仁科说他现在上通告,不会费心去想什么金句,没有梗就是没有,一切都顺其自然,气氛冷场他也不会补救,该尴尬就尴尬。

 

这就是五条人目前的基本态度。回想起他们在《乐夏》第一场演出临时换歌、顺利被淘汰还满不在乎的样子,没变。

 

近两个月五条人的一系列爆发,好像都起始于在《乐夏》舞台上那次意外。

 



现在我们倒带,回到7月25日晚上。假设他们当时没换歌,就用普通话唱《问题来了我再告诉大家》,然后超级乐迷按写好的台本提问,他们按部就班地作答,一切都将很顺利,且寻常。那他们也只是一支来自偏远县城的民谣乐队,说着磕磕巴巴的咸味普通话,观众甚至不会认为“郭富城头”和人字拖鞋是一种 Style,可能觉得,这就是钱钟书笔下那种“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

 

可但是,仁科在手风琴前奏后间歇的1.5秒中,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换歌。

 

怎么会这么随性呢?灯光老师嗓子都气哑了。

 

要知道,五条人乐队已经成立12年了,出过六、七张专辑,得了不少奖项,但多数观众此前对他们一无所知。作品再好,也需要一个捅破天窗的机会。《乐夏》无疑是一次良机,可他们最为人称道的,恰恰是面对机遇表现出的任性和写意。想知道他们这种随性不羁气质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事方式,跟他成长史中每一天的经历都有关,不如我们把时间条再往前拉25年,回到海丰这个原点上,听他们如何讲述两条道山靓仔的养成,又如何在音乐之路上相遇,看能不能拼凑出解读五条人的线索。

 




海丰少年


提到五条人,就不能不提到广东小镇海丰,这个临海的城市如今仍然有大部分的人没去过。然而这里确实两个人最初相识的地方,写满了曾经的回忆。

 

仁科:

 

我出生的地方叫捷胜,沿海小镇,那里没有火车,哪怕是汽车也是最后一站。我爸当时开了家卡拉OK厅,不是现在KTV那种,是一个大厅,上面挂着迪斯科玻璃球,花钱点歌就可以上台唱。我爸唱歌很好,他嗓音能高能低,情感充沛,大家都喜欢听他唱歌。我第一次登台是小学三年级,跟我妈合唱《纤夫的爱》,所以现在也算舞台经验丰富。

 

上四年级时,我爸做生意失败了,为躲债搬到几十公里外的海丰,但是债主还会找上门来,有时候刚开始熟悉环境就又要搬家,很烦。那时候家里很多年没有电视,但你总得找一点娱乐,我就开始看《故事会》,养成了阅读习惯,也不是说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就是打发时间。当时海丰有一家旧书店,卖各种杂志、小说,一块钱可以买两本品相好的《故事会》,差的更便宜,我会先在店里看一小时品相好的,看够了,再买几本最烂的走。

 


初三时我接触到余华的小说《活着》,那个文字质感就不一样了,后来还看了三遍《在细雨中呼唤》,就此告别了《故事会》。我当时作文写得不错,但是每次语文考试,别人会先做前面的题,最后写作文,我是一上来就写作文,尽兴地把它写完,前面题能答多少是多少,有时候就顾不上了,所以分数很低。

 

整个初中我都没怎么认真学习,主要的兴趣在画画上,考试的时候同学都让我帮他们画,就石膏方块、球体那些,但是我自己总是不按题目画,比如让画一个水壶,我就画一个人在树上走什么的,所以老师给我零分。不过我确实画了很多画,爸妈也鼓励我画,最后决定去上工艺美术中专。

 

有一阵很爱模仿黄家驹唱歌,也开始玩吉他,别人说我唱得跟他一模一样,但后来觉得这种称赞没什么意义,即使黄家驹还活着,他也不会跟过去的自己唱得一样,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后来我就开始质疑很多港台歌星的演唱技巧,包括那些动作、发型,都是程式化的表演方式。

 

2004年春节,我在海丰原创音乐会上见到阿茂,他的演唱很特别,不是那种常见的流行腔,很酷,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同时期还接触到万晓利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作品,都是打破常规的创作,开始喜欢这类音乐。

 


我从工艺美术中专出来后,去了海丰一家贝雕厂上班,每天就是在贝壳上画鲸鱼、海豚什么的,几个月画了一千多个,实在忍受不了了,就想去广州投靠阿茂。去广州真不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我只是想离开海丰。

 

茂涛:

 

我跟仁科相差五岁,但是八、九十年代刚开放的时候,可能相差十几岁的人,接收到的外来文化是一样的。海丰离香港很近,所以受港台歌曲、电影的影响很大,学生时代,大家都有过传听《港台十大金曲》、抄歌词的经历。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当时我们有位数学老师,他也学过音乐,经常会教学生唱歌,学简谱。小学毕业典礼上,大家合唱了一首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是罗大佑作的曲,那个气氛还是很开放的。

 

上初中迷上摇滚乐,是因为看了魔岩三杰在红勘体育馆的演出,觉得窦唯、唐朝他们拿个电吉他甩头发很酷,就抱个扫把在家里模仿。后来到处找人学吉他,你感兴趣就会想办法去接触这些,我们不会像那些从小被家长逼着练乐器的孩子,不觉得玩音乐是需要努力坚持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县城景象差不多,都是喧闹、躁动的。海丰东门头那边,总会有很多人坐在那里,换港币,我们叫倒港纸,那种场景特有意思。我经常会去那里玩,唱卡拉OK,打台球,那个时候流行戴墨镜、梳郭富城头,骑摩托,就是耍酷。《道山靓仔》基本描述的是那段生活。

 

我当时特别喜欢唱歌,但是没什么自信,觉得自己声音哑哑的好像很难听。后来听了国内很多很个性的音乐人的歌,他们的唱法都很有个性,有的是凸出个人声音特质,有的干脆就是方言演唱,我就想,你们都能这么唱,我也可以,他们带给我一种可能性,后来我唱歌就完全放开了。




其实我高中时的愿望是做导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想报考旅游管理专业,但是成绩不好,高考失败了。后来我就去广州华师大找我哥,他当时在那上学。我每天去图书馆看看书,蹭一些电影课。为了赚生活费,我去一家音像店上了三天班,当时是打口唱片盛行的年代,我很快摸清了门道,决定自己当老板卖打口碟。进货时偶尔会发现宝贝,还要装作若无其事,跟卖主说这个破盘我拿回去听听,跑回家兴奋得直跳脚。

 

海丰有个朋友叫“区区五百元先生”,他是个酷爱音乐的美术老师,有回他跟我说想办一届海丰原创音乐会,把爱好音乐的朋友都聚在一起玩,2004年春节这件事就实现了。我就是在那次音乐会上认识仁科的,他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上台表演一点都不怵,给我印象很深。


广州走鬼


五条人的音乐创作始于他们到广州后的生活。两个人声音的识别度很高,曲风也有自己明显的特质,甚至歌名都取得别有风格,什么《梦幻丽莎发廊》《曹操你别怕》《走鬼》《城市找猪》,只看歌名,人们都会好奇这背后对应着什么样的生活场景。

 

仁科:


我到广州后打了很多份零工,还在一家乐器行卖过三个月钢琴,最后和阿茂一起摆地摊,广东话叫走鬼,他卖打口碟,我卖盗版书,我甚至会去图书大厦门口摆摊,城管来了马上跑。

 

当时卖的主要是些畅销书,我自己也会看,比如当年最火的《中国农民调查》,还有《血酬定律》跟《潜规则》。虽然是畅销书,但里面是有真东西的,能让你看清一些规律。有两类书我不爱看,一类是武侠小说,觉得太长了,还有一类是成功学的书,像什么《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根本不想看,因为成功学是成功的人写出来的,社会上有多少失败的人他不会去写书,没有可复制性。

 

我们租的房子大概有五六十平的面积,最多的时候能住11人,我是客厅的厅长,晚上睡觉会有老鼠从我身上爬过去。后来有媒体说我们的作品是描述市井小民的底层生活,带有人文关怀,其实我们不是站在那里去俯视别人的生活,我们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我们也需要关怀。很多问题你提出来,并没有解决办法,只是寻找共鸣。

 

当时宿舍里有几把破吉他,大家没事拿出来玩一玩,晚上弹琴唱歌到两三点,老是被邻居投诉。不过恰恰是这种玩法,会激发我们的一些全新的创作灵感,很多歌从这里来的。

 


2006年我开始写歌后就彻底不工作了,吃住都在朋友家。前两张专辑《道山靓仔》和《一些风景》,主要题材是描述在当时我们在海丰的生活经历。可能你只有离开老家,才会对那里的风情更有感触,身在其中会觉得一切理所应当。然后你到一个陌生城市,各种场景又会对你产生新的刺激。

 

后来一些记者朋友说五条人作品有很强的“怀旧感”,其实我们不是要刻意去怀旧或者复古,我的感觉是社会走得太快了,一直在不停的抛弃,但抛掉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举个例子,比如你现在从媒体中看到的广州、北京,都是特别现代的场景,节奏很快,但是当你身处繁华闹市,可能突然一个转角,就看到那种慢下来的旧时光,包括人的神情,仿佛这里不曾被时代改变,你就会莫名的感动。其实很多一、二线城市里都会出现这样的瞬间,它没有消失,只是两条线并行、纠缠在一起,多数人没意识到,我会把这种温暖写到作品里。

 

我们的歌词里很多题材都是身边的见闻,生活中也包含着很多哲学,但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高层次、高学历的人才会去讨论哲学问题,其实不是。我原来写过一首歌叫《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苹果》,里面有两句歌词:“在鸡鸣之前我和拉面馆女服务员聊起了理想/黄昏的时候我和发廊小姐聊一些哲学问题。” 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市井里的人每天都在聊很琐碎的物质需求,恰恰不是,普罗大众聊的问题有时候挺虚的。你去那些路边的烧烤摊上仔细听听,很多人在聊未来的理想、生存的意义,对社会的担忧,这些都是哲学问题。我们不要觉得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知识,生活中的知识才是需要重新解构去展开的。

 

茂涛:


我们有很多歌词都源于生活中的鲜活场景。2008年我们在广州大学城那边租了一幢二层小洋楼,主要是卖打口碟和国内独立音乐人作品。生意不好,那时候已经没什么人来买唱片了,但是店里异常热闹,经常有朋友来玩。有天晚上大伙瞎玩瞎唱的时候,仁科脱口喊了一句:“大哥你别怕,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觉得很酷,想把它发展成一首歌,后来结合另一个朋友讲的老家戏台上的故事,写出了那首《曹操你别怕》。

 



打口碟真的是带给我们特别多养分,你会接触到很多小众的、小语种音乐,比如马里、巴西、中东的、非洲的,还有吉普赛音乐,很多东西可以借鉴。其实根本听不懂在唱什么,有的还怪腔怪调的,但依然觉得很好听、很感动,这启发了我,也可以用海丰话来创作。像我们早期作品会把老家白字戏的唱腔加进去,仁科还尝试用中国古乐的五声音阶,和西方现代乐器去碰撞。如果用做菜来形容,可以叫乱炖。

 

2009年我们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整张专辑基本都是用海丰话创作的,这就导致它不可能成为一张畅销的唱片。用方言歌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然”,而不是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化内涵。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是一个客观存在,语言问题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口”而已,音乐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受到影响。


老虎走钢丝


再说回节目中那个临时换歌事件,五条人当晚的表现让人过目不忘。你注意没有,当他们返回第二现场时,即便被淘汰了,也得到其他乐队的盛赞,仿佛他们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有这般勇气?

 

仁科:


我们之前巡演,临场换歌是经常的事,比如前面的乐队用一首很躁的歌收尾,我们就接一首比较安静的,平衡一下,或者知道下一个乐队是很安静的,我们故意搞一首很躁的,在我们看来换歌根本不是问题。

 

其实我允许演出现场带给自己一点危险,阿茂不是说感觉来了刹不住吗,我们很多歌不是排得一板一眼的,现场solo每一次都不太一样,甚至不惜冒一个车祸现场的风险,我都想把它搞好玩。比如我会在台上突然改词,然后因为改词导致下一句忘词,我宁愿。

 

有一次在香港演出,演完开了个研讨会,亚洲的很多音乐界大咖都在,其中一个是富士音乐节(fuji rock)的创办人 Jason,他就很喜欢我们,说五条人的音乐像老虎走钢丝,我觉得这个形容说得很好。

 

看过一本法国小说家阿兰·格里耶谈电影的书,里面提到导演戈达尔拍片子时,如果遇到意外,比如下雨,他不会停下来,而是把意外卷入他的电影。就像王家卫拍《春光乍泄》时,因为胶片用完了改用 DV拍,后来很多人还模仿他。意外能引发新的创作。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回去西安演出,开场唱《热带》那首歌,歌词里提到赌博。在后台我突然看到一张麻将桌,就说把它搬台上去。开场黑灯上去四个人,观众以为是乐手呢,一开灯发现是四个路人坐牌桌上,这时候我们才上台,整首歌唱下来他们一直在打麻将,这场面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还有一次在大连演出,那个投影屏坏了,我就跑回酒店把白床单扯下来,挂上去当幕布,皱巴巴的也挺有味道。这就是把生活的问题卷进来,有歌迷说我们是搞行为艺术的乐队。

 

茂涛:


其实我们之前拒绝过一些综艺节目,像《中国好歌曲》、《天天向上》都来找过,我们主要是觉得和乐队的风格不太适合,怕太商业化。还有我们普通话都不是特别利索,我又不善言谈,综艺节目主持人肯定要跟你调侃,觉得未必应付得了,怕变成小丑。《乐夏》一开始我也比较抗拒,后来跟仁科沟通了很多次,毕竟这个舞台是最接近live house的,那就去玩一场吗,我们真的做好一轮游的准备了。

 

试音时那两首歌都唱了,导演也觉得很难取舍,考虑到《道山靓仔》是海丰话演唱,可能《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更容易被接受。但我们在底下商量过,仁科选哪首都可以,大家没太考虑比赛,已经沉浸在那种liveshow的气氛里,只想把演出演好,这舞台是我们的,你们都要来听我们的音乐,就是那种玩的状态。

 

但是后面的talking环节完全在意料之外,突然间变成了仁科的脱口秀,我本来在那扮演社会大哥,被他逗得忍不住笑。自从改歌之后,我就觉得越玩越开心了,《乐队的夏天》也允许这种意外发生。

 

我们喜欢尝试些即兴的东西,包括录音时也是,有很多旋律,真的你弹下去那一下才知道会发生什么,音乐的奇妙就在这。慢慢的这种冒险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惯性的在做,才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生存主义


五条人2010年第一番全国巡演时,去了十几个城市,有时候在酒吧演出只能卖六、七张票,最后巡演结束每人挣了80块钱。这么多年,看过他们现场的观众可能有一、二十万人,但在《乐夏》这个平台上演一场,就有上亿人看到,一时间炙手可热。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次翻身,能不能在一拨拨综艺、直播后,还能守住元气。

 

仁科:


我疫情期间把钱都花完了,所以之前有采访问五条人为什么会参加《乐队的夏天》,我直接回答就是为了名和利,当然也补了一句,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就这么简单。我们不是要耍酷,恰恰所有乐队都为了这个目的。

 

大家好像有一个误区,觉得摇滚乐和商业是对立的,其实摇滚乐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产生的,像滚石、披头士这些,都是极其商业的乐队。上电视,为产品做推销,他们可以光明正大聊商业,我们就老是有点别扭。摇滚乐作为流行文化,有它的反抗精神,但它的本质是拿了你的资本,还反你的资本,这很正常。所以要振兴摇滚乐,不通过商业途径是不可能的。

 

今天还跟阿茂聊,怎么看待最近这些商业活动,广告啊、直播啊,我其实没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活儿。如果为了钱,干完就走了,我不会,在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把它看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尽量从中理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会观察导演的工作,跟其他演员聊天,听他们的经历,这些都是收获。我不是卖给别人10小时,这10小时我全盘收回,都是我的经历。

 

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导演上来就拍了拍我肩膀:“期待你的脱口秀,多来几句金句啊”。但我那天只是去聊天的,没金句也不能硬说,所以整个气氛有点尴尬,无所谓,我可以接受冷场,该尴尬就尴尬。我不是要砸谁场子,很多规则我尽量配合,但是幽默这个东西属于一瞬间的灵光乍现,设计好的幽默是没有生命力的。

 

当然从功利的角度上说,不应该这样,可能我多准备些笑料也能搞定,但讨好别人还是挺累的,何苦呢,所以我们最近也拒绝了几个综艺节目,我知道他们想让我做什么。那次发挥属于歪打正着,就毁掉也无所谓,因为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你也没费很大劲。

 


来与他们聊天之前,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英语水平到底怎么样。茂涛听完问题直接摇了摇头:我俩英语都不怎么样。英语太难学了,不过练英文关键是敢讲。五年前我英语更差,大概就认识20个单词,有一天跟一个德国佬连比带划聊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他请我喝伏特加。所以大家不要太拘泥于发音、单词,语言沟通是全方位的。本来今年6月份要去葡萄牙参加音乐节,9月份要去德国参加艺术展,疫情耽误了,这段时间我们真的在学英文,为出国交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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