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Peter，原文标题：《“上海名媛群”的背后：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头图来源：《三十而已》
近日，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名媛观察者》的文章引发热议。
文章作者称，自己花了500块潜入了一个上海名媛群，原以为这些“上海名媛”像电视剧中那样过着精致的日子，但事实却非如此。
这些“名媛群”更像“团购群”，6人拼团，每人只花85元就能享用五星级酒店下午茶，15个人拼单，便能用便捷酒店的价格住上每晚3000元的豪华客房。如此大费周章，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拍几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展示。
这一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带着滤镜的生活是否真正能够提升幸福感？社交媒体为什么会增加一部分人生活的焦虑感？本文介绍了几个相关研究。
每年，联合国都会发布一份《世界幸福报告》，用以量化人类生活幸福水平。
该报告的联合编辑约翰·赫利韦尔教授去年曾表示：“这个世界瞬息万变，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场所、社区还是社交媒体上，彼此之间的互动对世界的幸福都有着深远影响。”
人与人的互动与幸福感息息相关，社交网络也已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维系人与人连接的场域之一。
社交网络如何影响人的幸福感，这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个问题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尤为关键。但与幸福感有关的问题从来都不那样简单，这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止代表某一刻的享受，还指个人对自身状况的认知，以及一种普遍的生活哲学。
当我们在谈论社交网络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究竟是在讨论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拆解。
联系越多，孤独感一定越来越少吗？
社交网络通过帮助我们和远方的朋友建立便捷的联系，让我们免于孤独感。但这是否意味着联系建立的越多，孤独感便越低？这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是否收入越高，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幸福？
答案看似是肯定的，但研究却指向了相反的结论。
2018年“自然人类行为”的研究，根据对全球170万人的问卷结果指出，并不是收入越多，幸福感就会随之越高，而是存在一个饱和点。对于主观幸福感，当年收入达到9.5万美元，就会饱和，而对于情感满足，饱和点位于年收入6到6.5万美元。
这意味着，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是双向，高收入不仅会带来更多的物质满足，还会激起更多的物质上的渴望。
类似的，当社交网络让每个人都能够看到更广大的世界后，我们发现更多的信息输入，就像收入那样，并不会无止境地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在今年9月，一项基于四千名中国五十岁以上老人的研究表明，社交网络的使用和幸福感间接相关。然而这一关联只是针对这一特定年龄段，且使用者大多位于城市，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水平。
而根据对2019年美国青少年脸书的使用记录分析研究，社交网络的使用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使用过程本身。
一方面，更多的好友数和孤独感负相关，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好友数量越多，自己的孤独感越低；但另一方面，在社交网络上花费的时间，则与孤独感的增加成正相关，这意味着在社交网络中花费过多时间的人，反而会感到更多的孤独感。
社交网络与孤独感之间并不只存在简单的关联。使用频次、使用模式、使用时长等均可影响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感受，对于这一问题，亟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带着滤镜生活，会带来幸福吗？
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向外界展示自己——是显露真实的自己还是理想中的自己？哪一种会让我们更快乐？
今年10月，自然通讯中的一项研究，要求1万名脸书用户，针对自己的个性，在大五类人格测试对自己进行评分，形成主观评价。而后，再根据社交网络中的点赞信息、社交网络中发布的文字信息，通过算法预测出，相对更为客观的人格分类。
研究发现，个人自评和算法预测的个性更接近的那些人，能感受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也就是说，在社交网络中，那些敢于展示自己天性的人，相比自我美化的人能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该研究还进行了干预实验。实验中，那些本来秉承“做自己”的人，在接下来的7天里在社交网络中必须去呈现理想中不真实的自己，相应的，也让那些本来在社交网络中“展示滤镜后自己”的人过一段素面朝天的日子。
结果显示，前一组被测试者在被干预后变得不那么快乐，负面情感更多，而后一组则恰恰相反。研究不仅指出了个人使用社交网络的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性，还通过干预实验，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个人来说，让自己在社交网络上卸下面具、做好自己，可能是收获幸福感的“正确姿势”。而对于社交平台来说，如何通过机制设计，例如助推（nudge）的小提醒，让用户更容易地展示本真，从而让使用者获得更积极的体验。
“朋友圈焦虑”从何而来？
或者换句话说，当我们浏览什么样的信息时，我们会产生焦虑情绪？
通常情况下，事实性的陈述多半不会持久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基线，而反事实思考的错位，才会加剧焦虑感。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thinking），指的是针对已经发生（存在）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可能比事实更好，也可能比事实更坏。
反事实思维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在1982年发表的“模拟式启发（The simulation heuristic）”论文时首次提出的。
通俗的说，生活中真正让我们感到不开心的，是那些被我们错过、却无法改变的事情。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如果当时我选了某个专业我现在早就赚够100万了；如果当时我在北京买了房子我现在早就财务自由了；如果当初我没有错过那个女孩，现在我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如果说“现在没有财务自由”是既成事实，那么想象“当初在北京买了房子就能实现财务自由”就是与事实相反的思维。从分类上看，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向上的反事实思考。也就是说，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有可能出现比真实结果更好的结果。
与之对应的，是向下的反事实思考。相应的说法是，幸好高考时那道我不会做的题猜对了才能考上现在的大学；幸好爸妈从小叫我锻炼身体现在才没有像××那样得上糖尿病……所谓的向下的反事实思考，指可替代的结果（如患糖尿病）比真实结果（身体健康）更糟糕。
向上的反事实思考，伴随的是嫉妒、后悔等负面情绪，而向下的反事实思考，常常能给人以“小确幸”、知足常乐的感觉。
根据2000年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向下的反事实思考不仅和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并且能够激励人做出有意义的改变，以提升自己。而根据2017年的一篇对1.3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向上的反事实思考，和当前以及未来的抑郁症风险相关。
社交媒体时代，向上的反事实思考从来都不缺少素材。这是社交媒体对我们思维方式造成的深刻改变之一。
我们在朋友圈里能看到太多被打磨后的笑容、精心布置过的晚餐、令人羡慕的亲密关系……人们会在网上展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这促成他们的“观众”启动正向的反事实思考，更加难以认清自我真正的需求。
反事实思考是人类特有的超能力，然而正如利器往往会伤害到使用者，对个人来说，向上的反事实思考也常常是无益处的。也正因如此，许多人选择逃到虚拟世界中，试图把幻想变为现实。
关于如何用好社交网络，来提升个人的长久幸福感，本文从三个角度进行了简单分析。
社交网络会对朋友圈中优秀的个体过渡曝光，从而给普通人带来的焦虑，而过渡使用社交网络，也无助于缓解孤独感，这时我们需要有个声音，提醒我们要知足常乐。
面对那些比过的自己“好”一些的同伴，社交网络会让我们更容易开启向上的反事实思考，进而加剧个人的焦虑感。如何让使用者习惯于选择向下的反事实思考，想象是由于他做对了什么，而不是自己错过了什么，从而激励自己“知耻后勇”，在当下不要选择那容易走的路。
而科技向善，意味着社交平台的规则设计者，需要在众多需要考虑的权衡中，加入用户的幸福感这一项。还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去试图了解幸福感与社交网络及其用户接受信息的模式间的复杂关系。
只有搞清楚社交网络如何是让我们变得不快乐，才有可能做出恰当的改变，让每个使用者变得更加自信，更勇敢去做自己。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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