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因为“歌词尖锐”刷屏的歌,究竟写了什么?
2020-10-27 20:00

这首因为“歌词尖锐”刷屏的歌,究竟写了什么?

本文来自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叶橙子,题图来自:《说唱新世代》节目截图


哪怕是对说唱丝毫不感兴趣的人,看到下面这些歌词时,也一定会心尖一颤。


这两天,《书院来信》从一众戴墨镜挂金链、唱蹦迪与女人的过往说唱作品中,突然杀出了圈子。


歌手圣代用藏头诗的方式,为三年来始终使人心痛的豫章书院事件又喊了一次——


“我被关在小黑屋里,他们每天都打我,爸妈快来救救我。”


“我想离开这里,我真的不想活了,爸妈快来救救我。”


“快点让我解脱好吗,爸妈别来救我了。”




在如今的说唱节目里听到这首歌的人,注定会惊诧。


一是惊诧于会在光鲜舞台上看到隐隐牵动所有人的社会事件。


二是惊诧于这次的表达方式能如此直白。


回忆回忆公众舆论场上那些义愤填膺的讨论,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模式:事件被报道、舆论逐渐发酵、人们为此大吵一架、下一天的热搜榜单又会将前言完全覆盖、再出现新的争论。


就像豫章书院事件,2017年被曝光后沉寂,2019年曝光志愿者们收到死亡威胁后又再度沉寂。



为社会问题争辩的空间,通常限缩在热点新闻下的评论场里。而当新闻从热点中撤下,发声与表达也就随之“退居幕后”。


娱乐舞台与社会新闻被人为地、默然地区分成了仿若两个世界,一边是甜腻、暧昧、阳光与强调自我的情绪,一边是胶着、纠缠、矛盾与外化争端的现实。


《书院来信》毫无征兆地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聚光灯交错的玻璃舞台上突然让人们想起——“噢,舞台上可以有现实。”



关照真实生活的音乐作品,近年来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它们要么小众到少有人知,比如歌手法老的《AFK》,质疑杨永信的网瘾学校屡被报道但仍未关停。



要么习惯于用更为隐晦的方式去传递,比如蔡依林与阿信合作的《玫瑰少年》,不少听众以为这又是一首天后slay全场的酷歌。


实际上,它是为纪念因举止女性化而遭受校园霸凌致死的男生叶永志。



也只有歌词直白到刺痛双眼、毫不遮掩的《书院来信》,像是终于点燃了烟花的引线,在黑夜的街道上空炸开,让越来越多的人停下来看了一眼:“真的不敢再打碎玻璃制品”,对应豫章书院事件中试图摔碎杯子、用碎片自残的受害者,被“老师们”用细钢筋体罚。“喝不惯食堂的盐水”,对应书院事件中学生们疑似因吃带鱼导致食物中毒,学校却仅给予喝盐水作为治疗。



藏头歌词从“快点来救我”,到最后一段“爸妈别来救我了”,传递的绝望层层递进。


再用一句“如果你们爱我,那就从‘头’看一遍”,把整首歌的立意完全挑明。



倘若从所谓的文学修饰性上分析,这样的歌词似乎太平铺直叙,近乎呐喊。可回头想想现在的喧闹舞台上,能被呐喊的除了“我爱你”,少有其他。


在《书院来信》的直白面前,“艺人就该好好唱歌,别碰国事”的明哲保身训言,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大半个月前,刺猬乐队在音乐节上表演最初名字为《他杀死了地球上最后一个医生》的新歌时,中间还插播了社会新闻,传递了这首歌的创作动机——



它源于2019年底的一起杀医事件,歌手希望把模糊的情绪与反思,在歌曲里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重要的是,生活不止是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不止是深夜枕边的一滴迷茫眼泪,也不止是年少轻狂地炫耀与愤怒。


还可以有对社会生活的外向反思。




与《书院来信》爆红脱不开关系的,是反差。


在网友印象中,近几年的演艺圈的确已经少有尖锐的态度,大众歌曲里也少有对社会现实的关照。


via @牯岭街少女


容祖儿和希莉娜依高在《我们的歌》第二季中演唱张惠妹的《母系社会》,一首带有女权色彩、曾入围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的歌,被现场嘉宾评为“炸场”。


可隔着屏幕欣赏这首歌的观众们,只能尴尬而沉默地看着被修改到摸不着头脑的歌词。


“生个儿子”变成了“身各而至”。


难得一次“言之有物”的表达,最后呈现出来,依旧被修饰成了虚浮的无病呻吟。



倘若回忆上一次值得反思的大众歌手舞台,或许还得追溯到2013年辛晓琪在《我是歌手》上唱《亲爱的小孩》,为了纪念“长春3.04偷车事件”中的小浩博。


当年,婴儿被随车盗走的新闻惊动全国,吉林全省搜救,次日偷车者自首,表示已将婴儿谋害埋于雪中。



演唱过程中,辛晓琪在台上痛哭落泪,这不是《亲爱的小孩》被演绎的最完美的一次,但对不少观众来说,或许是最有记忆点的一次。


因为一首歌里的情感,有了可以寄托的实物。


而那些被推到聚光灯下、被大肆传唱的男欢女爱、年少轻狂与被消磨成苟且的“远方”,对比之下难免单薄。


它们并非毫无道理、又或是不该存在,只是在有重量的现实面前显得轻飘飘的,像一个虚构的精致乌托邦,浮于真实的人间疾苦之上。



当直白尖锐《书院来信》让所有观众开始赞叹,文艺创作就该敢于挖掘人性阴暗面、“言之有物”时,这让人不免开始思考,创作表达是不是必须与具体的社会事件关联才算好?是不是情绪一文不值?


其实也不尽然。


刺猬乐队的那首新歌的歌词,乍一看歌词只是个人情绪的宣泄。


最珍贵的部分,是这夹杂悲悯、愤怒与迷茫的情绪来源于对外界的观察与共情。


而不是仅仅满足自身优越感的,“追逐音乐梦想”“够前卫够酷”。



诚然,从商业功利的角度来说,批判社会事件是再危险不过的事。


在流量与热度的加成下,互联网上随时能打响一场以“观点消灭观点”为目标的无声战争。


可当舞台上只剩下小确幸与小迷茫,不再包容批判与讽刺。


这样的文艺创作,到底是虚构繁华中欺骗人的工业代糖,还是它本义“对真实生活的侧写与思考”。



网友们在称赞《书院来信》时,最频繁用的一个词,是“敢”——“敢在歌里谈社会事件”。


对这一行为用“敢”来描绘,足以证明在人们的印象中,歌曲早已被划分为轻松娱乐的范畴,而大众舞台上,亦少有批判现实的视角。


问题,就出在这个“敢”字上。


为什么我们会默认在文艺作品中批判直指社会现实,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呢?



虽然汪峰如今流传度最广的,是《飞得更高》等励志歌曲。


但最初令他一夜成名的,是《晚安北京》《无主之城》等等,里面全是初代北漂视角下的迷惘与沉思。



与汪峰境遇相似的是,虽然罗大佑传唱度最高的歌曲是《光阴的故事》与《童年》,但他本人身上最深刻的印记一定是“热衷针砭时弊”。


罗大佑1982年首专《之乎者也》的同名单曲,“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盗印也”而被审查员驳回,罗大佑故意将这段改写成“眼睛睁一隻/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



名曲《鹿港小镇》,取材自一位前往台北打工的贫穷小镇青年,快速膨胀的城市与依旧落后的农村,是那代人必须直视的割裂与伤痕。



那首几十年来以“公益歌曲”传唱的《明天会更好》,还有一纸更尖锐深沉的原版歌词:


嘶哑着你的咽喉 ——唱出你的热情


发出一阵怒吼 —— 伸出你双手


让我们撕碎这旧世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们重构美丽新世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这些如今看来也会被称赞为“敢写敢唱”的歌曲,对于世纪之交时期的歌手们来说稀松平常。


虽然在彼时,这些歌曲依旧会引发质疑与围堵,但还不至于被冠上一个“敢”字。


一方面,在三四十年前,摇滚、公共事务、城乡差距带来的诸多阵痛的确是时代底色,人们需要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找到情绪的宣泄口,去讲述历史车轮下小人物的故事。


物质条件与社会福利提升后,这样的诉求开始变弱、变少。


郑智化 《中产阶级》


另一方面,成长环境的代际差距,决定了这届年轻人更强调自我、看重个人小情绪的表达,并追求理想主义的构想。


当个人选择趋于多样多元,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减少,共情也在削弱。


于是细腻与温柔成为最抚慰人心的特质,当我们试图开口表达,最熟悉的一定是“幻想挣脱、孤影自怜”式的自我感受。



2012年苏醒的专辑主打歌《心世界》,集中写下了那几年震动人心的现实新闻——小悦悦事件、老人摔倒没人敢扶、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



那时这首歌因歌词尖锐一度被禁播,而看到歌词内容的听众们,也逐渐开始夸一个“敢”字。


但慢慢到现在,这个字所称赞的内容,似乎变得“贬值”了起来。


当歌手对自己曾接受的指责进行自嘲和diss back,也被称为“好敢唱”;


当歌手在歌词中只是表达出了一些“老子最强什么都不care”的我行我素,也会被赞为“好敢唱”……



“敢写、敢唱”,好像越来越只是指向敢表达一些和大众期待中不太一样的声音而已,亦或是粉丝对偶像一种比较别致的赞美。


这次《书院来信》明确向一件广为人知的社会事件开火,倒是让全网统一了声音——“这才是真的敢唱。”


可是,值得深思的是,当社会痛点被搬入文艺作品时就足以被惊叹“敢”,当尖锐与批判的态度就足以被视作莫大的勇气。


是不是,这才是最大的不对劲?


本文来自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叶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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