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代以来，赢得选举的诀窍，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启引起分裂的议题。这些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重新辩论和新的解释。往往只是激起旧的憎恨和愤怒，企图得到选民又一次投下的愤怒抗议的选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苏小七，头图来源：《芝加哥七君子审判》
截止北京时间11月5日下午2点（美东时间5日凌晨1点），美国大选的选情依然十分胶着。
新冠疫情、提前投票人数之多前所未见、计票方式缺乏统一以及正在进行的法律官司，都让2020年成为结果最难预测的一次美国大选。
以往的美国大选，多在大选夜当晚就能知晓初步结果，而此次大选除了受疫情影响导致邮寄票大增和计票放缓；双方票数的接近和难以计算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复杂、纷繁的声音中，美国社会深深地撕裂。
以往“政治冷感”的美国人，此次的大选投票率达到新高，有望超越1908年65.7%的百年纪录。这种少见的政治热情，无疑印证人群对于当下社会某种根植已深的矛盾的恐惧，以及对未来评估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支持川普的人数仍然众多，与选前民调显示的拜登领先颇有差距，似乎“沉默的大多数”又在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人》到《自然》《科学》《柳叶刀》……许多平时不以政治和立场为重点的杂志和顶级科学期刊，都罕见地公开发社论，立场鲜明地表态反对特朗普和支持拜登。
创刊208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一次发表了由全体编辑署名、关于政治和选举的社论文章，主编Eric Rubin表示：“我们并非政治期刊，也不想成为一本政治期刊。但现在的问题关乎事实，而非观点。”
美国社会缘何至此？当然，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因而我们从最近上线的一部口碑佳片《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豆瓣评分8.6，IMDb评分7.9）谈起。电影改编自上世纪60年代末的真实事件，但这桩60年前的审判，却与当下有着惊人的类似。
通过梳理这次审判的过往、成因、文化背景和影响，或许我们会发现，当今美国的撕裂，在60年前就已注定，并影响至今。
芝加哥七君子，一场政治审判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由好莱坞金牌编剧艾伦·索金（Aaron Sorkin）担任编剧和导演，剧本在2007年便已完成，计划由斯皮尔伯格执导，但最后搁置了。
两年前，电影拍摄再度重启，原本计划在今年9月25日公映，但因为美国疫情紧张又临时撤档了，最后决定在10月16日登陆流媒体，坚持要在大选前20多天呈现于观众。
这一选择的意图非常明显，索金独特的台词编剧风格，再加上鲜明的理想主义者色彩和平等左翼的倾向，是用电影在大选前对特朗普的一次反抗和呐喊。
故事发生于60年代末，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嬉皮文化、反越战思潮兴盛的时候。
“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著名的话源自激进美国青年杰瑞·鲁宾（Jerry Rubin）。
后来，鲁宾与嬉皮士霍夫曼（Abbie Hoffman）一拍即合，把嬉皮反文化与反战运动的政治性结合在一起。
1967年8月，鲁宾与霍夫曼前往纽约证券交易所，把三百张一元美金钞票从二楼往下撒，造成现场的巨大混乱。把现实当剧场、制造混乱、创造迷思(myth)，这是他们之后所有行动的原型。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
对霍夫曼来说，这是一场街头的“游击剧场”（guerrilla theater），他的信念是，“任何革命最大的错误就是变得无聊”。
1968年，时任执政党、越战的发起者民主党将在芝加哥举办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总统候选人。这些年轻政治激进派嬉皮士（yippie，译为雅皮士）聚集起来，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抗。
这时，反战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开始日益明显，当时已有鸽派和鹰派的分裂，或者“甘地与游击队”的区分：后者不想再只是和平示威，认为必须采取暴力。
嬉皮士对媒体放话，要采取各种行动来阻挠这次民主党大会，包括：假装成出租车司机去饭店载大会代表，把他们载到城外让会议开不成。
他们甚至计划带一只猪去现场，并提名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他们说：“民主党提名了一个总统，而他把人民吃了，我们提名了一个总统，而人民可以把它吃掉！”
著名的《休伦港宣言》起草人汤姆·海登（Tom Hayden）也参与了行动，他们主张行动必须是和平与合法的，因此向芝加哥政府提出申请，但没有获得许可。
8月28日民主党大会当天，人群聚集在举行代表大会的希尔顿饭店外示威，随后运动逐渐失控，流血冲突、被警察殴打，催泪瓦斯弥漫了现场，遍地鲜血。
1969年1月，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上台，同年3月，鲁宾、霍夫曼和海登，还有黑豹党的席尔（Bobby Seale），2位较不知名的当地学者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动暴动，被称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8，后来席尔的审判被分开，所以改称为芝加哥七君子）。
这八人分属不同团体，甚至来往甚少，但司法部门把他们都当作一个组织起诉。其实席尔根本没参与组织这几天的抗议，只不过发表了一场演讲。后来的档案揭露，尼克松授意司法部门，就是要透过起诉不同代表性团体来打击整个反对势力。
1969年9月，审判正式开庭，被告们利用法庭陈述机会，痛批尼克松和越战，还在法庭上对法官恶作剧，引发了全国媒体的极大关注。
席尔曾一度大骂法官是种族主义猪猡、法西斯主义骗子，结果法官下令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巴，把他绑在椅子上。一个黑人在法庭上被如此对待，仿佛是整个美国种族压迫的譬喻，这让许多人非常震惊。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
案件审判持续了近5个月，这位七十多岁的法官在法庭上的审判极为偏袒，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最老朽保守的“反派”角色。后来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取消了原有的判决，案件带来的反效果也导致尼克松一方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不愿再深究。
进入1970年，这场闹剧式的审判结束了，整个狂骚的六十年代也落幕了，曾经的抗议与反文化似乎将逐渐烟消云散。
“沉默的大多数”与撕裂的美国
电影导演艾伦·索金是一位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编剧的《新闻编辑室》一开头，就借由女主角Mac之口，呐喊出了这段日后被无数截图和引用的台词。
Mac用一串激动人心的演说，表明要夺回媒体监督的“第四权”，做理性、客观、中立的新闻，“如果你真诚地告诉观众事实，那么观众会想要看新闻。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这样的新闻，甚至没多少人，顶多5%。但就是这5％，就足以改变这个国家。”
在《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索金也安排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尾，在面对明显不公的判决结果，七君子把这段时间在越战场上死亡的人名一一念出，就连对立的一方，司法机关的人也被感染而站起来致敬。
电影结束在了这样的高光时刻，芝加哥七君子也取得了抗争和名誉上的胜利，但现实却恰恰相反，1969年至1993年（除了1977年卡特上台4年），偏保守和右翼的共和党却在美国执政了30年之久。
虽然左翼的呼声很高，但这“沉默的大多数”与2016年美国大选境况惊人的类似。
70年代后，随着经济增长和扩张的巨大发动机的熄火，美国社会的进步慢慢停了下来。另一方面，越战结束之后，反战不再只是一个左派观点，而是主流社会的愿望。
尼克松也像特朗普一样，把学生中的激进分子、那些焚烧美国国旗的人与那些“守法、交税、爱国的‘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做对比。他重申“法律与秩序”，强调“传统价值观”，反对女权、平权和堕胎，谴责那些用抗议行动反对越战的人，把抗议的新左派当作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政治评论家迪昂（E.J.Dionne,Jr.）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指出1960年代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延续至今，这种紧张和矛盾塑造了此后的美国政治。
原本，民主政治应该是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提出的“寻求解决办法”，目的是解决问题和争议。
但是自从1960年代以来，赢得选举的诀窍，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启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议题。这些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重新辩论，新的解释。有的只是激起旧的憎恨和愤怒，企图得到选民又一次投下的愤怒抗议的选票。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
政客们特别擅长发现一些小问题，激起民众对犯罪的怒火。然而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解决问题，没有把更多的警察部署到街头，没有让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合理化，也没有针对暴力的深层原因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双方都陷入艰难的论战，政治也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保守派可能无法围绕某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但他们可以在打退自由主义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美国社会中围绕种族、性别平等以及文化变迁（用更为平实的话说也就是“种族、权利和税”）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分裂自由派阵营，将怀疑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工人阶级选民分群，拉到自己一边。
人们渴望过去，抓住的却往往是鬼魂
政治问题背后，更深的原因还是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撕裂。
许倬云在旅居美国六十年后，所写下的《许倬云说美国》的一书中，谈到他多年观察到美国社会变化中的“浅水湾”现象。
在美国极度都市化过程中，浩浩荡荡的巨浪边际则是被推挤到角落的“浅水湾”：那里只是大海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在经济洪流的浅水湾，那些抛落于边际的人口，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源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类的分化现象，和前面叙述的大城市之内贫富悬殊现象，都是两极分化，只是一个出现在都市之内，另一个在都市之间。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犹如浪淘沙被遗留于过去，被推挤于边缘。
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当年乡党邻里的亲密也无复可见。许倬云的记忆之中，他刚到美国时，当地社区的凝聚性还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部分。
虽然不像中国传统社会，有宗族、亲戚等纽带，结合为一个坚实的社区，可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社区，也足够使人觉得回到自己的故乡，彼此都熟悉，人与人之间有关怀。
上世纪70年代时，美国在现代经济和技术的活力似乎崩溃了的十年里，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性。在现代社会似乎丧失了创造一个漂亮的新未来能力的时刻，努力恢复已被埋葬但还未死亡的过去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
人们渴望过去，不管它是什么，只是往回寻找某种可以靠一下的坚固东西。因此在轰轰烈烈的50、60年代的抗争过后，美国许多人转向恢复种族的记忆或历史，并将这种名誉恢复看作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美剧《根》在热播，引发了大幅度反响，它切中了美国人的心灵共感，遗憾的是，却缺乏转变为真正理解的底蕴。
它对家庭和种族作了过分理想化的表述。其中，所有的祖先都是美的、高尚的和英勇的，而所有的痛苦、憎恨和麻烦都来自“外部的”压迫者群体。
这一症结绵延至今，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有梦却难以实现，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
无法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旧日的美国，必须接受一群群不熟悉的新移民。他们也无法理解，外国进口的商品居然占满市场的货架，排挤了他们曾经生产的货品。
于是，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更因不能沟通竟恶化为仇恨——对外，他们坚决支持美国至上的霸权；对内，他们拒绝接受新移民，尤其肤色不够白的“异类”。
许倬云指出，这些不幸的贫穷无知者陷在无法自拔的泥沼里，将要成为美国式的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这一股力量的涌现，是社会败坏的后果，不是这些人的过错——他们乃是牺牲者，不是造孽者。
而特朗普这一民主“怪胎”，则趁潮崛起，推行其保守和孤立的政策。
宽广与开放，可能的理解方式之一
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难道芝加哥七君子的这样的抗争就毫无意义了吗？
诚然，在面对结构性的大问题之前，思考和抗争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极其复杂和不公的世界里，常让人感觉到绝望无力。
作为一个持续数年，审判时间长达150天的复杂议题，一部电影显然很难囊括，因而，索金简化、摘取了其中的部分，用以表达新左派的观点。
但电影中的提出的许多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去研究这些真实人物的命运，和背后的选择及症结，或许也是一种面对结构性的现实议题的解答。
汤姆·海登在1962年发表了“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休伦港宣言》，里面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对当时许多并未被广泛地认为是“政治的”问题给予了关注，比如孤独、隔离、疏远这些字眼的字眼。他们的“目标不是夺取生产工具，而是改变人际关系”，更关心的也是文化和道德。
在审判过后，芝加哥七君子开始有了各自的人生选择，鲁宾和霍夫曼成为超级文化明星，和刚搬到纽约的列侬与洋子成为好友。
霍夫曼依然参与政治抗议，但也患有严重忧郁症。最后不幸在1989年自杀。
鲁宾的人生一样出现激烈的转变，他决定去华尔街工作，从六十年代激进颠覆的雅皮士（Yippie）转变为八十年代中产阶级雅痞（Yuppie）的代表。他专门表示自己“长大了”（Grow Up），则霍夫曼指控他出卖了理想。
海登则持续参与反战运动，在九十年代担任加州地方议员，连任数届。他一生都坚持青春时的理想，积极参与美国左翼运动，直到2016年过世。
在这个所有东西似乎都可以被解构、打散、重塑的当下，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没有通用的答案。
但我们今天想分享“现代性”研究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Howard Berman）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在书中写，现代性诚然会消解一切，但现代主义也可以是一种开放而伸展的理解方式。
当人类活动被割裂成碎片，这些碎片被分为各种孤立的现象，用学科、语言、文化、人群和种族标签化时，彼此之间的鸿沟看似难以跨越。
伯曼写道：
“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理解方式之一。但它却具有一些优点，能将艺术、理智、宗教和政治活动，都看作同一个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使我们展现出它们之间创造性的相互作用。
这种理解方式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展开对话创造了条件，它跨越了物理和社会的空间，跨越了民族和国籍的界限，跨越了性别、阶级和人种的界限。
现代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提供给我们在一起交谈并相互理解的大量机会——有时候那甚至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我们需要很好地利用这种可能性，它们将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参考资料
1.《许倬云说美国 : 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许倬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乌托邦追寻》，张铁志
3.《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世界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美]马歇尔·伯曼，商务印书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苏小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