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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特定时期的各种人物，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感受，记录了当时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欧洲危局的社会现实，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辛白林》
序言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他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象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荡过；而我自己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象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
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己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各国的首都，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象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摇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象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革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发生过战争，不过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再说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谨，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第一次大战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第二次大战是站在反德国这一边。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情条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
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且看: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从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任自己去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转折之中。所以，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不是完全没有意图的。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对我不利但又极具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环境下来写自己这些回忆的。即，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客居异乡和缺乏任何能帮助我记忆的材料条件下来写这些回忆的。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手头没有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一封友人的书简。我也无处可以问讯，因为在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我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我自己脑子里的记忆。至于记忆之外的其他一切，眼下无法找到，或者说已经失掉。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掉的一切从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我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并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而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首先要感谢三个人：茨威格先生，舒昌善先生，还有蔡老师。他们让我在这个用优美流畅的句子构筑起来的精神花园漫步到不知时间流逝。我在文字里走进一个遥远的时代，鸟瞰辽阔的世界，领略当时的社会风貌，结识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温暖的人性、高雅的情趣、睿智的见解在笔端纸上流淌，漫进我的心里。但也给我写读书笔记带来烦恼，这部伟大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自然有不同的解读，除了其中的美好和高尚让我深深震撼，并心向往之，也只敢从几个关键词试图写下这篇迟到很久的读书笔记。
（一）太平盛世，是耶？非耶？
这本书的开篇是如此美丽：科技进步、文化昌盛、秩序井然，“谁也不会相信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起来已不可能”。我们陶醉在和平保守的音乐之都，在剧院、博物馆、大学，在飘着音乐和花香的林荫道……生活是那么曼妙、那么从容不迫、那么富足安稳。
其实以“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拼命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亚非拉和大洋洲悉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网络之中，英法的争斗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非洲，尤其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它们在非洲的矛盾日趋尖锐。1898年法绍达危机时两国险以兵戎相见。德国向近东挺进的”东方政策”导致了它与在那里有着传统利益的英法俄等国的冲撞，而1899年发生的英布战争更是以英德在南非的对抗为背景的。再到后来俾斯麦下台，人走茶凉，各国相继调整对外政策。1904年和 1907年缔结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英法俄集团与德奥集团对峙的两极均势局面的形成。此时处在欧洲中心的奥地利怎么可能独善其身，“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
所以茨威格先生笔下的“太平”实际上是虚幻的，是强者赋予的。既然可以赋予，就可以随时收回。大师在后面以追悔的心情反思道：“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其实先生可以不必如此自责的。思想的作用、道义的力量、文明的影响固然不能忽视，但是比它们更强大的，有时候就是一个名叫“利益”的魔鬼。
（二）民族主义，是耶？非耶？
在序言里，茨威格有过叹息：他“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国际交游的人，一位热情洋溢的欧洲主义者、一位要做“世界公民”的人，茨威格对民族主义下这样的评价不难理解。也难怪他看着从前“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而徒唤奈何，况且民族主义也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一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雄伟壮丽的事物下面有时候隐藏着的是一些人的贪婪，别忘了，我们这片土地也曾经遭受过这样的灾难。
民族主义的是与非本来就是个众说纷纭的论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正是靠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凝聚力，英勇抗争，才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先生反对的应该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我们应该学会自我观照，至少在使命感热血沸腾的时候，还能保持谦卑冷静，最起码有一种自省和自我检视的能力。这与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并不矛盾。反思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一些国际冲突，比如西班牙烧鞋事件、比如印尼屡屡发生的排华事件、比如国外越来越强的技术壁垒……我相信这些现象随着中国的发展还是会继续出现，甚至升级。如果我们还是以一种愤怒的方式来应对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没长大，或者说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因为就象黄教授说过的：“只有弱者才会对别人的看法做法耿耿于怀，真正的强者只会从中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进。”
（三）关于自由
关于自由，茨威格着墨不多，一次是在描写战前的文人，一次是在写罗曼罗兰拒绝列宁的时候：“人应该怎样保持自由，即使违背全世界的意愿也能忠于自己的信念。”但我觉得茨威格先生所要真正呼唤的应该是这种自由吧？这种自由让人没有恐惧和勉强，也不会让人拼命向外界求取安全感。就象是前面描绘的“太平盛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由而变得迷人。正如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记述的，西南联大里既无阅读或政治的禁忌，也无意识形态的干预，这种自由的风气形成了学生心智成长的沃土，加上师友间的启发、交会，使得当时的西南联大群星烁烁。
这种自由我想应该由一种东西来保障，或许就是雷颐先生在序言里提到的“秩序”（？），这种秩序高于权利和自由，这种秩序不会为部分人撼动，这种秩序严正透明，这种秩序才能保障大多数人的权利和自由。
（四）知识分子
回忆欧洲文化名人，是这本书重要的组成部分。茨威格带着小说家的浪漫、带着对美好往事的眷恋描述着他们：年轻时遇到的天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和他一起反战的罗曼罗兰，还有高尔基、罗丹、里尔克、弗洛依德……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才华、看到了朴素、看到了雄浑、看到了良心……
反观当前的知识分子，还是会觉得，能以明澈的理性和对人间深刻的悲悯，把自己丰富学识应用到复杂现实中去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
我并不赞成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真的要走出书斋，但是我会向往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时代，或者说让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够占据世俗所谓的“统治地位”（好象有点用词不当？），或者说，让我们的官员、企业家等等社会菁英们更具有宽广的胸怀、深邃的思想、从容的气度，让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和思想者能传播他们内心的东西。那么会有更多的人拥有清亮的眼神、自然的举止——那时候，也可以称为“和谐社会”了？
有人说过：“厚重的历史，每一页都写着重复。”看看《昨日的世界》，然后再反观我们这个依然被隐隐的战争阴影笼罩着的世界，不禁会感叹人类历史永远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可是“毋须悲观，但须警惕”。希望精神的火种再无法被阴霾遮蔽，希望我们离持久的世界和平能更近一步。
就象雷颐先生在推荐序一开始写的那样：“伟大的作品中总有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在这样的作品里，你会知道什么叫“美丽”——你看不到它的存在，却仿佛沐浴在春风里，看见树叶在歌唱、看见阳光落下来……在茨威格的文字中你会觉得身边突然寂静无声，在这清澈透明、又饱含激情的文字里，你会发现自己正在接受着洗礼，你会随着作者的笔深入人类的苦难和灵魂，触摸着历史的焦灼和隐痛、倾听他对美好与和平的呼唤。
昨日的世界已经逝去，但历史和人们将把它永远珍存。
书摘：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整理/wanderlust
“我从未在深夜一两点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中。”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遥自在的地方，莫过于巴黎。在巴黎，大革命时期的遗风犹存。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共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无论是中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还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那没有任何强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想、欢笑、责骂。巴黎为每种特殊需要留有余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
《约翰•克里斯多夫》：一部不是为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切欧洲国家服务的书，一部为增进欧洲国家团结的书，它表现各种道义的力量，对于爱的理解以及想要得到这种理解的真诚愿望、经过检验和甄别的正义，对艺术相互联系的使命令人鼓舞的信任。他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表现各种人民的秉性，指出各族人民最可爱的特殊个性何在。
罗曼•罗兰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一、对音乐表示他的感谢；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在书里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充满加倍的悲哀。他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佛洛依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1939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干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1914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让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为了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信念的企图。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像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思想相同的人联系在一起。
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衰竭、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的传统信念的全部力量对任何公开的谎言、对任何践踏国际公法和破坏人道主义的行为作出强烈反应。
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象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厉谴责，可是在那个时候还能激起全世界的愤怒。
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与心灵还没有被那些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波浪淹没，文豪、作家的讲话绝不是无济干事的，恰恰相反，一个伟大文豪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比那些政治家们所有公开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当然，以后是非常失望。
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纪录。
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回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太阳的光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那些开始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释然了。
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无优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
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和那种使人心灵万分痛苦的失败势力对立起来。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象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
我把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
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 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以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践踏在地。
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义；各民族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空间和睦相处，这是瑞士人的理想，为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则——这对我们整个混乱的欧洲来说是多么好的榜样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她是和平与自由的驻地，她最忠实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欢迎各种思想观点—因此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一个超越民族的唯一国家的存在是显得何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赐予这个国家以美丽和财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时刻，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
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一系列交谈中，我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含着一种轻微的悲哀，就象和里尔克谈到那次战争时就会感到悲哀一样。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酌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深感愤慨。但对那些连自己都不明自为何 （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 总是寄予同情。
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自己有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自己也应该是始终不受束缚的。而他则要以这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说明：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也能忠于自己的信念。
而且，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垮台的。
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
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过有象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
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所以，我在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内心深处只有这样一种居心不良的愿望：但愿会发生一些能把我再次从那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拽出来的事，但愿会发生一些迫使我不象以往似的继续生活下去、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事。
驾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了我从来不敢大胆奢望的许多东西。担它当时已顺从我的意愿，举起自己的手准备把我生活的基不彻底粉碎，同时迫使我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种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最后几年岁月、我的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义的一切，都成了赌注。
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已经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到你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拒了！你尽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这样的时代。
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那受到严重排挤的处境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