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电影杂志（ID：moview_weekly），作者：东四环作家协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说实在的，阿看怎么也不能相信，看见的是他的噩耗。
12月11日，之前饱受争议的韩国著名导演金基德去世，享年59岁。
回顾金基德的一生，非科班出身，促成了他不按常理出牌的任意妄为，亦造就了韩影一个久违的、生机勃发的异数。
其电影俯瞰现实也仰望幻想，硬生生剥离出人们不愿接受的残酷实境。然后血迹斑斑地放在那里，你可以赞叹或者厌恶，却没办法视而不见。
“其实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拍出明亮、干净、健康的电影，但我得先变成明净的人。可我生存的、目之所见的世界仍旧藏污纳垢。而我混迹其中亦沾染不少。所以我理解的世界依然歪斜扭曲，置身其中还能描绘出明朗的世界吗？对此我没有信心。”
生于韩国
“坏小子”的标签跟随了金基德太久，很容易让人忽略1960年12月20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一个小山村里的他，童年时期简直“弱爆了”的事实。
朝鲜战场上带伤归来的父亲常年在家扮演暴君的角色，不厌其烦地在饭桌上对四名子女呵斥咆哮。
作为次子的金基德甚至没胆抗议绝食，而是胡乱塞几口饭就佯装吃饱了赶紧离开是非之地。等饿了，再去后院菜地里拔一颗白菜什么的充饥。
那种“小王八蛋，等长大了你能干点啥？”的训斥几乎像影子般占据着金基德的少年时期，使得他带有强烈的自卑感。
甚至十五、六岁时去杂货铺买东西，都最好是拿着100块就买刚好100块的东西。如果还需店家找零钱，他就会觉得给对方添了麻烦而感到抱歉。
直至成名后，他依然有着“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要么去修道，要么就是杂货铺老板”的诡异想法。
随后因为哥哥的学业失利，父亲认为他也同样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没等中学毕业就被要求辍学进了工厂。
由于从小在父亲的严苛教导下养成了做事认真努力全力以赴的好习惯。工作期间的金基德甚至自行钻研并利用电器行买来的零件制造出实用工具以提高效率，没多久就当上了厂长。
这种自己动手的优良传统直到当导演时还保留着。
拍《收件人不详》的时候，若是需要什么小道具，他往往一边让导演组去买，一边琢磨万一买不到合适的该怎么动手解决。
从纪录片《阿里郎》里，也可以看到金基德独自打造了一把手枪。
而青春期极其循规蹈矩的他，20岁前唯一一次进警察局就是因为口袋里揣着一把自制手枪。
当时，常被同街区小混混骚扰的他心底不自觉地涌动着干掉他们的想法。
浪迹欧洲
为了摆脱父亲，金基德自愿报名去了海兵队服役。
然而没能大学毕业成了困扰他一生的情结，与父亲的压迫组合成坚不可破的自卑根源。使其后来无论当工人、当兵、还是当导演之际，只要得到些许肯定就特别容易自我膨胀。(包括帮战友写了一封逆向思维的情书，竟然得到回信并无心插柳地跟那个女生开始交往)
进而形成其身上自卑与自负并存的矛盾局面。
退伍后为继续逃离父亲，及其为他规划好的当厂长的人生道路，金基德选择远赴法国学习绘画。
其自幼痴迷于画画带来的创作自由和快感。
小学时曾因在课本上涂鸦而挨过父亲在小腿肚上鞭打200下的“酷刑”。
1990年2月花光全部积蓄买了一张机票毫无目的的抵达巴黎之后，背井离乡的金基德与那里如同野生动物般卑微而顽强的生活着的其他少数族裔成了朋友。
有天清晨，金基德透过住所的窗户看到三个非洲人在扫街，少数族裔所受到的从业限制使其同情心泛滥并自感身世，这在日后成为了他的绘画灵感。
赤贫的金基德在巴黎没待多久就跟着小偷和骗子朋友来到南部，以卖画为生。
《野兽之都》即取材自这段时期的生活。
后来经济情况改善，他找到一间画室，几个月之后背上行囊开启了欧洲巡回画展。
从萨尔瓦多·达利到爱德华·蒙克，再到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埃贡·席勒，金基德对画家的个人偏好一直在变。但无疑，席勒对其有着极大的影响，至少在其电影作品中的出镜率很高。
金基德说，从他的抽象画中可以看到“率真的现实”。也许正是这种抽象与现实的共存性贴合了金基德作品的气质。
回到韩国
投身电影如同一个命中注定的美丽意外。
1993年结束三年欧洲之旅后，金基德回韩国打理移居法国事宜。偶然看到了电影振兴公社张贴的剧本征集启示。
服兵役期间，金基德曾经写过一篇差不多1000页的纪实小说《父亲的战争》投给《护国文艺》编辑部。但没读过什么小说且无法克服拼写错误的他，最终落选。
他这次花了三个月时间以旅法经历写成的240页剧本也只换来一张“请继续努力”的婉拒回信。
好胜心驱使金基德推迟去法国的行程。报名参加了韩国剧作家协会教育学院开设的作家培训课程基础班。然而，毫无相关知识储备的他当时甚至不知“溶镜”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开始日间班和晚间班连轴转。
结业后，金基德又继续报名为期六个月的专业班。结业之际，他豪气冲天地拿出三部剧本角逐创作奖，并最终凭借描写韩法混血少女故事的《画家和死囚犯》胜出。
这点甜头让金基德进一步报名了研究班的课程，并且打定决心弃画从影。
以小强精神密集创作坚持投稿，直到1995年终以《擅自穿越》在电影振兴公社的剧本征集活动中拔得头筹。然而，当时炙手可热的剧本竟然因为错付了一家不靠谱的制作公司而至今未能拍出来。不过，金基德却也借此一跃成了明众映画社和Hanmac电影公司的签约作家。
不过，忠武路恶劣而浮夸的创作环境让他没多久就毅然逃离，潜心打磨《鳄鱼藏尸日记》的剧本。
走向世界
攥着《鳄鱼藏尸日记》剧本的金基德一时兴起，对前来收购的制片人开出了“让我当导演就给你剧本”的条件，意料之中地遭到回绝。
当他以为对方被吓得一去不返而恨不得掐死自己的时候，事情竟出现转机。
制片人约金基德面见了摄影师李东升，美术基础让金基德迅速得到了后者的信任。
然而，实际拍摄是个持续痛苦的经历。
临场经验不足、摄影师的不满、制片人的拳脚相向、连换三家制作公司、水下摄影的技术难题，几乎每克服一个都给金基德带来涅槃重生的感觉。
随即上映渠道不畅时，金基德又卑躬屈膝地登门拜访剧场经理，才争取到在明宝剧场用一个厅放映的机会。
尽管在明显的宣传缺口下观众反应冷淡，但是评论界却或褒或贬地投来了关注。
都说机会时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此后，金基德又马不停蹄地抛出了《野兽之都》《雏妓》和《漂流欲室》等作品，韩国观众继续抱之冷淡，评论界继续毁誉参半各执一词。
“金基德”三个字干脆成了女权主义者的靶心。
于是他开始自制录影带以投向国际电影节寻求知音，这剂猛药见效神速。
《野兽之都》参展温哥华电影节；
《雏妓》揭幕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
《漂流欲室》更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这些利好条件，促使金基德在拍摄《真相》之际自组了金基德电影制作公司。
等到2004年，《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分别拿下了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而韩国方面，其作品却仍像是一个事事不满的儿子在跟不愿搭理他的母亲进行着艰难的对话。
墙内开花墙外香成了不可逆转的定局。
前行至终点
2007年5月率领《呼吸》剧组亮相戛纳主竞赛单元时的意气风发，很快消失在了金基德的脸上。
拍摄《悲梦》期间，有场李娜英在看守所上吊自杀的戏由于他没能及时喊“咔”而导致女演员缺氧昏倒，深切的自责情绪就此尾随不散。
紧接着，一手扶植的爱徒张勋和全宰洪相继自立门户，将其推入众叛亲离的残酷境地。
就这样，太久没有自我审视的金基德患上了抑郁症，躲进郊野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自怜自艾，感觉自己再也不会拍电影了。
好在，时间足以平复一切左冲右突的情绪。
整整三年时间的创作瓶颈期里，他用纪录片《阿里郎》收集了那段艰涩的思考过程，以及金基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到底想要拍什么样的电影的答案。
莫名响起的敲门声仿佛红尘俗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邀请。最终，他在片中带着自制手枪，前往曾经工作的地方与过去的自己诀别，然后再度前行。
擒获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圣殇》俨然是金基德重新出发的有力宣言。其标签式的宗教理念、动物隐喻等创作因子非但没有褪色，还更显老辣。
金基德是从来不在意为他人不敢为的。
2013年，他与老搭档赵在铉联手，将一部《莫比乌斯》无声又沉重地掷于银幕。
没有对白，没有名字，故事还是金基德最擅长讲的老故事。
被欲望纠缠的人，如同行走于无始无终的莫比乌斯环，不生，不灭。
他太执着于欲望与快感、罪恶与惩罚，把人心底最见不得光的角落掀开，直视着人性肮脏的底色，而这些在他这里，反而成了一种救赎。
《莫比乌斯》如此，《一对一》如此，到《人间，空间，时间和人》，还是如此。
喜欢和不喜欢金基德的人，都以为他会一直如此，冷冽地、粗砺地“切割”他虚构而出的角色，让他们血肉模糊地“为善”或是“作恶”。
但谁也不会想到，金基德是肉胎凡人，他会衰老，会为疾病所困，也会死。
他留在2020年末的冬天了。
看了一辈子荒诞离奇的善恶人性，索性留在大流行病肆虐全球的“荒诞之年”，这也像极了他的莫比乌斯。
春夏秋冬，行到了冬，总有些人，与另一春无缘，这是无常，也是命。
金基德，一路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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