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长江渔民
2021-01-05 08:35

最后的长江渔民

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重点水域正式实行10年禁捕。 渔民上岸了,有个家、有份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猛犸PLUS(ID:MENGMASHENDU),作者:陈佳慧,编辑:吴慧,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太阳照在京杭大运河上。多少年过去了,运河依然像高邮作家汪曾祺写的那样,“一片大水,浩浩淼淼,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



50岁的扬州江都渔民谢老大想起了自己的那艘船。一个月前,他开船沿京杭运河北上,亲手将跟了自己26年的“吃饭家伙”,送进了扬州市宝应县七里闸附近。


在那里,渔船将被拆解。


他录下视频,一切近在眼前。江淮地区典型的冬天,天色灰蒙,杨树掉光了叶子,只剩枝桠。视频中,一众蓝色渔船开上了岸。船下,坚硬黑黄的土地取代了波光粼粼的水面,仿佛某个科幻小说里的场景。


“我们家的船,全部到这些地方咯!”伴随谢老大的画外音,挖掘机轰隆隆一路开过,视频画面的右上角,一艘渔船已经解体,蓝色的船头却如往日般,依旧保持着劈风斩浪的姿态。


从此,渔船成了谢老大的人生回忆。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重点水域正式实行10年禁捕。为此,靠长江捕鱼为生的近30万渔民舍弃了一艘船乃至原来的栖身之地,赤脚上岸,生活从头开始。


上岸只是第一步


淮安市盱眙县观音寺社区,距江都两小时车程。30岁的郑伟松和谢老大一样,都是长江退捕渔民。“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现在‘拆迁’都结束了。”郑伟松说,观音寺的渔民们,习惯将退捕称作“拆迁”。


去年10月集中退捕,郑伟松总是睡不着,“生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岸上住房尚未安置妥当,郑伟松和妻子把凉席铺在铁皮制成的船舱顶上,再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霜降已过,洪泽湖的寒风吹过湖面再掠上舱顶,夫妻两人冻得蜷成一团。


退捕前,郑伟松的父亲和八哥哥生活在中间最大的那艘船上    


郑伟松夫妻睡的舱顶,是哥嫂房间的天花板。他的父亲郑夫庄和八哥哥生活在紧邻的另一条渔船上。


上岸前,74岁的郑夫庄坚持住在自家渔船里,“不高兴上岸蹲”。这条住家船长10米、宽3米,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一应俱全。走廊撑开的网兜里,晒着两斤鱼干。


等夕阳落到堤坝下面,郑夫庄就开始吃晚饭。一碗白粥配一只四两重的螃蟹,再听一段黄梅戏——老子的心,比儿子大。


2020年10月的傍晚,郑夫庄在船舱内吃晚饭


那时候,郑伟松还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多少退捕赔偿款。他双手向后撑在舱顶凉席上,晒得黝黑,黑色夹克里穿件黑T恤,胸前印着白底红字的“Surprise”。太阳直射湖面,泛出的强光被微风吹散洒落,银色的水波稳稳地,将渔船往岸上推了又推。


渔民退捕补偿款主要分为三部分:捕捞权收回、专用生产设备报废和软性补助。根据作业场所的不同,捕捞证又分为长江的和非长江的;专用生产设备为核定的退捕渔船、渔网和捕捞辅助工具等;软性补助则包含临时生活补助和地方配套政策如住房保障等。


早在2020年9月30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就有退捕渔民签订了一份《泗洪县洪泽湖水域禁捕退捕补偿协议》,最终获补偿金34.9万元。其中,回收捕捞权18.2万元,报废专用生产设备12.7万元,临时生活补助2.9万,再加一个:“提前签订协议并交证”,奖励1.1万元。


200公里以外的扬州江都区,谢老大的渔船与泗洪渔民的同样大小、同样功率,但最终获得退捕金额72万元,是泗洪渔民的两倍多。


谢老大认为,关键是捕捞证。“泗洪县渔民的捕捞证上,注明作业范围是‘河荡’,我们的捕捞证,注明作业范围是‘长江江都段’。虽然都在长江上捕鱼,但我们捕捞证上,‘长江’两个字很值钱的”。


渔民谢老大的捕捞证,已经被回收了


江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解释,“捕捞证回收的金额,与是不是‘长江证’没有关系。退捕补偿款的多少与地区有关。同一个市县,标准是一致的。”


泗洪县仅对捕捞证上规定的渔船、网具进行限价赔偿,也就是说,无论该渔民还有多少其他船只、网具,都不纳入补偿范围。相较而言,江都区的退捕政策要“细腻”得多,每一条渔船包括辅助船、住家船等,都可参与评估;船内装修如空调、电视甚至贴的地板砖,也都在评估表内。


“我们这里的补偿标准还可以,马马虎虎吧。”谢老大言下透着些自豪,“北方渔民的补偿没有我们好。但是跟南方比,像南通啊张家港啊浙江啊,我们这地方又差得远了。”


补偿标准差异的背后,实则是各地财力的差距。


2020年9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江苏省长江流域禁捕退捕补偿安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在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涉及两个及以上设区市或县(市、区)的跨界水域退捕,尽可能统一补偿和安置政策,缩小相对差距,实现同一个水域内基本平衡、相对公平。


以捕捞权收回补偿为例,对持有合法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按主机功率2500元/千瓦为基数进行补偿,其中徐州、淮安、宿迁按1.0执行;镇江、扬州、南通、泰州按1.4执行;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按1.8执行。


盱眙县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大队的相关负责人解释得很诚恳:“像苏南那边补的价格就高,为什么?人家有钱。如果按照苏南的标准进行补贴,我们盱眙补不下去的,因为财政缺钱。所以只能保证与周边几个县的补贴标准一致,比如盱眙、洪泽、金湖等。”


签署协议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2020年10月20日下午3点,郑夫庄和很多其他不识字的渔民一起,在盱眙县渔政监督大队的办公室里,伸出指甲磨蚀明显的大拇指,在退捕协议上按下了红手印。郑夫庄获得12万元赔偿,郑伟松获得27万元赔偿。


2020年11月底,郑家父子的补偿款全部到账。这场横跨6300多公里、波及10个省市的长江禁捕退捕行动,终于接近尾声。12月15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沿江10省(市)共核定退捕渔船11.1万艘、渔民23.1万人,已提前完成退捕任务。


2020年12月28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赔偿款的具体支付比例:“2020年度安排的长江禁捕退捕专项财政资金中,中央拨付资金占比22.1%,省级拨付占比32.8%,市县自筹占比45.1%。”


郑夫庄舍不得退捕。“老话讲,种田不离田头,种园不离园头,近山打鸟,近水吃鱼。渔民就是渔民,祖代都捕鱼。现在叫我们不捕鱼了,不习惯。我们老了,就想在河里抓鱼,两天不抓鱼,心就不好过了。”


但对郑家父子来说,上岸只是第一步。


未果的转向


郑伟松原本会像父亲郑夫庄一样,一辈子在长江里捕鱼。


1990年出生的郑伟松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就是劳动力,多生一个就多一个劳动力。我大哥50多岁了,他儿子比我还要大。”


9岁那年,郑伟松被带到苏州太仓捕鱼。“鱼好多!伸手都能抓到!”这是郑伟松对长江的最初印象。那时码头少、货船少,岸边芦苇摇荡。“我们就喝长江水,到航道中间水流很急的地方打水。加明矾,净化两三分钟就能喝了,很甜。”


退捕前,郑伟松及妻子休息的船舱顶,周边堆放各类生活用具


渔民的儿子也曾有人生转向的机会。


10岁的郑松伟被带到学校。“老师说,你家这么多小孩,在船上不安全。上来一个,来上学。”刚上一年级的郑伟松什么也不懂,“有个老师就骂我,说渔民的小孩儿吃鱼都很聪明的,就你这个笨。我不服气。”


二年级时,郑伟松突然开窍了,“原来上学是这么回事儿”。从那以后,郑伟松的成绩突飞猛进,“整个学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后来还当了升旗手,同学都很羡慕我。”


2009年,因为不是本地生,郑伟松要交90块钱把户口迁至太仓,才可以继续就读当地高中。“我妈说没钱,就没迁。”考试排名年级前几的郑伟松,只读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太难了,”郑伟松回忆,“你知道长江那几年被开发得有多严重吗?沿江到处都是化工厂、发电厂、钢铁厂、造纸厂……鱼变得很少很少,抓不到鱼卖钱,就没钱给我上学。”


郑伟松人生转向未果,长江渔业资源一路滑坡。


“每年的三四月份,河豚都会洄游上来产籽。后来,沿江的钢铁厂排放污水,黑色的水到处都是,很快就看到江面上飘起了河豚。”父亲郑夫庄穿着厚重的黑色棉衣,努力把头往上仰,两腮鼓满,嘴巴一张一合发出“啵啵”的声音,模仿河豚死前挣扎的模样。


“有渔民捞了两船死河豚,三毛钱一斤都没人要。”“鱼不像人,大马路上知道往哪里走。鱼不知道哪里有污水,游到污水里就死了。”郑夫庄总结。


退学后,郑伟松跟着九哥哥捕鱼,但一家人的生计并未因此改善。每次出去捕鱼,郑伟松就会留意哪些工厂在偷排污水、哪些企业在倾倒垃圾、哪些非法渔民在电鱼、炸鱼,“举报给监管部门,或者让媒体曝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沿江地带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江生态保护被后置,以鲥鱼、河豚等为代表的渔业资源,逐渐走向衰竭。2016年,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后,这一情况方有所缓解、改善。


“2016年开始,明显感觉鱼变多了。四年时间里,我和九哥哥一条船,大概捕了40万斤鱼,毛利率200万,相当于一年赚50万。如果算上螃蟹,就更多。运气好的话,一网就一千多斤,能卖五六万元。但我们主要还是捕杂鱼,比如花鲢、鮰鱼、桥丁、鲈鱼……大概有20多个品种。”


和其他渔民不同,台风天时,郑伟松和哥哥偏要顶风出港捕鱼。“他开船,我放网收网。风一刮,鱼就出来了。台风天时鱼也贵,一网下去,说不定就有几千块钱。”郑伟松喜欢捕鱼,“只要网在水里,就一定有收获。在长江捕鱼有种冒险和探索未知的感觉,有爆发性。”


只要捕够一天要卖的鱼,郑伟松和九哥哥就收网回家。“我哥跟我说,鱼在长江里,又不会跑,明天再去抓吧,要细水长流。我们家就是这样,真正的渔民理念。”


郑伟松一张一张地翻看手机里的照片。“你看这个,”郑伟松指着平铺成一排的刀鱼,“一个鳞都不少,特别漂亮。我保存了14天,从两千块钱一斤保存到四千块钱一斤才卖的。我不仅会抓鱼,还可以把刀鱼保存得很好,感觉很自豪。”


郑松伟展示自己曾经捕捞到的刀鱼


消失的鲥鱼


郑伟松说,他自己想不到有一天长江会禁捕。


2020年7月1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解释:“近年来,长江已经基本丧失捕捞生产价值,‘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如今,长江鱼类捕捞产量占全国淡水捕捞产量不足1/630。”


在业内专家们看来,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过度捕捞外,长江水域环境污染、闸坝的修建、航道运输、违规采砂、外来物种违规引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长江鱼类原有的生态系统。


以长江江苏段为例,该江段位于长江下游,长364公里,水域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水产资源丰富,鱼类组成多样。2010年刊发在《长江大学学报》上的《长江江苏段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及保护对策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文提到:“良好的水域环境是鱼类等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但沿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该地区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该文章举例,江苏沿江地区2010年生活污染源和工业污染源排放的污水总量为395977.10万吨,与2002年相比,足足增长了87.7%。


修建闸坝是致使长江渔业资源急遽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对比研究发现,建闸切断了洄游性鱼类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饵场、繁殖场和育肥场,造成洄游性鱼类的比重急剧下降,鲥鱼等珍稀鱼类基本消失。


鲥鱼是“长江三鲜”之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所长陈大庆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江鲥鱼最重要的产卵场在赣江,“1986年万安水电站大坝开始截流,淹没了产卵场,同时大坝下的水温改变,对产卵场也有影响。”


万安水电站截流的第二年,长江禁捕鲥鱼三年。江西新干到吉安江段,是鲥鱼的主要产卵场,1987年~1989年这几年间,每年的6月1日至7月31日,长江都要禁捕鲥鱼。


但这仍未换来鲥鱼的重新出现。郑夫庄回忆,禁渔三年后,“却一条鲥鱼都捕不到了。”他分析,“坝多了,鲥鱼游不上来”。


鲥鱼消失了,没有什么能停止改变。2020年12月7日,郑伟松把微信名从“小郑水产”,改成了“执着的赶路人”。手握27万元补偿款,上岸后究竟靠什么维生,成了他亟需解决的人生难题。


岸上的陌生人


渔民上岸了,有个家、有份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祖祖辈辈从事捕鱼,不少渔民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宅基地。2010年,新京报曾报道:“我国内陆水域‘连家渔船’渔民有7.1万户,约25.9万人。他们在大江大河、湖泊水库上生产生活,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


此次退捕,渔民们首先要解决“上岸无地”的问题。选择无非以下三种:购买商品房、低价购买安置房、自建房。商品房价格高,又无宅基地可供自建——对绝大多数渔民来说,低价购买安置房成了上岸后的最佳选择。


2020年10月,扬州江都渔业新村内,渔民在绿化带里种植菠菜、萝卜、辣椒等


“村里现有可供买卖的住房几乎没有了。两三年前,八九万元还可以买到100多平米的楼房。现在,因为退捕利好,房子都涨到15万元一套了。我们之前和镇上谈好了,以1300元每平米的价格,由政府招投标,代建90平米、120平米和150平米的安置房,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住进去。但是现在又有变数,镇上说安置房要由县里来统一规划。”郑伟松说。


2020年10月22日下午,扬州江都渔业新村,谢老大所在的小区


还有就业问题。


2020年11月3日,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称,此次退捕渔民中,50岁以上的超过一半、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80%,转产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只会捕鱼,别的东西搞不起来,有点挫败感。我们知识少,我才念到小学2年级。”谢老大今年满50岁了,“出去打工只能卖苦力,几十块钱一天,还没有休息。”


大家各谋生路。经朋友介绍,谢老大的邻居在离家十公里的五金厂工作。“做电动车的刹车盘,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赚80块钱左右,多劳多得。我们没有打过工,现在再不打工就没饭吃了。你看我手都洗了两遍,指甲缝里还是黑的。”


今年3月,谢老大花8000元,报名参加游艇驾驶证的培训考试,为将来开旅游艇做准备。“我们搞船的,习惯了自由自在,”回忆考证经历,谢老大哭笑不得,“那几天苦死了,半夜起来看书。我字也不识几个,记忆力也不行,一起考试的大学生只看一遍书就会了。考试时,人家20分钟就考完了,还考了99分。我考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考了78分。幸好60分就及格了!”


谢老大同时报名参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的考试。“学的手动挡,科目一才考了80多分,没过。”他说当地政府也会安排工作。“比如看守大门,1800元一个月。再过个十年去做,还差不多。”


工作难找,人际关系也需要重新建立。


盱眙县观音寺社区的村民说,和同村的退捕渔民并不熟悉。“没什么联系的,”在村口开“洪泽湖鱼馆”的老板娘说,“禁捕后,店里就卖不了洪泽湖的野生鱼了。生意肯定会差很多,说不定到年底就关了。”


对郑伟松来说,岸上的村民和陌生人没什么区别。“有时候到村里小店买菜还会被宰,卖给岸上的村民就一块五一斤,卖给我们要两块钱一斤。我们在江南待的时间长,这里的人认为我们挣的钱多。”


想念在长江捕鱼的感觉


无数个像谢老大这样的渔民,经历了人生里难忘的一趟航行:把渔船送走,转身开始全然不同的生活。


2020年10月19日下午,淮安市盱眙县观音寺社区,渔船停靠在洪泽湖边


多位渔政相关人员表示,江苏省多地地方政府正在牵头成立国有“渔业合作社”或“国有捕捞队”。


郑伟松和父亲郑夫庄打算十年后重新办理捕捞证,再返长江捕鱼。盱眙县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大队相关负责人劝说:“既然禁捕了,就很可能不再开捕了。开捕的话,私人也肯定办不到捕捞证。因为要成立国有企业进行捕捞了,也就是国家进行捕捞。”


“但并不是说让渔民退捕后,一下子就成立了一个国有捕捞队出来,不是这样的。要到省里去报备,省里批多少条船就是多少条船,大家统一进行捕捞。”上述盱眙县渔政人员说。


郑伟松觉得,论在长江里捕鱼,“肯定是我们渔民最专业,我们捕了这么多年鱼,我们知道哪里有鱼,什么网捕什么鱼,哪里捕鱼网会坏。”上述盱眙县渔政人员对郑伟松解释,国家进行捕捞将更为规范,“不存在偷捕,不存在违法电鱼、炸鱼,更不会用违规网具。休渔期禁捕时,也不会违规捕鱼”,并承诺“国有化之后,肯定要雇佣一些渔民。”该渔政人员透露,与盱眙接壤的淮安市洪泽区已有动作:“省里已经给洪泽区批了100条船。”


随后,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暂时还没有接到相关政策,100多条船是我们自己留的。等成立(国有)捕捞大队的政策下来后用于捕捞,很多地方都留了。”洪泽区渔政渔船检验部门则回复称,“是要成立捕捞大队,但名字暂时还没有确定。政府牵头,国有投资公司注资。”


在扬州江都,“国有捕捞大队”换了个名字,叫“渔业合作社”。


“比如说高邮湖的很多渔业资源是一年生,像银鱼、白虾,如果不捕捞,反而对水生生物资源造成更大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破坏更大。”江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解释,“关于成立‘渔业合作社’,目前省里正在起草指导意见,可能会先在太湖试点,其他地方目前还未准备大面积铺开。”


“我们有内部消息,也许两三年之后,还可以继续捕鱼,就是成立渔业合作社,统一起来一起捕。”谢老大的渔民邻居说,“如果成立的话,我肯定会去捕鱼,打工我打不来。这两三年,就先找临时工做一做。”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这是汪曾祺怀念的运河的黄昏。


谢老大想念自己的船。而“执着的赶路人”郑伟松说,他很想念在长江捕鱼的感觉。那感觉,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应受访者要求,郑伟松、郑夫庄为化名;图片均为时代周报记者 陈佳慧 摄)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猛犸PLUS(ID:MENGMASHENDU),作者:陈佳慧,编辑: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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