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原标题：《杜志雄等：供给侧进口端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作者：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高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韩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新时代的粮食安全目标
粮食安全问题首先是粮食供应问题，增强粮食供应能力是各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最基本实践。对于中国而言，“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础目标，其题中应有之义是增强粮食的供应能力。这主要涉及粮食进口规模、渠道与价格等，即进口哪些粮食、进口多大规模、从哪里进口以及以什么价格进口等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而言，在增加粮食进口、优化粮食进口结构和渠道从而把“饭碗”端得更平、端得更稳的同时，更要不断加强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扩大国产粮食在粮食总供给中的比重，从而实现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的粮食”。
这既是新时代背景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更高层次的目标，也是分析供给侧进口端变化对粮食安全影响的落脚点之一。
二、粮食进口规模与结构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一）进口规模保持增长，国内粮食生产压力得到缓解
从各类粮食进口规模的具体变化可以看出，三类主粮的年进口总量不超过1200万吨，进口规模在近二十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保持了基本稳定。相比之下，大豆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粮食产品，其进口规模增长是中国粮食进口规模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因。大豆进口规模在2001～2019年增长了约5.36倍，在2017年达到9553万吨的峰值水平，在2018年与2019年基本保持在8800万吨的水平上。
一方面，在国内农业与粮食生产空间的拓展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粮食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明显提高了国内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另一方面，粮食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也让有限的国内农业资源环境能够“松口气”“缓缓劲”，有助于通过轮作休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措施，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长远战略。
中国粮食进口规模特别是大豆进口规模在近二十年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与国外资源的具体表现，平衡了中国粮食市场供应中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之间的关系，粮食供应能力不断得到夯实，粮食安全的“饭碗”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端得更加平衡。但其前提在于有一个功能齐备、运作良好的国际粮食（包括大豆）市场。
（二）进口结构稳中有优，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得到满足
粮食进口结构能否及时有效地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同样是衡量中国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应能力、影响粮食安全的“饭碗”能否端平的重要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粮食进口结构稳中有优，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大豆进口比例稳中有降。2001年，中国大豆进口规模约占四类粮食进口总量的93.46%，2008年达到99%的峰值水平。不过，近十年来，尽管中国大豆进口的绝对规模在保持增长，但其比例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目前基本维持在90%左右的水平上，这表明国产大豆在全部大豆供给中的份额上升。
其次，在进口的主粮特别是在稻谷与小麦中，高品质与多样化品种的进口规模不断增长。中国在近年来进口了更多的高品质稻谷与小麦，主要用于满足不同人群对主粮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三、粮食进口渠道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一）进口来源不断拓展，规避粮食进口渠道单一带来市场风险的能力有所提升
综合来看，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在数量上明显增多，粮食进口渠道更加广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粮食贸易关系。并且，从粮食进口集中度的变化来看，稻谷与小麦的进口集中度有明显降低，玉米与大豆的进口集中度基本保持平稳，对于少数进口渠道的依赖程度稳中有降。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粮食进口渠道正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规避粮食进口渠道单一带来市场风险的能力有所强化，供应国内粮食市场的能力在稳定中不断强化，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稳。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粮食进口的主动权得到强化
从2013年以来中国粮食进口主要来源国的具体变化可以看出，自“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农业合作不断深化，粮食贸易持续推进。特别是在小麦与玉米的进口方面，以哈萨克斯坦与乌克兰为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进口来源国。
相较于欧美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更强的地缘优势，也具有较大的粮食增产潜力（孙致陆、李先德，2017）。中国粮食进口渠道的重心向“一带一路”区域转移，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国粮食进口的主动权改善与国内粮食供应能力进一步强化，从供给侧进口端把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稳。
四、粮食进口价格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一）进口粮价波动减弱，助力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稳定
衡量一国粮食供应能力的高低，不仅要关注总量与结构变化状况，而且要看其所供应粮食的价格是否稳定，能否使全社会的粮食消费形成相对稳定与合理的价格预期。特别是对于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品种而言，粮食进口价格的稳定状况，直接关系着国产粮食与国内食品价格的稳定程度。
2012年以来粮食进口价格波动的减弱，特别是大豆与玉米进口价格的平稳，为国产粮食价格特别是粮食饲料用途视角下食品价格的稳定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使国内的粮食市场供应在总量充足与结构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剧烈波动可能性的降低，这同样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加平稳的具体表现。
（二）粮价倒挂一度加剧，凸显国内粮食市场竞争劣势
从四类粮食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的相对变化状况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前，国产粮食价格始终保持着较快的上涨趋势。而2015年以来，随着国内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价格的扭曲有所弱化。
加之中国在生产端方面开展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土地流转政策改革等一系列实践（杜志雄、韩磊，2020），国内的粮食生产价格开始有所下降。但国产粮食的市场竞争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民的种粮收益、种粮意愿也有待继续提高。
近二十年来，中国粮食的进口价格整体低于国内的生产价格。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一度加剧。近五年虽有改善，但仍然明显。具体而言，稻谷的市场竞争优势弱化，小麦与玉米的市场竞争地位由“优”转“劣”，大豆的竞争劣势进一步凸显。
长远来看，在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国际粮食价格持续处于较低水平的背景下，国外低价粮食涌入国内市场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国内粮食生产的弱化，例如，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大豆种植规模下降；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造成例如玉米“三量齐增”般的困境。
这两方面都不利于“装自己的粮食”目标的实现，可能导致粮食生产与居民“饭碗”脱节。长此以往，将可能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弱化粮食安全主动权。
五、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粮食进口形势
总体上看，中国2020年以来的粮食进口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进口渠道在保持多元态势的基础上逐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转移，供给侧进口端保持平稳，粮食安全的“饭碗”仍端在自己手中，而且端得平稳。
目前，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外大豆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价格上涨。国外大豆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能通过进口传导的方式，带动国内大豆价格的上涨。在此背景下，特别需要关注国内外大豆价格的变化形势，重点化解国外大豆价格上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要稳定大豆进口规模，并同时避免过高进口价格对国产粮食与国内食品价格的联动影响。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持续增长，进口结构不断优化。这既为国内粮食市场提供了充裕的大豆与优质的稻谷、小麦供应，也为国内粮食生产端资源环境约束的改善以及生产结构、技术的优化创造了条件，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平。同时，粮食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进程加速，并且在重心上不断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转移，提高了规避粮食进口渠道单一带来市场风险的能力，强化了粮食进口主动权，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稳。
此外，近年来粮食进口价格波动的减弱，特别是大豆和玉米进口价格的基本稳定，也为国产粮食与国内食品价格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国内外粮价倒挂有所缓解，但国产粮食的市场竞争力仍待提升。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与夯实了中国在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运用国际市场与国外资源来保障国内粮食市场供应与粮食安全的能力，也暴露出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所可能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为进一步用好国外粮食资源与国际市场，从供给侧进口端有效保障粮食安全，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要借粮食进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正经历大调整之“时机”争取国内生产转型。严格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长远战略，实施好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以及轮作休耕、大豆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夯实国内粮食生产基础，并着力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争取实现国内粮食供给侧生产端的转型升级。
二是要从传统的欧美布局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农业合作，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完成农业的转型升级，在粮食生产科技与贸易流通等方面加强双边与多边交流。
三是要用农产品金融工具强化价格风险管理。为有效避免大豆等饲料用途粮食进口价格可能出现的快速上涨，应当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的同时，结合用好各类金融工具，强化粮食进口的价格风险管理。
四是要以食物安全的观念丰富粮食安全战略。在关注粮食进口问题时，应当更加重视进口结构以及进口价格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在关注初级粮食产品进口情况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产业链下游各类农产品的进口情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作者：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高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韩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