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艾婧琳（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编辑：Susu，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导读：
这些年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胡靖教授一直带着他的学生们到乡村做田野调研，并遵循《寻乌调查》的风格，指导学生如实记录乡村社会的变迁，撰写调研报告。同时，胡靖教授还指导学生围绕自己熟悉的家乡，开展口述史的访谈，并形成系列报告。
这些口述史报告朴实真挚，力求还原不同区域的个体家庭及其所处社会的转型变迁，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本期推送的是第12篇口述报告，后续报告，敬请期待。
（我的外婆是赤脚医生， 1940年12月生，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楚江乡塘里村人，为家中独女，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共育有三女一子，从1963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直到1993年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病退，四处奔波免费救治病患三十年。作者于2020年10月2日在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楚江乡对其进行访谈，口述内容主要为其从医经历及一些感受，同时补充其成长过程和近年来近况，本文以外婆第一人称形式进行叙述。）
乐观，是我能想到对这位老人最好的形容。因为乐观，所以能以一米五出头的娇小身躯扛下数十年的艰难困苦；因为乐观，所以能够对所有人都报以善意而从不抱怨；因为乐观，所以纵然已八十仗朝之年，仍然充满活力、精神矍铄。
——题注
“即使是女孩子也一定要读书”
我是1940年农历12月29日出生的，正好是过年的时候。家里就是我一个孩子，然后从别人家买了一个哥哥，那时候挺多家庭养不起小孩就卖给别人家养的，不过哥哥现在已经去世几年了。家里面，我母亲身体不好，小的时候总的来说还是挺苦的，但苦的时候蛮苦，好的时候又蛮好。
我父亲是个老共产党，不过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那时候他是当干部，工会主席之类的当了一系列干部。但是我出生几个月的时候父亲就被国民党抓走了，等他回来我就已经七八岁了，都不认得他了，他回来之后就在塘里村当了十几年村支书。
家里就只有我一个女孩，家庭也还挺好的，过得还可以，就是直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母亲身体就不行了，我就不好过了，从此就要接手她做的所有的事。我是在塘里村出生和长大的，那时候在农村里什么都要干。自己不会弄也要学，就是半个男子汉，犁田也去犁过，在晚上去外面担水也担过。
我当时是有上学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说女子不准上学，但是我父亲很开明，也很坚持，说：“我就这一个女儿，男也是她，女也是她，一定要让她上学。”然后就开始上学，一节一节地上，从十岁（1950年）在完全小学开始上一年级，但是记不太清读了五年还是六年了。
上了完小后来又读到初中，上了初中后面读了卫校。当时小学是读到毕业了，但是初中没有读到毕业，读初中的时候我母亲生了病，然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就在家里照顾她。到她去世后就通过考试进到临武县城读卫校，大概是1958年吧，我十八岁左右。
在临武卫校读了3年，我们当时是有医师班、护士班和药剂班，学费和伙食费都不用交，开学了去上学就可以了，每个学期也会有考试。我主要是学护理，也懂一些药理，考试成绩也不错。
读了卫校毕业以后就有了工作，分配到楚江乡的楚江医院工作，当时是有编制的。到1960年的时候上面开始搞下放，说要支援农业第一线，然后就下放了，我是被下放到了莲塘乡。（注：楚江乡和莲塘乡均属于湖南省临武县）
那时候年轻也没想那么多，说下放就直接下来了，也没有去过问太多，编制和工资都被取消了。到后面有说召回去的时候需要上交下放证，但我下放的时候也没有人说过这些，自己也没去了解，所以下放证也没有，就一直没有恢复正式编制了。
我是在1960年结的婚，嫁到莲塘，我老伴是莲塘人。他家里一共6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三个姐妹，我老伴是老二。他父母都是农民，务农了一辈子，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身体也不好，所以家里条件也比较困难，像我婆婆因为缺碘一直都患有大脖子病。
我老伴那时候在楚江乡上舟境村的上舟境学校教书，我们是我去给别人看病的时候认识的。1963年生了第一个女儿，我也是在那一年开始做赤脚医生，一直到九三年做了三十年。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我刚学医、刚参加工作时也会跟着生产队出工，1958年生产队开始在上舟境（临武县楚江乡上舟境村）修建水库，有一次用炸药炸石头的时候李家的女儿被炸飞的石头砸晕，大约是1960年。当时是我现场做人工呼吸救下来的，之后带回去清洗，但是她家里穷，父母也已经去世，只有一个弟弟年龄还小。于是我每天给她喂药洗澡，给她和弟弟做饭了2个月，后来还为她做媒嫁给了我卫校的同学，一直到现在和她家还是以亲戚相称。
我下放以后从1963年开始当赤脚医生，当医生就蛮多人欢迎我，什么都做，除了日常看病还给别人接生。接生是分配到楚江医院之后，在医院跟着老医生一起学会的。有的时候一个晚上都能接生好几个孩子，那时候好多人生小孩子。
我走到哪里别人都喊“谭医生、谭医生”，到现在不做医生了也还有很多人见了我叫谭医生。还有那时候救治不少人，也没有什么仪式，就都以姐妹相称，现在逢年过节还会走亲戚串串门。像我之前帮他们垫付了医药费的人家总是记得当时的好，即使老人去世了，家里的孩子也还是记得我，在外面打工的回家来都会专门提点东西到家里来看看我和我老伴，也挺感动的。
那时候我们那个大队下面有20多个生产队，当时整个大队是我和另外一位医生，一共两个赤脚医生。看病是免费的，没有报酬也没有工资，每次看病收五分钱的挂号费要归大队。
那时候赤脚医生也是记工分的，我一年是3600个工分。别人有需要就是随喊随到，那个时候兴致还挺高，干劲挺大的。下定决心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嘛，热情挺高的。
这三十年接生的小孩也不记得多少个了，起码也有几百个吧。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刚做赤脚医生的时候，有一次莲塘李家一个人生小孩，凌晨两点多过来叫，然后大半夜匆匆起来就赶过去了。我过去他们家才发现他们家什么都没有，饭也没得吃。他们家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一分钱，他爱人坐月子，但是一样东西都没有。
小孩子出生第三天我们这里是要洗毛仔（注：即刚出生的婴儿），我就给她买上豆腐，还买了鸡蛋去看她，时不时给他们家拿点东西过去一直到出月子以后，后来他们家对我一直很感谢，一见面就说一大堆好话。
还有一次应该是1980年的时候吧，也是莲塘有一家人生了个小孩子，刚出生就完全停止呼吸了，条件差是真的差，但那时候就一个想法，无论如何都要尽全力保住，于是给他做人工呼吸、喂姜汤，后来奇迹般地救回来了。
他们家非常感激，现在家里有什么事都还要叫我，逢年过节还会叫我去他们家吃个饭啊、送点什么东西。那个被救回来的孩子现在自己也成家有几个小孩了，在外地做些小生意，不过不清楚做的什么，偶尔回楚江来也会来看我。
“随喊随到，是作为赤脚医生的责任”
除了有小孩子出生要接生，平时还是要看病打针。那时候家家那么苦，平时有个什么病就是扛一扛就过去了，去不起医院的，所以也很需要赤脚医生。那个时候好像也没觉得多么苦和累，就是凭着一股冲劲，年轻嘛，也没想过说不做了。而且生产队要出工才记工分，也耽误不起，就很需要赤脚医生。我就到处跑给别人看病，很多时候要跑十来里路。
从莲塘到龙布江啊、坪山啊、还有塘里等等各个村庄，就是大队下面20来个生产队都要跑。都是走路去，没有车，我也不会骑单车，就算会其实也买不起，那时候到处的路也都不好走，全是泥巴路和山路，就只能走路去。家里有几个小孩，婆婆那边又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顾，男人都在外面工作，就没有人看孩子。
那时候无论男女，只要能够劳动的都要出去劳动，只有老人孩子不用劳动。家家都是家中有老人的话由老人带孩子，没有老人的就都没人带小孩，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托其他人帮忙照看一下，很少会不出工在家带小孩的。
我家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做赤脚医生不用时时在外面劳动，有自己在家的时间，主要还是自己带，很小的时候也会背着孩子去别人家看病。但是我家老大小时候挺乖的，几岁就可以看更小的孩子了，我每次就只能尽量跑快一点，给别人看病看完就赶快赶回来。
不过那时我们有几个生产队的队长人很好，还有个负责看管仓库和晒谷子的保管员，他们相对来说时间自由一些，小孩子留在家里就告诉他们，让他们帮忙看着更小的孩子。不过老大看孩子看得挺好的，也没怎么操心，家里就老三调皮一点，其他几个小孩都挺乖的。
就是偶尔还是会有意外，大约1971年的时候，家里老三两三岁，老二照顾她没带好掉到泥坑里，落下了病根子，到现在一直有中耳炎。因为早些年既没有托儿所也没有幼儿园，家里前三个孩子都是到年龄后直接在莲塘读的小学，老大老二是5年，老三开始小学是6年。后来到最小的女儿的时候（1975年以后）有幼儿园了，照顾小孩的情况会稍微好一些。
后面一九八几年，最小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就到楚江了，老伴在另外一个乡工作，大女儿在1982年、大儿子在1985年都陆续成家了，老三在外地读书，就只有我和小女儿两个人在家。有一次半夜下很大的雨，还一直打雷闪电，但是有人家刚好生孩子，就冒着雨深更半夜来找我接生。当时我家里住的条件也不是很好，小女儿还小，既怕老鼠又怕有别人进来。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背上箱子，带着小女儿就一起走了。当时那个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变成黄泥巴，小女儿就跟在后面一脚深一脚浅走，接生完又走了很久才回来，她鞋子都丢掉一只，第二天又还要接着上学，后来还因为淋了雨所以着凉发了几天烧。
反正那时候就是除了坐月子的时候，都是在各个地方跑来跑去，只有刚生完孩子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不用去外面跑，也是要给整个大队看病。那时候医务室就设置在赤脚医生自己家里，我是在莲塘，队里另外一位赤脚医生在坪山。
我坐月子时队里有人生病了，他们看病就到家里来，我坐在床上给他们看。其他很多时候晚上也都要四处走，冬天就是下再大雪也要走。接生过去之后就是先让产妇睡好、摆正姿势，然后听胎心并检查胎位正不正常，顺产就是做好消毒，之后看宫口开到几指，三指全开就能生了。
一般来说如果产妇是生第一胎时间就比较久，起码要1~2个钟头，久的甚至要2~3个钟头；如果是第二胎时间就会稍微短一点，半个钟到一个钟就可以生完。有时候晚上有的人家难产，小孩子生的慢，生完就已经搞到天亮了，但也没办法。
那个时候医疗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不能剖腹产，在农村条件也不好，就只能下什么决心都要生下来。接生前要准备剪刀、止血钳还有缝合用的针线，所有工具包括针线都要提前在酒精里泡几天消毒；生产的时候消毒条件也没有现在好，主要就是用酒精和碘酒，比如包裹婴儿的布这些用品都是这样消毒，防止感染什么的。
像下雪的时候，别人不急也不会来叫，来叫了就肯定是着急，那肯定必须要去的。下大雪有时候走不动就别人扶着走，自己走路，别人也是走路嘛，一般都是男的来叫，帮忙背着箱子然后继续走。就是随喊随到，不能推辞，这是自己的责任。
“别人都挣钱，只有你亏钱”
当时我们队里不管什么病都是我们两个赤脚医生看，一般的小病都是赤脚医生看，只有实在没办法太严重了才会去县里。有钱的人就直接去县里了，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谁家都没钱，哪有钱呐，太苦了，没钱才会来找赤脚医生。
也有碰到过很难治的病，还有到现在治病药钱都没给我的，这么多年已经不记得垫进去多少钱了。但是垫必须要垫呐，别人拿不出这个钱也没有办法，有些实在苦的连五分钱的挂号费都是借的，我作为医生不可能放着病人不管。
事情一多就很多都记不清了，算一算应该起码垫进去几千块钱吧。那时候看个病就几毛钱，八毛钱一块钱最多了，一般就是三毛四毛五毛。欠下的大部分都是药钱，看病不收钱，有药钱出不起的就写上记在纸上。
再后来赤脚医生被取消了，因为做了那么多年赤脚医生，知道乡里很多人家条件不好，一直很难看得起医生，不忍心看着别人看不起病，生了病硬抗着硬受折磨，所以也没有再申请转正，还是在继续做乡村医生给别人看病和接生。
我这个人嘴巴比较直，但也就是别人说的“豆腐心”吧，有什么看不下去的总喜欢管一管。做了这么多年医生，看不得别人有病没钱治，也还是只有要用药的时候收药钱，看病不收他们的钱。用药一般是半个月一次到医院结账，有的时候有的人欠久了不记得是谁欠的、欠了多少，于是就自己垫上。还有的经常生病的人，这次打针就付上次的钱，然后再欠着这次的，就这样循环。
好多亲戚朋友都说我，“别人搞医都是挣钱，就你在亏钱，你永远发财不起。”做了这么多年赤脚医生，那时候确实是苦，相比现在也不那么规范，像现在的医生都是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看病也基本上是定点并且也更专业。不像那时候一个赤脚医生什么病都要看，也没有收入。
但做赤脚医生也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嘛，也不求什么回报，尽力去做好就对了，也不会说后悔或者有什么遗憾，能帮到别人就很高兴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不去想了”
当时有家庭又有几个小孩子，很多事情记不得了。生活整体还比较平稳，四个孩子，苦也蛮苦，但是已经过来了就不会记那么清了。比起现在来说肯定是苦的，但那个时候还是平平稳稳过得去，勤俭持家呗。那时候家里面我老伴一开始是在当老师，后来因为乡政府缺厨师，他厨艺不错又能读书写字，就到乡政府煮饭。
1983年入了党，之后又到了水利管理所工作当所长，再后面又到了水电站管水管电。几个小孩就都是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出生的，老大（1963年），老二（1966年），老三（1969年），最小的就是（1975年），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老二是儿子。
就看他们这里斗那里斗，带个袖章搞红卫兵还是干什么，挂着牌子批斗，我也没有去搞。周围也有认识的人被拉去斗，阶级斗争嘛，每一家都被划了成分。不过我们家是贫农，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风波，印象也不是很深。
一人从医，三代为医
家里几个小孩都上了学，就是老二读到初中就不肯读了，没有再继续读书了。老三就总喜欢跟着我给别人看病拿药，后来到衡阳上了几年卫校学药理，应该算中专吧，老四就读到了大学。大女儿嫁到了临武的下骆家村，嫁人之后就一直在农村务农，这几年好不容易能清闲一下，又要开始帮我大外孙女带孩子了。
儿子在楚江乡供电所工作了十几年，现在在楚江乡政府水利部门工作。老三当了几年乡镇医生后就一直在临武县大冲乡乡政府计划生育处工作，后来大冲乡和水东乡合并成水东镇，就在水东镇计划生育站继续担任计生干部直到2019年退休。
小女儿1998年大学毕业后就回临武在临武县一中和曙光中学都当过老师，后来和我女婿一起在2006年底支教去了新疆，之后就留在了新疆，直到现在仍在新疆喀什当老师。
那时候一开始是05年的时候我女婿一个人去新疆旅游散心的，结果去了几天一回来就申请去支教。本来支教两年就可以回来了，但是两年到了之后没有回来反而把户口迁过去了，并在那里买了房子。
之后我小女儿也过去新疆教书了，当时交通也比不上现在，是她一个人带着小外孙女坐了7天的火车，我们那时候也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一开始他们支教是选在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团场，我老伴早几年身体还没那么差的时候我们还去那里呆了快一年，那里离喀什市市区还有200多公里。
2016年左右他们两人调动到了市里，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他们压力也挺大的，而且待遇条件肯定也比不上在湖南。但对他们来说新疆也算是第二个家乡了，这么多年了感情也挺深的，他们现在是准备一直在那里干到退休了，等到退休再回老家来，毕竟所有亲戚朋友都在湖南，根还是在这里的。
我和我老伴现在都80多岁了，女儿也想多陪陪我们，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只有他们一家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家里都会聚在一起过节，他们只能打电话回来听听家里的热闹，这几年可以打视频了还好一点，但是总还是比不上在一起的感觉嘛。
老三1981年读卫校的时候老大已经有小孩了，有一次还带着小孩，也就是我的第一个外孙女，一起去衡阳看老三。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就一起在一张床上挤着睡了一晚。老三那个时候想我们想得不得了，是我和我老伴送她去学校的，她当时一直说：“我不想家里，我会好好学习。”可是也就嘴上说着不想，我们走的时候，那个眼泪止都止不住，不过她一个女孩子还是挺有男子汉风范的。
后来老三从卫校毕业回来以后也是在乡里服务站当医生，和我一样背着箱子走了好多个地方，在好多个乡都呆过，但是她是算正规的，不过那时候也只是给别人简单看看病、开点药，主要还是一直在做计划生育相关工作。
大概是到1973年的时候吧，我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脚痛动不了，胳膊也抬不起来。一犯关节炎就发高烧烧到39度、40度，一天要喝两壶开水。刚开始是想着克服一下，就让我老伴也学会打针了，别人来家里看病，看完病要拿药就告诉老伴拿什么药。
可能老三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吧。后来慢慢就不在家给人看病了，因为我没办法亲自去看，怕老伴拿错药，药拿错了就是大问题了。到1993年的时候我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实在动不了了，到后来最严重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三年，就退到家里彻底没有做了。吃了很多年药，但是到现在关节炎也一直没有好，一到阴天冷天就疼得走不动路。
其实说起来也蛮巧，我当了几十年的赤脚医生，老三也是医护相关工作，去年2019年刚退休。老三的孩子也是我的第三个外孙女是1995年出生的，她也是学的医，在衡阳卫校读的护理专业，现在也已经毕业几年了，去年刚转正在临武县人民医院当护士。
也是去年为了丰富经历，去了楚江乡里新建的医院，支援乡里医疗卫生建设工作。她也是从小就看着她妈妈给别人看病，所以心也细，什么事情都会做，就学了护理。今年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她是真的很忙，过年都没有休息的，但是也明显感觉到她成长了很多，她也是真心喜欢这个工作，想要为病人尽一份力。
现在虽然不做赤脚医生了，但我每个月还能拿到150块钱补助，算是对那时候的补贴吧。现在取消了赤脚医生，但是在看病这方面比起以前还是方便很多，也专业很多。像楚江医院这几年都重新翻修了，也进来了不少新的专业出身的医护人员，看病比以前放心多了。
各个村里也都设了卫生站，都有培养新的年轻乡村医生，并且乡村医生也都有工资拿，日常还会做疾病预防宣传工作，比以前条件要好得多，而且定点也就不用像以前那样大老远地请赤脚医生来看病了。
“活到老学到老，积极去面对就好”
早几年子女陆续成家生小孩之后，我和老伴还会帮着带小孩。这些年孙子孙女都慢慢长大了，年龄大一点的也都有自己的小孩了，我们也不用再帮忙带小孩了，基本上照顾好我和老伴两个人的生活就可以了。我除了当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偶尔会痛，身体还可以。
老伴退休后就返聘在楚江乡政府看门，就住在乡政府院子里，每天早上扫扫院子，修建一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然后在莲塘的老房子附近的田里开了一小块地，种了一些菜。我老伴也是闲不住的人，前些年还去挖了个鱼塘养了些鱼，每天过得也还不错。我老伴就是一直有高血压和心脏病，除了每天吃药、定期检查，精神也还挺好的。
不过2018年的时候老伴干活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在ICU住了半个多月。说起来也是奇迹，本来医生说做手术成功率是百分之五，不做手术就是等死。一开始我们商量是决定做手术的，可是因为他的高血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在吃阿司匹林，医生了解到药物服用情况后又说不能做手术了。
因为不能进行手术，所以那时候听了医生的话已经放弃了，但是当时在昏迷期间每天会和他说说话，刚好小外孙女（即作者）考上了大学，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事讲给他后没几天，慢慢地又奇迹般地清醒过来了。
刚醒来的时候几乎谁都不认识了，连我都不认识了，甚至说我三女儿是他母亲，只认得出一直在外地工作很多年才能回来一次的小女儿（即作者母亲）和小外孙女。过了几天慢慢可以认得清其他人了，就是还不能动，每天就由儿女们轮流扶着他走走路，到出院的时候已经可以自主活动了。
但是他和我一样，我们俩脾气都犟。他本身就很不愿意麻烦别人来照顾他，身体慢慢恢复一些之后就什么都想自己来做。他就是这样，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家里修理东西、缝缝补补、炒菜做饭这些事情都是他做，有的时候我做了他还会嫌我做得不好，所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做菜，1983年到1985年和小女儿两个人住在楚江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是随便煮个白菜汤或者去食堂吃饭。
出院后就因为犟不过他，就只能让他自己去洗澡了，结果可能是浴室太滑，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又磕到后脑勺。但当天他还是清醒的，小女儿和女婿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想要直接去医院但他坚决不同意，我们又怕他一生气血压就升高了，只好找了药消毒包扎处理了一下，没有送医院。
可是到了半夜就发现他开始有些神志不清了，说话说不清楚，嘴角还一直流口水，赶紧又送到医院。因为之前脑溢血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次一摔头部又有了瘀血，救是救回来了，但是语言功能退化得很严重，也很难自主行动。
从这之后家里的家务就都是我来做了，晚上还要保持清醒着看他需不需要起夜，听他的呼吸正不正常，以前都是他服侍我，给我做饭吃，现在到老了反过来该我服侍他了。活到老学到老嘛，虽然以前不会，但是现在也在慢慢学，可以先做些简单的菜，不求做得多好吃，但是还是吃得下去的，也没有更高追求了，能吃就行。
我老伴现在恢复的也不错，每天可以拄着拐杖自己活动活动了，也可以和人聊聊天，坐在那里也可以缝补衣服什么的。就是有些话还是表达不出来，偶尔也会认不出别人，对这几年的事很多也记不太清楚了，但和他聊很多年前的事，什么事情哪一年发生的都还记的蛮清楚。
我们现在还是住在楚江乡政府院子里，和儿子家离得近，平时也有个照应，几个儿女逢年过节也都会回家来，所以偶尔也还挺热闹。只有在新疆的小女儿一家因为实在太远，请假又不容易，所以去新疆这十几年一共就回来了4次，两次是暑假，两次是回来过年，本来今年是想回家过年的，但因为疫情又没能回来。我和老伴年纪又这么大了，也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了，上次回来已经是2018年暑假了，小女儿也想我们，每次打电话都会掉眼泪。
我老伴从06年他们去新疆开始就养成看天气预报的习惯，一直到脑溢血出院都还每天准时看天气预报，看到降温或者下雨就要我打电话提醒他们。（注：一般天气预报播报的都是省会乌鲁木齐的天气，距所在城市喀什还有1300多公里距离，但一直没忍心拂外公的一片心。）
活了八十来年了，当医生又见过这么多生老病死的，我现在也看得挺开的，每天就是开开心心过，希望他们也能不那么大压力吧。现在儿女都有固定收入了，总是要给我们钱，其实我们拿那么多钱也没有地方花，而且老伴自己也有退休工资，还不如他们自己拿着。
现在吃的穿的住的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出去走一走，都活到这把年纪了，不知道哪天可能人就没了，所以把现在的日子过好是最重要的。
以上，一位赤脚医生过去八十年的记忆图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艾婧琳（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编辑：Su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