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漂二代:“打工、结婚、生子,我害怕复制父辈的人生”
2021-02-24 14:20

深漂二代:“打工、结婚、生子,我害怕复制父辈的人生”

“从内心来讲,谁不想关心自己的小孩。可我们这些打工的,很多人生存都疲于应付,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给老人看。没父母管束,小孩读完初中,高中考不上,这就完成了留守儿童的程序。


他来到深圳,出租屋里窝一两个月,随便找个工作,过几年谈个恋爱,然后结婚、打工、养孩子,一代一代,生活就这么不停地复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图片:young、黄小邪,题图由作者提供


下一代,能在深圳安身立命吗?


作为女儿,不夸张地说,邱蜀钧相当崇拜父亲邱兴堂——他有能力,且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要说俩人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大概就在婚姻这一点上。


邱兴堂给邱蜀钧介绍过好几个深圳本地男孩。邱蜀钧抗拒这样的安排,每次加了对方微信后就不了了之。


饭桌上,父母站一方,她和弟弟站一方,没少为这个话题针锋相对,现在弟弟读了大学,剩下她一个人在饭桌上孤军奋战。


“我常跟女儿讲,人这一生就这么几次机会,女孩比男孩多了一次,那就是结婚嘛。我不求她大富大贵,就希望她安稳平顺。你看她每月那点工资,能在深圳安身立命吗?在这儿,你喘口气都要花钱啊。”


女儿继承了父亲身上的理想主义,却接受不了他吃尽苦头归结出的现实规则。


从他们租住的农民房走出去,步行5分钟就到了黄贝岭牌坊。这里,刚好临着深南大道的起点。


“守着深南大道,繁华近在咫尺,但这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未加思索,邱蜀钧流畅地背出了这句话。这是央广新闻2013年关于黄贝岭村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一句话。 



“另外一番景象”,其实与深圳其他城中村无疑。


一条稍微宽敞的村道两侧,便是密集逼仄的农民房。“有的一间出租屋里好几张双层床,一个床帘后面就是一个家。”邱兴堂补充道。


26岁的邱蜀钧长相隽秀,父亲邱兴堂离开四川达州老家到深圳讨生计时,她还不到6岁。她留在老家,读完了小学、中学,又在成都读完了大学,2015年毕业后来到深圳。


有时候,邱蜀钧看着邱兴堂走在村巷之间,用四川话跟街坊邻居闲话家常,场景似乎与老家并无差别。


黄贝岭村里,像邱家父女这样,来自四川达州的深漂有接近9000人,老乡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大约3万人聚居于黄贝岭。


“我们最先住在黄贝岭村,后来这里改造,大家搬到了附近的罗芳村,罗芳村拆了,我们又搬回了黄贝岭。兜兜转转,房租涨了好几倍,就这么一直在城市里转。”



村里有许多像邱兴堂一样,在深圳呆了二三十年的达州老乡,多数人以体力谋生。其中不少的士司机,早些年也有些开蓝牌车或摩的的,剩下的多以打零工为生。


老乡们的孩子当中,像邱蜀钧这样读了本科的寥寥可数。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老家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考不上就只能出来打工,也有一些读了大专。


来到深圳,没有学历的孩子,有些跟着父辈以体力谋生,有的辗转于各种临时工作,看不到希望的又回到老家。一年前,邱兴堂帮一个老乡的儿子,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小伙子干了没几个月,辞职回了老家。


“我们这里出个出类拔萃的人很难的”,邱兴堂圆脸微胖,双目炯炯,一口川普爽朗豪气,嘴里的话却压抑沉重——


“从内心来讲,谁不想关心自己的小孩。可我们这些打工的,很多人生存都疲于应付,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给老人看。没父母管束,很多小孩读完初中,高中就考不上了。这就完成了留守儿童的流程,他来到深圳,出租屋里窝一两个月,随便找个工作,过几年谈个恋爱,然后结婚、打工、养孩子,一代一代,生活就这么不停地复制。”


“我害怕重复父母的人生”


宝安福永的工业区里,陈彪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滑入了父辈的轨道。


他今年27岁,在一间外企的工厂里做了11年电工。打工、挣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没有特别开心,也没有难过”,就这么靠着惯性一天天地往前滑。


他打心眼里,惧怕这样的重复。惧怕像父母那样,重复一辈子。



父母离开山东老家到深圳打工时,陈彪13岁,弟弟才三四岁。爷爷奶奶拉扯弟弟,他读寄宿学校,每月回家一次。


对读书,陈彪没多少兴趣。父母也顾不上他的学业,觉得“在学校里混日子,不如早些打工挣钱”。16岁这一年,他从中专退学,来到宝安父母打工的厂子里,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半年后,他又转做水电工,一直做到了现在。


相比流水线,电工轻松许多,不需要检修水电问题时,他没多少事情可做。外企的厂子制度和福利都很正规,陈彪和父母呆在这里,再也没离开过。


电工做了三四年,他感觉不行。工厂里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每周上六休一,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除了午饭和晚饭的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流水线上忙碌。很多人就这么从二十多岁,做到了四五十岁。


电工没那么累,可照样看不到希望。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自考了大专,拿到学历后又自考了本科,专业选的是工商管理,因为录取分数线较低。


他渴望跳出工厂,心里又没多少底气。自考的学历不难拿,能学到的东西却没多少。 这些年一直呆在工厂里,出去以后自己究竟能干什么,陈彪不清楚。


陈彪和父母在饭桌上,也没少谈起未来规划,这样或那样的营生聊过之后,还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身边的同事,基本上也在这间工厂做了很多年,大家常聊起以后的打算,可也是嘴上说说,而后不了了之。像陈彪这样主动考个学历的人,都没有几个。



在宝安机场做地勤工作的姚霏,对当前的处境甚是绝望。


她从3岁起便跟着父母来到深圳,在龙岗的民办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后,回到湖南老家读完高中。大专毕业后应聘到深圳的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


姚霏的日常工作,是接待、服务头等舱乘客,不需要什么经验,也没有门槛,公司喜欢招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很多女孩做几个月,或者考上空乘,或者去某个公司做个前台,留下来的大多也在混日子。


她不喜欢这种工作风气,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最关键的是收入实在太低,上个月她只拿到1700多元的工资,她在机场附近租的公寓,房租、水电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数目。多数时候,她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家里再另外贴补2000多元,以维持她的生活。


有段时间,想到自己还得靠家里养活,她压力就特别大,她尝试过靠兼职实现经济独立,那段时间,下班以后的空档,均被严丝合缝的兼职占满——模特、礼仪小姐……


一个月下来,加上工资,她的收入有8000多块。这样连轴转了一个多月,她病倒了,想回到龙岗父母那边,可实在没那个力气。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靠着外卖员送来的白粥和药,才撑了过来。


恢复过来,她放弃了挣扎,“瞎蹦跶啥啊”。她心里清楚,这样消耗体力和时间赚钱,根本就不是个办法。



姚霏跟父母提过几次离职,得到的回答都是“你缺多少钱,我们给你补出来”。她父母一直在龙岗做小生意,实体经济不景气,赚钱并不容易。


在父亲眼里,她学历低,出来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母亲则觉得航空公司好歹是国企,听到女儿“被旅客指着鼻子骂”的抱怨,宽慰她“服务业都这样”。在母亲看来,姚霏当下要紧的是找男朋友,25岁之前结婚,28岁前能把孩子生下来就最好了。 


母亲身体不好,姚霏不想违拗她,也不确定离开航空公司,未来是否能变得更好。这份地勤工作可以上一休一,真的找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她担心一时难以适应。


当上空乘,是她当下能抓到的最好选择,但她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大意思,“还不是要遇到很多低素质的旅客”。


“跟深二代,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


3岁时,姚霏就跟着父母从湖南老家到了深圳。生活多年,她对这个城市却没多少感情可言。


姚霏父母在龙岗开了快20年的鞋店,店面一直没搬过地方。现在每次回到龙岗,她最怕在店里碰到认出她的老同学,“第一我想不起对方是谁,第二我不想跟那段过去,再有一丁点的关系。”


在她看来,学历不高、前途不明,以及始终摆脱不掉的自卑、敏感、不合群,都与曾经晦暗残酷的少年时代有关。


在姚霏就读的龙岗民办学校里,老师素质参差不齐,不少孩子来自附近工业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不抱多少期待,不少人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校园里学习的氛围远不及公立学校。


有位老师告诫全班学生,不要同姚霏讲话,起因是她没交作业。轮到她做值日,这位老师百般挑剔,她一个人把教室地板拖了7遍,回家路上,她发现手心磨出了水泡……


被老师孤立的学生,轻易就成了同学们排斥的对象,常会遭受群嘲、欺负。


她在学校里话少孤僻,但也交过几个玩的不错的朋友,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同学,相交一两年后,这些孩子就跟着父母回了老家,从此再无音讯,友情咔的一下就这么断了。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段孤立无援的时光,她常在家里哭,父母忙着生意,回应总是“不缺你吃穿,你哭什么”,或者“老师怎么会错,肯定是你不对”…… 


小时候她喜欢跳舞,父母不同意,问她“学这个能当饭吃吗”。有段时间,她对黑板报很有兴趣,某天放学后便跟老师提出想参与。老师指着正在画黑板报的几个同学,奚落了她一句, “别人的爸妈一会儿开车来接他们,你怎么回去?” 从这以后,她很少画画,连上黑板做题都抗拒。 


在学校里,自信与热情一点点被掐灭,姚霏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学业。工作以后,父亲有时会提及的那句“学历那么低”,她格外敏感,偶尔看到招聘信息上的那句“本科及以上”,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但凡我读书的时候,能像我那两个朋友一样,怎么都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 


说这句话时,22岁的漂亮女孩眼睛稍微眯起来,失焦地看着远处,瞳孔里满是破碎感。


姚霏口中的那两个朋友,是她成年后认识的,一个读了北京的名校,另一个出国留学,在银行有份不错的工作,最近准备考取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这两个女孩跟她一样,幼年跟随父母来到深圳。不同的是,俩人的父母在市中心工作,早早落了深户,二人住在学区房里,小学、中学,读的都是家门口不远处的公立学校。


除了难以企及的人生境遇,姚霏还特别羡慕对方有发小,“她们有从幼儿园一直玩到现在的那种朋友,我没有,从小到大我都是孤零零的”。


成年以后,听到姚霏再次讲述那些事情,母亲才意识到当年的疏忽。姚霏没有告诉母亲。那几年里,她先后写过好几份遗书,牵挂着家里的狗,才把自杀的念头摁了下去,现在来看,当时可能已患上了抑郁症。


成长的阴影一直伴随至今。大学里跟男孩谈恋爱,她缺乏安全感,极其敏感,这段感情没能走到最后。与人交朋友,她也会不自觉地忖度,“不能陷得太深,不然这人唰一下子离开了,就太难受了”。


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姚霏跟准备考研的女孩玩到了深夜,玩着玩着她又觉得歉疚,“我不能老找你,会影响你考北大的”。


这个朋友是她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俩人成长背景、工作环境完全不同,面对面反倒能卸下面具,无所顾忌地聊天,“骂人、说脏话,什么都敢讲。”  


坦诚相见,并不能消解姚霏的自卑,“按正常来说,我不应该遇到这样的人,也不该跟这样的人做朋友,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


留守儿童,一代又一代


相比之下,邱蜀钧的选择自由了很多。 她在深圳先后换了三份工作,嘴上虽说“工作5年一事无成”,实际上每份工作她都能做得专注且不乏兴趣。      


她有学历,父亲邱兴堂颇有能力,也支持她在职业上的尝试探索。比起黄贝岭村里每日为下一顿饭奔波的老乡们,老邱经济实力相当不错,这能让女儿在选择工作时,不必考虑生存压力。


1999年,做乡镇医生的老邱,为了还盖房欠下的债务南下深圳。他在工地上出过苦力,私下帮老乡们看过小痛小病。之后从本地村民手里承租下几栋楼,做了好些年的二房东,手里才积下来一些钱。


十多年里,邱蜀钧一直被撇在四川老家。相比大多数留守儿童,她算是幸运的——跟着做老师的姨妈长大,学业与成长都得到了细心关注。早些年长途电话费贵,老邱和妻子会专门给女儿写信,解释留她在家的苦衷。


苦衷,填补不了成长的缺憾。


弟弟比邱蜀钧小8岁,是在深圳的铁皮房里出生的。那时候在老家,婶婶阿姨们常逗她,“你爸妈在深圳生了个弟弟,不要你了”,老家重男轻女,这种玩笑话每说一次,都能让她哭一场。



她羡慕弟弟,弟弟读的是双语幼儿园,教拉丁舞、小提琴……那是老家小孩没碰过的东西 。可按当时的高考政策,她没法在广东参加高考,只能呆在老家读书。


其实,在深圳的弟弟也有失落的时候,小学学位需要积分排队,他排在本地户籍之后,7岁的孩子问邱兴堂,“我是在深圳出生的,为什么不是深圳人。”


2008年汶川地震时,邱蜀钧14岁。当夜为了躲避余震,大家睡在操场里,她躺在姨妈身边,心里怕得要命,“担心地下突然裂出一道口子,我就掉下去没了”。


她心里埋怨父母,这时候还不回来看她。又担心真的丧生,连跟爸妈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她用随身的MP3,偷偷给父母录了一段话,真的遭遇不测,也算有个告别。生离死别的遗憾与苦痛,在嘴里、心里一遍遍地咂摸预演。对弟弟或多或少的羡慕或嫉妒,对父母远离的忿忿与不解,也在咂摸中渐渐消解。


26岁的邱蜀钧抱着纸巾盒,一遍遍地擦拭着眼角和鼻子,讲完了14岁的这段经历。



在陈彪眼里,自己还算不上留守儿童,他弟弟才算。


父母南下深圳的14年里,弟弟跟着爷爷奶奶,从懵懂幼童长成了高中生。无论在老家还是来深圳,弟弟跟谁的话都少。暑期到了深圳,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房间里,看电脑或者看手机。兄弟俩一天说不上10句话,讲的最多的一句是“吃饭了”。


陈彪女友是四川人,想让他一起回四川发展。他表哥在山东做工程,也想叫他回去帮忙。离开深圳,他下不了决心,“毕竟呆久了,习惯了,社保交了这么多年,户口也转过来了。” 


落户深圳,他心里有盘算,“以后有了小孩,可以带在身边读书嘛”。


在距离陈彪工厂13公里的蚌岗村里,邻居们常羡慕陈莲花能在深圳带大4个小孩。


四个孩子当中,二女儿考上了广州的一所本科学校,另外三个孩子都读了大专,“不用再像我们一样出劳力了”。


村里那些在老家长大的小孩,多数只能读完高中,”来了深圳,跟爸妈都不亲的,性格也跟小时候不一样”。


蚌岗村位于深莞交界处,附近多为工业区,村里居住的多是像陈莲花一样的流水线工人。今年春天受疫情影响,不少工厂停工裁员,很多父母无法承担民办学校上万的借读费,不得不将小孩再送回老家。


“现在一个孩子的借读费,顶得上以前四个孩子,钱也不经用。要是现在让我们供四个,无论如何也供不动。”


三代人的不归路


在黄贝岭村的达州老乡当中,邱兴堂颇有威信。他讲义气,有能力,大家都知道”有难事,找老邱“。


小时候邱蜀钧放假来深圳,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父母在闷热夏夜里的争执,“好不容易挣点钱,还没捂热,大半夜的饭都不吃,就跑出去接济人家了。” 


十来岁的女孩也心疼父亲,“不到40岁头发都白了”。可那些老乡的遭遇也着实心酸,受了工伤老板不赔钱,干了大半年收不到工资,还有老乡走投无路跳楼自杀。


“为什么要跳楼呢,不是挺好的吗?”年纪尚幼的邱蜀钧想不明白。


母亲告诉她,跳楼的老乡家里人生了病,一家老小要吃饭,干了活没拿到钱。“在老家我跟着姨妈生活,很少接触社会,世间百态,都是在深圳才感受到的”。



其实那时候,老邱也没啥办法,往往是一群老乡堵住对方的门,“解决不了问题,也容易发生冲突。” 


2007年,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在黄贝岭村试点成立,老邱当过兵,是党员,威信又高,被老乡们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党建引领之后,老乡再拿不到工资,老邱就带着律师,拿着准备好的一摞材料,有理有据地跟对方谈判。


早些年经费不足的时候,邱兴堂背着妻子,从收到房租里偷偷抽出点钞票,给老乡们办了不少实事。技能培训、劳务维权、法律普及、免费春运、组织义工服务……去年还在黄贝岭村祠堂门前,为达州老乡办了场春晚。


在黄贝岭村达州流动党支部的办公室里,邱蜀钧指着头顶的家政培训课程条幅说,“今年因为疫情,这个才搞到第四期”。


在她背后的墙壁上,贴着往年电工、焊工等技能培训的信息,“给老乡找出路上,我爸脑子里有好多想法,他是一刻不停地琢磨办法。”


读大学的时候,邱蜀钧暑假就会帮着老邱做这些事情。今年她工作换到罗湖,搬回黄贝岭村与父母同住后,业余时间差不多都给了这个流动党支部。在我们聊天的间歇里,她接待了一个寻求劳务维权的小伙,好几个咨询家政培训的阿姨。


邱蜀钧觉得这事有意思,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在深圳价值感与归属感的来源。“特别是做义工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深圳人。”她说。


邱蜀钧(右)   受访者供图


今年开始,邱兴堂给黄贝岭村里80多岁的老乡们,组织了好几次生日会。


这些“老深漂”与老邱父亲的年纪相仿,在老家做了多年空巢老人。如今“挑不动水、捡不动柴”,只能跑到深圳投奔儿女。还有些老人在家中寂然离世,多日后才被邻居发现。


来到深圳的这些老人,儿女们早上7、8点出门,晚上7、8点回来,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独自蜷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其实他们的今天,不也是我们的明天。” 



5年前,邱兴堂开始在达州乡下包了几百亩地,尝试车厘子种植。


他从深圳本地人手中租到的几栋楼房,前几年被拆迁后,二房东的营生没法干了。他想回老家蹚出一条路来,老兄弟们在深圳干不动了,也能回去跟着他搞种植。


20多年前在老家建的房子,老邱前些年卖掉了。他借住在亲戚家里,在车厘子果园干活的,都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六七十岁都算年轻人了。”  村子里,大部分田地都已撂荒,能看到只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平日里,邱兴堂和老乡们聊起来,把南下打工称称作为不归路。


“我们现在就走到十字路口,不敢想未来。这个年龄还能出几年力气,想在深圳呆下来,物价房价高的够不着天,想回去,房子塌了,良田好地长满了人那么高的荒草,回去了也养不活自己。没什么办法,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折腾了5年,邱兴堂的车厘子果园,明年就能大规模产果了,一切顺利的话,会有数百万进账。他想得长远,不止要带着老乡搞种植,“将来做的好,我们也搞个南街村那样的公社”。


邱蜀钧有了个心仪的男朋友,不是父亲属意的本地人,她打算各方面更稳定一些,再带去跟家人见面。一无所有的年轻人,靠自己赤手空拳扎根深圳,是她更愿意信服的人生规则。


“父辈那一代的那种压抑感和窒息感,在我这里可能稍微弱些,可能是我的选择,也要比他们更多一点。”


对于自己在深圳的未来,女儿比父亲乐观多了。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姚菲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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