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孩子,是一场全家抱团与世界的博弈
2021-03-06 16:54

养孩子,是一场全家抱团与世界的博弈

来源 | 看理想(ID:ikanlixiang)

作者 | 看理想编辑部

题图 | 视觉中国


昨天,“院士不建议普通孩子学奥数”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中科院院士袁亚湘表示:“一些的确有天赋,要对数学非常热爱的孩子,才应该去学奥数。”



不少网友表示赞同,却也感到无奈:


“不学奥数考不上初中啊!”


“我也不想逼孩子学呀,可惜没办法,不能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可是家长接受不了自己孩子普通的事实啊。”


一直以来,亲子关系和教育,都是媒体上讨论不息的话题——从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到各大教育机构打着“责任”和“愧疚”大旗对父母的焦虑营销;再到海淀、顺义妈妈们扮演起“母职经纪人”,通过各种超前学习的补习班,帮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以考进名校......


教育,被包装成了一场资本投入的较量——虎爸虎妈们期待通过“教育投资”,帮助孩子“成功”;孩子,被描绘成童年被剥削、承受着父母的重压和安排的被动角色;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也被量化为了各种标化考试的分数。


无怪有人说,今天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像“投资者与创业公司”的关系。


对于这个颇有意思的论调,上周我们发布了一篇征集,想分别从父母和孩子的第一视角,听一听他们对“亲子关系越来越像投资关系”的真实看法。收到的回复让我们对媒体一直以来所呈现的焦虑的母亲、被动的孩子、单向度的激烈竞争的固有现象,有了新的认识。


在收到的回复中,家长们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45岁,属于80、90后的新一代家长,他们孩子年龄最大的是18岁,最小的刚出生。而孩子们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30岁,他们的家长,正好是上一代的家长群体。


通过比较两代家庭对亲子关系的看法,我们或许也能发现两代亲子关系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收到的回复中,父母们大都不同意亲子关系与投资关系的类比。而孩子们对这一说法,却更多选择认同,尽管有的表示无奈,有的却也认为积极合理。


那么,怎样解释这种不一致呢?在父母与孩子对“亲子关系投资化”看法的解释中,又呈现出了亲子关系怎样的变化?新世代父母们所认为的养育孩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愈发激烈的竞争之下,长期被压抑的孩子的声音能否被更多听见?亲子关系还能变得更平等吗?


文章选用的征集回复来自


父母:@小满,@纳尼亚,@sisimontpellier,@天呀,@杰森,@月,@肆,@绿毛虫,@茉茉,@神经蛙


孩子:@Akami ,@玛丽怂,@野苹,@猫总,@Iris


*为区分父母和孩子的回复,下文用P指代父母(Parent),用C表示孩子(Child)。


分歧背后,是双方都不期待的“投资回报”


对于“亲子关系变得愈发像投资关系”的说法,66%的家长表示反对;然而,有70%的孩子对此表示认同。


如何解释这一分歧呢?从征集中我们看到,新生代父母与上一代孩子对“预期”,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新生代父母们反对亲子关系投资化,强调并不期待孩子的实际回报,尽管会有所预期,但也只是期待精神上的满足。正如家长@小满说:“结果是孩子自己的,父母只是得到安慰,也就是精神上的愉悦。”家长@纳尼亚也说:“没考虑过孩子未来该回报我点儿啥”。


然而,孩子们同意亲子关系愈发像投资关系,主要是因为上一代父母过重的期待。具体表现为要求孩子“听话、争气”、考高分,甚至直接干涉孩子的志愿选择、职业发展和婚姻。


相比而言,“快乐满足”“独立”“成为想成为的人”,成为了新生代父母在描述预期时的关键词。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理想化的预期,只是因为新生代的家长们大多还没经历孩子升学、就业和婚姻的重重挑战。但我们仍能够从新一代家长们与孩子“共同学习成长”,希望孩子“成为想成为的自己”的话语中看出,新生代父母们想将孩子放回他们自己未来的中心。在孩子和家长尚未被升学和就业压力“异化”时的期待,或许也更接近养育的本真和初衷。



更多的父母,将自己的角色解释为“陪伴者”,在陪伴孩子发掘潜能的同时也重新认识父母自己,而非一个“过来者”,对成长路上的孩子发出指令:


@sisimontpellier(P):“我和老公对小朋友都没有特别的期待,非要说有的话就是希望她能拥有自己思考的能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尽量不会干涉她,保留她说‘不’的话语权,保留她哭闹的天性。成长和人生都是她的,我想做的只是陪伴和分享。我不想有‘妈妈样’。”


@天呀(P):“在我们家里,父母和孩子更像是相互成全和帮助的关系,关注和看见孩子的需求,关注孩子的兴趣,父母采取行动帮助孩子更深入了解其兴趣,拓展知识,保护孩子的情绪和自尊心。”


家长们也用“出乎意料的惊喜”,来描述这种不过多框定预期,将更多成长空间留给孩子的育儿观念带来的好处:


@杰森(P):“孩子小学一年级时,数学老师说他太粗心建议尝试学习钢琴提高精确度。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因为它并不是精确具体的目标,而且有很大的容错空间(学不好也没关系)。


他随后跟着老师学了六年钢琴 ——一如既往地粗枝大叶,数学和钢琴都一样 ——但我们的预期就是他至少能学会一样乐器吧。后来他陆续学习了长笛,吉他和贝斯,我们每次的预期都差不多,就希望他别浪费乐器,尽量多玩玩就好。


他在高一时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编写演奏自己写的曲子,还要为学校的大乐团写演奏曲。无论是我和他爸爸,还是当初那位可爱的数学老师,大概都没有想到钢琴给他带来了那么多满足。当然,‘严谨细致’的目标似乎尚未达到,但这一切早已远超预期。”


除了不对孩子的未来设限过多,对孩子的期待不落脚在分数和职业上,新一代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定义,也不再只是升学和考试分数。


许多家长们分享了养育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满足时刻”:


@月(P):“她5岁的时候,我带她途经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我本想跟她说‘不努力可能就要过比较困难的日子’,而她先跟我说,‘为什么他们那么穷?我要努力,以后赚很多钱,帮助他们,不让他们过这样的日子。’孩子答案比我丰满多了,自愧不如。”


“我是单亲妈妈,五年了,现在小朋友上四年级,之前一直比较隐晦地对他表达父母不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今年年初,无意被他看到了离婚证,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也真正意义上了解了父母离婚意味着什么。


@肆(P):“他很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他表示可以接受但是依然感到愤怒,因为他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他问我会不会找男朋友,我以为他是担心被抛弃没有安全感,我向他表明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小朋友跟我说他希望我可以交朋友,组建新家庭,希望我每天都开心。”


@绿毛虫(P):“我闺女三岁时,喂她吃药,她问:‘妈妈,你给我吃的药 是OTC吗?’我瞬间觉得很放心。”


可见,父母印象中孩子最深刻的成长,往往是难以被成绩和证书所量化的。


尽管反馈中有父母会向我们倾诉面对“接受更好的教育”和“给予更多陪伴”中的矛盾和焦虑,尽管升学和比赛还是需要以各种标化和成绩来判断孩子的才华和能力,父母们还是更倾向将孩子对生活的感受力,对父母对身边人的爱和理解,作为让自己感到满足的成长。


社科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在《母职的经纪人化》中指出了北京中产妈妈们一种极度工具理性的育儿方式——为孩子制定高效率的个性化学习方案,排满各种补习竞赛,帮助孩子挺进更优质的学校。


与之相对的,从新世代家长们对孩子成长期待的描述中,更能看出的是一种“价值理性”的育儿观——回到孩子的本位,而非让家长和社会来定义孩子成长的意义,更多地重视精神关怀和情感价值。


或许,当家长们偶尔发觉自己“无法接受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无法接受孩子从事的工作过于一般”时,会想起当生命诞生之初,自己最大的预期也不过是让TA快乐、独立、健康地长大,便也能给自己松一松绑,也给孩子解一解绑。


“独立”和“快乐”之下的捆绑


征集中,也有家长以“超越父母”来表达对孩子的预期。有父母坚持教育支出的回报“都是给孩子自己的,不是父母”的同时,称“孩子被名校录取是最大的满足”。


而在孩子回答家长对自己有何预期时,常常出现的是“爸妈说我能养活自己就行”。但@Akami 的妈妈对“能养活自己”的补充是:“长大之后,想买什么东西、去哪里旅游、上什么课程,都能自由地决定,不被经济条件限制。”


可见,父母对“能养活自己”的定义,不只是字面上的自食其力,更多是期待孩子能够独立地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维持现有的生活条件,是保持在现有的阶层位置上的自食其力。



然而,当竞争日趋激烈,维持阶层甚至阶层上升的压力也逐渐增大,便会出现“直升机父母”以密集的教育投入“盘娃”的现象。不少选择同意亲子关系投资化现状的父母,也是用大量和高压的教育投入来解释原因。父母过度的期待,也不可避免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玛丽怂(C):“母亲会强调,你花的钱,都是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跟我讲她在手术台上需要多长时间的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我觉得这不仅会让我在上学时倍感压力,更会影响到我对自己的规划——我要读到PhD,找到XX工作,才不算辜负了父母的投资。”


野苹是一名深圳的高中生,父亲一天醉酒回家对他边哭边说:“我只是不想你以后像我一样”,联想父亲因南下做生意而错失了接受更好教育的经历,野苹意识到,“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可能很多都是壮志未酬的,所以对培养下一代的功利性会更加强烈,希望下一代把自己没活到的活回去。”


野苹将身边父母“盘娃”的内卷竞争比作是一场PVP游戏(player VS player,玩家间的竞技对抗)。在PVP游戏里,装备是胜负的关键。游戏的账号是祖传的,有一定的段位,游戏打输就会掉段。


孩子就像是父母的游戏账号,教育投入就是装备的提升。为了保持甚至升级段位,玩家不得不武装更优的装备。只是因为身边的人装备升级了,自己也要升级装备去应对竞争,这也在征集里家长们表达的矛盾心态中得到了体现:


@茉茉(P):“没精力盘娃,但如果不盘,会感觉自己是掉队的,不负责任的。”


@神经蛙(P):“其实到现在都不确定把小孩儿接到身边接受相对落后的教育是对还是不对。我内心是希望他只要快乐就好。但每次单位同事在一起聊起寄养在内地的小孩儿有多厉害,学的东西有多少,我心里还是会不是滋味,用俗气一点的话说就是‘这样是不是真的会让他输?是不是对他的一种不负责任’,很矛盾。”


许多家长会认为:“老子/老娘养你这个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上王者段,等你到了那个位置你就会感谢我的。”野苹解释道:“但其实在打游戏的过程中输赢本来没那么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享受游戏,不是战胜别人。”


“协议”和“Pitch”,也可以是一种爱


那么,如何避免竞争压力和过度“盘娃”带来的对孩子能动性和意愿的吞噬呢?征集中部分的回复带来了一种可能的选择。


不论是对亲子关系愈发像投资关系持同意还是反对意见,大部分的父母和孩子都对亲子关系的投资化持消极的意见。然而,少部分的回答者,且更多是孩子,认为像投资关系的亲子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可取之处的,它代表着一种更平等的状态:


@猫总(C):“做所有事都应该有ROI(投入产出)理念,这不是功利,这是公平与平等。母亲是学哲学的女博士,她的独立人格决定了公平平等的亲子关系态度。她注重所有关系的理性与规则。”


而这种“投资回报”式亲子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很值得玩味:


@玛丽怂(C):“决定放弃学好就业的市场营销,转学出国学喜欢的社会学时,跟父母大吵了一通,互相劝说无果后,决定坐下来好好沟通。父母需要听我的解释,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选这个专业?选这个专业能不能保证我之后可以养活自己(女儿的经济独立应该是他们的预期)、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之后同意了我试一试,但我也要同意申请到的学校要比之前的学校更好才能出去。


这真像在做一个营销的SWOT Analysis(强弱利弊分析),我需要告诉我的出资人,为什么这是值得投资的,我的优势在哪里,有哪些潜在的挑战以及应对方法,他们和我可以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之后,和父母意见有分歧的时候,也大多会用这种方式来协商,互相让步接受,感觉是一种还不错的化解分歧的方式。”


@Akami(C):“我现在还留着当时跟我爸签的协议——初中、高中的时候,父母想让我去补习数学,我不想去,他们就说那我们签个协议,你承诺如果之后数学成绩不好,也要自己承担责任,不能责怪父母。然后我们就签了,爸妈就再也没跟我提过补习。”


在这个更新越来越快,代沟越拉越大,代际间的完全理解变得愈发困难的时代,以契约的理性方式划定亲子关系的边界与距离,双方就此进行适当的退让和妥协,好像是一种能让双方都不被情感和责任绑架的方式。


正如玛丽怂的转学计划得到支持,父母在尊重女儿意愿之余,也不会因过度纵容他们自己难以理解的想法而感到焦虑;也正如Akami在紧张的学习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协议”也让父母能够从责任和内疚的压力中适度解绑。


适度的“契约”使爱和责任也变得适度,父母的爱不至于被过度的责任捆绑,变成对自己的压力和对孩子的控制;孩子也不能以爱为名对父母过度索取。



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妈妈的遥控器》,望子成龙的妈妈“遥控”着孩子的成长,母亲在责任的压力下焦虑不已,孩子也因母亲的控制而变得疲惫麻木。


而与适度的退让相伴随的,也是更进一步的独立和互相理解:


对于与父亲签不补习数学的免责协议,Akami所说:“我觉得签协议也让我懂得了要对自己负责,学会自己承担自己决定的后果。即使有时候会后悔,也懂得了应该倾听爸妈的一些建议。”


而转学计划得到了父母支持的玛丽怂也说:“我之前一直怪父母给的不够多,后来确实是理解了,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有限,父母确实比较难不顾成本和回报去为我过于放飞的想法买单。我也意识到了,在拥有足够的资本之前,不能太脱离实际。而我的选择也一点点地推着父母去认识到,孩子还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路不只一条,得让她自己去探索和选择。”


在此,理性好像并不与感性相斥,亲子双方在退让中互相理解对方,也互相认识自己,不以爱和责任之名捆绑对方让对方受伤,于人于己,也都是一种爱。


退出,也可以是一种胜利


“养育孩子,意味着全家抱团与世界博弈抗衡,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发现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杰森(P)


如果说,适度的边界感和理性的契约,是一种保护亲子双方主体性的内部的相处方式。那么,亲子双方又能怎样面对外部更大的竞争环境呢?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谈“内卷”一词时,指出中国社会竞争激烈的原因,一是因为目标和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二是来自退出机制的缺乏,社会对失败的包容度太低。或许,我们也能从这两个方向思考应对的路径。


社会评价体系的多样化,是靠个人的多样选择来扩充的。我们无法期待大的社会观念,甚至只是上一辈的单向评价体系骤然改变,但却也不可忽视父母对多样价值表示认可的可能。玛丽怂分享了一段她与母亲的谈话,并称那是她2021年的开年大礼:


@玛丽怂(C):“这是我想做的工作,它或许并不能让我赚很多钱。”


母亲:“所以就说了,你......(即将吐槽)”


@玛丽怂(C):“但那真的是能够让我开心和满足的工作!”


母亲:“噢,这很重要噢!”


父母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期待孩子在同辈中脱颖而出,冲进大众认知里的高精尖行业之前,先问问孩子想要什么,像征集中部分父母所说的,在等待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慢慢观察,或许也是一种对双方都好的选择。



如果说多样化的评价体系,横向拓宽了孩子的更多可能;那么包容失败的退出机制,则在纵向托住孩子,避免孩子和家长在竞争中挤得头破血流。


正如家长pp回复道:“关注和看见孩子的需求,关注孩子的兴趣,父母采取行动帮助孩子更深入了解其兴趣,拓展知识,保护孩子的情绪和自尊心。毕竟,有人当第一就有人排最后,我们也不介意自己的孩子当最后一名。”


强调包容退出并不是在逃避竞争,而是强调一种异化之后的回归——从追求外在社会定义的名利,回归到享受事情本身的自我满足上。


走学术研究的Iris说道,她不再执着于一定要留在某某大学,而是认识到“学术是一种生活”,那是一种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自己触摸生活、触摸世界的方式。放下一些社会的评价,给自己一些话语权,让她感到更轻松,因为不会再隔着名利,而是可以直接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触摸生活。


当孩子选择握住画笔时,不将电脑强塞给他;接受孩子成为一个普通人,而不要求TA“超越父母”,并不意味着牺牲了父母的投入,反而是父母“希望孩子快乐”期待的实现。不仅孩子能活成理想的样子,父母的自我也不会被父职和母职压到失声。


项飙指出,竞争关系并不只有双方,还有制定规则的第三方控制着竞争。获胜并不是处理竞争关系的唯一方式,大家联手改变第三方,呼唤更包容的规则,改变过激的环境,也是在竞争中站稳的方法,而这也需要“全家抱团”。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中呼唤觉醒的父母们,应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然而,在今天,我们或许能够期待亲子共同的解放,从单一且“内卷”的竞争体系中抽身出来,更多让孩子自己去定义自己的期待和价值,让父母也从孩子身上看到世界的更多可能,父母自我的更多可能,最后一起到开阔光明的地方去。


参考资料:


1. 杨可.(2018).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 妇女研究论丛(02),79-90. doi:CNKI:SUN:FNYJ.0.2018-02-010.

2. 《专访|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澎湃新闻

3. 《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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