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左右了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决策
2021-05-21 10:40

是什么左右了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决策

二孩政策出台以来,目标家庭是否积极响应政策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从微观角度考察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特定反应。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访谈资料,本文探询这些家庭中女性的抚育实践及其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抚育实践表面上遵循“谁有空谁做”的协作原则,实际上却隐藏着性别差异:女性花费更多的重要时间,面临更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尽管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女性普遍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却又表现出以家庭为本位的独立而不是背离家庭的独立。这种独立形塑了她们的二孩生育决策:当压力在主观上被认为抑制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及儿童质量,她们就会放弃自己想要生育二孩的意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聂焱 风笑天,原文标题:《中国城市女性的抚育实践与二孩生育决策》,头图来自:《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单独二孩”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激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潮,其中的焦点问题就是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就是符合条件的家庭是否会生育二孩。对此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统计调查来预测民众对政策调整的反应。


由于统计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我们很难从中看到实际承担生育任务的行动主体在生育政策调整中所具有的特定反应,特别是很难探讨和回答围绕二孩生育问题,育龄人口在家庭内部所产生的各种互动、在生育决策上所形成的各种方式和过程。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微观的角度重新审视生育主体。


按照克罗伊恩提出的“利益范围规则”,孩子的抚育更大程度被视为处于女性的利益范围,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在生育决策中妻子的影响力超过丈夫[1]。因此,我们把女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女性的儿童抚育实践,以便更好地描绘二孩生育的目标家庭对政策调整的反应,并理解她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生育是男权社会用以压迫女性的工具。由于生育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大多数研究者同时也认定家庭是女性独立的障碍[2]。但是,一些实证研究却有着其他发现,认为家庭也可能与女性的独立兼容[3]因此,通过儿童抚育的经历来辨析女性独立与家庭的关系,是我们的另一个研究目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关于女性的生育问题,目前形成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探讨各种因素与女性生育的相互关系是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分析某种因素对女性生育的影响;二是反过来分析女性生育对某种因素的影响。前者主要探索各种结构性因素对女性生育的作用。比如,家庭结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社会政策、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等对女性生育态度、生育意愿、生育决策的影响[4],后者则主要探讨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制约,即生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5]


生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普遍认可女性的生育行为—特别是儿童照料—与女性的职业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比如,在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布朗纳等研究者观察到,与男性相比,妇女更多地受到这种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当影响,并开发出了“双重负担”这一术语[6]


王姮等研究者在河南省商城县等四个国家贫困县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发现,幼儿照料明显地抑制了女性的非农劳动参与,从而阻碍了她们的职业发展[7]。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母职,也就是女性所承担的生产及照顾儿童的社会角色,是维护男权社会及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8]


总的来说,现有文献对理解女性的生育行为做了重大贡献。但是,尚且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生育的相互关系研究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多使用统计调查,很少运用质性方法,从而忽视了女性主体自身的体验。其次,这些成果中虽然有很多以中国为研究背景,但主要采用了西方研究者的理论框架,很少有研究者将其放在中国的独特文化下来进行考察。而中国的生育文化显然与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也有着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完全不同的路径,照搬西方的理论工具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考虑到这些因素,本文重点考察在儿童抚育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体体验,以及这些独特的体验如何影响到她们的二孩生育行为,并将这一过程放在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中来探讨。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关心的是作为日常生活的生育,是生育的现象学,而不只是生育的政治经济学。生育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通过生育过程体现出的社会、家庭权力结构及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这样的研究理路是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生育现象学,将生育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体验来进行探讨,则很少得到关注,而这恰恰能够更好地理解女性在面临一系列与生育有关的决策时的主体性及其社会处境。


根据上述研究目的,本文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资料的搜集以访谈为主,并辅以参与观察。访谈地点一般在咖啡馆、小饭店,也有些访谈应受访者的要求,就在受访者的工作地点或家里进行。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受访者的名字全部用了化名。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女性的抚育实践及生育决策过程,丈夫们也被纳入受访对象。受访者全部是已经生育了一个或两个孩子的育龄女性或其丈夫。


资料搜集的时间约为6个月。2016年7—8月,我们分别在南京和贵阳进行了第一次调查。经过对前期资料的整理,找出资料的欠缺,又于2017年8—9月进行了一次补充调查,之后还有一些零星资料的增补,一共搜集了23个家庭的资料。通过探讨这些家庭——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在儿童抚育中的独特体验,来理解她们的二孩生育决策。


由于长期的二元体制,中国的城乡在文化观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很大,放在一起来探讨会减弱研究的解释力和针对性,因此本研究的范围限定在城市。


二、家务及育儿分工:协作表象下的性别差异


1. 夫妻在育儿中的时间付出差异


许多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分担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育儿活动和其他家务。比安齐等研究者发现,美国女性的家务时间从1965年的每周大约30个小时下降到1995年的每周大约17.5个小时,男性的家务时间则相应的从4.9个小时增加到10个小时[9]


在中国,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一项强有力的女性解放运动路径,双职工家庭逐渐成了主要的家庭形态,男性则顺理成章地加入到育儿活动中。小芸的工作时间表是上两天休一天,而她的丈夫在工厂上班,工作时间比较固定。两人的育儿分工如下:


我在家就我做,我不在家就我老公做,但是有时候我在家还是我老公做,他做得多。如果他有其他的事情忙的话,我就会去做。他没有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他做。因为他是正常双休,双休他都会待在家里,就带孩子,做家务。(小芸,34岁,12岁男孩的妈妈)


很显然,双职工家庭的存在已经打破了僵化的家务及育儿性别分工。分工的首要原则是协作原则:谁有空谁做,谁方便谁做,根据夫妻双方的时间和工作性质来进行灵活调度和安排。康子夫妻俩都是学校的老师,他对于这样的原则进行了一个总结:


遇到需要占用工作时间的事情,如果有一方空的话,那就这一方去(处理),但是如果说两头都正有事,当然就看,谁更可以灵活一点处理。你比如说涉及调课的话,那就看谁更容易调课。比如说我之前已经请了一次假了,你再请那就不好了,然后下次轮到,我爱人再请一次。这底下,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协调。(康子,32岁,4岁女孩的爸爸)


在家务与育儿分工中,男性花费的时间也不一定比女性少。在小芸的家里,谁有空谁就做家务、带孩子,如果夫妻双方都有空,就是丈夫做得多。康子一家也有同样的安排,因为康子认为自己更擅长做家务:


我做的东西可能比我爱人好吃一点,孩子更爱吃一点。所以说,有可能我有空我就多做一点,然后我老婆会弄一点。但是呢,她也不会太做。(康子)


看上去,男性分担了非常多的家务,夫妻的家务分工不存在性别差异。因为谁有空谁做,都没空就看谁更方便灵活处理,有些家庭都有空就丈夫做,有些家庭都有空则是妻子做。


但是,当询问被访者“如果出现了必须去处理的紧急的育儿事务,夫妻两个人都没有空,工作也不好协调,而又找不到长辈、亲戚帮忙的时候,是怎么安排的”,答案如出一辙都是妻子—而不是丈夫—请假去处理。秋实从事的是工作时间表比较僵化的行政工作,她的丈夫工作时间则比较灵活,即使是这样,在丈夫工作忙的情况下,仍然是秋实请假。


我老公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因为他是销售,所以如果在他能够调剂过来的情况下,那就他去。如果他确实工作安排不过来,那我就请假。(秋实,39岁,8岁男孩和2岁女孩的妈妈)


小芸的丈夫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在双方都有空的情况下,是丈夫而不是妻子做家务。但是,为了方便请假或调班来照顾儿子,小芸换了工作,而她的丈夫则不会这么做:


我来这边主要是时间比较宽裕一点,比较适合我在家带小孩。然后在这边主要是,虽然钱少但是我休息的天数比较多。我老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家里面以他为准。一个男人挣钱肯定要比一个女的挣钱多一点。(小芸)


夫妻的育儿分工在表象上遵循协作原则:谁有空,或者谁方便请假,就谁做。在时间的付出上好像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女性仍然还是育儿的主要承担者。双方完整的分工模式实际上是:谁有空谁做,谁方便请假谁做,都有空就可以是任何一方做,都没空也不方便请假就是妻子做。也就是说,丈夫可以做更多的家务,但前提是丈夫有时间,且不能过多地影响其工作。至于妻子,则是家务活动中的最后一道防火线。无论是否对工作产生了影响,无论有没有时间,妻子随时随地都会在育儿任务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付出的时间上可能两者相差不大,但一旦考虑的是对工作时间而不是闲暇时间的付出,就显示出强烈的性别差异。


2. 夫妻在育儿中的角色差异


为什么女性在育儿事务中会付出更多,原因在于夫妻扮演不同的育儿角色。用禾惠的话来说,在育儿事务上,妻子是“全身心地投入”,而丈夫只是“一个帮手”。


(带孩子)对他的影响不是太大。我是全身心投入,他就搭把手,也就是一个帮手的角色,所以就不存在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就是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禾惠,36岁,8岁男孩的妈妈)


妈妈负责育儿过程的全面规划和决策,是一个育儿总管,负责孩子的教育,为孩子挑选幼儿园,安排周末或假期活动,等等[10]。祖辈或保姆则承担了大量不太重要的儿童日常照料事务和其他家务。至于爸爸们,则基本上很少参与具体的育儿事务,只在自己有空的时候,或者妻子和其他照料者忙不过来的时候打打下手。明勇家就是这样安排的:


我基本没做那样。我就是解决下经费问题,其它真正的管,我基本没管。由于我工作性质,家里面我基本上也管不过来。就这两年来,我接送(孩子)有三回了吧。他们没人在我才去接咯嘛。比如说他外公外婆回水城了,我老婆临时有事,我才会去接。(明勇,41岁,5岁男孩的爸爸)


在育儿事务中,妻子是主角,丈夫是帮手,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并对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造成了影响。一方面,由于妻子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相应地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权,证实了克罗伊恩提出的“利益范围规则”[11]


另一方面,妻子们要在职场打拼,又担心孩子的抚养质量下降,倾向于不愿意生育二孩。明勇就明确表示,要不要生二孩老婆做主,而他的老婆因为担心做不到保质保量地抚养两个小孩,所以不打算生二孩。


我倒内心还是想要,我老婆倒不想要。她的理由是,太辛苦了,好好地培养一个算了。我发现她不想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她是全身心都在这个娃娃上,又要上班。再生一个的话,她就怕做不到,因为必然要分精力撒,那就确实很辛苦。......我们还谈过几回。她想了还是算了。目前阶段是没考虑了。万一过个半年,或者过个一年,她的想法又变了呢,我是随她嘛。(明勇)


在具体的育儿事务中,丈夫们是一个配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置身事外。育儿的责任有两块,家务和挣钱,前者以妻子为主导,后者则以丈夫为主导。


霍奇希尔德等学者认为,工业化以来,世界正发生“第二次变迁”,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向着男性做一份工作,女性既做一份工作又做家务的转变,并将女性的工作称为“第二轮班”,认为这种情况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和对女性的剥夺[12]。但是,许多男性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爸爸只要挣钱,妈妈既要挣钱还要教育好孩子,还要做好所有的家务,所以中国的女人承担得太多,我觉得是这样。我讲给我老公听,然后我老公说,不是像你想的这样。你觉得你承担的三个(事务),你很累,貌似以为男性只承担了一个角色。但是你要知道,你可能一个月挣四五千,不会有人责怪你。但是你说一个男性,如果只赚四五千他回家会被老婆骂死的,根本无法去承担家庭的这些经济需求。(秋实)


有了孩子以后,特别是有了二孩以后,家务及经济负担都增加了。也就是说,和妻子一样,丈夫们的担子也更重了。差别在于,孩子的增加会导致女性更多地做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更多地选择那些收入低且职业前景不好的工作。


与妻子们相反,为了提高抚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丈夫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到付酬工作中,也就更加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生育与女性的职业发展是背离的,与男性的职业发展则具有兼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霍奇希尔德是正确的,性别分工的确加剧了对女性的剥夺。妻子们既从事付酬工作又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事务,同时又不愿意降低儿童抚养质量,面临着更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


三、家庭还是职场:不愿做全职主妇的中国城市女性


1. 被污名化的全职主妇


对职场妈妈来说,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一个有效路径是回归家庭。秋实,一个在外企工作了十多年的中层管理人员,认真地考虑过回归家庭的问题。


我现在初步的想法是,等到我女儿上小学,我就回家全职了。一年级的小孩基本上是两点四十五放学,也就是说家长起码两点四十你要去学校门口接。那你想,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可以允许你这样。目前我的想法,无外乎就是这两个,一个是送去住校,我继续工作。一个是我全职,结束职业生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45岁了嘛。(离职了)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单位,因为不会也不可能为我保留职位。(秋实)


很明显,秋实不是主动选择回归家庭。她之所以预计自己可能会回归家庭,是因为如果工作就没有办法接送小女儿上学放学,而如果离职则没有机会再回到工作单位。成为全职主妇是一种牺牲,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且,在要不要全职回家的问题上,她不断犹豫和摇摆,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但我觉得我不想全职回来,完全在家。我觉得那样的话,就脱离社会了,我是这么觉得的。(秋实)


由于对儿童质量的高要求,购买家政服务和寻求亲戚长辈帮助都不能解决职场妈妈的照料压力,“今天的母亲不仅意味着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13]


女性只有成为全职主妇才可能扮演好全能妈妈,解决没有精力抚育孩子的问题。但是,许多女性却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根据中国妇女杂志社发布的《第14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年度)》,“事业和家庭两头牵扯”是已婚女性的主要压力源,但是,却只有4.4%的人选择成为全职主妇[14]绝大多数的职业女性表示有了孩子也要出去工作,桃子是她们中的一员。就算面临着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桃子也对全职主妇这一角色非常排斥,也因此做出不生育二孩的决定。


不想生,没有人带。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再生一个孩子,职业上就没有什么追求,就变成一个家庭主妇,自身就不会再有追求。(桃子,42岁,9岁女孩的妈妈)


为什么桃子不愿意做全职主妇,是因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全职主妇是一个贬义词。受到工作至上意识形态的约束,个人的价值、成就、发展由工作而不是家庭来界定[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破四旧”及批判封建家长等多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成为一种强制性命令。女性在职场的退缩行为被解读为失去了自我,增强了对家庭及丈夫的依附,是女性软弱、无能、无价值感的表现。因此,通过让女性回归家庭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不太会得到认同。


全职主妇是一种让现代女性不安且排斥的污名化身份。在许多人的眼里,全职主妇就是寄生虫,而这种观念与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具有颇深的渊源:因为没有办法计价,不经过交换的劳动就被认为不能够创造价值。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把劳动分为创造(有形)财富的劳动和不创造(有形)财富的劳动,后者包括家务劳动和服务业[16]。服务业因为通过市场的交换,虽然不创造财富,但转移财富,属于社会有用劳动的一个部分。家务劳动不参与市场交换,既不创造财富,也不转移财富,只消费财富。结果是,全职主妇家务劳动的价值得不到承认,被视为只能消费财富的依附于家庭的寄生虫。


兰百克认为,正因为考虑到交换价值这一问题,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计算工资对商品成本的贡献时,只看见男性的劳动,忽略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因而认定了家庭主妇的依附性地位和寄生虫本质。而所谓的“寄生虫”是一种性质严重的指控,描绘的是窃取、剥削的依赖图景[17]


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全职主妇的寄生有了新的功能:通过主妇的无所事事和“炫耀性消费”来展示丈夫的成功和社会地位[18]这种寄生不仅仅是经济进步的副产品,同时也因为对女性寄生主义的承认,鼓励女性留在家庭内部,阻止、抑制女性进入付酬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对女性及家庭主妇的剥夺更加隐蔽,进一步强化了主妇的依附性地位。同时,对主妇寄生行为的承认并不是对主妇价值的承认:全职主妇不是变得有用了,而是全职主妇的无用对家庭来说具有某种效用,全职主妇仍然没有价值。


2. 家庭与女性独立的双重关系


对全职主妇的污名化一方面展示了民众(包括女性自己)对女性独立性的迷信态度,另一方面展示了女性独立的特定内涵:女性的独立被看作与家庭是敌对的而不是兼容的关系。女性的独立就是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同时投身于职场当中。独立也就是独立于家庭,而不是独立于职场或其他的价值。


我们观察到的育儿实践却不足以支持这一看法。尽管中国的女性普遍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她们同时也表达了将家庭看得非常重要的态度。女性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并不必然排斥家庭。桃子就如此描绘自己的态度:


只要有矛盾,我都退而求其次,以家庭为主,以孩子为主。因为要管娃娃,好多机会我都推了。工作当然重要,有了工作,女性才能独立嘛。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家庭更重要。我上这个课,没有我了其他老师会顶上。有没有我,有多大区别?家里如果说,没有了我,孩子没有了我,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桃子)


桃子实际上非常矛盾。她把家庭看得很重要,为了家庭而放弃了许多职业发展的机会。但是,她却敏感地感受到了家庭对自己的束缚,既焦虑又无奈:


我一方面把家庭看得无比重要,但是我随时都面临一个冲突......我总是在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事情(做家务带孩子),当我退休的时候,我能对自己有一个满意的回答吗?我能给自己打60分吗?特别痛苦,要对娃娃,对父母有一个交代。(还有)就是,娃娃怎么看待这个母亲?!(桃子)


桃子的痛苦表面上看来源于工作—家庭冲突:家庭抑制了她的职业发展。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职业发展被抑制会让她如此痛苦,就会发现,家庭与代表着女性独立的职业发展具有双重关系:家庭不仅仅是职业发展的抑制要素,也是职业发展的动力。


对桃子而言,自己受很好的教育以后还把主要精力用来做家务,而不是提升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就无法“给父母一个交代”。除了父母以外,孩子也是一个原因。将主要精力放在家庭而不是工作,会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孩子会怎样看待一个工作上没有上进心的母亲,是桃子所重视的问题。


也就是说,桃子对工作的执念部分来源于家庭。受很好的教育,有很优秀的职场表现,获得更高的独立性,目的也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并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榜样。


和桃子一样,在医院做护士的晓丽,尽管工作时间极大地挤占了家庭时间,仍然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或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抚养条件。


我上班比较忙,三个白班一个夜班。一直轮,没有什么周末不周末。一个星期一般有一个或两个夜班。没有时间陪他(孩子)。但是,我不愿意做一个全职妈妈。女人要有独立的经济,才有独立的思想,才能保护孩子。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独立,女人独立我觉得才有底气保护娃娃。其实往往是妈妈在外面接触一些社会的社交,我们看到见到所学的东西,才能够把你的东西带给娃娃。(晓丽,27岁,4岁男孩的妈妈)


中国女性的独立还有一个目的是小家庭的稳定和婚姻质量。许多女性受访者认为,妻子和丈夫一样,经济独立,在职场打拼,有自己的见解,才能最大可能保持家庭的稳定并保证婚姻质量。


夫妻嘛,是需要一种制衡关系的。你不工作,不挣钱,买个啥啥啥都伸手给别人要,哪来的尊重?再说,你一整天待家里,一整天就只晓得家务、孩子,和社会呢,都脱节了,和老公也没得啥好交流了!就谈孩子,天天(谈)孩子。这种婚姻质量,好得到哪里去?(莉莉,36岁,12岁男孩的妈妈)


简言之,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中国女性的地位提高及获取独立性有三个主要动因:照顾娘家人,维护小家庭的稳定和提高婚姻质量,给孩子提供保护及榜样力量。


这些动因都是家庭本位的,或者指向原生家庭,或者指向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中国女性排斥做全职主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对全职主妇这一角色的排斥,儿童照料成为一个更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抑制了许多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


四、结论与思考


从一般性的时间付出来看,夫妻的育儿分工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丈夫可以比妻子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育儿上。但从重要时间来看,则是妻子付出更多,承担了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而丈夫们则仍然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


显然,育儿分工固有的性别模式虽然有了松动,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即使丈夫承担了很多育儿事务,仍然是妻子而不是丈夫,更可能陷入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


另外,在儿童照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女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她们可以在有低龄儿童需要照顾时选择不回归家庭,而是继续在职场打拼,以提升自己的独立性和减弱对家庭的依赖。


但是,这种独立性的提升与家庭并不必然是对立关系。许多女性追求独立性的目的除了自我提升以外,还为了给原生家庭提供支持,建构更好的夫妻关系,保护孩子,并给孩子提供榜样力量。恰恰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她们不愿意做全职主妇。这就是当下许多中国城市女性在抚育中的角色实践与行动逻辑。


中国城市女性的独立是家庭本位的,职业发展的前提是不能不管家庭和孩子。她们的解放不是从家庭、从孩子中剥离出来,而是仍然卷入到家庭和支持孩子的事务中。


中国城市女性的这种独特的家庭本位的独立对二孩生育决策造成了影响。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和孩子,中国的女性必须要独立。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通过让女性回归家庭来促进二孩生育的制度设计不可能会得到良性回应,对低龄儿童的照料依然存在很大的张力。并且,当压力在主观上被认为抑制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及儿童质量,她们就会放弃自己想要生育二孩的想法。


关于中国女性的独立与家庭的关系,大多数研究都沿用了传统的理论框架,认为两者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


博雷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空间安排将妇女禁锢在宅子深处,其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女性不贞,可见家庭对女性的独立起到的是抑制作用[19]。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历时十年做的人类学考察,同样发现正是通过国家权力对家庭的系统性破坏和瓦解,女性才得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20]


也就是说,只有当家庭被弱化,被破坏,女性才能获得独立。这些研究都将家庭与女性的独立对立起来,似乎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相悖。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女性具有不同的处境及诉求。当包办婚姻被法律禁止以后,当女性争取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以后,当男性开始参与到家务劳动以后,女性与家庭的矛盾必然会减弱,家庭与女性独立的关系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另一个原因,则源于对家庭的界定与理解不同。主张家庭与女性独立形成对立关系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已婚女性夫家的父系大家庭,而当研究视角放到女性自己的小家庭或女性的娘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事实上,阎云翔还发现,下岬村的未婚女性通过多要财礼这一行为,将夫家父系大家庭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小家庭,并得到了未婚夫的支持[21]。李霞则将视角投入到已婚女性,发现许多女性会通过分家的手段进一步把父系大家庭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小家庭,并认为女性建立独立小家庭的愿望促成了分家行为的发生,小家庭从大家庭中的脱离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基础[22]。这就印证了女性夫家的父系大家庭与女性自己的小家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设置,基于前者的行动逻辑与基于后者的行动逻辑可以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而娘家与婆家也具有类似的差异。


宓淑贤以芦山村为田野点进行人类学研究,发现芦山村的已婚年轻女性几乎都是孝顺的女儿、体贴(娘家)兄弟的姐妹、压榨公婆的儿媳、“巴结”(娘家)嫂子或弟媳的姐妹等等角色的综合体[23]。针对婆家或娘家,女性展现出不同的角色实践。也就是说,处于女性独立对立面的是夫家的父系大家庭,女性的独立就是从这个大家庭中独立出来。至于女性自己的小家庭与娘家,则给了女性独立的动力。


对独立的迷信,以及对独立与家庭的否定性关系,西方学术界也有着反思。许多研究者认为女性的独立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一种内在需求。


布兰娜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人类再生产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两者竞争的结果是女性被留在家里,作为不付费劳动力从事家务及育儿劳动。女性无法在职场与男性竞争,成为廉价劳动力,而女性的廉价劳动力正好是资本积累所需要的,这进一步推动女性离开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客观上表现为女性的独立[24]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化,更需要作为消费者的女性而不是作为生产者的女性,但经济发展对女性的独立性要求却没有变化:只有从事家庭之外的付酬工作,女性才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拉什提出,消费社会许诺着无限的满足感,支持妇女反对男权的压迫,并要求她们“在公共场所吸烟和饮酒,自由活动,享有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为他人而生活”。拉什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解放形式,女性在消费自由方面没有真正的自主权[25]。女性相对于家庭的这种所谓独立不过是在滋养消费主义。


显然,逃离家庭的个人主义式的独立更多是适应生产方式变迁而出现的一个派生物:为了资本积累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把女性组合进家庭之外的更大的社会组织,需要提升女性的消费能力,客观上使得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结果是女性因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的双重压迫而疲倦不堪,女性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


当逃离家庭的个人主义式的独立越来越让人失望以后,家庭的重要性重新被发现。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工作比家庭重要”这一现象的正当性,米尔斯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观察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时,米尔斯发现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发生了倒置,家庭成为工作的补给站。家庭与工作的和谐关系被破坏,结果是米尔斯提出的“工作中的异化”,即牺牲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26]


另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依赖”与“独立”这一类词汇的真正含义。随着家庭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向,“依赖”这一术语逐渐被污名化。弗雷泽和戈登提出,“依赖”被用来特指依附者对他人的依附以维持生计。依赖不仅被污名化,而且还成为与女性相联系的一种特质[27]


在18、19世纪,随着劳动者为自己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的推进,主妇依靠丈夫的“工资”这一现象掩盖了丈夫对雇主的经济依赖[28]。当她的依赖性被突出时,他的依赖性被隐蔽了。一些心理学家对“依赖”进行了新的解读,将其重新概念化为亲密关系。


科胡特宣称独立是一种虚假的价值。依赖他人并接受他人的依赖是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在他看来,宣称自己独立于自我客体世界是严重的精神病理学征兆。赋予独立性高于依赖性的特权,并使前者与成熟相结合,而使后者与缺失相结合,只不过是在科学语言中拥护一种道德观[29]。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在家庭中的贡献也逐渐得到了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用效用而不是财富来评判劳动,因此,一切劳动都是有用劳动,家务劳动就得到了社会承认。


总的来说,性别发展不应该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禁锢。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内部是一种明显的剥夺,而强制性地要求女性离开家庭去职场打拼以获得独立性的规范同样也是对女性的剥夺。两者都像凡勃伦批判的中世纪女性的“紧身衣”一样严重地束缚了女性的自由。


正如理查森所指出的那样,应该提出一种新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更具包容性,更乐于接受权力,更宽容地跨越政治边界。一种既属于男性也属于女性,既属于保守派也属于社会主义者的女权主义[30]


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女性的解放,应该是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一种综合,抛掉家庭的纯粹的个人主义与隐匿了个人的纯粹的家庭主义都不会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城市女性在抚育中体现出的家庭本位的独立,就是一种重要的将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性别发展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家庭照料中的代际互助研究”(项目编号:18XSH011)、2020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贵州生育变化趋势与家庭政策设计”(项目编号:20GZZD57)、2018年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代际照料研究”(项目编号:GDYB2018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另外还获得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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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聂焱(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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