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盲人电影院,迎来了第1000场放映
2021-10-15 14:41

中国第一家盲人电影院,迎来了第1000场放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后视镜(ID:renjianhoushijing),作者:刘楚,摄影:吴皓,编辑:简晓君、张瀛越


心目影院和普通电影院有点不一样。观众席里,一位电影讲述人正拿着话筒,描述着电影里的画面。人们闭着眼睛或是戴着墨镜,在讲述人的声音中,他们跟着电影剧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这是一家专门给视障人士讲电影的放映厅,自2005年第一次给盲人讲电影,至今已走过16个年头。今年10月,他们将迎来自己的第1000场放映。


视障人士在电影院内“看”电影



心明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坐在高高的马背上,马儿载着她在草原奔跑。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心明紧紧抓住马鞍,然而胯下的马似乎都快被风吹倒了。这时,背后响起一个大喇叭的声音:“前面有个女孩的帽子掉了,你们帮她捡一下。”心明这才发现,自己的帽子掉了。


大喇叭继续喊着:“这女孩是个盲人,她看不见。你们帮她捡一下,这风实在是太大了。”心明感觉马下站满了人,但谁也没动。大喇叭的声音越来越着急:“快捡!快捡!快捡!”终于,有人帮她捡起了帽子,但心明却突然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梦醒了。


听心明讲完自己的梦,父亲说:“你这梦真比电影还精彩。”心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心明还没满15岁,个头已经接近1米65,很瘦,整个人看上去细细长长的。从出生起,她就看不见。对于视力都健全的父母来说,这是需要花时间接受的现实。看到小院里一同晒太阳的婴儿,心明的母亲张慧无法克制自己去想:“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看得见,就我的孩子看不见?”


张慧记得有次一家人去超市,心明趴在她的肩膀上,一位老太太看了夸道:“哎哟喂,这小姑娘眼窝真深,醒过来了眼睛一定很大很漂亮!”听到这话,张慧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还有一次,夫妻俩牵着心明在路上散步,一个大妈走过去,突然指着心明说:“你这孩子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声音还特别大。


保护孩子的天性让这位母亲变得敏感。出门前,张慧会给心明戴上鸭舌帽,遮住她的眼睛,也想一并遮住其他所有人的眼睛。在公交车上,只要有人多看心明一眼,她就要狠狠地瞪回去,甚至直接开口:“你看什么看?”


心明走路也走得晚。5岁时,只要往她手上放一根皮绳之类的东西,心明就敢壮着胆子往前走,可突然有一天,孩子说什么都不肯走了,谁哄都不成。张慧一度担心: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永远都学不会走路了?


转折发生在心明上小学的那年。青岛盲校在全国名气大,再加上张慧本身是青岛人,夫妻俩一合计,决定让心明回青岛上盲校,张慧负责陪读,刘振留在北京挣钱。


一年级顺利地度过了,到二年级时,心明班上换了一位班主任,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心明因为走路慢,常常被老师数落。有次张慧去接心明放学,听见老师不耐烦地冲着心明喊:“刘心明!你走快点!”


后来班主任找张慧谈话,说心明在学校里的话越来越少,可能得了自闭症,让她带去医院看看。张慧听了又生气又害怕,怕的是心明看上去好像真的生病了。原本性格开朗的她,现在在家里也不怎么说话了。当时母女俩住在海边,张慧想带心明去散散步,心明不肯,后来还开始掉头发,头皮上出现一块又一块的斑秃,擦什么药都不见好。


这可把张慧愁坏了。独自一人在青岛带两个孩子,一边是不再开口说话的大女儿,一边是襁褓中的小女儿,她感到疲惫和无助,每天给远在北京的丈夫刘振打电话,就是为了和他吵一架。心明不肯说话,怎么办?这对焦头烂额的夫妇决定让心明退学,一家人回北京团聚。


回到北京后,心明不再去学校。她在家读书,写字,听音乐,每周六和刘振一起去看电影。他们的家位于房山,距离影院30余公里,去看电影的早上,父女俩不到7点就起床,出门坐2个小时的公交,刚好能赶在电影开场前走进放映厅。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对于心明来说,这世上只有一家电影院,那就是大伟爷爷的电影院。


心明在“大伟爷爷的电影院”。图源心目影院官网



9月的这个周六清晨,北京的天空堆满了云。前门大街的牌坊下空空荡荡,两边的商铺还没开张,整条街道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牌坊一边的保利影院却很热闹。8点多,影院大门都还没开,门口已经站满了人,嗡嗡嗡聊成一片。打招呼时,他们会拉住对方的手,摸一摸:“你来啦。”一根红白相间的盲杖就放在身边。


盲人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候在影院门口,一个星期没见了,彼此似乎有讲不完的话


人群里,李伊突然不吭声了。她把头一歪,似乎竖起耳朵听身后的动静。她很快确定,那是她的好朋友张雪来了。


张雪头发花白,脸圆圆的,一双闭着的眼睛像是笑得眯了起来,她跟大伙打招呼,说这段时间北京天气怪,老下雨。李伊立刻大声回应:“真的是的!这是春天还是秋天?春天吧,春天雨水多!”


李伊在3岁时失明,现在60多了,一头齐耳短发依旧乌黑发亮。一位朋友接过她的话茬儿:“甭管春天秋天,李伊走到哪儿,雨就下到哪儿。”话题很快转向电影:“今天看什么片子你知道么?”“今天谁给姆们讲电影?”“大伟来了吗?”


9点了,门开了。大家排着队,由穿红马甲的志愿者领着往里走


他们口中的大伟,就是心明的大伟爷爷,心目影院的创始人王伟力。王伟力并不是真的拥有一家电影院,场地是“借”的:每周六上午,北京前门大街保利影院的9号厅,就是心目影院的专场。


此时,63岁的王伟力也站在人群中,和大伙聊着天。他看上去很精神,高高的个子,戴一副银色细框眼镜,单肩背着黑色电脑包,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年轻。


创始人王伟力



讲电影,更为官方的说法叫“无障碍电影”,在台湾也叫“口述影像”。简单来讲,就是把电影里“看见”的“说”出来,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如果在现场讲,你还得多准备两台音响,专门用来连讲述者的麦克风。音响位置的摆放也有讲究:不能把音响放在前面,跟电影的主音效搀和在一起;也不能放在正后面,这样声波无法笼罩全场。你必须把它们放在观众的侧后方,这样观众听到的声音才是从耳边传过来的。


图源CCTV《社会记录》


再一点,讲述人必须把握自己的音量大小。不能过低,也绝不能过高,要时刻记住“耳语”的感觉——这不是在用喇叭广播,也不是在跟谁说悄悄话,更像是和亲近的人讲故事。


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中之重的是语言的修辞。因为语言要帮助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消除视觉障碍,用文字把画面准确地表达出来。


现在,或许只有王伟力一个人记得,第一次给盲人讲电影的时候,他讲得有多糟糕。


那完全是一次偶然。2004年7月,王伟力在家里看电影《终结者》,这时家里来了位盲人朋友,王伟力于是带着他一块看,边看还边给他讲。在王伟力的回忆里,这是一次失败的讲述:“这是个外国片子,又是个动作片,可想而知我讲得有多差。”


电影《终结者》


然而,等电影讲完,这位盲人朋友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完全疯了,紧紧抓着我的手,额头和手心全都是豆大的汗珠。”王伟力非常震惊,他惊讶于自己如此粗糙的讲述,竟能让盲人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跟我说,这是他30年来最幸福的一天。”


就在那时,他意识到盲人也想“看”电影,盲人也能“看”电影,与此同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要给盲人讲电影。


图源CCTV《社会记录》


刚开始讲电影时,王伟力大概要准备两三天,把片子翻来覆去看,再写讲稿,一遍遍试讲。现在,王伟力摸索出套路了,面对窗外的停车场,随口就来:“天气雾蒙蒙的,下着小雨。不远不近处有几栋楼房,大概都20几层,楼外都挂着一个个的空调,远处那个楼完全就是大玻璃窗。近处是一个拐弯的楼,整个这是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的尽头是一排树。” 


电影《少年的你》开场是一段没有对白的戏,两个演员的戏全写在脸上。怎样才能把画外之音准确地描述出来,让盲人真正理解电影想表达的情感?王伟力是这么讲的:“看守所探视间,陈念和小北隔窗对坐,陈念安慰地看着小北,小北微皱眉头,轻轻地摇了摇,意思不要自首。”


为了照顾剧情的发展,有时电影画面中主人公的一个细微动作,都不能放过。电影《那山那人那狗》里,父亲站在山头,看着一架纸飞机在山间飞翔,他的视线追随着纸飞机上上下下。王伟力讲道:“飞机缓缓向下飞去,老父亲仿佛看到妻子焦虑等待的心,就像这架小飞机一样,在风中颠簸飘摇着,不知何时被风吹落,何时又被雨滴打湿了。”


许多次,王伟力面对着盲人讲电影,看着他们一会儿皱起眉头,陷入沉思;一会儿露出笑容,由衷地为电影里的人物感到高兴。看到这些,王伟力越来越相信:“盲人一定能成为观众,就看你怎么讲了。”


心目影院的展示区,陈列着放映过的电影



王伟力有个比自己小5岁的妹妹,出生就是多重残障。妹妹小名叫“丫头”,今年已经58岁了,个头却只有1米3。丫头听不见,也不会说,脑袋比常人小一个尺寸,双腿也伸不直,是王伟力母亲一辈子的愁。


王伟力的父亲走得早,母亲独立拉扯大三个孩子,有时丫头不听话,母亲就用武力解决,可越是被打,丫头就越“疯”,她踹门,把家里的木门都踹碎了,再拧不过,丫头就自残,把胳膊往墙上摔。说到这些,王伟力的声音有些颤抖:“哎,我的傻妹妹啊。”


从小,王伟力就有一个执念,他要保护丫头。


2000年,当妻子郑晓洁提出想掏钱做一个讲残障人故事的电视栏目时,王伟力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彼时夫妻俩早已先后从中科院和航天部辞职,王伟力干起了装修公司,郑晓洁则做影视发行。


王伟力郑晓洁夫妇


为了做节目,王伟力关掉了装修公司,又把股市里的钱都拿了出来,当时的想法很天真:“就做呗,钱花完了就再赚呗。”


2003年1月,《生命在线》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频道播出,这是一档“无障碍试听”节目,为了扫除听障人士看电视的困难,字幕里会加上说话人的身份,比如“妈妈:”。


夫妻俩很快发现,做节目太烧钱了,“一集三四万,拿自己的钱去做,谁做得起啊。”一年后,钱不够用了,俩人又尝试起成本更低的广播节目。2004年,他们在鼓楼一家四合院租了间屋子,培训一批视障学员做广播节目,5月,这档命名为《心目看世界》的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播出。


王伟力夫妇当时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租下第二间、第三间房子;更没想到,以后他们会在这里开一家专门给盲人放电影的场地,而且一放就是700场,一放就是十四年。


年轻时的王伟力


2005年7月22日,在鼓楼西大街79号,心目影院开张了。房间里摆上显示屏和音响,几十把折叠椅一排排展开,一家倒闭的音像店送来了剩下的所有片子,而王伟力准备好了他的第一份讲述稿。


小院曾经组织放映过《泰坦尼克号》,图源CCTV《社会记录》


钱始终是个大问题。最难的时候,王伟力夫妇几乎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王伟力回忆时用了个排比句:“5块钱的早餐你不敢花,一盒烟6块钱不敢抽,5块钱的过桥费交不起。”当时从小院回家坐公交得3块钱,儿子建议他们先从小院走路到鼓楼:“从鼓楼坐车只要1块5,不走到鼓楼就得花3块。一个人3块,两个人就得6块。”


身边的朋友并不理解:“你这干什么?无底洞啊,你做公益也不能把自己做成穷人了啊。”家人也极力反对,不让他们回家,说他们回家就是借钱,话也说得很绝:“把你们饿死,饿死你们就不干了。”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放弃,但经常是立定了心意,“再坚持完这最后一年就彻底放弃”,可是等到下一年,社会上又来了一点帮助,让夫妻俩觉得还能再坚持一年。


工作中的王伟力,图源心目影院官网


更重要的是,小院已经成为了盲人朋友的另一个家,这里有他们熟悉的声音:王伟力讲电影的声音,大家在小院里一块唱歌一块笑的声音,有时还会听到风吹过树叶、鸟儿在树枝上啼鸣、猫在屋檐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他们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安全的,被关心的,“他们一踏进这个小院的门槛,心里就踏实了。”



2011年的一天,张慧在盲文图书馆听说,鼓楼那有一个影院专门给盲人放电影,但是去的都是老人,没有小孩。张慧来了兴趣,一查,这地离自己家也太远了。别的妈妈劝她,去看看吧,北海公园什么的都在附近,就当出去玩了。


就这样,5岁的心明被第一次领进了王伟力的小院。那天放的什么电影,心明不记得了。王伟力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心明时的感受,他把手摊开,水平摆在膝盖附近,比划着当时心明的身高,“喜欢呀。”


王伟力讲的《微观世界》是心明最喜欢的电影,“在绿色的苔藓上,有一些亮亮的黏液,这些黏液不断地向前移动,原来啊这是蜗牛的足迹。一只蜗牛在绿色的苔藓上爬着,他慢慢地蠕动身体,两只长而纤细的触角在头上摆动着,身体是肉色,泛着鲜嫩的光泽。这时又碰到一只蜗牛,两只蜗牛对头碰见了,他们就像久别的情人那样,互相用角触碰着对方,然后把嘴触着对方,深深地吻了起来。谁会想到在这样一个苔藓的世界中,还会又这样一个细腻深沉而优美的爱情故事呢?”


因为《微观世界》,心明喜欢上了昆虫。现在,她最爱的书是法国的《昆虫记》,心明从中认识了狼蛛、蜣螂、知了还有萤火虫。这其中她最喜欢狼蛛,因为“它虽然模样很吓人,但是它还是很可爱的。”


《微观世界》是一部1996年上映的法国纪录片,用微观摄影机向大家展示了森林里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昆虫世界。


尽管心明还是走得慢,但张慧想,慢点就慢点,不容易摔着,重要的是,回到北京后,女儿又开口说话了,头发也逐渐长了回来。


有一次,郑晓洁组织义卖活动,问心明会不会做手工。张慧说心明手工做得可差了,郑晓洁说:“那画画呢?要不我们试着画一画?”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慧给心明买来油画颜料。心明觉得新鲜,一口气画了好几副送给郑晓洁。后来,这些画和其他盲童的作品一并展示在小院里,王伟力从中挑出4幅,赞叹道,“瞧,这几幅画得多好啊。”张慧凑上去一看,发现都是心明画的。


心明的作品《星空》,图源心目影院官网


有一次,张慧拿心明开玩笑:“大画家,你这一幅画以后要卖多少钱呀?”心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把卖画的钱全部拿给郑奶奶,让她去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现在,心明好像真的找到了喜欢做的事情。家里的几面白墙上是她泼洒上去的颜料,妹妹还用毛笔在墙上写着:“心明工作室”。这些画色彩斑斓,里面有好多人,爸妈、妹妹、大伟爷爷、郑奶奶。她还画过下雨,就拿着画笔甩,把颜料洒在纸上,在她的世界里,这跟雨滴落在地上是一样的。


王伟力夫妇注意到了心明的才华,这让他们在影院之外又有了更多的想法,他们想建立一所盲童艺术学校,给像心明这样有天赋的盲童更专业的艺术指导。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心明的开心藏不住:“我希望郑奶奶给我找一个温柔的好老师。”


心明在心目影院


投身助残工作后,王伟力夫妇一直在尝试理解盲人群体中存在的问题。郑晓洁试过蒙上双眼去饭馆吃饭,当失去视觉时,她发现自己会本能地怀疑身边的一切,这是她在拥有视力时不曾体会的恐惧——试着闭上眼睛呆一会,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隔绝感,就像你孤身一人,走在无边的黑暗原野上。


心目影院里,健视者蒙上眼睛体验“黑暗”


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候,视障人士都生活在这片无边的黑暗原野上。一根盲杖,一条盲道或许能让他们在黑暗里摸索前行,但却无法带他们走出这场永恒的大雾。王伟力认为,盲人需要的不是盲杖,而是“一个能走出自己生活,走出自己心灵的契机”。


2003年做电视节目时,王伟力率先用“残障人”代替“残疾人”的称呼,他解释二者的不同:“残障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你(近视)需要戴眼镜,他老了需要拄拐杖,这些都是残障。”


在王伟力的比喻里,残障人士的心就像一个房间,这些房间里常常堆满了歧视、嘲笑、打击、侮辱。而他的工作就是去装修这个房间:“把好的东西塞进去,破烂的东西不就被挤出来了吗?”


电影讲述,就是王伟力用来打开盲人心灵房间的那把钥匙。电影里装满了美丑善恶、悲欢喜乐,盲人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在心目影院里“看”电影的人


对先天性失明的人来说,有些画面的缺失,是语言描述也无法弥补的。为了让盲人们更好地理解电影,王伟力常常带他们外出体验,去触摸长城,触摸飞船,触摸坦克。


有一次,王伟力带队去航天馆触摸航天器,盲人们围着航天器摸上摸下,很是兴奋。参观完后,大家坐在一块儿议论,王伟力听见一个老盲人感叹到:“咱们这个公民啊,为国家纳点税,那真是应该!”


图源CCTV《社会记录》


还有一年北京电影节,心目影院播放了参展电影《大山里陨落的星星》。这部电影讲的是几个大山里的留守儿童的故事。电影放完,王伟力听到几个盲人朋友议论,说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其实那些留守儿童比我们还苦,我们真应该想想怎么去帮助这些孩子。


“只有知道了世界是怎么样的,自我的改变才会发生。”王伟力说。


王伟力在9号放映厅



2018年5月,心目影院从鼓楼西大街搬进了保利影城天安门店,在这儿的9号放映厅找到了落脚点。搬离小院并不在计划内,但王伟力夫妇对这个结果很满意:“现在盲人朋友能和明眼人一样,平等地坐在影院欣赏最新上映的电影了。”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今年9月,夫妻俩注册了自己的快手账号,名字就叫“心目影院”。王伟力希望,自己做的内容也能启发人们正能量,让人们积极地对待生活。他计划拍摄一系列盲人观众看完电影的小采访、小影评,让这些视频成为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有动力去了解“用耳朵看电影”的感受,“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试着闭上眼睛去听,然后就会意识到视觉障碍的不便,从而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9号放映厅里,电影差不多要开始了。主持人肖焕义拿起话筒,他是一位先天视盲者,2006年第一次到心目影院看电影后,他从一名观众变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肖焕义


肖焕义做主持人有自己的想法,总是会讲点电影之外的东西。这天放映《忠犬八公》前,他说起九月有很多的节日:农民丰收日,烈士纪念日,“明天还是预防出生缺陷日”,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我们都希望咱们的下一辈好好的,毕竟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话音刚落,反对声从底下传来:“谁有缺陷?我们没有缺陷!”


电影就要开始了,肖焕义提醒大家手机调至静音,观影时保持安静。很多人一开始来心目影院看电影,手机响了拿起来就嚷嚷:“我这儿看电影呢!”到后来,他们“看”到电影里的人物怎么保持社交礼仪,自己看电影时也知道给手机关静音了。


负责讲述的志愿者走上台介绍自己,先是姓名,然后是今天穿的上衣和裤子,以及鞋子的颜色。大家鼓掌向她表示欢迎。


放映厅里,最后一盏灯灭了,讲述人的声音响起:“现在出现在荧幕上的是电影片头的龙标……”


然后,电影开始了。


*文中心明、张慧、刘振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后视镜(ID:renjianhoushijing),作者:刘楚,摄影:吴皓,编辑:简晓君、张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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