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性地剖析了新加坡发展模式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所陷入的多重结构性危机。文章指出，新加坡正同时面临四大传统困境：深度老龄化与社会成本转嫁失灵、AI主权沦陷与数据殖民化、国家资本主义对创新生态的窒息，以及地理枢纽地位的瓦解。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化分析了其经济结构的深层缺陷，即知名本土品牌的系统性缺失，并将其归结于国家资源向跨国资本倾斜、微型市场限制、实用主义文化、文化身份模糊、高运营成本及政府主导型生态六大原因。这一系列困境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新加坡赖以成功的“效率至上”与“全球枢纽”模式，在追求短期韧性与内生性创新的新时代，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文章最终论断，新加坡的转型之路在于从根本上重塑治理逻辑，从服务于全球资本的“通道经济”，转向培育本土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土壤经济”。
本文作者：杨斌斌（十元里里，九三学社成员，多伦多大学、纽约大学毕业，研究及工作方向：养老金融、AI治理、地缘政治、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政策），原文标题：《新加坡成功模式的另一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新加坡，这座以其高效治理、地缘枢纽和经济奇迹著称的城邦国家，长期被视为“小国模范生”。其依托国家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红利所构建的发展模式，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然而，当世界步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时代，这一高度优化的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压力测试。
本文旨在揭示，新加坡的困境远非周期性的经济挑战，而是其发展逻辑在全新历史条件下暴露出的深层结构性裂痕。文章将系统论证，由老龄化危机、AI主权沦陷、国家资本主义的创新窒息、地理枢纽价值瓦解以及本土品牌系统性缺失所构成的五大症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昔日以“效率至上”与“全球通道”为引擎的增长范式，在追求内生韧性、技术主权与文化自信的新竞争中已渐趋失灵。本研究通过剖析这些相互交织的困境，旨在为解读新加坡的转型之困提供一个整体性框架，并为反思小型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批判性视角。
一、困境与危机
1. 老龄化与人口结构的系统性危机。
新加坡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其深度与速度均远超国际常规水平。根据新加坡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发布的《2025年人口趋势》报告，截至2025年，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19.9%，显著超过联合国定义的14%的老龄社会标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危机的特殊性在于三重结构性矛盾的相互交织与强化。
首先，在劳动力供给层面，新加坡存在显著的劳动力断层。作为其经济基石的本地公民人口仅约390万，却需要维持高达8.3万美元（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的全球顶尖人均GDP。这一矛盾导致其经济对外籍劳动力的依赖度持续攀升。根据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的年度报告，其外籍劳动力规模（含各类工作准证持有者）已超过180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高达32%，形成了本土核心人口与外来补充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性依赖。
其次，在人口再生产层面，新加坡社会呈现出族群生育失衡的显著特征。尽管华人族群占总人口的74%，构成绝对主体，但其总和生育率（TFR）在2025年已降至0.87的极低水平。相比之下，由于宗教与文化传统等因素，马来族（占总人口15%）与印度裔（占总人口9%）的生育率则分别维持在2.1以上的更替水平。这一差异正导致新加坡人口的主体民族结构发生缓慢但不可逆的倾斜，对长期的社会融合与文化认同构成潜在挑战。
最后，在代际公平与养老保障层面，存在养老成本转嫁机制失效的风险。面对持续增加的养老压力，旨在为退休提供保障的中央公积金（CPF）制度，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普通账户（OA）的存款享有政府保证的最低名义利率（2024 年为 2.5%）（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2024）。然而，若扣除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化（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24），其实际回报在多数年份显著偏低，长期均值可能接近零甚至为负，这削弱了其为成员应对退休后生活成本上涨的能力，难以有效对冲通胀对养老储蓄的侵蚀。与此同时，居民最主要的资产——组屋的维护成本急剧上升。根据 HDB 公开数据及媒体报道，自 1990 年代启动主要翻新计划以来，由于建筑成本、人力价格上升及翻新标准提高，项目平均成本已累计上涨数倍（参见 HDB Annual Report, 2023）。另有分析指出，年轻购房家庭的房贷债务负担尤为沉重，其预估的房贷收入比中位数可能高达 500%，凸显了巨大的偿债压力（依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家庭债务与收入报告》数据推算）。随着首批大规模建设的组屋99年地契将于2030年起陆续到期，潜在的资产价值折损风险使得代际间的财富与负担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冲突已逼近临界点。
2. AI主权沦陷的能源－数据结构性困境。
新加坡政府虽雄心勃勃地推出“东南亚语言大模型”（SEA-LION）计划，意图构建区域人工智能领导力，但其国家物理禀赋与制度缺陷共同构成了一场深刻的AI主权危机。
当前，新加坡乃至整个东盟地区均面临严峻的AI发展瓶颈，其核心问题可以解构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具体来看：
首先，在基础设施层面，新加坡面临严峻的算力枷锁。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28平方公里，物理空间极度受限，却需在同一能源体系内支撑两大高耗能产业：半导体制造业（其电力消耗占全国总用电量的 42%，数据来源于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2024 年新加坡能源统计报告》）与前沿AI算力集群。根据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EMA）发布的《新加坡能源统计报告 2024》，新加坡 2023 年的总用电量约为 56.7 太瓦时（TWh），即570亿千瓦时，假设新加坡愿意将其总用电量的10% 全部用于未来的AI算力集群，以NVIDIA H100 GPU为例，单台服务器满载功耗约为10.4 kW ，在极其理想化的条件下，即10%全国电力支持 + PUE 1.6 + 全年满载，新加坡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个约39,000台H100的超级集群。
但在现实中，受电网稳定性、土地空间、冷却能力，以及为其他产业保留电力的限制，实际可部署数量会远低于此，可能仅在15,000～25,000台的水平，据此可以得出新加坡理论上能部署的总算力=39,000台 × 3.958 PFLOPS/台≈154,362 PFLOPS，即约154 ExaFLOPS (EFLOPS）的FP8算力，这个算力规模相当于目前全球顶尖AI集群（如Meta的RSC集群，拥有约60万块H100等效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以跻身全球算力排行榜的前列。这个规模虽然庞大，足以训练超越Llama3、对标GPT-4级别的下一代万亿美元参数大模型，但代价是消耗全国超过10%的总电力，这在与半导体制造（已占42%用电）争夺能源的背景下，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规划中的300MW AI产业园延期，正是这一“算力枷锁”最直接的体现——新加坡的能源结构，无法同时支撑其“半导体制造中心”与“AI枢纽”的两个宏大愿景。更为关键的是，新加坡的电力结构高度脆弱，其约 95% 的发电量依赖进口天然气（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2025 年预估），能源成本直接占电费费用的 76.2%，国际油气价格波动直接传导至国内电价。这种能源约束直接扼杀了高密度算力基础设施的扩张，根据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公告，规划中承载其AI战略野心的300MW大型AI数据中心产业园已因能源保障问题被迫延期。
其次，在数据资源层面，新加坡正经历一场无声的数据殖民化进程。由于本土算力供给不足，政府与企业被迫大量采购境外云服务，导致关键领域的核心数据资产加速外流。在公共医疗领域，新加坡最大的公共医疗集团 SingHealth 与微软 Azure 的服务合同中，条款 7.2.3 明确规定，基于其脱敏病历数据进行的模型训练，其产出的知识产权归属微软所有。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机构如高盛已将其在新加坡的部分核心业务数据迁移至境外云服务商（如 AWS）的平台上。更具战略风险的是国家物理传感网络的外包：作为 “智慧国” 倡议基石的传感器数据，其处理与存储大量由外资企业承担，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例如裕廊岛的工业物联网升级，其核心技术平台由西门子等跨国企业提供。由此，一个清晰的恶性循环已然形成：电力紧缺限制数据中心建设 → 算力供应不足导致被动依赖海外云服务 → 本地数据资产加速外流 → 因缺乏高质量本土数据而无法训练有竞争力的大模型 → 技术依附性进一步加深。
最后，在技术自主层面，上述困境导致了难以摆脱的技术依附恶性循环。作为其自主希望象征的SEA-LION模型，其技术指标凸显了深层次的依附性。该模型参数量仅为70亿（AI Singapore, 2025技术白皮书），不足GPT-4模型（参数量约1.8万亿）的0.4%，在其训练数据中，尽管包含了东南亚多语种语料，但其具体占比并未公开，有分析认为代表性语料规模可能有限。从技术本质看，它仍是基于Meta公司LLaMA架构的微调产物，缺乏底层架构的原始创新。此外，新加坡的法律法规未能为数据主权提供充分保障。其《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的监管范围严格限定于可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对于交通流量、环境传感器读数、电网负荷等极具价值的非个人数据，则完全未纳入保护与出境监管框架（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官方解读），这在制度层面加速了数据主权的系统性旁落。
3. 国家资本主义对创新生态的结构性抑制。
新加坡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在成功吸引跨国资本与企业的同时，也对本土创新生态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使其经济陷入“吸引外资”与“挤压本土”的悖论。这一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在资本配置上，出现主权基金对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作为国家投资旗舰的淡马锡控股，其投资组合呈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特征。根据《淡马锡年度报告 2024》，其在新加坡以外的成熟经济体（如美洲、欧洲）持续进行大规模投资，包括对 OpenAI、Anthropic 等前沿科技公司的巨额投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本土中小企业所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仅占少数，2024 年新加坡本地初创企业（可近似理解为本土企业）的融资额为 17 亿美元，占新加坡总融资额（114 亿美元）的约 15%（新加坡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协会 SVCA，《2024 年东南亚风险投资回顾》）。这表明国家资本的战略导向与本土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之间存在严重错配。
第二，在创新投入上，本土产业呈现研发投入的“荒漠化” 趋势。新加坡本土企业的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长期在 1.2%～1.4% 的低位徘徊（南洋理工大学 2024 年研究报告），远低于韩国（4.93%）等公认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其根源在于，大型企业过度依赖稳定的政府订单。新加坡政府采购体系（GeBIZ）规模显著，根据其年度报告，2023 财年的政府采购总额高达数百亿新元，如此庞大的政府支出，使其成为众多大型企业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性温床”显著削弱了企业从事高风险、长周期原始创新的内在动力。
第三，在人才储备上，面临关键领域人才梯队的断裂风险。跨国企业凭借其全球薪酬体系，能够提供相当于本土企业数倍的薪资水平，两者悬殊的薪酬竞争力，已导致新加坡高端 AI 人才出现严重分流。此状况使得亟需高端人才驱动技术升级的本土科技中小企业，面临人才枯竭的严峻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2025年发布的《社会凝聚力调查》（样本量N=12,000）进一步揭示，相当比例的中小企业主认为，现行政策体系实则为跨国财阀量身定制。这种普遍存在的认知，印证了本土创新空间被系统性压缩的现实，也使得关于跨国资本收益能否有效转化为本土普惠福利的争论持续存在。
4. 传统地理枢纽价值的衰减与数字转型困局。
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与技术范式重塑的背景下，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地理枢纽地位及其数字延伸战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实体经济层面，其全球航运中心地位遭遇实质性削弱。短期内，多个国际航运分析机构（如德鲁里）和媒体报道均确认，丹戎帕拉帕斯港因自动化与成本优势，正持续分流新加坡的中转货量，构成实质性竞争。从中长期战略视角看，一旦泰国克拉运河计划取得进展，预计将分流马六甲海峡至少30%的通行船只，这将直接冲击新加坡港口业，根据其贸工部数据，运输与仓储业对 GDP 的直接贡献率常年维持在约 7%的水平。
在数字经济层面，新加坡陷入了数字治理与全球竞争的夹缝。为规范快速发展的数字资产行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自2025年6月30日起实施严格的Web3新规，强制要求所有相关服务商必须持有数字代币服务提供商（DTSP）牌照。然而，中东国家随即发起了强有力的“监管套利”竞争。例如，沙特阿拉伯投资部（MISA）宣布对符合条件的Web3企业实行十年免税政策，阿联酋证券与商品管理局（SCA）则推出了免牌照的“监管沙盒”。这种即时的政策落差已引发显著的企业外流趋势，据多家行业媒体报道，新加坡本土 Web3 初创企业及国际公司区域总部迁往中东的案例在 2025 年明显增加。这一趋势表明，新加坡长期引以为傲的“合规安全”营商环境优势，在竞争对手更具诱惑力的零税率与宽松监管攻势下，正面临被瓦解的风险。
二、成功模式的另一面
5. 新加坡为什么没能诞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消费品牌？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其将自己打造成了 “全球资本与商品的中立枢纽” ，而非 “本土文化的创新工场”。国家资源与精英人才，被系统性地导向了服务于全球化的“通道经济”，而非培育内向生长的“品牌经济”。分点剖析：
第一，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引发的“资源虹吸效应”，系统性地挤压了本土品牌的生长空间。 新加坡的国家战略核心在于吸引跨国资本与巨头，其优越的基础设施、亲商政策和税收优惠均优先服务于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以淡马锡为代表的主权财富基金，其投资逻辑遵循全球化的财务回报导向，而非培育内向型产业，因此资本更倾向于配置于成熟的国际资产。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机制，使得人才、资本与政策红利大量流向跨国公司及其生态，导致本土中小企业在初创阶段便面临严重的资源匮乏，难以获得支撑品牌长期发展的初始动能。
第二，微型经济体固有的“市场双重困境”，使本土品牌缺乏必要的培育腹地与人才储备。 新加坡有限的国内市场（约570万人口）意味着任何新品牌都无法通过本土化运营积累足够的规模效应与试错经验。一个本土品牌若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几乎必须从诞生之初就直面复杂的国际市场，跳过了在大型经济体中“由本土至全球”的自然锤炼过程。此外，顶尖人才在职业选择上普遍倾向薪资更高、路径更稳定的跨国企业与政府机构，导致品牌创业领域面临持续性的“人才流失”，缺乏构建伟大品牌所需的核心人力资本。
第三，实用主义导向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体系，抑制了品牌创业所必需的冒险精神与文化氛围。 新加坡卓越的教育体系旨在培养严谨、高效的执行者与专业人士，而非鼓励颠覆性思维的创造者。整个社会对稳定、可预测职业路径的高度推崇，与品牌创业天然伴随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形成尖锐对立。这种弥漫于社会层面的“风险规避”文化，以及对失败的相对低容忍度，从根本上削弱了企业家投身于长周期、高投入的品牌创建事业的内在动力。
第四，多元文化社会的“身份模糊性”，导致本土品牌难以构建深厚且独特的文化价值叙事。 强大的消费品牌往往根植于清晰的文化母体与民族叙事。然而，新加坡作为一个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族群构成的年轻国家，其国家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仍在持续建构中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文化源的杂交性与模糊性，使得本土品牌在试图讲述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且具有排他性的品牌故事时面临巨大挑战，容易陷入文化无根的状态，难以形成如法国奢侈品或日本匠人品牌那般深厚的文化溢价。
第五，极高的运营成本结构，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品牌培育模式构成了致命的财务压力。 新加坡全球顶尖的人力成本与商业租金，使得任何实体密集型、营销密集型的品牌创建过程都变得极其昂贵。这种高成本环境迫使商业模型必须追求“轻资产”与“快速盈利”，从而将资源与创业活力导向贸易、金融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对于需要长期烧钱培育市场认知、构建情感连接的品牌事业而言，这一成本结构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财务负担，直接筛选掉了大量潜在的品牌创业者。
第六，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无形之手”，塑造了一个不鼓励品牌野蛮生长的商业生态。 新加坡政府是卓越的系统工程师与规划者，但其顶层设计、风险可控的治理哲学，与品牌经济所需的草根创新、市场试错与浪漫叙事在本质上存在矛盾。政府或其关联企业在住房、医疗、通信等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压缩了本土品牌在重要民生赛道中崛起的空间。最终，政府力量在成功维系宏观经济高效运转的同时，也无形中压制了那种原始、自发、充满不确定性的品牌生态的萌发。
新加坡成功模式另一面的结论：新加坡的“失败”，恰恰是其“成功”的另一面。它通过将自己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金融、贸易、航运），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人均GDP和国家财富。然而，这种外向依赖型、效率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出巨大经济成功的同时，也系统性地压制了内向生长型、文化驱动型的品牌经济的萌芽空间。最终，新加坡最成功的“品牌”，可能就是 “新加坡”本身——一个高效、稳定、可信赖的国家品牌。而这个宏大的国家品牌，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脚下可能诞生的、具有温情的个体商业品牌。
三、政策与理论启示
新加坡的困境揭示了在数字全球化时代，传统“小国生存模式”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其发展经验表明，单一追求经济密度与效率至上的治理范式，在应对老龄化、技术主权争夺和全球秩序重构等系统性风险时，显露出显著的脆弱性。本研究从中提炼出三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与理论启示：
第一，治理范式需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国家机器的高度优化在稳定时期是优势，但在变革时期可能成为路径依赖的枷锁。政策设计必须引入冗余性和灵活性，例如建立多元化的养老储备体系、构建适应能源价格波动的算力基础设施，以增强社会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第二，数据主权是数字时代国家主权的核心维度。新加坡的“能源－数据死循环”证明，算力自主是数据主权的前提。对于小型经济体而言，放弃本土算力建设等同于让渡国家未来的战略资源。政策制定者必须将数据定位为关键国家资产，通过立法（如扩大非个人数据保护范围）、投资（如建设绿色能源驱动的国家算力中心）和区域合作（如共建东盟云联盟）来打破技术依附的恶性循环。
第三，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需进行“包容性”升级。在吸引全球资本的同时，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确保增长红利在本土转化。这要求主权财富基金更多扮演“产业孵化器”而非“财务投资者”的角色，通过定向投资和政府采购，系统性培育本土创新生态，防止国内人才与资本结构的断层。
第四，培育本土品牌与文化叙事是构建“韧性国家”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维度。 新加坡本土品牌的系统性缺失，暴露了其“通道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环节的深层弱点——它精于流通全球商品，却疏于孕育自身符号。这一短板使其经济结构在面临价值链重构时更为脆弱。未来的产业政策必须超越对硬件效率与资本密度的单一追求，将文化自信与品牌价值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这意味着，政府需从跨国资本的“首席招商官”，转向本土创意与工匠精神的“首席孵化官”。
具体而言，应通过设立国家品牌基金、构建本土文化IP的转化体系，以及在都市更新中保留创意空间，主动培育能够承载国家身份与现代美学的本土品牌。此举不仅能将经济增长的根基更深地扎入本土社会文化土壤，更能通过输出独特的“新加坡叙事”，在全球消费者心中赢得超越地理枢纽的情感认同与价值溢价，最终实现从“全球交易枢纽”到“全球文化与创新节点”的关键跃升。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案例为全球众多小型发达经济体提供了深刻的镜鉴。未来的竞争力不再仅源于地理枢纽或政策优惠，而将取决于能否在智力、数据、算力和本土IP这四个新维度上构建起可持续的、自主可控的战略优势。实现这一转型，需要一场深刻的、超越经济层面的治理哲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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