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AI迅猛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推崇，再次将一个恒久的理论命题置于人们面前：怎样跨越技术突破带来的“陷阱”，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本文作者以《技术陷阱》一书为线索，通过与历史上的数次技术革命比较，分析了AI可能造成的“技术陷阱”：进一步取代普通劳动者，难以创造就业“增量”；重构中产阶级；挤压人类价值和意义属性的空间，引发“意义危机”。基于此，作者提出了规避“技术陷阱”的具体措施，关键在于面对AI冲击，要为人类智慧的迸发保留一份“自留地”，对处于劣势的群体提供补偿和支持。
本文原载《读书》2025年12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刘丹，原文标题：《〈读书〉首发｜刘丹：人工智能时代何以跨越“技术陷阱”》，头图来自：AI生成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深远而全面，既有风险与挑战，也蕴藏着巨大能量：穿戴式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听障、残障人群有尊严地生活；智能驾驶可以降低各种人为因素引发的事故的发生概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AI对一些处理机械文字的行业产生了技术替代；在人形机器人方面，产品功能也在迅速进化。
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其用途如何，这就引出了一个恒久的理论命题：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怎样适应？怎样趋利避害，最终跨越技术突破带来的“陷阱”，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的《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一书，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更远时期以来的技术创新史为依据，探讨了技术进步对社会成员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复杂交叠影响，从发展规律的宏观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答。
弗雷认为：“技术进步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决定了人们对它的态度。”如果AI时代能够像工业革命时代一样，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种类的就业机会，并且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我们就能更好地跨越“技术陷阱”，实现“AI让人类更加美好”的愿景。
《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中译本封面（来源：douban.com）
一、怎样从历史视角看待人工智能时代
弗雷将人类技术文明史分为大停滞——前工业革命时代、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大平衡——美国工业革命、大逆转——计算机时代、未来——包括人工智能时代。即便在“大停滞”时代，也充满了创造性和智慧（如蒸汽轮机的发明等）。
只是在当时“技术的主要作用在于充当保持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非服务于经济利益”，而缺乏市场需求成为前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并且奴隶制和农奴制的长期存在，使得在前工业化时代，奴隶经常比机器更便宜，劳动力成本低于技术推广成本，“这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人们缺乏动力去使用和推广取代工人的技术”。
此外，技术进步和机器推广陷入困局的原因还包括政治风险（当取代技术盛行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执政者为了巩固统治经常会阻碍取代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文化理念（迷信文化盛行会阻碍大众对于科学的认知和态度，影响科技创新）等，在这些因素的禁锢下，人类技术进步陷入长期停滞。
在“大停滞”之后，英国和美国分别主导了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自身的“大国崛起”。英国因“黑死病”肆虐产生较大劳动力缺口、工商业阶级执政的政治结构有利于技术市场化，并且还有大量殖民地作为原料供应地及市场，为技术推广铺平了道路。
英国内部也出现了工资停滞不前、利润突飞猛涨，但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大分流”困境，工人的工作境遇堪忧，此外还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美国则吸取了英国的经验和教训，从福利体系和失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工会组织的建设（缓和了劳资矛盾）、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等政府部门的设立和《全国劳动关系法》等法律法规的健全等方面综合施策，极大提高了工人待遇，缓和了技术进步对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就业的不良影响，因而迎来了新的技术“井喷期”。
除了以上两国各自的优势举措之外，工业革命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也使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力求在更多科技竞争“主战场”拥有一席之地，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破除各类制度性障碍，甚至不惜提高关税，通过“贸易战”来保护和维护本国技术优势。
技术演进示意图（来源：researchgate.net）
弗雷认为，技术进步总体上让人类社会稳步向前发展，连曾经的“卢德主义者”也承认技术进步让他们比以往的世代都生活得更好，但当这种技术进步危及他们就业之时，出于生存压力他们会果断反抗。因而技术进步并非一定对应着积极或消极后果，关键看它是否能造福于大多数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影响着人们对某项技术的态度。
二、技术进步中的劳动与就业
劳动与就业关系着千万家庭的生活水平、社会稳定及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总的来说，技术对劳动和就业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技术进步提升了某一行业的生产效率，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以及围绕某项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和维护而产生新的岗位需求，这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就业水平。
但也有一些技术的推广替代了某些常规的非技术性工作，之前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动者被迫转向低薪服务型岗位，导致其收入不断下降，并且这些低薪服务型岗位也持续受到技术进步的冲击，最终出现生产率持续提升，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且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技术陷阱”。
这就引出了技术创新的属性和类型，不同属性的技术创新对于劳动和就业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创新按照属性可分为使能技术与取代技术两类。取代技术让工作和技能变得多余，而使能技术会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完成已有任务，或为劳动者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
美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发明绝大多数属于使能技术，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创造了先前从未存在的新兴行业，包括汽车、飞机、拖拉机、电器、电话和家用设备的生产，这些行业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自计算机时代的自动化开始，“虚拟网络世界”对“现实世界”产生了较大冲击，许多线下的商场、店铺、超市纷纷倒闭，致使原本从制造业失业转移的劳动者再次面临着失业，尽管之后互联网经济和平台经济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技术进步已经开始从“使能技术主导”不断向取代技术方面发展，普通劳动者的岗位有着被替代的风险。
自此，劳动也日益分化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两类，这两类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原本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人等中产阶级的就业空间不断被压缩，只能转而从事劳动报酬更低的低技能岗位，但这些岗位也被计算机技术带来的自动化革命侵蚀，使得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促成了一批高度依赖其发展的“符号分析师”岗位，包括经理、工程师、律师、科学家、咨询师等，这些岗位因为具有较高的学历门槛和技术壁垒，相对收入较高且竞争相对和缓，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被拉大。
尽管如此，计算机时代尚未形成对人类劳动的实质挑战，因为“在感知和行动能力方面，计算机很难甚至不可能具备一岁孩子的技能”。但在AI时代，机器逐渐模仿乃至在某些复杂场景超越了人类智慧（如人工智能围棋已经完胜人类棋手）。
随后，基于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与训练，大语言模型日臻完善，人形机器人也逐渐具备了人类的运动形态，在很多非技术性岗位上对人类就业构成了挑战，而这些技术本身带来的新增就业屈指可数。但现在仍然乐观的一点是：AI尚无法处理它们训练数据以外出现的新情况，仍然依赖于人类操作，本质上仍是“机器”的延伸。但在不远的将来，或许AI会突破这些限制，甚至拥有自我意识，那个时候非技术工人将何去何从？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5年技术与创新报告》，在同样的测试中，AI在语言理解、阅读理解和图像识别方面的表现已优于人类，在手写识别、语音识别方面的表现与人类基本持平（来源：unctad.org）
总的来说，相较当今AI时代，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乃至之后的计算机时代基本处于或为“增量时代”的延续，填补了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项“空白”，因而更多属于使能技术。因为尚存技术“空白”领域，技术替代也具有阶梯性和空间差异性，只要确保劳动力的流动性，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将很快便能在其他岗位重新就业，即便报酬可能更低。
但随着“空白”逐渐被填满，更多的技术创新只能着眼将已有领域的技术或者设备升级，或偏向取代技术的发展，甚至瞄准人类机能本身，从而进入技术进步的“存量时代”，而发掘存量必然会对既有的劳动和就业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在AI时代，技术壁垒更加明显，普通劳动者难以介入，尤其是受AI冲击而失业的低人力资本劳动群体，未来如何给这些劳动群体创造更多低门槛和技术壁垒的就业岗位，成为AI时代的重要考验。
三、技术进步中的“中产阶级”
赵海均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中提出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较为理想的社会阶层分布模式，这种社会结构以收入两极分化较小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特征，要想维持这种社会结构，重要的策略就是“扩中”，确保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之后，这些地方的流动性就会大幅降低”，而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取代技术推广带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意味着向上流动的途径基本被关闭。而流动性缺失会抑制社会活力，加剧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的长期均衡发展。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发展史，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基本呈现“波浪式”发展趋势：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曾经陷入工资停滞不前、利润突飞猛涨，但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大分流”困境，导致中产阶级急剧萎缩。
而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萎缩的中产阶级又重新得到发展和壮大，其中的影响包括使能技术的大规模推行，催生了一大批新兴行业，产生了大批在制造业工厂操作机器的“蓝领工人”群体，他们也是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庞大的中产阶级支撑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美国因此在“二战”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
但此后随着经济形势下滑、生产线向其他国家迁移以及取代型技术推广催生的制造业自动化所引发的失业浪潮，这些“蓝领工人”被迫转行或与处于就业底层的非技术普通劳动者竞争，中产阶级再次萎缩。
并且，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AI和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演化，AI已经越来越接近人类智慧和行动能力，可供中产阶级就业转移的空间越发狭小。AI大模型大多以开源免费使用的方式来获得训练所需数据集，可以与其他办公软件、政务服务系统等自由对接，而这些工作任务背后的“白领”和“蓝领”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中产阶级有着持续萎缩的风险。
AI时代中产阶级可能指的是那些尚未或者难以被AI进行技术替代的行业从业者（如法官、公共政策制定者等需要情感注入、重视公平正义，理发师、厨师等需要具备感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劳动者）。他们介于AI核心圈层和普通劳动者之间，所谓AI核心圈层就是指AI技术本身及与AI关系密切的技术性行业企业的从业人员，这些技术型工人因技术壁垒而处于就业顶端，是各类技术的研发者和推动者，较难被技术替代，有着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类型收入。
而普通劳动者指的是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低人力资本劳动者，他们的就业机遇将会受到技术替代和中产阶级向下“汲取”的双向挤压。未来，大部分行业和岗位都将受到技术的改造或替代，非技术型劳动者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中产阶级的定义也将继续调整与优化。
四、技术进步与人类能力
弗雷在书中用较大篇幅探讨了技术进步对劳动与就业的影响、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但对于技术进步对人类本质能力的影响却未着笔墨，这也是本书最大的局限。人类本身并不是作为工具而是作为价值和意义而存在的，技术进步固然提升了人类的工具属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甚至探索了很多未知领域，填补了多项人类认知空白。
但是，过于强调工具属性将会挤压人类价值和意义属性的空间，机械化和智慧化都是将人类思维抽象为线性思维，更强调理性，但人类生活在更多方面展现出的是非线性的感性思维，二者具有同样意义，并且感性思维是未来AI如何进化都难以替代和企及的思维方式，也是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总的来说，技术进步对劳动与就业的影响属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则属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对人类本质的影响则属于文化和伦理领域，三者都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缺一不可，这也是该书框架设计的主要局限，但整体上仍给我们如何适应AI时代提供了很多有益启示。
技术进步与人类能力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促进”或“抑制”来回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非线性的。诚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诸多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环境与工具的种类及使用能力，但人类的智慧和行为也越来越依赖技术，甚至产生了“技术依赖症”，即离开了某项技术的辅助之后，我们已经无法开展之前能够自如的某项工作，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这些技术的生活。
并且由于过度依赖技术，尤其是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滥用使得一些需要创造力和灵感的人群产生了“意义危机”，若任由AI生成的诗歌、电影、书籍等充斥人类社会，不仅会埋没原本具有才华的创作者，更值得担忧的是这些缺乏人类智慧的作品最终会削弱人类的情感和感性思维，还会加剧人类生活的心理危机和存在空虚。
因而，对于AI技术的发展也应设立动态“负面清单”，即AI限制发展的领域，根据社会发展现实对其中的场景目录进行调整，为人类社会保留一份纯真，也为人类智慧的迸发保留一份“自留地”，让能够代表人类智慧的创作者能够静下心来持续创作，为人类贡献更多优秀作品，彰显人类的智慧之光。
另外，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造成对人类能力的“挤出效应”，比如AI技术等的快速发展需要海量数据作为基础，但这些数据之中包含较多个人隐私数据，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成为未来AI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并且，技术本身是一种工具，无所谓好坏，对其评价在于何人在何事使用：若出现犯罪分子运用AI换脸进行诈骗、AI智能语音拨打诈骗电话等非法用途，平台运用算法压榨底层外卖员或快递员等应用场景，AI技术无疑是负面的；但若AI用于辅助医疗、协助警察分析线索证据、帮助人类从事危险繁重的工作等场景，AI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五、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未来
若AI代替的是无效劳动和低效劳动，那么AI无疑具有提升生产效率之功效，但生产效率并非人类社会的全部，AI有可能会使一部分人丧失价值意义，尤其是手工艺传承、曲艺等具有师承关系的手工技艺和语言艺术，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瑰宝，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将这些一股脑儿用AI替代。
另外，诸如公共政策制定、司法审判、基层治理等关系国计民生，需要效率更需要公平和温度、情感的关怀的领域，AI只能起辅助作用。因而，我们要区分哪些行业适宜推行取代技术、哪些适合使能技术，不能因为取代技术影响就业这一单纯论断就拒绝这类技术的发展，而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考虑人类情感诉求和社会公平，有步骤地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各类“未来产业”，合理规避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放大其积极效应。
我以为，规避“技术陷阱”需要做的有几个方面：
一是提供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果使劳动者的收入得到普遍上涨，并且能够使失业人群快速再就业或得到一定保障，技术进步的阻力就会大大下降，而这也将推动技术的迭代升级。
二是缩小岗位之间的门槛和壁垒。在人工智能时代，除了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等重大行业和领域以外，应该降低其他岗位之间的门槛和壁垒，使得劳动者可以在这些行业部门自由流动，实现自身人力资本收益最大化。
三是加大针对全民的免费义务AI培训。各级政府应当下拨专项经费，投入到针对全民的免费义务AI培训，并将AI通识课程酌情增加到大中小学的必修课之中，依托单位、社区等组织实施免费义务技术培训。
四是设置工资保险和实行税收减免。对于一些处于劳动生涯晚期的失业者，通过受教育和接受培训来使他们重获就业机会是不太适合的，失业保险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采取“工资保险”的形式——如果工人被迫从事低薪的工作，他们将会获得补偿。另外，还要加大对低收入劳动者的税收抵免和专项补贴及福利住房供给。
五是持续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劳动者积极参加各类教育和培训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与知识储备，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来抵御可能的技术冲击和抗风险能力。
六是促进劳动力的城乡和区域自由流动。技术扩散具有阶梯性，不会平均且快速地扩散到所有地区，总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依次扩散，而被“替代”的劳动者可以转移到还未被取代技术波及的地区。
七是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和人文关怀。面对技术狂潮的侵袭，需要保留更多人文记忆“自留地”，让一些传统技艺得到传承和发展。由于算法壁垒和技术霸权，个人在平台企业和技术面前是脆弱的，因而要更加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使人们能够安心享受AI时代的技术红利，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瑞典]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著，贺笑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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